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人看到标题后又要不安逸了，不过我奉劝这些人不必太当回事，毕竟疫情期间好心情和好身体同样重要。要知道，公知丑陋不丑陋不在于我说了什么，而在于公知本身做了什么，先圣先贤曾说“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屎盆子都是公知自己扣到脑袋上的。
对公知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但凡有热点事件，公知都是肯定会跳出来指手画脚一番的，这次疫情公知自然更没有理由例外。疫情的冲击有目共睹，按理来说，公知平时阴阳怪气的也就算了，但这个时候总该识点大体，顾点大局吧？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公知就跳出来指责政府反应“迟缓”，同时，极力渲染疫情的严重程度以及医疗力量的短缺程度，引发了极大的恐慌，造成了数万甚至数十万的人涌向医院（具体数字不可考，但数量相当可观是肯定的），导致有病的急个半死，没病的吓个半死，同时，由于人员大量在医院周边聚集，加剧了疫情的传播和扩散，加大了疫情防治的难度。这些，想必没人会否认吧？
坦白说，疫情的严重和医护力量的短缺这些确实都是事实，公知并没说错什么，可是，没说错就代表说的对、说得好吗？毛主席曾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大概意思就是，我们不仅要有好的政策，还要有推行政策的好的方式方法，道理都是相通的，在提及疫情时，手握舆论金话筒的公知是否应该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也讲个方式方法呢？
方式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某些时候甚至比事实本身更重要。比方说，黄继光牺牲后，在他的衣服兜兜里发现了一张报纸，报纸上有志愿军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的英雄事迹的宣传，我们不能说没有杨根思的榜样，就没有黄继光的英雄主义，但没人能否认两者的某种内在的关联，毕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如果，我说如果，如果黄继光兜里的报纸上报道的是长津湖如何缺衣，上甘岭如何缺水，国内黑心厂家如何卖黑心棉发国难财，镇反又“软埋”了多少地主……士气还会有吗，这仗还能打得下去吗？诚然，长津湖缺衣、上甘岭缺衣都是事实，说出来是没错的，但是那样的时间那样报道的方式却大错特错。
讲好抗疫故事要求我们不仅要说还要会说，但公知的表现无疑是让人失望的。其实我挺佩服公知的，不管什么话，好话还是坏话，从他们嘴里说出来就一定会变味，就像韦小宝说的那样:“须知世上最臭的不是狗屁，而是人言。有些人说出话来，臭气冲天，好比……好比……嘿嘿，那也不用多说了。”实不相瞒，公知给我的感觉就是那样。一直以来，只要是正能量的能鼓舞人心的公知就不说少说，实在要说也一笔带过，但负能量的能扰乱人心的公知则大说特说，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说，这明显不是能力问题，而是立场问题。
说起来，公知的语言和文字能力还是说得过去的，平时说起话来那叫一个拐弯抹角阴损恶毒，这个时候怎么就不能学着多点光明正大积极向上？平时总想着代表老百姓，在这节骨眼上，为老百姓说几句话就真的那么难吗？
至于公知指责政府反应“迟缓”就更没理由了。封城不封城，什么时候封城，排除程序的因素不谈，这些都是能拍脑门决定的事情吗？这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定到底有多难，我们不妨看一看毛主席1958年5月份的一番话:“对不起，把你们从火车上、飞机上拽下来。我心血来潮，昨天晚上睡不着觉，今天早上还是睡不着，就是想昨天这个会不那么很好。……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许多忧愁。有许多方针，这样想又那样想，那样想又这样想，最后才有个定局。”连毛主席在遇到难以抉择的大事的时候都要反复斟酌，怎么到了公知那里不管啥事就都变成分分钟就可以拍板的小儿科了？就公知这种将国之大事当成儿戏的态度，他们除了打嘴炮还能干啥？
可能有人会说，公知这也不行，那也不对，连实话实说在你眼里都有问题，那好，把笔交给你，你来写行不行？坦白说，交给我肯定是不行的，毕竟我水平摆在那里，我这人别的没有，自知之明倒还是有的，但我想，不管谁来写，原则应该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在陈述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起码要让人看到希望，“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希望总是寄托在将来”，如果有人将未来描写的一片渺茫、一团漆黑，那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
随着疫情的发展，公知的表现简直可用“不堪入目”来形容。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公知左手爆吹管轶，右手造神李文亮医生；左手狂贬红十字会，右手狂捧某基金会；一边狂踩中医，一边狂捧西医“神药”瑞德西韦；一边疯狂暗示新冠病毒是中国的武汉病毒所的锅，一边拼命驳斥针对美国的“阴谋论”；一边疯狂嘲笑某报“奥斯维辛后，写诗是残忍”的文章，一边拼命追捧某作家《**日记》的文学创作。每天一个主题，一哄而上，日拱一卒，可谓目标明确，步步惊心。
如果大家记忆没出差错的话，仔细回想下公知这些天来的表现是不是就是如此？那么，公知这么做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关于公知的动机，革命导师早就说的一清二楚了：“反动派正在设置条件反射，天天讲共产党很坏，老讲老讲，于是劳动人民就受了欺骗。我们也要设置条件反射，就是要艰苦地耐心地做群众的说服教育工作……”看到这里，你总该明白为啥王震将军要说革命导师“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了”吧？其实，要我说，何止早五十年，早一百年都不止！
等到眼瞅着抗疫离胜利不远了，他们又跳出来鼓噪此次疫情对经济造成了多大伤害，这就是公知，总是有话说的，前期疫情紧张，他们说疫情蔓延都是政府不作为的错，后期疫情好转，他们又说经济损失都是政府乱作为的错，反正别人怎么做都是错的，对的永远只有他们。要说疫情对经济的伤害，按说这是傻子都知道的事，还需要一向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公知来说？因此，公知在那大放厥词不过是为了恶心别人而已。话说，别人都在憋着一股子劲把这段时间的损失补回来，他们却整天在那唉声叹气要死不活的唱衰，这不是没事找抽么？至于有公知说我们该如何向世界道歉，我道歉你妹啊，全世界（除了美国）差不多都在感谢中国，中国就算做好事不图回报，那也跟道歉没一毛钱关系吧？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如果有人还不能明白公知的丑陋，那我只能闭嘴了。对不起，我错了，我真错了，都这样了您还跟我扯什么公知的“言论自由”，我除了闭嘴还能干嘛？话说，我再说我就大嘴巴抽我自己，你信不信？
可能还有人会说，公知不过就是批评了几句，怎么了，不能批评吗？说的好，那我也不过就是看不惯公知，站在人群外忍不住反驳了几句，怎么了，不能反驳吗？
可能有人会说，此次国家为了抗疫付出那么多，牺牲那么大，难道这中间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错误自然是有的，是人就会犯错误，不仅现在有，以后还会有，一万年都有，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难免论是正确的，可免论是不正确的。问题是犯得少一点，犯得小一点。”
说起来，当然只要有错误就是可以批评的，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对的应该点赞，错的也无伤大雅，怕的有人以“批评”为名行攻击之实。要知道，批评是有善意和恶意之分的，而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至于善意和恶意的评判标准倒也简单，“批评是可以的，但是批评的结果，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绝对不能像敌人所希望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这是原则性，必须如此。”公知的“批评”是不是为了巩固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领导，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既然我们明知公知所谓的“批评”是恶意的，我们就不能不反驳。导师教导我们：“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坦白说，帮公知进行思想改造的事我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站在人群外嘀咕几句喊两嗓子的勇气还是有的。
中国人是最讲究辩证的，否极泰来乐极生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些充满辩证光辉的成语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对于疫情，我们同样应该用辩证的态度去看待，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坏事越多，好事就要来了”，至于有哪些好事，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我就不献丑了。别的不说，尽管疫情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却也再次验证了中国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依然世界首屈一指，这些可都是确保我们在未来的大风大浪中履险如夷的本钱啊。
说了这么多，保不齐还是会有些正义感爆棚的人为公知打抱不平。当然，既然我可以反驳公知，自然任何人也可以反驳我，对此，我欢迎之至。不过，需要友情提醒的是，反驳我，我随时欢迎，但文中所有加粗的文字都是引用的革命导师的原话，如果有人想一并反驳的话，那反驳前不妨先多揣摩揣摩、学习学习，顺便再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
晚安！
林爱玥，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 林爱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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