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西方博弈论非常强调考虑一切可能的战略的可能性。即使阴谋论事后被证明是错的，也是事发后我们寻找事情起因的一个重要方面。怎么能遗漏一种重大的可能性呢？万一是呢？而且，许多方面必然考虑起因。就像破案一样，总要找嫌疑人。有的时候案子也破不了。但证明总是要先有一个或几个方向。就算我们不查，或者查了不说，提个醒总是对的。对于这些，不能用“阴谋论”一棍子打死！
真实的社会是充满了矛盾的。世界正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华民族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点上。当此时刻，保持足够的警惕和谨慎是必要的。绝对地先验地排斥阴谋论是不可取的反智。
不知何时，“阴谋论”成为了一个词语。维基百科对 “阴谋论”的定义是：用不合理的通常会涉及政府或其他权势主体的非法或有害行动的阴谋对事件或状况的解释（an explanation of an event or situation that invokes an unwarranted conspiracy, generally one involving an illegal or harmful act carried out by government or other powerful actors）。【1】按照维基百科，阴谋论经常制造与对历史或简单事实的流行理解的对抗性理解，它是一个贬义术语。在普遍的焦虑、不确定性和困难时期，如战争、经济萧条和灾后余生中，阴谋论的流行性会增加（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conspiracy-theory）。受支持阴谋论的媒体的影响，人们会增加对阴谋论的相信程度。一个族群，一种文化、生活方式等等在遭遇到威胁时，阴谋论就容易产生。在确认其它主体邪恶动机上犯错的成本相对于未能确认那些动机的成本是小的。一部美国1997年上映的电影《Conspiracy Theory》，由Richard Donner执导，梅尔·吉布森、朱莉娅·罗伯茨等主演。讲述了一个在纽约开出租车为生的名为杰里·弗莱彻的人的故事。在他看来，从水中的杂质到国际间的财政金融政策，无不蕴含着阴谋，而普通平民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而成为阴谋的牺牲品。他被别人指斥为疯子。西方对“阴谋论”的认知就笼罩在上述贬义的话语之下。由于中西方的交流，国内许多人也同意这种西方认知。有人说，阴谋论本质上是谣言的升级版；阴谋论荒诞不经，表面上像花边新闻一样只是为了博人眼球，其实是一种群体心理病，会破坏社会的理性神经，潜藏着民粹主义的危机；阴谋论之所以能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对整个社会现代政治文明基本逻辑的普遍陌生；阴谋论既没有能力去举证事实、又没有逻辑进行推理，却简单的将事件（如SARS\2019-nCoV）、状态归因于“敌对势力”；阴谋论只需臆测，从来不用实证去进行检验，从来得不到“真相”，其实也不在乎真相，要的是自己想像出来的“无知”；阴谋论是张口就来，胡搅蛮缠；阴谋论既无法证伪也无法证实，和信教没有什么区别。据一篇文章，汪丁丁认为：“一个社会，如果长期宣传阴谋论，人心叵测，眼神里透着诡异，甚至在家庭内部，坦诚也不再是美德，一代复一代，沉积在深层心理结构中，成为一种‘民族性格’，那就太糟糕了。因为，在心理学视角下，这意味着整个民族患了‘迫害妄想症’。”总之，看起来，国内一些人在“阴谋论”的理解上也陷入到了西方话语的笼罩之下。有一些阴谋论是错误的，是符合西方的上述的贬义的阴谋论的。但完全拒绝阴谋的存在性，或在自身并不能确定一个事件中不包含阴谋时就拒绝某种阴谋论，就是反智的了。毛主席反复强调“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当毛主席这样讲的时候，他就是在讲阴谋的存在性了。这对于那些拒绝相信任何阴谋的善良人应该是一种解毒剂。这些善良人由于种种原因，比如，由于得到了来自家庭的庇护，没有什么经历，没有怎么体验过别人的居心叵测，没有什么上当的经历，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他们非常幸福，可以继续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但他们不应该被达克-克鲁格效应（The Dunning-Kruger Effect）支配。这种效应指能力欠缺的人在自己欠考虑的基础上得出错误结论而难以自知，高估自己，低估他人。那些只相信善良的人们低估了他人为恶的能力。那些被指称搞阴谋论的人至少表现出了相当的警觉性。美国的罪案如此之多，监狱罪犯如此之多，美国居然是没有阴谋的天堂净土？美国的许多罪犯恐怕是美国法律罗织而成的。而这种罗织居然没有某些人的主观意图在内？美国那些在其它所有国家都会被视为犯罪的行为在实施时没有行为主体的意图，甚至是处心积虑的意图？人有旦夕祸福，人群、社会也是如此。当前，2019-nCoV成为中国集中要面对的问题。围绕它的人为来源的可能性被一些人指称为“阴谋论”。他们拒绝考虑人为来源的可能性。即使在未来，人为来源的可能性被证伪，现在就指称这种怀疑为“阴谋论”也是反智的。第一，2019-nCoV无论是来自市场，还是来自蝙蝠或其它野生动物，都不可能是关于其来源的最终答案。蝙蝠种类如此之多，数量如此之多，如果是自然产生了这种病毒，是如何产生的，何时产生的，为何在人口密集交通发达的武汉在春节放假前成为一个问题？第二，为什么在疫情爆发前，西方对相关病毒有那么多知识？为什么多年来有那么多研究机构，部署在那么多地方？西方军方在生物战领域到底进展到了什么地步？是否允许他国进入到他们的这些设施去核查，就如他们进入其他国家的核设施去核查一样？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很难的。如果西方真正配合，通过排除阴谋论的可能性，倒是可以把研究集中在对第一个问题的解决上去。如果西方真的充分自律，阴谋论也就没有现实的基础。恰恰相反，西方的种种行为让阴谋论有了产生的土壤。【2】所以，阴谋论实际上是现实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上述两个问题的任何一个的解决都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办到的。但如果病毒纯粹是自然因素，问题就相对简单，解决办法也相对简单。如果病毒是人为因素，问题就复杂了。主要的问题是，即使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控制住了这次疫情，如果不采取相关的有力措施，我们也可能将来的某个时刻面临又一次的甚至更为严重的疫情。不排除阴谋的可能性，本身就是把考虑的问题集合搞得更大一些。从决策论的角度看，这是非常必要的。西方博弈论非常强调考虑一切可能的战略的可能性。指责别人散布阴谋论，就意味着说别人在搞虚假的东西，就是说别人在搞阴谋，就是典型地承认阴谋的存在。即使阴谋论事后被证明是错的，也是事发后我们寻找事情起因的一个重要方面。怎么能遗漏一种重大的可能性呢？万一是呢？而且，许多方面必然考虑起因。就像破案一样，总要找嫌疑人。有的时候案子也破不了。但证明总是要先有一个或几个方向。就算我们不查，或者查了不说，提个醒总是对的。对于这些，不能用“阴谋论”一棍子打死！真实的社会是充满了矛盾的。世界正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华民族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点上。当此时刻，保持足够的警惕和谨慎是必要的。绝对地先验地排斥阴谋论是不可取的反智。拒绝阴谋论如果变成把中国长期以来最强大的敌人之一作无害化想象，那就是最要不得的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辩证思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仍然是我们应该遵循的方法论。由此得出的政策推论是：做最坏的打算，尽量准备各种预案。【1】 http://www.conspiracytheories.us/。【2】开国前，现代美国一些白人的祖先用传染梅毒的方法来残害印第安人，用印第安人皮做衣饰，在政治军事伦理上劣于当时的中国了。在现代，洛克菲勒的一个孙子写的回忆录说他的一个兄弟对世界人口规模非常担心。奥巴马也非常担心，说如果中国人也享受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这个世界就完了。比尔·盖茨也担心人口，也考虑了病毒对人口的影响。佐治亚州的碑石被称为美国巨石阵，其中有一段文字写着“在人类与自然保持平衡下的5亿人类生命”（https://new.qq.com/omn/20191025/20191025A0NSJH00）。这些实际上都可能意味着杀机。网上报导，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甚至俄罗斯都在撤侨，禁止通航，美国还撤领馆使馆人员。从传染病控制看，这些国家可能也是隔离。但事物有两面性。大国对中国一旦隔绝交通，也有制造恐慌，孤立中国的客观效果。（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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