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特权已经搞到了感觉不到是特权了，这才是特权的至高境界。”
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余涅本来想休息两天，但看到方方女士又在喋喋不休地替自己辩解，还是忍不住要说两句。
方方女士的“日记”之所以令人讨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其中下意识地流露出来的对特权的享受和迷恋，以及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浑然不觉。
方方今天写了一段“关于二十个口罩”解释文字，就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
方方写道——
“中新社副总编、武大校友夏春平在采访我时，给了我二十个N95口罩。”“如果这二十个口罩就是特权，这样的特权是不是有点可笑？”
余涅在这里给方方解释一下，这一看似简单的事件中，究竟包含了哪些特权：1、夏春平副总编对方方进行采访的时间，是1月28日。当时的背景是，“日记”已经引起民间舆论的强烈批评，而“中新社”的报道重点，本是“外宣”，此时突然介入，只采访方方，不采访批评者，单方面给方方提供巨大话语平台，这本身就是一种引人瞩目的特权；夏春平作为方方女士的“校友”，采访争议中的人物，本身就有徇私的可能性，夏春平理当回避，改派一位和方方女士没有历史关系的记者去采访，这样的报道才有客观性。但汪、夏双方对此似乎都习以为常，毫无避讳，大鸣大放，一点都不在乎公众质疑他们公器私用；2、既是对争议人物、争议事件进行采访，那么就应该就争议中的问题进行提问，诚实回应公众质疑。但看中新社发表的报道，回避了所有尖锐问题。2月22日，中新社发表《独家专访：作家方方和她的“武汉日记”》，居然对已经引起激烈争议的“殡葬馆满地无主手机”问题只字不提（夏春平1月23日采访时，此问题尚未出现，但正式发稿时，这一问题已满城风雨，在今天的通讯条件下，补充一个问题毫无困难），所谓“专访”，也就变成了方方洗地文。3、夏春平采访方方，并同时送给她20个N95口罩。此时距离武汉封城只有5天，N95口罩最重要的抗疫物资之一，供应极度紧张，有报道说甚至一线的医护人员都不能充分保障。在深宅大院里足不出户的方方女士要这么多N95口罩何用呢？夏春平副社长又是从哪里搞来这么多紧缺的抗疫物资慷慨相赠呢？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夏春平今日代表总社赴武汉慰问在疫区一线参加报道的湖北分社记者并就地现场指挥报道。中午，他带着两大包湖北分社记者采访急需的口罩，从北京西站乘G533高铁奔赴武汉…
这是不是特权？是不是假公济私？余涅没有结论，请网友自己作出评判。
“重点是：1、我也是受困居民，二十个口罩算是校友对我的援助如何？”
余涅想提醒方方：你“也是受困居民”不假，可武汉有近一千多万受困居民，他们都能靠特权在那样危急的时刻拿到“20个N95口罩”吗？靠人脉和关系拿到市场上已经断货的紧缺物资，这不是特权又是什么呢？就在方方和夏春平以N95口罩私相授受的同一时间，一些不幸的武汉市民，按照方方女士的说法，成了“枉死者”。如果他们能够及时得到这样的口罩，也就能够免于“枉死”吧？“可悲的是，因为这二十个口罩，竟导致夏春平被举报，被攻击，被辱骂。这才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夏春平本是国家通讯社的高级官员，理应受到社会的监督。公众之所以对他进行举报，是因为他涉嫌将总社配发给一线记者的抗疫装备私下里送给女校友，如果属实，这不仅是一种特权，更是一种腐败。至于一些网友对他使用激烈言辞（也就方方女士所谓的“攻击、辱骂”），完全是因为他对公众的合理质疑不予回应的结果，这不也是一种来自特权的傲慢吗？余涅非常遗憾地看到，方方女士越抹越黑了，她和普通的草根百姓不是来自同一个星球，在精神上她已经陷入了“何不食肉糜”的状态。在她所属的阶层或圈子里，特权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她根本没有觉得自己是在搞特权。当有人批评她搞特权时，她甚至会瞪大一双无辜的眼睛问到：“啊？！我居然搞了特权。”这是极其危险的征兆，也是今后改革中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来源：昆仑策网，原载“新文化研究”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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