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湖北以外确诊病例为9例，24日，湖北以外确诊病例为5例。武汉以外的湖北疫情也正在缓解，当前中国抗击疫情的焦点仍然在武汉，虽然武汉的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已下降到了500例以内，但仍然胶着，可谓武汉胜则全国胜，武汉不胜则全国何以言胜？
在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时候，疫情开始在全球扩散，韩国日增确诊两百例左右，总确诊病例已超过1100例，几乎已经失去控制，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湖北。同时日本也已进入爆发期，更为严峻的是，日本25日发布的应对疫情规定，轻症患者居家隔离，这与武汉大规模爆发疫情时所采取的失败措施几乎一模一样，日本很可能成为第三个湖北。欧洲的意大利、中东的伊朗、北美的美国等疫情都很严重，目前全球发生疫情的国家已经达到27个，遍布各大洲。
在中国发生严重疫情之后，韩国等国家为什么没有接受中国的教训？为什么没有复制中国的经验而避免恶化并控制疫情？为什么中国在发生大规模疫情之后又能够力挽狂澜控制住了疫情？当中国即将走出疫河之时，韩日等国却又踏入了同一条河流，是不可避免还是国家体制阻碍了他们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其实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2003年中国经历了一次损失惨重的非典，仅仅过了十七年，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接受非典时的教训，甚至犯了比非典时期更严重的错误，遭受了更严重的损失，无论是感染人数还是死亡人数都远超非典时期，我们不是也像今天的韩国日本一样在不长的时间里踏进了同一条河流吗？虽然病毒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如果说非典时我们还是第一次遭遇这种灾难情有可原，那么这次是第二次遭遇类似灾难，伤亡、损失更为惨重，却是不可原谅的。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对非典疫情进行深刻反思，没有在非典之后认真总结非典的经验教训，没有针对与非典类似的大规模疫情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战略、措施、方式、方法，而是认为非典疫情是偶发事件，因此事件过去之后就被所有人抛诸脑后，直到新冠肺炎发生，人们从忽视、轻视到恐慌、恐惧，当一场更大规模、更可怕病毒来袭时，我们才会发现，原来从非典到新冠，病毒疫情对人类的威胁，对中国的威胁已成常态，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仍然无动于衷，仍然在疫情平息之后，在新冠病毒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放弃检讨、反思，那么遭到病毒更严厉报复是迟早的事情，只是病毒的到来会越来越狡猾、超来越凶险，越来越肆无忌惮。
首先，我们要建立起一种观念，那就是人类与生物之间的战争从未停止，而且会越来越激烈，这种战争形态正在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种战争新常态，无论这种战争是什么性质，也无论这种病毒来自哪里，树立这种古老而又新型战争形态的观念都是必要的，否则我们还会犯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同样的错误，遭到越来越严厉的惩罚。
其次，这既是人类与自然界其它生物之间的战争，也是人类社会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大国间激烈斗争的战争新形态，这一点务必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如果我们放松了这方面的警惕，将来所遭受的重创很可能是无法承受之重，将很可能是国家和民族灭亡的重大危机。
再次，由于我们在和平和相对安全的环境中生活得太久了，大家早已失去了战争和重大灾难的记忆，这是十分危险的信号，必须重塑国民的战争和灾难思维。我们常说，忘战必危，其实忘记我们民族曾经经历过的重大灾难也是一样，保持战争和重大灾难记忆、建立战争和重大灾难思维是一个国家、民族保持危机感、保持存亡意识、避免战争和灾难再次发生的重要因素，当我们忘记战争和灾难的时候，战争和灾难可能就在眼前。
第四，当前国际形势十分复杂，国际斗争已经进入全域、全方位、多维、超限战时代。当一场重大疫情发生的时候，很可能会伴随着敌对势力的战争阴影和幕后黑手，就像这次疫情发生后，美国一刻也没有忘记发动对中国的打击一样，我们在考虑应对重大疫情灾难时，必须与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一起综合判断，做出整体应对方案。
第五，随着国际斗争的日益复杂和严峻，也随着各种疫情所造成的影响的日益复杂和严峻，我们需要在各种国家战略中有应对重大疫情的国家战略，这是国家总体应对战略的一部分而不仅是某一专业领域的应对战略。
第六，在这次疫情初始阶段我们出现了严重失误，如果仅仅责怪专家判断失误或地方政府应对缓慢显然解决不了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国家对疫情的整个预警和应对机制出现了重大问题，如何早期预警、早期研判、早期启动相应的应对方案，将重大疫情防控于还未形成重大影响和重大灾难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重建更有效率、反应更迅速、直达最高决策层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已迫在眉睫。
第七，北京小汤山模式曾被认为是应对此类重大疫情的有效办法，但次武汉疫情让这种神话破灭，因为在一场发展更为迅猛的疫情中，已是基建狂魔的中国十天建设速度在这次武汉疫情中已被证实赶不上病毒对人类的攻击传染速度，这十天，武汉的感染者已从千位数上升到万位数。这次中国采取的方舱医院模式被证明是最有效的办法，小汤山模式与方舱医院模式相结合的模式可能是应对迅速恶化的大规模疫情的最有效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应对更复杂的疫情局面，可以变被动为主动，是做到应收尽收早收、应治尽治早治的最好方式。
第八，非典救治实践已经证明，中国传统医药对治疗类似病毒患者有着明显的疗效，但这一成功经验没有整理成国家应对方案，在这次疫情初期仍然没有采用大规模大范围全覆盖的使用中医药介入的方式救治患者，特别是在重灾区武汉的救治过程中仍然是以西医为主，结果造成轻症转重症率高、总体治愈率低、重症死亡率高，直到在外围战场再次证实中医药的疗效，才被动的使用中医药，这才减少了轻症转重症，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病死率。这次疫情结束之后，我们应该提出一个完整的中医治疗方案，形成各种通方，疫情来时只要稍加调整就可以迅速用于治疗，实现早介入、全覆盖。由于中医药在抗击重大疫情中的表现十分惊人，我们应将这次中医药在抗击疫情中的表现当作一次中医药启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新复兴，需要确立发展和复兴中医药的国家发展战略，制定国家中医药发展纲要，有必要将中医药作为大中小学必修课程。
第九，在应对上次非典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公立医疗机构和公立医院在国家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安全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也表现出武汉和湖北公立医疗机构的严重不足，因此，下一步，我们的医疗体制改革不是要减少公立医疗机构，而是要加大发展力度，鉴于国家应急需要和广大群众对公立医疗机构的需要，应该立即停止执行正在进行的医疗体制改革方案，加大医疗机构国有化进程，启动医疗公益化改革，最终实现全民免费医疗。
第十，在这次抗击疫情中出现了各类医疗战略物资严重短缺的问题，这是我们在应对重大疫情方面认识不足和行动不力的表现，有必要尽快建立国家公共卫生重大事件和重大疫情防控战略物资储备制度，加大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消毒物资等医疗战略物资、各类基本药品和常用中药材储备，以备战时和发生重大疫情所需。
进行深刻反思是为了在下一次发生重大疫情时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这次疫情结束后，我们一定要组织专班进行研究总结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国家在应对类似重大疫情时的国家战略、总体思路、应对手段、措施，然后根据这些总结出来的内容加大国家体制、战略、政策的改革、调整、重建工作，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能够快速反应，及时应对，有效防控类似重大疫情。
防控疫情是一场战争，打赢这场战争的关键因素，一是党的坚强领导，二是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三是强大的国家力量，四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强大优势，五是广大医护工作者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六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民战争。这六点是我们的致胜法宝，也是西方国家在应对疫情方面所不具备的因素，有了这六点，即使在前期应对不力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能够扭转局势，赢得最终的胜利，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制度和中国力量的体现。
李光满， 作者系昆仑策研高级研究员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李光满冰点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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