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指战员要敢有所作为，能有所作为

 

2月11日晚，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约谈武汉副市长和武昌区区长，国务院办公厅督察室主任要求：区政府和街道要向患者挨个赔礼道歉！最高检同步发文：

 

可谓是怒发冲冠！这一怒振聋发聩，直指问题的关键。

 

2月10日，《环球时报》发布了一份报道：

 

2月9日晚10时30分左右，环球时报记者接报武昌区某街道辖区马上将有一批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从武昌区某医院送往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进行集中收治，病人多半是老年人，有些人情况危急。

 

来到转运现场后，记者发现负责转运的是一辆公交车，公交车司机本人防护装备也不符合接触重症患者所需的三级防护标准。车上已经坐满30多位老人，有些老人没有座位只能站着。

 

公交车在行进过程中，因为某路段道路狭窄、乱停乱放车辆较多，被堵在路中央，车内患者情绪变得焦躁，并将怒火发泄在司机身上。司机称，车上只有他和三十余名重症患者，没有负责组织转运的工作人员前来协调，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环球时报的这份一线采访报道是中央指导组约谈武汉副市长和武昌区区长的直接原因。

 

2月11日凌晨，武汉才发布封闭小区的公告；而此前，全国其他很多城市早已封闭了小区，对居民出入时间、人数做出详细规定，网民错愕——难道这是1月11日吗？

 

环球时报的报道充分暴露出武汉地方在防疫战中“领导不担责、处事无规划”的混乱状况，这种状况也体现在之前武汉红十字会饱受诟病的物资分发等等问题上。

 

11日凌晨发布封闭小区的公告，导致居民一早出去超市抢购食品物资，造成人群高度聚集和物资挤兑，再次重演了1月23日零点武汉发布封城公告，三十多万人连夜“出逃”的局面。

 

恐慌与混乱最根本的原因固然是新冠病毒，但最直接的原因却是应对危机的处置方式方法。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此次武汉疫情从爆发到处置的过程，顺着最高检文章的思路，找一下问题的关节点。

 

2019年12月8日武汉发现首例不明原因肺炎，12月26日上午，一对老人在儿子陪同下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看病，该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  先观察俩人胸部CT片，发现情况不对；当天下午，一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就诊，病症与之前一家三口相似，张继先医生赶紧将四位病人向院领导报告。

 

27日-29日，该院就连收治3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张继先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再次向院领导报告；29日当天下午两点，该院向省、市、区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紧急报告；下午五点，省、武汉市卫健委疾控部门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来该院做流行病学调查；该院将收治7名病人的6名，转移到武汉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定点医院金银潭医院。

 

经历过“非典”事件的张继先医生非常有警觉性，12月30日开始，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在病区划定一个小区域，对可疑病人相对集中进行隔离治疗；同时要求进入隔离病区的医生护士，必须佩戴医用N95口罩，穿上手术防护衣。

 

12月30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抵达武汉，1月7日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然而，在武汉和湖北两会期间，连续12天“无新增确诊病例”。武汉市长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也表示，未“获得授权”不能公布。

 

1月10日，国家医疗专家组专家王广发曾就新冠病毒发展情况接受媒体访问，当时他认为整体疫情“可防可控”，武汉政府也表示自己的一些措施是建立在专家判断的基础上。

 

在1月20日之前陆续出现多例病例，也出现人传人的情况。钟南山公开说出“人传人”后，浙江、广东、湖南、河南先后启动紧急响应，级别为一级，而湖北开始只启动了二级应急响应；23日零点，武汉宣布当天10点开始“封城”。

 

回顾此次疫情爆发和处置的过程，这里并不是没有问题的。

 

的确，发现新型病毒的影响需要时间，过早公布疫情、拉响警报容易造成社会恐慌；而王广发专家的“可防可控”，的确使松懈了，当然他后来解释说“可防可控”不是“不防不控”。

 

从自信“可防可控”到“封城”决定，这是非常突然的，造成了武汉群众的恐慌。冬季本来就是感冒高发季，恐慌的群众一下子突然涌向大医院，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挤兑，这是灾难性的。如果前面能够立足最坏的可能性，内紧外松，逐步升级防控措施，一则可以尽量避免病毒的更大范围扩散，二则群众有思想准备，也就不会造成恐慌。

 

毛主席一向告诫干部要立足最坏的可能性，并设法创造条件，争取最好的可能性。显然，地方决策者在这一事件中“押宝”了“最好的可能性”，以至于对后来出现的“最坏的可能性”没有充足的思想和物质准备。

 

在疫情严峻的湖北省，只有潜江市成为最亮眼的一个。潜江市委书记吴祖云接受央视采访时，介绍了潜江市的情况。吴祖云和市长从武汉得到消息后，觉得这个事情太大了，所以先下手为强，哪怕是冒了一点点不是太合规的风险。潜江在1月17日上午，就及时收治和集中管理了32位确诊的肺炎发热病人，那时候钟南山院士还没有到武汉。潜江是整个湖北省第一时间封城、第一时间终止所有娱乐活动、第一时间出台了很严格的禁足命令的市级单位。潜江市的两位领导顶着掉乌纱帽的风险，敢于承担责任，敢于有所作为，立足最坏的情况做准备，才把疫灾对潜江市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是值得钦佩的。

 

湖北的应急响应决策机制，以及武汉“提前十小时发通知”的封城操作模式都是存在问题的，这十个小时，又有三十多万人涌出武汉，去往全国各地。后来又押宝“两座山”，而两座山的收治人数是很有限的；面对急剧增长感染病患，现在才想到征用学生宿舍等既有建筑安置病人；封闭小区的指令也是到现在才下达。而这一切都是在王贺胜接替湖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和主任两个职务才进行的。

 

地方决策者在“战时”只请示、不决策，不敢担风险，不敢有所作为，等待专家拍板的决策方式，是要贻误战机的！

 

孟良崮战役前夕，毛主席电示粟裕“不要请示”：“当机决断，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在突发情况下，领导者要赋予一线指战员临机决断权；一线指战员也要敢有所作为，能有所作为。

 

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过分迷信所谓的专家意见，对一线医务人员的意见了解不够、重视不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身处一线的张继先医生，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及经历过“非典”的经验， 已经在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内部拉响了警报，采取了应急防控措施，后面的情况，说明她的警觉性是完全正确的；而李文亮等几名医生在同学群、亲友群告知提高警惕的行为，也是来自于一线医生的警觉和判断。为什么当时的决策者做决策时就不能增加一线医生所作判断的权重呢？

 

这次疫情应对的决策过程，不仅仅反映出我们的应急响应机制还存在问题；而迷信专家，这在本质上则是背离群众路线的表现。

 

此次肆虐全国的新冠病毒，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而言，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也是一次浴火重生的机遇。这是一场突然遭遇的硬仗，也是对整个社会的一次全面检阅。通过这场检阅既使群众再一次见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同时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当前的核心任务是防疫救命，但并不意味着为了所谓的大局回避已经暴露出问题；回避问题，掩盖毒瘤，只会埋下更大的隐患。

 

中央指导组的“震怒”非常及时，只有敢于揭盖子、直面问题、反思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更加从容稳妥地应对接下来的防疫全面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