理解儒家如何组织农民去打仗，就首先得理解农民这个群体，首先一个问题是理解农民不能离开他的土地，士兵说：“三天看不到地里的庄稼，心里就觉得空唠唠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类似的话你可以在很多历史记录中找到。农民组成的军队离开家时间长了就会发生逃亡，所以地方上的军队很少能够跨越三个县的距离去作战，因为过了三个县再回去就需要七天，作为全部庄稼人组成的队伍，士兵会闹情绪，队伍是不好带的。
古代大多数地方军队就是这个水平，地方上的武装几乎无一例外是以一到两个县为核心地盘，影响力波及周边几个县，直线距离一般不超过3个县，最远不超过省界。
可是只能走3个县的军队在需要的时候能起到多大作用呢？遇到秋天越过长城劫掠的游牧大军只能龟缩防守不能主动出击。缺乏外线作战和连续作战的能力决心，打输了跑不掉，打赢了追不上。要让农民军队形成更强大力量，除非采用两个办法：一是给钱给政治待遇。二是编户齐民。
钱和待遇都是给组织者，即给地主的，在儒家体系内以物质条件和政治利益的方式使地主群体有外线作战的动力，使其与上层有更深的联系，更多的瓜葛，就有更强的动力免除后顾之忧。比如由财政向地主武装支付粮饷，地主们更看重的是功名，这使其家族获得政治上的上升通道。这会让地主愿意调动人财物，把原来守卫自有财产的农民军升级为以雇佣关系为纽带的野战军。
第二种手段编户齐民，其实是让地主采用更强有力的组织手段，逼迫农民离开土地，去外线长期作战。一般历史在这个时候就会让挂万顷牌的大地主出场了。万顷地主在地方上事实上行使地方管理权力，只要获得朝廷许可，大地主编户齐民按家抽丁组成军队跨省作战是可以做到的。
以上两种方法都是统治集团所不愿意采取的，因为给地方豪强政治待遇，让他们在自己原本只代行权力的地方掌握政治权力，也就意味着地主们可以越过省一级官员，直接与中央对话，进而讨价还价，这本身是对中央权威的极大削弱和挑战。
只有在形势演变到不得不需要更多力量的时候，统治集团才会允许地方兴团练，并给地方豪强派出种种官职头衔。这本质上仍然是地主阶层内部的讨价还价，不过是中央派人到地方上与地主谈判，割让小民的治权为代价换取其许诺效忠。
但是接下来，问题来了。如果说儒家在地方运作上对军备的组织方式本身是对中央权威的削弱。而问题在于这些军队本身最主要的目的是维护自身团体利益，或者说就是在维护作为核心的万顷地主的利益。他们本质上对超过本家3个县之外发生的事没有兴趣，宁愿做个看客。甚至只要入侵者愿意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投靠。这一点极容易被入侵者利用，屡试不爽。
这一点最清晰的是明末，后金政权的政客政治情商比较高，他们懂得利用明朝地主阶级的这个特点。多尔衮进入北京之后，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召集河北山东30多家大地主，允诺保护他们的财产利益。很明显，在入关之前，后金高层就知道河北山东这些大地主的名声，知道他们的身家和所代表的力量。而相应的这30多家大地主也十分知趣的拥护后金政权。这极大加强了后金的军事力量。表现在多尔衮派往西安征讨李自成的八旗军只有2万人，但抵达潼关时已经暴涨到8万人，并且军队质量上乘，在技战术和数量这两个数值上都压倒了李自成的6万主力部队。潼关一战，李自成输了质量也输了数量，从各方面意义上都退出了争夺天下的比赛。而地主们和清军都成为了胜利者。地主们用同胞们血保护了自己的财产。天下动荡的成本始终是由小地主和小民承担的，大地主反而在乱世中获得了实惠。
地主阶级虽然在明末涌现出一批抗清志士，但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些人只代表他们个人，而不能代表他们背后的家族。他们背后的家族可以向清廷提供几十万兵力，但张煌言等人的抗清始终形单影只，孤掌难鸣。
可以说儒家对军队的组织方式，是依赖于地主阶级，那其在乱世的投降派作风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一切都是由经济利益所决定的，以忠君为旗号的儒家在具体的军备操作上，却是无比的忠诚于其利益使然。
基于以上，如果我写一部穿越到明末的小说，要抗清首先要让自己成为身家万顷的大地主，而不是去朝廷里做什么劳什子军官。因为军官想要靠朝廷拨款抗清根本不现实。唯一现实的是有了大地主的身份，再进一步获得私人武装和地方财政支持，才有真的抗清报国的可能，而且也只是一种可能。毕竟河北山东30多家大地主，他们的选择都忠于了阶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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