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国明：疫情正走向失控，日韩为何不会抄中国作业，原因在此！

 

 

      日本和韩国的冠状病毒疫情已经表现出失控的危险，或者说已经踏进失控的旋流之中。

   

      截止到2月24日上午，韩国累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763例。

   

      比累计感染者总人数更能说明形势严峻程度的，是最近几天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攀升趋势，一周内增加700多例，2月18日确诊病例才31例，仅22日一天，韩国就新增22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今天是24日，比23日晚公告的数据602例，仅半天多时间就增加了161例，很有可能感染人数又创新高。

   

      有报道称，韩国疫情最严重的是韩国第四大城市——大邱市及其邻近的庆尚北道，形成局部社区的爆发式增长。

   

      韩国政府宣布疫情进入严重局面，疫情防控措施也上升至最高级别，但似乎为时已晚。

   

      日本截止到2月23日21点20分的数据是累计确诊838例，含邮轮上的患者691例。如果不考虑钻石公主号的新冠患者，暂时还没有出现韩国那样急性爬坡的爆发式增长，但这只是表象，日本的情况比韩国也好不到哪来去，甚至更严重。与韩国政府对待疫情的透明化政策不同，日本政府跟韩国政府采取了一场完全不同的应对策略。日本政府表现的很懈怠，更准确一点说，日本政府在使用一系列的手段掩盖疫情的严重性。

   

      首先是提高新冠病情的接诊标准。日本政府规定，连续四天发烧37.5度以上的，可以打电话咨询所在地的保健所，然后保健所会推荐去制订医院进行检查，否则不给检查，孕妇和高龄者可以缩短为两天。日本的这个骚操作目的很明显，那就是尽最大可能缩小检测范围，把大量疑似患者阻挡在医疗系统和数据报表之外，反正不能确诊为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日本政府就认为不存在。

 

  

      现在日本各地就有许多人在发声：“家人得了肺炎，希望做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但却被医疗机构拒绝了。”

 

 

 

      比如就有病人家属反映，他大儿子得了肺炎，连续发烧咳嗽，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后来去看了医生，去了保健所，强烈要求做新冠肺炎检测，但被强硬的拒绝，给出的理由是不在检测范围内，现在的检测对象标准是：1、最近有出国经历或与阳性患者接触过的人。2、医生判断为肺炎已经很严重必须要做检测的人。

     

      还有患者反映，他的医生帮他向保健所申请做新冠肺炎检测，被拒绝，理由是只能转为重症再来找他。这个病人无奈的感慨：“这样的话，我要是感染了还传给别人，可不怪我”。

 

  

      还有孕妇咳嗽发烧也不给检测的。

 

 

 

      日本有人反映，现在日本的保健所根本不给普通人做新冠肺炎的检测。13900多通电话中，能够转接到对应门诊的只有500通，而且很多人亲自去了也被拒之门外。

 

 

 

      日本网民猜测，该不会是政府给给这些医疗机构下达了命令了，不让各机构擅自检测。

   

      我们旁观者更清，这还用猜吗？肯定是这样的啊。

   

      日本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很多网民都上网抱怨和求助，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而且，日本的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地区，而是从日本政府就开始是这个态度。也有相对好的，日本北海道对疫情更为重视，也更加透明，所以北海道报出的新冠病例就比较多，已经18例，而人口密集的大阪只宣布有1例。

 

 

 

      日本政府这么做，媒体的监督去哪了？别看日本是媒体表面上是实行了自由化，日本的很多主流媒体，大事面前，可是跟日本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很少爆政府负面消息，倒是花了不少时间对中国的抗击疫情抹黑。越是自由化的媒体关键时刻越是讲纪律，美国是这样，日本也是这样。

 

 

 

      不难想象，如果日本媒体对日本政府的懈怠和隐瞒行为，敢于揭露，日本政府也不敢这么冒天下之大不韪。至于日本媒体这么做的原因和美国的媒体一样，本人在前几天的文章中分析过。

   

      中国网民最不能理解的地方在于，疫情初期发生在武汉的很多被证明导致疫情加重的错误及失误，为什么又在日本和韩国身上又重演了一边。武汉当时是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病毒，而韩国和日本有中国的事情在先，经验甚至教训都是现成的，因新病毒的不确定性因素对疫情防控的影响已经可忽略不计，理论上完全可以吸取中国抗击疫情的经验以及教训，就是抄作业，也不至于再出现疫情失控的局面。这真像网友说的，中国的武汉因为闭卷考试有很多错题，那多少还有得解释；而日本和韩国完全是开卷考试，还考成这个样子，把武汉的错误几乎重犯了一遍，这怎么解释？

   

      中国网民不能理解日本和韩国的原因，其实还有一个，那就是长期以来，他们对韩日的印象是来自中国媒体（包括自媒体，以下同）的灌输。在他们的印象中，日本和韩国都是发达国家，又实行所谓的西方体制，所以他们印象中日本和韩国政府的官员在人民监督之下有错误就会担责，所以不敢懈怠渎职。

   

      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平时对日本和韩国的印象，只是经过媒体加工制造的日本和韩国，已经过滤到很多不利的信息，并且突出了很多正面的信息。总看到有些人说，中国的媒体对国外报忧不报喜，但因为大量市场化媒体的存在，其实整体上正好相反，是报喜的多，报忧的少，对中国国内的报道，则正好又相反，报忧的多，报喜的少。正面典型无人问津，负面事例大炒特炒。至于原因，参考本人以前的文章，在此不赘。

   

      真实的日本、韩国就是现在的这个样子，是明知道中国这里有正确答案，开卷考试还是要考成不及格的样子。

   

      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不光是日本、韩国，就是澳大利亚、美国，还有欧洲，面对重大灾难和重大疫情，也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别看美国现在公开承认的新冠肺炎病例只有25人，但这是不是真实的数字，大有蹊跷。反正美国已经有一名昵称为“Dr. PaulCottrell（保罗·科特雷尔博士）”的博主发视频称，据CDC内部线人的消息，美国目前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已经超过1000例，数量比公开数据多几十倍，为了维持社会稳定，CDC在故意隐瞒实情。不少网友也对他的观点给予信赖，视他为“吹哨人”。

   

      至于近日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称“美国1.4万名因流感致死的人中部分可能死于新冠肺炎”， 2月23日美国疾控中心（CDC）的回应是，到目前为止，CDC没有证据支持日本朝日电视台的相关猜测。这个答复看上去并不是那么坚决，因此存疑。

   

      而美国被揭露之前就有疫情当中隐瞒疫情真实情况的前科。

   

      一位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的意大利裔美国人马意骏（Mario Cavolo）在社交媒体上撰写题为《各位，有点儿不对劲：对比美国2009年的H1N1病毒和中国2020年的冠状病毒》的文章引起不少网友关注。文章开篇就给出了一组2009年美国暴发的甲型H1N1流感事件的数据：2009年，美国暴发甲型H1N1流感，公开的数据是导致6000万人感染，至少18449人死亡。但这一全球大流行的流感最终造成的结果远超这一数字：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2012年最终统计，甲型H1N1流感死亡人数接近30万人。在这一严峻事实面前，美国花了六个月才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这些数据都揭示了一个事实，美国号称拥有全球最发达的医疗系统，但面对疫情，美国的做法也就那么回事。

   

      让中国网民困惑不已的问题，其实答案很简单，不是日本和韩国政府看不到中国政府的努力，也并非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而是他们没法抄，抄不了。

   

      中国网民心中认为正常的政府行动，比如为了抗击疫情，对千万数量级人口的武汉采取封城措施，在日本和韩国政府那里，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想都不敢想。

   

      这还真是妥妥的体制问题。

   

      中国网民以为武汉抗击疫情前半程的整体表现是属于整体不及格的那部分，是中国处理疫情的下限。但其实，中国的这个下限，却是日本和韩国各级政府处理疫情无法达到的上限。

   

      日本和韩国政府并非不想在疫情初期就把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但想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就是另一回事。

   

      事实是，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政府，他们是真的做不到，所以武汉市很多处置疫情过程中饱受批评和质疑的错误，在日本和韩国又上演了一遍，而且还不仅仅是简单的重复，还有重复基础上的发挥。

   

      武汉市因为疫情已经比较严重，还举行万人宴和春节联欢等公共聚集活动，这被普遍的认为是一个不能容忍的失误；但在日本，明知道疫情已经来袭，马拉松和祭奠等大规模公共聚集活动照常进行，天皇寿宴也没耽误。

   

      与日本政府的消极处理方式不同，韩国政府态度要积极的多，但无奈韩国有民众不配合啊。22日，在韩国已经出现新冠病毒的超级传播现象之后，首尔市长已经宣布禁止大规模集会活动，但当天上午还是出现大规模的集会，组织者称禁令毫无根据，他们手持韩美国旗，高唱韩国国歌，该怎么玩还怎么玩。据称，这次的集会者主要来源地大邱，就是韩国疫情最严重的的两个地区之一，距离首尔230公里，来回一趟经过半个韩国。

   

      这种事发生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韩国，这就是正常的。

   

      因为组织集会的是韩国反对派，他们才不会为了疫情考虑，那是台上政党考虑的事情。党派之争重于一切，党派利益高于一切。组织者明知道疫情的严重程度还要组织那么多人跨越那么远的距离到首都去搞一场大规模公共聚集，当然也不能排除其目的之一就是让事态无法控制，这样才能打击文在寅政府。

   

      面对大灾和疫情，不同政治力量之间，不能放下政见和利益之争，不能统一认识和协调行动，共同处理疫情，还要拆台，各级政府以及归属不同党派执政的地区步调不一，代价当然是韩国人民的健康受到更大威胁以及韩国整体利益遭受更大损失。

   

      你说这不是体制问题又是什么？

   

      日本呢，是刚好相反。在台上执政的政治力量，隐瞒疫情严重程度，这里面既有担心奥运会会受影响的考虑，也有经济利益因素的考虑。  

   

      日本和韩国的区别是，韩国在台上的是相对左翼的政党，而日本正在执政的是极右翼的政党。这里所指的左翼和右翼，只是在资本能够容忍的政党党派里面所做的细化，区别大约类似于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大家差别本来也不大，都不会跟资本对着干，但相对而言，左翼更关心民众利益，右翼更关心资本利益。

   

      再以韩国为例，韩国右翼，更亲资本，也更亲美。文在寅在政治上和卢武铉接近，被视为卢武铉政治理念和路线的继承人，这一支力量是不被美国看好的，因为虽然没有能力撼动美国在韩国的利益，但还是时不时要给美国添点堵。现在的韩国总统文在寅执行的大约就是没有卢武铉的卢武铉路线，当然，因为前面有卢武铉的前车之鉴，文在寅手段没卢武铉那么硬朗，毕竟命要紧啊。但即便如此，美国早就对文在寅不满了，2019年就以“文在寅政权”代称韩国政府，这是对文在寅的一次严重警告。

   

      韩国相对左翼的党派执政，所以也相对韩国的右翼党派更在意民众的健康，这本来是韩国民众的幸运，但是被右翼裹挟的民众并不买账，所以就有了韩国左翼的首尔市长劝返韩国右翼组织的集会因而围攻的事情发生。

   

      日本右翼执政，所以更看重奥运会和背后资本的利益。奥运会先前投入那么多，一旦因为病情严重并公开导致奥运会不能举办，那政府和资本的前期投入和损失谁来弥补？

   

      相比较而言，韩国的左翼政府已经做的相当不错了，至少没有隐瞒疫情，一天两次发布疫情最新情况，也及时采取了一些措施。

   

      和日本的右翼政府相比，文在寅政府简直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朵白莲花了。

   

      西方体制的国家，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因为资本至上，所以一切都被金钱衡量，包括人命在内。大灾大疫面前，救不救，怎么救，必须要考虑成本问题。像中国这样，为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了人民的健康，做到了不惜代价，对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城市进行封城，疫情形势严峻时，为防疫情扩散，整个国家都在行动起来，进行隔离与封闭管理以减少人口流动，整个国家的经济都一段时间内基本为之停摆，让整个国家的生产经营处于一个维持最低运转的状态，大量的工矿企业也是在疫情明显可控之后，才开始大规模复工的，服务业很多到现在都还在为抗击疫情做出牺牲，这些在西方体制的国家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你查查整个近现代史，这样的先例有几个？

   

      西方体制的国家实行这样的逻辑，太正常了。

   

      这样的逻辑不只是出现在这次疫情中。在澳洲的大火，在美国的灾害中，这样的逻辑经常可以看得到。

  

      中国人不理解外国出现森林火灾之后，那么长时间内都灭不到，这在中国是同样不可想象的。

   

      中国一旦出现森林火灾，无论有多难，代价有多大，也要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扑灭。

   

      澳洲大火，烧了那么久，政客该休假休假，给人感觉并不着急。

   

      这种事要是发生在中国，那舆论早就沸腾了。

   

      抛去其他因素不说，在国外，无论是火灾预防，还是疾病预防，都要考虑一个成本问题。

   

      预防火灾，需要大量的投入，而且这些投入是发生在公众看不见的地方，又费钱又没有政绩，费用预算还要经过一次次的辩论，很费劲，又不能用来做竞选时的宣传，那谁还愿意去干这么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预防疾病也是同理。

   

      至于事后的灭火和治病，同样都是要考虑成本的，考虑的是眼前的成本，至于长远的和全局的成本与代价，那谁管？

   

      中国虽然搞了很多年的市场经济，但在一些领域，还是非市场的原则在发挥重要作用。

   

      比如高铁建设，不惜成本铺遍全国，人口稀少的西部地方，也没有被忽略。经济相对落后的中部地区，高铁发达程度不输给东部地区。这在西方国家就不可想象，用西方经济学也是没法解释的，具体项目的投入怎么可能不考虑产出和收益呢？只算小账不算大帐，至于全国一盘棋，那就更不用想了，举国体制那都是西方反对和诋毁的事情，所以高铁大规模建设，既不会在西方国家出现，也不被中国的西方经济学者理解。

   

      再比如，中国的电力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几乎做到了所有有村庄的地方就有覆盖。在西部的山区，建设成本比东部的平原地区不知道高了多少，有时候投资几百万给山区的一个村子拉条线，靠收那点电费多少年也无法回收。

   

      这些事情谁在做？当然是被主流媒体骂来骂去的国企在做。

   

      这次抗击疫情，明知道有危险，还是从全国各地动员和组织了几万名医护人员去武汉和湖北，大规模跨区域的医疗资源调配，也是靠市场机制解决不了的。虽然，中国从近年来我国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数量来看，私立医院数量快速增长，公立医院数受到了很大控制，五年间减少了1364个， 2013年全国公立医院数13396个，比私立医院数多2083个，到2015年私立医院数量迅速反超公立医院当年公立医院，到2018年末，全国私立医院20977个，比公立医院多出8945个。但还是要庆幸，目前中国最好的医疗资源还是公立医院。因此，疫情一发生，第一时间战斗在战疫第一线的，也是公立医院的医生护士。

   

      这些都是中国的体制因素在起作用。这里的体制是指新中国创建者建立的公有体制和动员机制。

   

      像韩国和日本的政府，去哪找这么多资源调用到抗击疫情上面。

   

      中国可以在短短时间内就在武汉建起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你让日本的和韩国的政府如何能做到？

   

      一旦疫情严重到一定程度，医疗体系崩溃，那西方体制的短板就会暴露的更明显。

   

      韩国政府很着急，韩国人民不着急。日本人民很着急，日本政府不着急，那只是表象。

   

      背后还是体制原因。

   

      疫情面前，是人民的健康至上，还是党派利益至上、资本利益至上。这个选择题，在中国直到现在，还不成为一个问题。但是在西方体制的国家，这就是一个必须面对、而又无法跨越的问题。

   

      相对左翼的韩国政府选择了人民健康优先，但是政治对手不这么认为，韩国的财阀不认同，民众也不可能被动员起来，执行力度就大打折扣，还是不能避免疫情严重、失控。

  

      极右翼的日本政府选择了经济考量优先，资本控制的媒体站在日本政府这边，报喜不报忧，只有部分民众着急又有何用？

   

      还有一个因素，是政府在社会中的定位和作用的差异，也决定了西方体制的国家无法抄中国的作业。

   

      在西方经济和政治理论里，虽然各种理论观点不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政府被视为是恶的，是维持社会运行而不得不容忍的一个存在，因此，政府的角色被设定在“守夜人”，对社会的干预能力抑制到最低，更多的资源不在政府而在资本手里，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本质就是政府弱势资本强势。所谓的把政府关在笼子里，给资本更大自由，资本掌握着笼子的钥匙。

   

      所以有人总结，西方政府是有限政府，而中国的是无限政府。有限政府那就当然只承担有限责任了。

   

      西方体制的政党组织作为选举型政党，最主要的任务是参加选举赢得选举，体系建设也是着眼于这个任务而设，没有可以延伸到最底层的动员和组织体系（西方的宗教会有），这种选举型组织是很松散的，很多成员可以跳来跳去，因为本身的纲领就差别不大。所以动员能力也是极为有限的。像中国这样，一旦最高层作出决定，那么从各级政府一直到最基层自治组织，都会迅速动员起来。

   

      西方为什么一直执着于要中国进行政改，心里是非常忌惮这套体制的动员和组织能力的。

   

      应对疫情，其实没有什么好办法，基本措施就是控制人员流动，切断传染源，集中强制隔离收治。

   

      中国采用战时动员机制应对疫情，那效率自然是最高的。

   

      别看一时间好像成本很高，但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把疫情快速扑灭，代价又是最低的。

   

      大规模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挑战着政府应急管理与反应机制，其实也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就是国家动员和组织能力。

   

      效率如何，这次疫情虽然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综合以上分析，中国对西方的体制优势表现在：有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关键时候党员冲在前面；有自上而下的组织和动员体系，能够把最高的决策贯彻到最基层，到达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村庄；公有制（国有制）还有相当的实力，政府还有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有一支强大听指挥的军队，危机时刻总是能出现在最需要出现的地方；有世界上最有觉悟最有集体意识的人民，关键时候不给添乱......。

   

      有没有问题？当然有。最需一提的是中国的一些市场化媒体，对负面消息热情似火，对谣言趋之若鹜，对正面信息视而不见，对辟谣非常不上心，添了不少乱。

   

      中国的体制也有其他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世界上就不存在完美的制度和机制，而且不如人意的地方，并非是体制自身的因素造成，恰恰是一些去体制化的结果（此处只能点到为止）。没有对比，很多人可能会跟着一些资本化媒体，以为西方的体制如何美妙，中国的体制如何糟糕。

   

      我们不是在用比烂的方式来求得安慰，不是有句话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吗？那就要做最好的自己，通过这场疫情，克服西方（指政治意义的西方）崇拜论，总结什么是我们该坚持的，什么是我们该放弃的。

   

      一场疫情下来，很多从西方传来的经验，并没有发生积极的作用，真正依靠的还是新中国创建的那些机制和办法。

   

      所以要感谢新中国的创建者，特别要感谢那位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