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实：香港成了一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材

 

 香港成了一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材

徐实

香港走到今天这一步，香港本土与外部敌对势力合流固然是主要原因，但1997回归之后的对港政策也不是没有问题。对港政策的问题，并不是给香港太少的自治权太少，恰恰相反，坏就坏在给香港的自治权过多。

2019年6月，由修改逃犯条例引发的香港街头骚乱，历时3个月尚未平息。内地群众对于香港暴徒“打砸抢”的新闻都快感到疲劳了。香港走到今天这一步，香港本土与外部敌对势力合流固然是主要原因，但1997回归之后的对港政策也不是没有问题。对港政策的问题，并不是给香港太少的自治权太少，恰恰相反，坏就坏在给香港的自治权过多。前段时间，中国留学生在英国爱丁堡街头举行爱国护港游行并高唱《过火》，应景的歌词倒是说了大实话——“怎么忍心看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回顾香港回归以来的20多年，某些人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存在错误的认识。他们一厢情愿，认为香港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是先进的，认为香港的文化是先进的，认为港英政府培养出来的高级公务员比党培养的国家干部更有水平。所以在他们看来，只要把“港人治港”做到极致，香港就会自动进入良性循环。甚至某些体制内的领导干部，也一度抱有这种错误的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香港的高度自治并没有自发造就繁荣与和谐，经济停滞和社会骚乱是明摆着的事情。这倒是以另一种方式诠释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孤立体系的熵（混乱程度）总是不断增加的。

香港回归以后，某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中联办的干部，怀有不必要的“道德洁癖”。他们特别担心因为香港事务“背黑锅”，所以总是刻意回避香港社会中的深层次问题，生怕直接出手解决问题被指责为“干预香港事务”。而越是害怕挨骂，香港本土的敌对势力就愈发猖狂地利用这种心理——但凡中央政府的态度不合他们的心意，敌对势力就叫嚣“妨碍香港自治”，逼迫中央政府让步。自从2003年“反23条立法”以来，这类恶心透顶的闹剧已经上演了多次。历史证明，因“道德洁癖”回避深层次问题，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对港政策必须跳出旧的思维模式，将话语权牢牢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应该开动宣传机器，向全国人民郑重说明事实：香港社会的各种不和谐因素，根源在于香港在高度自治下，自主选择了错误的发展道路。香港的社会问题，应由香港人自己承担相应责任。一言以蔽之，谁的锅谁自己背，严禁随意“甩锅”。

近期香港的骚乱，让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意识到，香港其实存在着很多社会问题和不和谐因素。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恰恰击碎了某些人对香港不切实际的幻想和错误认识，正可谓“不破不立”。

香港的政治制度先进吗？

香港社会长期以“司法独立”沾沾自喜，自诩其“法治社会”优于内地。实际情况又如何呢？香港的骚乱持续3个月，所谓“法治社会”已成为彻头彻尾的笑话。试问内地哪个城市会乱成这个样子？严重群体性事件肯定第一时间得到处理，而且当地公安部门乃至党委政府会被上级问责。香港暴徒四处出击，瘫痪机场、破坏地铁、砸毁商铺、袭击路人，让广大人民群众深刻意识到，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安居乐业的生活是多么可贵。与香港乱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地自2011年启动“天网工程”以来，至2017年，刑法所列故意伤害、抢劫、贩毒等八类重罪的犯罪率共下降了42.7%【1】。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有充裕的安全感，这才谈得上真正的法治社会。

在“司法独立”的幌子下，一群毫无廉耻的洋人法官，在中国的土地上胡作非为——“警察上午抓人，法院下午保释”的闹剧，已在香港多次上演，客观上给暴徒们壮胆。连组织打砸抢都可以不受惩罚，执法完全不到位，哪里还有起码的“法治”可言？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伟大的思想家韩非就深刻地批判了政出多门、令人无所适从的弊端：“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

在“司法独立”的格局下，谁来监督法官呢？法官打着“自由心证”的幌子胡作非为，又当如何？香港的乱象深刻地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司法独立”、“三权分立”不仅不代表先进的政治制度，反而是取祸之道。法官本人并不代表公正，洋人法官和香港诸多“知名律师”希望司法机关不受监督，还不是想“吃法律饭以自肥”？他们之所以鼓吹“司法独立”，从来都不是为香港好，仅是出于一己私利。与之相比，还是习总书记的主张更让群众放心：“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通过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实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

香港的实践证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仅不利于形成社会共识，反而很容易造成社会撕裂。香港的“泛民议员”只会谋求私利，绝不会支持真正对社会发展有帮助的政策。原因很简单：源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伦理推崇本位主义，认为只为自己的小团体谋利是合理的，绝无“天下为公”的胸怀。“泛民议员”一心希望自己上台掌权，假如特区政府做了正确的事情、得了人心，哪里还有他们穷得瑟的机会？所以，越是正确、越是对香港长远有利的事情，他们越要反对。董建华的“八万五”住房计划，他们要反；梁振英主张填海增加土地供给，他们要反；林郑月娥提出修改逃犯条例，他们也要反。

在香港各路反动势力的搅局下，香港在政治上长期陷于议而不决、好谋无断的状态。这样的政治制度有什么“先进”可言？罗冠聪不过一介玩电竞出身的顽主，竟然也能靠街头拉票混个议员，后因2016年在香港立法会宣誓仪式上闹事而被剥夺议员资格。一昧模仿西方票选，培育出一群沐猴而冠的衣冠禽兽，简直就是黑色幽默。无论是儒家主张的“学而优则仕”，法家主张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还是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政治理论，其实质主张都是贤能政治——实际运作政权的人，情操、眼界和能力必须远高于人群的平均水平。香港现今的政治制度，抛弃了中华文明贤能政治的优秀传统，把西方的民粹主义垃圾捡过来当宝贝，不乱才怪。

天道酬勤，别人在“民主”的幌子下吵架攻讦，我们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埋头苦干，时间究竟会属于谁？深圳在各个领域反超香港，实属历史的必然。正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香港的经济制度先进吗？

得益于环球时报胡锡进主编的亲身探访，许多人终于得知，在“东方明珠”的光芒笼罩下，数十万香港底层居民至今仍蜗居在几平方米的劣质住房中，栖身于鸽子笼和狗窝的生活真是毫无盼头。

换个角度想想，香港的经济制度，其实恰恰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想经济体”模型，拥有以下特征：1）政府不掌握公有制经济。2）政府完全不介入初次分配。3）政府不采取宏观调控主动干预经济。

然而，香港这套经济制度，现实中恰恰造就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占香港人口大多数的群众，并没有机会分享香港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这才是香港社会弥漫不满情绪的根源。急剧膨胀的私人资本和地产集团，掌握了与民生相关的所有行业，打造了“交租经济”：酒店、商铺、茶餐厅等服务设施，都要昂贵的地租，租金上涨甚至快于营业额的增长；普通百姓的住房需要交租，水电费、网费也流入地产集团控制的企业；到头来，香港所有劳动者都在给地产集团打工，以致香港被戏称为“李家城”。

站在地产集团的立场上来看，“交租经济”这种商业模式实在过瘾：地产集团几乎不用承担商业风险，也不需要挖空心思打造新的经营项目、在红海市场中厮杀，只需安心做好炒楼和收租这两件按部就班的事情，就能赚得盆满钵满。然而，“交租经济”对于香港的产业结构和长远发展，必然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交租经济”造成企业的生产要素价格畸高，极大地损害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近年来，香港餐饮业流传着一个“米其林诅咒”：不管是大餐厅还是路边小店，只要是被选入米其林指南，就难逃倒闭的命运。像有41年历史的老店好望角面家，在入选米其林之后就倒闭了，还有祥兴记和一乐烧鹅等有名的餐饮店也是一样的结局。米其林虽然能为这些店家带来名气效应，但同时也让地产集团觉得有利可图，乘机快速提高租金。而这些老店经营规模有限，利润率也不高，根本经不起高额店面租金的讹诈，最终只能关门倒闭。

“交租经济”的可怕之处在于，小微企业就算做得好，也很难积累利润，最后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如此一来，小微企业做得好与做得不好，又能有什么差别？企业怎么会有生产积极性？

“交租经济”更扼杀了香港所有的新兴产业。时至今日，香港没有一个像样的高科技企业。而就在一水之隔的深圳，华为、腾讯、大疆、比亚迪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构成了深圳雄厚的新兴产业基础。最近几年，美国旧金山湾区的华人生物医药协会经常举办大型会议，香港创新及科技局也派代表参加，但是展位门可罗雀，好不尴尬；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南沿海省份各开发区的展位，前来咨询政策、商谈项目落地的创业者和资深科学家络绎不绝。一叶知秋——在香港开设高科技企业的成本畸高，足以把创业者吓跑。对于一个创业团队来说，哪怕什么都不干，光是租个写字楼、实验室就是天价，而且香港的高房价最后也会转化为企业的高昂人力成本。毫不客气地说，香港对于高科技创业公司的吸引力，连内地二线城市都不如。

更何况，香港几乎没有像样的创业孵化器可选，地产集团抓紧一切机会对普通百姓敲骨吸髓，哪有闲心去运营孵化器？董建华担任特首期间苦心筹备的数码港，最后沦为一个平庸的地产开发项目。六大地产家族的暴富，代价是毁掉了香港产业升级的机会，毁掉了几十万、上百万人未来的上升空间。

“交租经济”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更是深重的灾难。普通百姓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收入，而非资本利得。香港特区政府不干预初次分配，导致香港普通百姓的收入水平与马克思的论断基本一致：“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香港普通百姓手头很难有积蓄，所以才诞生了一个富有香港地方特色的词汇“手停口停”——这不就是老舍笔下骆驼祥子在当代的翻版吗？即使劳动收入有少量的增加，房租一涨就什么都没了。在这种极为残酷的剥削之下，香港普通百姓一生买不了一套房，生活得如同蝼蚁一般，哪里还有上升空间？

将当代香港吹捧为“东方明珠”已不合时宜，这分明就是资本主义的“末世图景”。几十年间，香港社会的性质已由自由资本主义转为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产阶级一旦形成，必定千方百计捍卫其既得利益，这些做法恰恰封闭了香港进一步前进和发展的空间。“港人治港”的客观结果就是，香港垄断资产阶级在放任之下瓜分了整个香港社会的蛋糕，普通百姓连个蛋糕渣都吃不上。

香港在经济上暴露出的问题，充分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虚伪。“市场万能”、“市场能够自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过是一些荒诞不经的神话，已被冷酷的现实所否定。西方经济学的本质是庸俗经济学，用这些僵化的思维指导社会发展，绝无前途。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是真正为人民群众的福祉做筹划。

香港的文化先进吗？

直到最近几年，仍有不少人吹捧香港文化，甚至把梁文道之流的垃圾文人吹捧为“大师”。唉，说什么好呢？身体缺钙吃药就行，精神缺钙真不好治。香港哪里有什么像样的文化？有的不过是一些殖民文化的残余罢了。

香港那几所大学的人文社科研究，用一句“拾人牙慧”就足以概括。那几所大学里，所谓的“研究范围”就是：西方的学说一定是好的，洋大人说话一定不会错；著书立说，都以获得洋大人的肯定为荣。在这样的“研究氛围”下，没有人弯下身子真正研究当今中国的实际问题，更不可能为任何现实问题提供可靠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些大学所做的无非是批量制造文科垃圾；文科垃圾因为学无所长、学无所用，只能靠不断咒骂中国来博取洋大人的首肯。

如今的香港文化，乱象横生。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掌握在私人资本手里，普通民众看到的都是私人资本设法灌输给他们的信息。正因为如此，对内地政治经济制度的无耻污蔑，才会被堂而皇之地印在中学教科书上；年轻人在媒体上看到的听到的，全都是对内地的负面评论，而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外部环境缺乏起码的了解。在香港街头身穿黑衣、高呼“自由”、“民主”的暴徒和小混混，有谁说得清什么叫生产资料？又有谁知道中国现在的产业结构是什么样的？越是井底之蛙，越容易被忽悠，越乐意去当炮灰。

香港在文化领域的溃烂，正是对自由主义传播学的极大讽刺。我国大专院校有相当一部分文科学者深受自由主义传播学的影响，长期鼓吹“观点的自由市场”、“政府不能干预媒体”之类的反动论调。香港的案例真是生动的一课：这世上根本没有绝对的意义上的“自由媒体”；因为办媒体是需要钱的，出资方直接决定了媒体的导向、态度和立场。媒体如果不为政府服务，那就一定会被私人资本所掌控。许多香港媒体已经沦为私人资本的打手，不仅在骚乱中袒护暴徒，而且参与到对香港警察的造谣污蔑中来。他们向往的“新闻自由”，说穿了就是随意造谣而不负责任，与国内某些“公知”心有戚戚焉。也正因为如此，香港媒体伙同暴徒闹事，“公知”们纷纷装作没看见。于是，人民群众纷纷看清了他们的真实嘴脸。而今看来，自由主义传播学的拥趸，不是傻，就是坏。

香港高级公务员有水平吗？

回首往事，香港回归之后的重大失误之一，就是过于信赖港英政府培养出来的高级公务员，而没有在香港及时建立新的公务员培养体系。

当年有些人认为，港英高级公务员经验最丰富，由他们来维持香港的政府运作，容易让社会各方满意。理想很丰满的，现实很骨感。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香港回归之后的首任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实属港英余孽，对特首董建华构成了明显掣肘，在很多问题上给他拆台。卸任后的陈方安生变本加厉，不仅带头反对修改逃犯条例，更与外国敌对势力勾结在一起、频繁接触美国外交和情报官员。曾任特首的曾荫权，与几大地产家族打成一片，放任私人资本的扩张和对民生领域的渗透，拒绝开发土地建设公营房屋，导致地产霸权贫富悬殊日益严重。香港之所以沦为“李家城”，与曾荫权在位期间的消极政策有直接关系。

英国殖民者当年为华人公务员制定的选拔标准，最重要的就是“听话”，所以提拔的多是跟在他们后面循规蹈矩、亦步亦趋的角色。在一切需要循规蹈矩的环境下，这些华人公务员自然不具备政治眼光和雄才大略。回归之后，中央政府把整个香港交给他们说了算，他们岂能一夜之间变出一堆锦囊妙计？实话实说，无论是眼光格局，还是执政能力，东南沿海省份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完爆香港高级公务员。走到极致的“港人治港”，最后就变成了“矬子里面拔将军”。

片面强调“港人治港”，使得香港面临社会治理人才匮乏的严重问题。香港共有739万人口，苏州、青岛在人口体量上与之相似。假如制造出“苏人治苏”、“青人治青”的口号，当地基层干部群众估计会带头反对，因为这对城市的长期发展反而不利。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年的历史来看，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干部交流，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这样的干部交流，有利于扩展领导干部的视野、全方面锻炼其能力，也有助于给地方带来新的发展理念。

反观香港，由于与内地完全没有干部交流，香港公务员的视野其实非常狭窄，许多人甚至从未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学习和工作。所以在面临一些社会和经济深层次矛盾的时候，治理水平有限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内地许多行之有效的执政手段，香港公务员不敢做、不会做，以致在私人资本和街头暴徒面前，他们反而如同“弱势群体”。从长远来看，启动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干部交流，势在必行。

重塑对香港的认识

实事求是地说，宣传工作长期存在一个误区，就是把香港说得什么都好——这本质上还是“怕背黑锅”的思想导致的。直到近几个月香港骚乱，“香港什么都好”这个面子终于绷不住了，通过诸多媒体和自媒体，人民群众认识到了香港不那么美好的一面。其实这才接近香港的本来面目：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怎么可能只有光鲜而没有阴暗？

换一个角度来看香港现状，其实会有很多收获。“一国两制”的本质，是在中国境内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香港可以视为一块“资本主义试验田”。香港暴露出的社会问题和不和谐因素，击碎了“资本主义好”这一不切实际的幻想。

如今的香港，已经成为一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材。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广大人民群众：

1）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使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也比资本主义的“末世图景”好过千百倍。

2）“司法独立”并不是法治社会的必要条件。恰恰相反：政出多门，连起码的社会安全秩序都难以保障。

3）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过是资产阶级寡头统治的遮羞布。资产阶级政客在乎的是一己私利，而不是广大群众的福祉。

4）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对于以劳动收入为生的普通群众而言，是无穷的噩梦。“交租经济”仅有利于私人垄断资本，却从根本上阻碍生产力发展。

5）自由主义传播学鼓吹的那套东西，说穿了就是把媒体和文化控制权完全交给私人资本，任由其胡说八道。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传播学实乃祸国殃民之途。

6）从长远来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但不会成为香港平稳发展的助力，反而会形成香港发展的严重桎梏。

现实砸碎了不切实际的幻想。香港的困境已经向人民群众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好”的道理。以一个城市的沉沦，换来全国人民的觉醒和决心，就当是付些学费了。以当今中国的国力，这些学费也付得起。难能可贵的是，香港的许多反面教员，促使中国年轻人的群体逐渐形成“谁信西方那套谁脑残”的舆论氛围，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而言，绝对是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