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戈里：人民民主 PK 西式民主之三大本质特征——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经典工作回顾

 

2020年初，新冠肺炎席疫情卷神州大地后，不到两个月就被有效控制，中国转而成为全球难得的“诺亚方舟”。中国共产党挽狂澜于既倒，创造了让世界震惊的医学奇迹，展示了让傲慢的西方政客望尘莫及的强大组织力。可以断言，疫情平息后，世界各国政界学界探寻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真谛的热潮，将空前高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资深时事评论员斯坦·格兰特甚至惊呼：“如果中共最终给我们上了一课，该怎么办？”。

 

值得警惕的是，在新冠肺炎引发的舆论潮中，中国公知和西方主流媒体继续里应外合“带节奏”，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人民民主制度归类于“威权体制”“专制体制”，企图引诱“吃瓜”民众跟风。此类话语经西化主流媒体和公知们多年推销，已经构建了不容忽视的舆论市场。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本原的民主制度已经被大众所生疏。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共消化、改造了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188万人。当年，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这世界五千年战争史上空前绝后举世无双的辉煌成就靠什么？靠民主运动！

 

在阶层分裂的时代，不同的民主内涵和民主形式通常能带来不同的利益倾斜。站在草根大众的立场上看，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人民民主，与公知推崇的西式民主比较，其权益和权力的归属有着向民众倾斜的草根性，其制度操作有着防范极端的科学性：

 

 

一、最重要的民主权利是民众的生存权

 

民主的内涵，不同阶级、不同政党、不同国家，乃至于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主流话语，多有不同解释。比如，后毛泽东时代的《现代汉语词典》就逐渐删去了民主定义中的阶级性表述。

 

随之，便有了依据西式民主定义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人民民主制度的质疑。而这种质疑，早在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前就有过，而且争论激烈。

 

笔者的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二版。以下简称《心路沧桑》）曾记载1946年我军在改造海城起义部队之初，部分起义军官对中国共产党民主制度的质疑： 

 

在一次关于解放区民主制度的讨论中，一位起义军官一边频频点头，一边提出了一个令（解放军干部）卢昭始料不及的怪问题：“哦，民主，民主！解放区有几种报纸？”

 

卢昭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好像只有《东北日报》。”

 

“大后方有几种报纸？”军官继续问道。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离开昆明的时候，昆明有《中央日报》《民国日报》《云南日报》……”

 

“现在就更多了，还有《大公报》《平民报》《正义报》《扫荡报》……有十来种吧？”另一位军官插话。

 

卢昭纳闷，他问这个干啥？

 

提问者狡黠地一笑，伸出了一个手指头：“大后方有多种报纸，各党派可以通过舆论随时监督、批评中央政府。你们解放区只有一种报纸，这能叫民主吗？”

 

卢昭年幼时曾患有口吃，参加八路军后，经常深入群众，在众目睽睽之下演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日久天长，练就了机关枪似的“铁嘴”。

 

军官的提问使他又张口结舌了，上下嘴唇颤了好一阵子，始终没吐出一个字来。

 

军官们都笑了。

 

这一笑，刺激了卢昭敏感的自尊。惊醒的自尊，又激活了大脑深处瞬间被抑制了的思维细胞，他几乎一口气将一串连珠炮式的反问“回敬”了对方：“土豪劣绅残酷地盘剥贫苦农民，解放区有吗？讨小老婆、发国难财的贪官污吏，共产党内有吗？抓壮丁、买卖壮丁、吃空额、喝兵血、打骂士兵、残杀逃兵等封建旧军制，八路军、新四军有吗？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固然比解放区多，但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他们给过人民群众多少权利？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不解决，空谈舆论监督，于人民群众何益？”

 

军官都不笑了。提问的人，无言以对。

 

那年头的共产党人，都这样理直气壮！ 

  

我采访过230多名历史亲历者。不少起义士兵说起国民党军队就要破口大骂：“狗×的国民党，就是不把当兵的当成人。当官的杀个士兵，就像杀个小鸡那么随便！”

 

我在《心路沧桑》一书中记载： 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军官打骂士兵、残杀逃兵现象十分普遍。有的甚至一边殴打士兵，一边公开宣称：“这叫黑暗专制！”士兵刘绍云所在连队从云南开赴越南受降途中，军官只要发现士兵走不动路了，就用刺刀捅死，再一脚踹下红河。士兵江源涛亲眼所见，一名士兵因骂了营长，军官便“集合全连实行千刀万剐，先刮眼皮，再挖眼、耳、鼻……”士兵刘家禄在云南路南时，连长曾逼迫他吃逃兵肉，刘家禄不肯，连长就威胁：“你们当班长的不吃，就吃你的肉！” 据《董其武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和《高克林回忆录》（内蒙古出版社1987年版），在董其武所属部队的一次控诉大会上，一位起义士兵哭诉道：某逃兵被抓回后，杀了37刀。逃兵的肝肺被挖出来后，还要强迫死者的父亲去吃！

 

阶级社会中的民主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普世”的。

 

后毛泽东时代的《现代汉语词典》删去了关于民主的阶级性表述，并将民主定义为：“人民有参与国事或对国事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

 

以此定义作现实的、具体的衡量，在国民党旧军队，广大士兵群众可以被随意剥夺生存权、生命权和人格尊严，谈何“参与国事的权利”？鼓吹“普世”的“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与民何益？

 

我党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最核心的内容和最有效的形式，是充分发动广大起义官兵开展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的控诉运动——改造之初，起义官兵多有抵触，甚至发生叛变，一经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几乎是瞬间，他们就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进而，完成了民主意识的最初启蒙。

 

 

当年，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的“控诉运动”又称之为“民主运动”，是有道理的——民以食为天，草根大众跟着共产党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制度，进而当家作主，所“参与”的，是最大的“国事”！由此，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

 

也正因如此，在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共产党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不惜一切代价采取了封城、调集全国四万余医务工作者驰援湖北等一系列战疫举措，才力挽狂澜，傲视天下。

 

相比之下，几乎是脚前脚后面对同一疫情大爆发，公知们迷恋的“天堂国”“绅士国”政客却公开强调“国家经济比老年人生命更重要”（环球网2020年03月24日报道），反对卫生防疫专家关于“保持社交疏远的措施”，甚至鼓吹放任疫情肆虐的“群体免疫”。他们打着“维护国家经济”、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的旗号，本质上是轻视草根大众的生命及生存权，维护资本逐利的本性需求。因为，有钱人不愁“看病难”，怕的是防疫影响企业开工，赚不到钱。

 

二、最实在的民主形式是士兵委员会制度

 

从形式上看，西式民主虽然能给底层民众以“普选”国家首脑的权力及相应的“言论自由”，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第一，饥寒交迫为衣食奔忙的底层民众对“普选”有多大兴趣？对候选人又知情多少？他们当中又有多少人能拒绝选票换饭吃的诱惑？如此“普选”，又如何不蜕变成“黑金政治”？第二，在西式民主之下，劳动者对老板，士兵对长官，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吗？

 

而这，实实在在地关系到占人口绝大多数底层民众的生存。

 

不难看出，西式民主虚伪外衣包裹的，是其为资本服务、为权贵服务的反草根性！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士兵委员会”为标志的人民民主制度明确规定：草根民众有监督直接管理者并参与管理的权力！

 

中国共产党这一制度性的草根民主，创立于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的“三湾改编”，定型于1929年12月的红四军“古田会议”，在解放战争系统化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之“三大民主”的过程中，开创了举世无双的一系列战争奇迹（详见《淮海战役功劳谁之最——兼述被淡化被抹杀的我军战时基层政治工作》，察网链接）。

 

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是这一系列战争奇迹的缩影。其中，士兵委员会的建立过程及其作用的发挥，《心路沧桑》记述： （指导员）浦绍林说，（在改造起义部队过程中）建立士兵委员会很费了一番唇舌。你要打消士兵的顾虑，因为士兵当奴隶惯了。你还得打消军官的猜疑，告诉他们，成立士兵委员会不是和军官作对，解放军所有连队都要成立这个组织，这是人民军队性质决定的。

 

经过充分的思想动员和酝酿，按指导员的要求，全连官兵先就士兵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提名，再组织差额选举。那时，连队士兵没几人识字，选票只好用黄豆代替。在全连军人大会上，候选人一律背向全连官兵坐在一排板凳上，每人背后放一个空碗，指导员端来一小盆黄豆，按应选人数发给每个官兵相应数量的黄豆作选票，选举人依次从候选人身后经过时，想选举谁，就在谁背后的碗里丢上一颗黄豆。投票完毕，再由监票人当众数黄豆，得黄豆多的当选。

 

士兵委员会成立后，先实行经济民主，由经济委员协助干部管理连队的伙食，监督收支，并定期检查，每月公布账目，节余下来的“伙食尾子”分给大家。指导员介绍说，这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二十多年前在井岗山上订的规矩。

 

第一次领到“伙食尾子”，钱不多，士兵那个激动啊，一个劲地说：“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就是好！”

 

军官也感慨：“就凭这一件事，国民党军队也该败给八路！”

 

在经济民主中发挥作用的士兵委员会，在政治民主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整个控诉运动的摸底、发动工作，指导员都得到了士兵委员会的有力配合，各级召开的控诉大会一律由士兵委员会或士兵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主持。从前见了当官的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士兵，如今理直气壮地主持控诉旧军队的军人大会。变化，如同地覆天翻。

 

这最大的变化，是士兵有了“言论自由”。第四四三团迫击炮连士兵任成说：“我五十多岁了，当了三十多年兵，想不到今天也能说心里话了！”

 

士兵的“言论自由”是有制度保障的。各连队士兵委员会全部建立后，再以师为单位召开士兵代表大会，隆重庆祝广大士兵群众的翻身解放。

 

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是毛泽东历来的革命主张，也是中国共产党扭转乾坤的力量源泉。 《心路沧桑》还有起义部队士兵委员会建立后，干部自觉接受战士的监督和批评的历史回顾： 浦绍林在全团介绍经验没多久，自己就犯了一次“错误”。

 

那是鄂西战役的行军途中。连续几日，每天翻山越岭一百多里强行军，非常疲劳，行军掉队的又多了起来。从吉林榆树补入的翻身农民小崔是个平脚板，没走过远路，南方的大山更没爬过，几天走下来，脚板痛得钻心，又逢下雨，在山路上走几步就要“啪”地摔一个跟头，几乎天天掉队。

 

指导员通常走在全连行军纵队最后。那天，小崔又掉队了，先是班长接过他的枪，继而是副班长扛上了他的背包，再后来米袋子落到了浦绍林肩上。小崔还是走不动，特别是过河，脚一浸到冷水里就抽筋。没办法，只好让别人背着过河。

 

小崔越走越慢，离队伍越来越远。鄂西是新区，土匪多，浦绍林心里那个急呀！越急，小崔走得越慢，终于当浦绍林亲自把他背过一条小河后，小崔开始耍赖了：“指导员，我实在走不动了，不走了！”

 

心急如焚的浦绍林忍无可忍，上前两步，飞起一脚踢在小崔的屁股上。

 

“你指导员还打人？”小崔嚷了起来。

 

“打人？”浦绍林先是一怔，随后一肚子不满脱口而出：“这几天，你的枪谁在扛？你的背包又是谁帮你背？你的米袋子落在我肩上的时间还少吗？背你过河我有二话嘛？你是人，我们共产党员就不是人啦？”

 

“你是人，我们共产党员就不是人啦？”今天某些共产党员也这么说过，但变味了。当时，在刚刚被改造过来的国民党起义部队中，这话却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内涵。

 

浦绍林那天没想什么“历史内涵”，他只想着不能让战士掉队。越说越气的浦绍林抄起路边一根树棍，大吼一声：“你不走？你不走我还打！”

 

没等树棍落下，小崔起身走了，没再让人搀。

 

当晚，指导员打人的事在连队传开了。针对个别“群众反映”，严于律己的浦绍林在鄂西战役结束后的休整期间，就自己的“残余军阀作风”问题，主动在全连军人大会上作了一次深刻的检讨。

 

各班讨论时，对指导员的检讨产生了截然对立的两种意见。

 

“干部打人是军阀作风，应该受到批评。”持有这种意见的主要是新补入的翻身农民，但在连队战士中占少数。

 

起义士兵听了很反感，一群云南老兵嗓门吼得老高：狗屁军阀作风！军阀作风你见过？指导员剥削谁了？压迫谁了？当官的帮当兵的背东西，背当兵的过河，有这样的军阀吗？打人？该打！我说打轻了。那天指导员打他是为他好。在大山里行军掉队后，被土匪剥光衣服弄死在路边的，我们又不是没见过。一个家庭，老子还打儿子呢！不该打？那你说怎么办？他身上的东西全让别人帮他背走了，道理也讲够了，难道让他一人在河边坐到天黑？或者让指导员陪着不走？

 

浦绍林制止了起义士兵理直气壮的反驳，明确支持了对自己的批评，这不仅仅是高姿态，重要的是，他要维护自己呕心沥血向起义官兵灌输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

 

都说，那个年代战士给干部提意见，面对面，真尖锐啊！第四四五团炮连副连长杨宗仁回忆，鄂西战役的一天，本连驮炮的马摔下了山，杨宗仁见到下山找炮的战士就问：“炮摔坏没有？”炊事班长听到这话就提了意见：“怎么不问人摔坏没有？说明你的立场还没转变！”杨宗仁后来感慨：“这是我一辈子的教训。”

 

被浦绍林、杨宗仁们视为政治生命的“群众反映”，曾是毛泽东时代共产党队伍用以评价干部、约束领导并且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流行词语，如今，已趋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贬斥“冒杂音”。

 

干部队伍流行词语的这一更替，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曾说：“在井冈山时期，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页）

 

士兵委员会制度是保障底层士兵切身利益的“草根民主”。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的彻底的“草根民主”面前，部分旧军官曾经有过的抵触情绪及对立言论，用不着“压制”，便销声匿迹。 

 

 

抗美援朝时期的浦绍林

 

如此的民主形式，西方有吗？资本寡头敢吗？能吗？秉持洋奴立场的公知认可吗？

 

三、最科学的民主政体是民主集中制

 

受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以及季风气候影响，在孕育中华文明的黄河流域，炎黄子孙不断与水旱灾害做斗争，特别是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相当一部分区域“十年九不收，一收管三秋”，要生存，就必须年复一年地治水，就必须通过权威将分散的民众集中起来，于是，有了集中制的政体传统，有了中华文明千年不衰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大一统”思想传承。

 

改革开放后，受西化思潮影响，以公知为代表的不少知识分子不懂集中与民主都各有利弊且能“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0月25日）的辩证法，无视绝对的集中和绝对的民主都要带来灾难后果的历史教训，他们以西方特别是“灯塔国”民主制度为标杆，不仅将坚持“集中”的制度简单地归类为人类公敌的“专制”，其攻击矛头还直指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

 

他们之所以猖獗一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以至于让大众生疏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率领亿万人民群众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和前所未有的民主建设，特别是既能遏制专权滥权又能防范极端民主化还能防止“党争”泛滥的民主政体——民主集中制，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民主主义改造，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用控诉运动彻底摧毁了旧军队长官对士兵的专制压迫后，通过建立党的各级委员会和政治工作制度，使以士兵委员会为标志的草根民主得到有效保障。

 

我在《心路沧桑》中，记述了在改造起义部队的控诉运动中，通过“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来防范极端民主化的历史片段： 浦绍林连的经验很快得到推广，各团相继召开“团结大会”，示范典型，而后以连为单位吃“一条心饭”。新型官兵关系随之建立。

 

然而，浦绍林却没能在三营机枪连呆下去。一天，师政委陈一震、团政委唐钧将浦绍林找了去：“组织决定将你和本营八连王指导员对调工作。”

 

“为什么？”

 

“八连的控诉运动没搞好。前两天，八连士兵集体到团里请愿，非要把他们原来的洪连长揪回连队，面对面地斗争。”唐钧说话比较直率。

 

陈一震是多年的“老政工”，看问题习惯做细致的思想分析：“请愿事件说明，八连的控诉运动未能将士兵的仇恨引导到军阀制度上去，偏了。当然，王指导员是位参加过海城起义的好同志，只不过人老实厚道，办法少了点。你去了以后，八连的控诉运动一部分要重搞，一定要在根本问题上深入下去。”

 

浦绍林走马上任（八连指导员），背包刚一放下，士兵就围了上来，七嘴八舌。

 

这个说：“洪连长从当排长时起，全连哪个士兵没挨过他打？有没有道理他都要打，下手特别狠！”

 

那个讲：“这家伙克扣军饷，克扣伙食，从不让我们吃上一顿饱饭！”

 

勤务兵尤其恨他：“连长每到一地都要弄个女人来，老婆不是老婆，太太不是太太，部队一换防就把人家一脚蹬了。弄来的女人什么活都不干，裤衩也懒得洗。我侍候他们做饭、洗衣服、端屎、倒尿，稍不如意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浦绍林心里明白，士兵们的仇恨是控诉运动激发出来的。这仇恨是改造起义部队根本的内在动力，只能引导，不能压制。他索性放下别的事情，做起士兵们的思想工作：“在旧军队，欺压士兵，喝兵血的，就他一个洪连长吗？”

 

“岂止他一个？当官的好人不多！”士兵们几乎嚷了起来。

 

“那么，你们说句良心话，在旧军队，要是你们也当上了军官，能不能做到不打骂士兵，不贪污粮饷？”浦绍林的这一问，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批判国民性相通的——“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

 

士兵们哑然了，舌头全短了一截。

 

浦绍林不再发问，耐心劝说道：“你们大家，包括我本人受的苦，根子在旧制度上。旧制度在，官大一级压死人，没有洪连长，会有张连长、李连长。旧制度在，相当一部分受压迫的士兵一旦混上个一官半职，保不准也会变成人人痛恨的‘洪连长’。在旧军队，士兵受压迫，但士兵并非仅仅受压迫，班长打士兵，老兵打新兵，当兵的打老百姓，少见吗？我们控诉旧军队不是为了报私仇。仇恨应该集中到旧的社会制度和军阀制度上去。”

 

这么一说，大家的气顺了许多，但还有人不服：“难道他就没责任了？”

 

“不！”浦绍林斩钉截铁地回答：“他有无法推卸的责任。但共产党有政策，‘既往不咎’。处置他对解放全中国不但无益，反而会产生很坏的影响。日后谁还敢率部起义？你们要相信组织会教育他认识自己的错误。你们也要相信洪连长会交代罪行提高认识的。至于他将来如何分配，要看他的表现，若能回来，我敢说，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他不会再是从前的洪连长了。”

 

“士兵厚道啊！这么一解释，大家都接受了，个人恩怨一笔勾销，请愿事件也平息了下来。”（海城起义上等兵）浦绍林也是过来的人，士兵受的苦、遭的罪，他完全理解。

 

八连的控诉运动经浦绍林补课后转入正轨，连队面貌焕然一新。 《心路沧桑》还记述了改造起义部队过程中，通过“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来防范干部专权滥权的历史截面： 经过兴隆整训，（海城起义准尉）林家保又发现：“八路”的政工干部威信高！

 

入党后，林家保进一步发现：在谁服从谁的问题上，国民党讲盲从，对不对都得听。在八路军，凡大事都要经过党支部讨论。

 

海城起义部队组建第三支队参战不久，林家保由排长提升副连长。两个月后，支队副政委兼营教导员卢昭和营长李维禧找林家保谈话，要他改任副指导员。连队的突击排通常由副连长带队，副连长等于一个敢死队长。林家保听说改行，犯疑惑了：“是不是认为我怕死？或者认为我打仗出了什么问题，指挥不当？”

 

两位老八路告诉他：“指导员、副指导员的工作就是党的工作。党内经常开会传达上级指示，需要记录，你识字，又是支部委员，若没这几条，你还没资格呢！”

 

副指导员好当，大事有指导员顶着。可没两个月，第三支队又扩编，林家保提升为指导员，大事、小事都得自己顶了。

 

连长钟毓芳也是刚提的，海城起义时是个士兵，他的水平和林家保差不多，大事、小事都往林家保那里推：“指导员就是党，党指挥一切，指导员说了算！”

 

弄得林家保很不好意思：“什么事都是我这个党说了算，要你连长干什么？”

 

不懂，问领导。副营长李德送来《中国共产党连队支部工作条例》：“学嘛！”

 

两人捧起《条例》，把脑袋一拍：啊？指导员不是党！哦，原来……林家保边学、边摸索，越干越觉得党支部这个核心重要，不管什么事，开个支委会，统一思想后，布置党员带头，没有干不好的，士气“嗷嗷”叫。

 

长春起义部队改编后，林家保担任第四四五团一营教导员，党内职务是营党委书记。这时，他对军队政治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感受：党的基层组织是克服党内和部队中错误思想的战斗堡垒。

 

1949年11月，第五十军南下鄂西作战。一次，在野三关附近追击逃敌，一连副连长高兆松误报敌情，致使全营急行军几十里白跑一趟。营长杨福赶到后，暴跳如雷，当场叫人把高兆松捆了起来。

 

林家保一看不对头，急忙制止：“老杨，要不得哟，批评一下就行了嘛！”

 

“他谎报军情，有啥子要不得的？”杨福见教导员干预，老大不高兴。

 

林家保忍了又忍，继续劝道：“高兆松不是故意的，属于误报军情。”

 

“误报军情也不行，部队白跑一趟，往返耽误多少时间？”

 

“部队又没受到损失，对整个战局也没有什么不良影响。”

 

“那也得严格执行纪律！”

 

林家保见说服无效，马上召集营党委紧急会议。果然，几位指导员一致反对杨福的做法：这又不是旧军队，怎么能乱捆人呢？乱捆人是军阀作风！

 

杨福怒目圆睁：“我是营长，有权执行纪律！”还是不放人。

 

林家保实在憋不下去了，也气冲冲地吼了起来：“营党委决定，必须放人！”

 

杨福解开腰带，取下手枪，往桌子上一摔：“营党委的决定我也不执行！”

 

林家保气得青筋暴胀，瞬间明白过来，从口袋里掏出党章，也往桌子上一摔：“党的纪律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

 

杨福争的是维护纪律这个理，在党的纪律面前，他低头了。 

 

 

抗美援朝时期的林家保

 

1921年，50来名穷师生创建中国共产党，仅仅28年就建立了新中国；又过了28年，建立了新中国强大的国防体系、完整的工业体系、万众同心的社会体系；不到100年，就能一匡天下，令旧时代一贫如洗一盘散沙一败涂地的华夏古国一飞冲天，建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为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时空中最成功的现代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优越性苍天可鉴，而民主集中制又是其最核心的制度规则。

 

我们承认，这些年来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不尽人意，亟待加强党的建设，但也要特别警惕有人把共产党叛徒、败类的问题栽赃到中国共产党旗帜上！

 

来源：旁观者更清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