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尘埃，为什么会变成一座山？

 

尘埃变成大山，正是共同体解体的结果。

01

　　无论如何，很多人的生活被这场疫病永远地改变了。

　　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被永远地改变了。

　　原本看上去稳定的生活、牢不可破的联系，一夜之间就暴露出脆弱的一面。

　　生产过剩的丰裕社会好像突然消失了，没有想到会遭遇短缺，没有想到会如此无助。

　　就像小说《三体》描述的那样，不能被质疑的公理失效了，坚实的大地像稀粥一样荡漾起来。

　　未来，我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充满信心地面对这个世界吗?

02

　　前几天，李医生被新冠病毒夺去了生命。

　　他的死，在网上激起了巨大波澜。

　　不能否认有某些势力想推波助澜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但也必须承认，大多数为李医生的去世而震惊、而难过的网友，他们的情绪是真实的。

　　这种“真实的情绪”，就是蓦然发现，生活居然如此不堪一击，李文亮就是我们自己。

　　不是吗?夫妻双方都是医生，令人羡慕，有房有车，父母身体都不错，有了一个孩子，正准备要第二个孩子，生活看起来是如此充满希望!

　　但是，伴随李医生下班后几声轻轻的咳嗽，这一美好的图景就被粉碎了。

　　幸存者当然可以再出发，但再出发的生活还能像此前一样吗?

03

　　晚近四十年，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出现了一个数量不小的中产阶层。

　　一线城市的中产阶层，生活水平已经堪比西方。

　　他们自鸣得意，自认是社会中坚，出国旅游、在网上发议论的，主要是这些人。

　　但也和西方一样，这个阶层非常脆弱，缺乏安全感。

　　李医生的去世，唤起了这个阶层自哀自怜的情绪，导致一种被米兰·昆德拉称为“灵魂的虚肿症”的情绪型传染病大爆发，以至于“滔滔不绝的汹涌感伤最终上升到了崇高的地步，体验感伤也就是体验崇高”。

　　有人把这种不安全感概括为一句话，“时代的一粒的尘埃，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

04

　　尘埃就是尘埃，为什么会成为一座大山?

　　或者，更直截了当地问：安全感是这样丧失的？

　　基础性的原因，就是社会的原子化，个人丧失了共同体的庇护。

　　这里的共同体，指的是小共同体。

　　大共同体，比如国家仍然是存在并且是强有力的。只是，当“尘埃落下”时，小共同体的帮助与庇护，才更为直接、有效。

　　近代以来，从社会层面看，小共同体经历了一个重组、解体的过程。

　　传统宗法社会中，家族是最基本的小共同体。

　　但宗法社会的家族共同体，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提供保护和安全感，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压迫性、束缚性的力量。

　　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越到后来，压迫性的一面就越突出。这一点，在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都有很深刻的表现。

　　因此，对青年来说，五四以来的时代主题就是“冲出封建家庭”，宗法社会的家族共同体逐渐解体。

　　但是，青年在摆脱封建家庭束缚之后，很快就随着革命的洪流加入了“革命大家庭”。

　　毛主席领导的党和人民军队，提供了新的命运共同体。

　　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毛主席所言：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英雄儿女》。这部电影非常形象的诠释了什么叫“革命大家庭”，其中的军政治部主任王文清，既是一位严格的首长，也像父亲一样关心着年轻战士们。

05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大家庭的传统，逐渐演变为由无数“单位共同体”组成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社会。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每个人都是“单位”的一员，生老病死都由单位“托底”。

　　这种状况后来被讽刺性地称为“铁饭碗”，但个人的安全感却大大增强了。

　　个人与单位共同体的关系，在2019年的电影《地久天长》中也有表现。【点击阅读】

　　平心而论，这种单位共同体也有压迫性、束缚性的一面，如“管、卡、压”，干部多吃多占等;

　　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毛主席一直在用极大的努力领导人民群众和这种现象做斗争，包括提出和推广“鞍钢宪法”。

　　九十年代以后，“单位”基本解体，仅在公务员系统和少数央企保留着。

　　绝大多数人在失去单位共同体之后，无法进入新的共同体，而重建传统宗法社会的家族共同体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唯一能够依托的就是越来越小的“小家庭”。

　　这样的“小家庭”乃至原子化的个人，在变幻莫测，风险性大大增加的现代社会，恰如一叶扁舟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一遇风浪就难免倾覆了。

06

　　尘埃变成大山，正是共同体解体的结果。

　　讽刺的是，发明“时代的一粒的尘埃，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这句话的人，也正是推动共同体社会解体的卖力鼓吹者之一，而这句看似悲天悯人的感慨，却在有意无意之间，把人们由于无助而产生的激烈情绪，引向最后的大共同体。

　　疫病过后，我们还要这样不安全地继续生活吗？

　　我们还要继续大力推进医院的私有化吗?还要把撤销人们最后的保障作为“激励”手段吗?

　　那样的话，共和国，这个最后的大共同体，也会陷入危险。

　　原来的“单位共同体”是在效率的名义下被解体的，今天，能不能在安全的名义下，在新的基础上重建？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安全需求仅高于生理需求，是很低的需求，走到这一步了，难道还要继续拒绝反思吗?

　　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尘埃才不过仍然是尘埃，而不会变成大山。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