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9期《求是》刊文《论科学精神》

 

       2019年1月8日，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永坦院士（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钱七虎院士（左）颁奖。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1915年1月，由任鸿隽、秉志、周仁等人发起的中国科学社创办的《科学》月刊在上海首期出版，其发刊词提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并从“科学之有造于物质”、“科学之有造于人生”、“科学之有造于智识”，以及科学有助于提高人的道德水准四方面论述了科学的社会功能，开始了在中国传播科学的事业。图为《科学》杂志创刊号及发刊词（首页）。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供图

 

哥白尼（1473—1543）用毕生的精力去研究天文学，他提出的日心说冲破了中世纪的神学教条，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宇宙观念，为近代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图为波兰华沙皇家科学之友协会大楼前的哥白尼雕塑。

 

钱学森是新中国科学精神的杰出代表，他一生爱党、爱国、爱人民，将自己毕生才华和智慧都献给了国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图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新华社发

今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100周年，100年前，中国人民开始觉醒，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成为国人救亡图存的希望。五四运动的先驱们提出，科学不仅是自强之本，更是反封建、反愚昧的武器，是唤醒人民的号角，只有德先生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百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科学救国、科教兴国到科技强国的历程，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福祉，对科学和科学精神的认识也达到了新的更高境界。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新时代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就必须大力倡导和弘扬科学精神，这也是对五四精神的实际继承和弘扬。

一、科学精神的历史形成及在我国的传播

科学精神是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在继承人类早期历史发展的思想遗产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理念和科学传统的积淀，是科学文化深层结构中蕴涵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体现着科学的哲学和文化意蕴。恩格斯指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从历史上看，科学精神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与科学新知、科学思想相伴而生、同向并行，其间经过了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在古代，一代代先人们在艰苦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努力探索自然规律，进而认识和改造自然，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求真精神。古希腊文明不仅关注知识的功用性，更关注知识的确定性，彰显出理性精神。亚里士多德将“求知是人类的本性”的判定作为《形而上学》开篇之语，把“求知”置于人的意识和社会存在最为突出的位置。在论述科学知识的纯粹性时，他指出：“在各门科学中，那为着自身，为知识而求取的科学比那为后果而求取的科学，更加是智慧。”但是总的看，近代以前，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对自然的恐惧和敬畏使人生活在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神秘”世界的解释权为少数人所垄断，神秘主义被特权阶层发展为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人们难以发现人自身的力量。

近代科学发端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两桩历史事件最能折射出其独特的成长过程。第一桩是科学与宗教的斗争，起自于哥白尼天文学革命，一直延续到19世纪赫胥黎为坚持进化论而同神父们展开的大辩论。经过这一阶段的斗争，终于确立了一条原则，即任何权威，任何情感偏见，无论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伦理的，都不能作为评定真理的标准。第二桩历史事件是科学与哲学的分离。这种分离，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几何学提供的逻辑范式，天文学、力学提供的事实材料以及工艺技术提供的仪器手段，它们集中体现在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身上。人们逐渐摒弃了仅靠经验直觉和纯粹思辨认识世界的精神传统，认知方法迈向以精密的数学分析和实验方法相结合的路径，实现了科学认识的理性变革。

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于社会生产，人类对自然的支配能力大幅提升，科学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不断地改变世界和社会关系，地位越发重要。马克思认为，现代自然科学与现代工业一起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幼稚行为走向终结，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也在不断发展。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证明了牛顿引力论中存在错误结论，深深震撼了当时的科学界。人们开始思考：到底有没有科学？科学究竟是什么？如何探索和对待科学真理？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所倡导的证伪主义试图对此进行回答。他认为，凭借人的批判理性，通过不断地提出假说和排除错误，使之得到检验并由此取得科学知识的增长，这不是科学的缺点，而恰恰是其优势和力量所在，是科学之为科学的本质特征，更是科学自身的精神。这一观点拓宽了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与观念。科技创新日新月异，20世纪中后期以来，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和整个社会文化和具体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这使得科学走出了纯粹逻辑和纯粹认识论的狭隘范畴。作为科学主体的人，在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科学哲学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人的科学发现和创造上来。这标志着19世纪以来一直盛行的科学主义开始向人文主义回归，重视科学的人文价值成为当代科学发展的潮流。

在绵延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在农、医、天、算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取得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大批发明创造。然而近代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屡次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从世界强国变为任人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复兴，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一批仁人志士主张迅速发展科学、弘扬科学精神。孙中山提出，知识“从科学而来”，“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陈独秀说：“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1916年，学者任鸿隽发表《科学精神论》一文，在中国最早提出“科学精神”概念，他称科学精神为“科学发生之源泉”，明确提出“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多次阐述过科学精神，1941年，他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指出：“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得到长足提高。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科技事业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一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全社会正在兴起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的高潮，科学精神得到广泛关注。

二、科学精神的主要内涵

科学精神是科学的灵魂，以求实和创新为核心诉求，是现实可能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结合。其中，现实可能性来自对客观性的追求，主观能动性则体现为强烈的创新意识。科学精神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概言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理性信念。科学精神首先是一种理性信念。这种信念把自然界视为人的认识对象和改造对象，即哲学家所称的客体。它坚信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人可以凭借智慧和知识把握自然对象，甚至控制自然过程。这种理性的旨趣，不仅是一种崇高唯美的个人精神享受，而且是凸显人的力量的动力源泉，如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

理性信念是人类反思自我、反思实践的产物，是人类赖以发展的精神支柱。没有理性信念支持的实践，将是没有目标的盲动和不讲方法的愚行。理性信念表现为对理智的崇尚，这使得人们能够不断地清除遮蔽真理的障碍，不断地摆脱蒙昧，不断地拓展知识的视野，越来越清晰地认识世界。崇尚理智，就是强调任何东西都应该审慎地加以思考，就是鼓励人们大胆假设、认真求证，突破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就是要通过智力的迂回冒险找到比直观所见更多更本质的东西，以便更深入地把握变动不居的现象。

实证方法。理性信念是科学精神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但理性信念并不能直接使人们轻易地认识自然规律，真正能够促进人们获得可靠的自然知识的，则是近现代科学的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即所谓的实证方法。正是有了科学的实验方法，人们才有可能辨别关于世界本原的众多猜测究竟哪个更符合事实真相，而数学则为人们提供了这些知识更为精确的形式。

1638年，伽利略的《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出版，该书以对话的形式，介绍了他创立的动力学系统和数学物理思想，反驳了亚里士多德的许多物理学断言，成为他主要的和最具独创性的工作。伽利略研究方法的独到之处在于，用数学的定量方法从经验现象中导出物理规律，这种追求实证化和数学精确化的研究方法成为近代以来科学的基本特征。具体而言，主要有三个步骤：解析、论证以及实验。近代以前，人们将精神主要聚焦于神圣的宗教信仰或内在的道德修养。实证方法的兴起打破了这种玄思，让人类得以冲出自己设定的精神罗网。实证方法秉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在思考和研究中尽力排除主观因素的影响，尽可能精确地揭示出事物的本来面目，以实在性、实用性和精确性保障认知的真理性，通过逐步的努力接近真理。

批判态度。科学决不是唯唯诺诺的好好先生，批判态度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所谓批判，其目的在于明辨是非，凡事都问个为什么，凡事都摆事实、讲道理。

批判态度是科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关键，没有批判就没有发展。首先，批判态度反对将一切理论和假说神圣化。任何科学理论和科学假说都要经受反复检验，检验的过程就是批判的过程，通过批判旧的理论使其得到修正甚至完全用新的理论取而代之。其次，批判态度是理论创新的动力。科学理论经受批判使自己的逻辑体系更严密，实验证据更精确，进而不断打破成见，推陈出新。再次，批判态度是科学真理客观性的保障。任何人、任何利益群体想违背客观性原则搞伪科学，都要受到严厉批判。对于科学所秉持的批判态度，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批判必然是完全否定。其实并非如此。科学史上几乎任何一场科学革命在科学共同体内部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日心说替代地心说，直到牛顿力学提出后才算基本完成。有时新和旧也是相对的，旧的理论也可以为新的理论所包容，如经典物理学就可以视为现代物理学的近似。因此，批判态度的关键在于一个变字，而变永远都要考虑当时当地的条件，进行合理调适。正是在开放地面对一切可能的批评与质疑的过程中，科学变得愈发成熟。当科学所秉持的批判态度延伸到科学外部之时，意味着科学同样要坦然接受来自科学之外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批判、反思与质疑，并带来认识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这对于破除科学的神话、减少科学的独断性，是非常有益的。

试错模式。批判与反驳之所以成为重要的科学理念和常态，关键在于科学中对错误的认识有了巨大改变，以及对科学可错性的认定。波普尔强调：科学是一门可错的学问，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科学发现遵循试错模式。所谓试错模式，其基本路径是通过实验，正视错误、发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再通过新的实验，不断向前推进。事实上，科学史不断昭示，科学的发展从来都是可错的、开放的、发展的。哥白尼、伽利略对托勒密体系和亚里士多德力学的质疑，建立起了新的天体力学；拉瓦锡在对传统燃素说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创立了氧化还原学说；达尔文对上帝创世说进行批判，创立了进化论；爱因斯坦对牛顿力学体系进行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建立起了相对论学说，等等。这些科学上进步与发展的实践，都是通过试错模式获得进展的。科学所追求的正是不断试错而向真理逐渐逼近的过程，也就是排除错误探索真理的过程。

三、大力培育和弘扬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使人摆脱愚昧盲目的有效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和基本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代中国既拥有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和重大机遇，也面临着前进道路上的诸多繁重任务与风险挑战，更加需要在全社会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应当看到，当前我国科学精神的发达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完全匹配，一些违背科学精神的现象还时有出现。比如，有的领导干部对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缺乏科学统筹，往往是单打一，不会十个指头弹钢琴；有的领导干部不讲科学，好大喜功，大搞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用行政命令片面追求速度和规模，忽视科学规律；有的领导干部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不问苍生问鬼神”，热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气功大师”；一些封建愚昧和迷信落后的东西在群众中还有一定的市场，一些新形态的迷信、伪科学时有泛起。这说明，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强化科学精神和创造性思维培养。唯有让科学精神在全社会深入人心，自觉以科学精神为引导，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我们才能更好发展科技事业、解决时代提出的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弘扬科学精神，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基本立场。重视科技的历史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回答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时，马克思阐明了科学的产生根源，即科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社会生产的需求中形成的社会意识形式，是人的“脑力劳动的产物”，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是人在社会生产中的产物，也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基本立场去认识科学、发展科学，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牢固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是我们培育和弘扬科学精神的基础性工作。

弘扬科学精神，必须号准时代脉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串联式”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200多年时间。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和追赶者，其发展必然是一个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的“并联式”的过程，需要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关键作用。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创造历史性机遇，催生互联网+、分享经济、3D打印、智能制造等新理念、新业态。在这种情况下，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科学精神的培育既要植根于科学精神的内涵与本质，又要立足时代与社会的现实。当前，我们弘扬科学精神，必须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要求，把鼓励创新、勇于创新、大胆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让创新意识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

弘扬科学精神，必须营造宽容开放的氛围。科学是一个对未知的探索过程，必然面临着曲折与不可预期的结果，自然也会遭遇错误和失败，绝非像一些唯科学主义者所认为的，只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由于认识主体自身的原因以及社会文化条件的限制，不同主体对于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看法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科学是一个不断向错误学习的过程，应该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来看待这些错误与失败。在科学研究中，要允许不同意见、不同方法的存在，为不同学术观点提供自由争鸣的空间，给不同意见以同等的表达机会，进而在不断的探索检验过程中寻求正确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基础研究领域，也包括一些应用科技领域，要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培育科学精神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营造宽容、开放的社会环境，在全社会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让科学精神扎下根来。

弘扬科学精神，必须推动科学与人文的融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都是人类精神的内在组成部分，单独一方不可能建构完整的人类精神世界。单独强调科学精神，会使唯科学主义泛滥，从而导致对人文精神价值的忽视；片面张扬人文精神，没有科学理性来限定，人文精神只能是空洞的“自说自话”，终被淹没在神秘主义之中。弘扬科学精神，要倡导对自然科学进行人文思考，积极推进科学与人文的互动。同时，要在全社会广泛、深入地开展对科学的宣传普及工作，重点面向青少年、农村干部群众和各级领导干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掌握科学知识、应用科学方法、学会科学思维，让科学的光芒照亮我们的民族复兴大业。

来源：《求是》2019/09

作者：刘大椿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