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方真的像中国一样在意中美关系，现在需要的就不是给接触战略写墓志铭，而是推动对华接触战略的重生。这种重生的接触战略应该体现对双方核心利益的关切，应该存有充分的空间容纳客观存在的差异乃至分歧，应该足够稳健能够应对各种危机和风险的挑战，应该让美方以更加务实且具有建设性的眼光看待和理解中国，并最终让中美关系，以及整个世界，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017年，特朗普访华，图自新华社
纽约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亚瑟罗斯主任奥维尔•舍尔教授2020年6月7日撰文，哀悼美国对华接触战略之死，并附上了这样的墓志铭：生于1972年，2020年因为遭遇忽视而悲惨的死去。
出生于1940年的舍尔教授，算得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70余年风雨历程的同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舍尔教授确实说对了，发端于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确实已经无法原封不动的继续存续下去；但就此哀悼接触之死，则未免有些过于悲观。西方谚语有云：国王已死，国王万岁；与其悲叹无法回到过去的岁月，不如展望如何构建一个新的战略，确保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来得更加具有建设性。
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状态，除非中美两国领导人认真地准备进行一场会导向末日的全面核交换，又或者凭借技术的进步将整个国家搬离地球，进入太空寻找另外一个星球生活，接触——就是中美这两个大国的一种常规状态。
而作为美国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种国家战略选项，舍尔教授认为，它出生于1972年，始于尼克松总统在“改变世界的一周”里，对中国实施的历史性访问；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接触战略本可以出生的更早：当美国记者斯诺去延安写下《红星照耀中国》的时候，当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派驻到延安的时候，当前燕京大学的毕业生黄华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橄榄枝，探讨前燕京大学校长、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访问北平的时候，接触战略本就到了可以降生的时刻。
当时的共产党人还在酝酿着如何建设美好新中国，而彼时的美国已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1972年接触战略才来到人间呢？想必舍尔教授不会否认的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刻板印象，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精巧算计，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一个真实中国的各种错误认知，恐怕都在其中共同阻止了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早的进行接触，更早地发展出一段美好的关系。
斯诺在延安（资料图）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舍尔教授没有花费太多的笔墨，去探讨尼克松时期美国对华战略发生变动的外部环境，但不可否认的是，中美关系，尤其是美国对华战略，从来都不是生活在一片真空环境中的。1972年美国破冰之旅，当然有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的政治智慧、勇气和战略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时的美苏冷战，美国在越南战场的泥足深陷，以及美国国内风起云涌的反战运动等，都发挥了无法被否认，也不应该被低估的重要作用。
这就涉及到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看待和理解中美关系中的两种要素：利益和情感。美国对外战略中确实有理想主义的成分，早期美国精英的传教士情节确实深刻地影响了对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则自古就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说法；但实事求是的说，国家之间的关系和战略，其基础仍然是可见而具体的利益、情感、乃至情怀，确实会起到促进的作用，但其作用也不应被过高估计。靠近中国来谋求对苏战略的主动，客观上才是驱动美国启动破冰之旅的真实统计；而缓和来自北方的战略威胁，同样是导致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背景下，中国实现中美关系缓和的关键动力之一。
任何看过《上海公报》的人，都会非常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毕竟公报的前面两段全部用来表述各自的分歧，第三段开始，才是讨论共同面对的威胁，周恩来总理倡议的这种写法当时震惊了基辛格博士，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开诚布公和坦诚相待，为中美关系早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搞清楚义利在中美关系发展，以及在美国对华接触战略中的地位，更有助于澄清这样一种误解，即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是某种居高临下的恩赐，是中国从中非对称获取更多收益的安排，是让美国“吃亏”了的战略。这种观点，正是舍尔教授提及的，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在美国哈德逊中心发表言说的前置假设之一。这显然是错误的。且不说在中美关系刚结束破冰之后，就出现了美国外交官“踩着北京的肩膀往莫斯科跑”的说法，时至今日，在已经引发广泛争议的中美经贸关系中，美国企业究竟是赔本赚吆喝，还是赚得盆满钵满却还始终希望更多赚一些，也是一个可以清晰探讨的问题。
北京方面历任最高领导人始终坚持的一点是，中美关系，合则两利，这个两利，对美国而言，是实实在在的利益。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企业从中美经贸关系中赚取的利润，在美国国内的各阶层之间如何分配，这实在不是中国的义务范围。大喊美国“吃亏”的观点，在中国看来，就是要“从一头牛身上扒两层皮”，这显然已经超出了正常双边关系应有的范围。
舍尔教授的文章，尝试用看似公平的“各打五十大板”来探讨中美双方在所谓接触战略之死中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也是有失公允的。迄今为止，从综合国力上来看，没有人有兴趣否认美国对中国的显著优势。而实践来看，实力处于相对弱势一方的中国，从来都坚持要以务实合作的方式，来搞好中美关系。20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邓小平对来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司考特罗夫特将军说，中美关系终究要好起来才行，中美关系要好起来，需要美方采取主动。
201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时说“两国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2017年4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元首会晤时表示，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但另一方面，从实践看，中方表现出的诚意，或许是战略文化差异的关系，似乎通常在美方被解释为是可以继续通过施压来获取更多收益的信号。2018年至2019年，在美方对中国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的过程中，这种利用中国的善意来实施单方极限施压的动作，更是达到了某种空前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真的要探讨美国对华传统接触战略之死，主要责任，显然在美国一方，而非中国。
当然，从舍尔教授的文章看，确实还是指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似乎美方也挺重视对华接触战略的；那为什么最终这种接触战略的道路还是无法继续延续下去了呢？很多关注中美关系的人并不愿意坦率地探讨这个尖锐的问题，但实话实说，这其实是由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三个内生缺陷所决定的；简单来说，分别是：
第一，将接触战略的终极目标，定义为促成中国走上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和平演变之路，最终被美西方阵营以非对称的方式吸纳；
第二，将接触战略中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美方提出要求，中方遵照执行，缺乏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尊重和理解；
第三，遵循自我中心的外向归因，既要求绝对收益，又要求相对收益，甚至认为中国的发展，尤其是整体实力的提升，必须得到美方的认可甚至是批准。
第一个缺陷触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全球范围20世纪80-90年代出现的所谓民主化浪潮，最终结果没有出现一个有说服力的样本，中国显然没有兴趣走上一条标识着“自杀”二字的所谓现代化发展道路；第二个缺陷违反国际社会的基本原则，将国家之间的对等关系变成了某种可以颐指气使的等级制的关系，中国既没有兴趣更没有义务以牺牲自己的核心利益为代价，去讨好美国；第三个缺陷违反事物发展客观规律，国家间发展速度的不均衡，主要是由各国自身的要素，特别是制度和体制的特色，所决定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说中美两国是一个利益相互链接的整体，那么生于1972年的接触战略就是一件外套，伴随中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这件外套已经不太合身了；日常生活经验告诉人们，如果衣服不合身了，显小了，那就换一件大的，而不能从此不穿衣服裸奔。那么很显然，如果美方真的像中国一样在意中美关系，现在需要的就不是给接触战略写墓志铭，而是推动对华接触战略的重生。这种重生的接触战略应该体现对双方核心利益的关切，应该存有充分的空间容纳客观存在的差异乃至分歧，应该足够稳健能够应对各种危机和风险的挑战，应该让美方以更加务实且具有建设性的眼光看待和理解中国，并最终让中美关系，以及整个世界，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国愿意为此付出努力，事实上这种努力从未间断过，希望美国也有至少是同样的政治勇气、战略意志与智慧，共同促成新的对华战略的重生。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来源：“观察者网”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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