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也是阐释历史与现实的一种方式。
邋遢道人是我的朋友杨松林的网名，我开玩笑地称他为道长。虽然是玩笑，但我知道他的确对道教文化有很高的造诣。他是一个“神人”，八十年代初曾参与闻名遐迩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有一批名字听上去如雷贯耳的同事。此后他还做过市长、上市公司老总，等等。
如今，他已经是一个整天乐呵呵的退休老人了。
道长文章写得好，善于运用数据展开严谨论证，他写过一本《总要有人说出真相》，讨论所谓五十年代末期的“大饥荒”问题，用翔实的数据和档案材料，将“饿死三千万”的谎言驳得体无完肤。遗憾的是这本学术价值和政治价值都很高的专著，由于受到有形的压制和刻意的忽略，印数非常有限，传播的范围也极其有限。
不过，虽然和道长做朋友已经很多年了，但他善绘画，尤其是擅长人物肖像画，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昨天接到电话，才知道他马上就要在河南美术馆开画展了。
杨松林人物画的主角，是劳动者。我看了几幅，深感他的笔触是现实主义的，但不是自然主义的。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是尊敬的，画出了他们的善良、温厚、朴实、勤勉，当然也有迷惘和无奈。
这些劳动者，也许应该在前面加上一个“新”字，他们是新劳动者、新工人、新农民，他们已经没有了在传统公有制经济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占领上层建筑”乃至“领导一切”的豪迈记忆，当然也没有一夜之间忽然被抛离下岗的悲怆。他们是“一般的”、朴素的、去政治化的、闰土式的劳动者，他们只想靠自己的双手，支付孩子的学费、父母的医疗费，最好能够在家乡建一座新房。
杨松林的画。
感谢杨松林将他们搬上画布，使他们能够赢得片刻的被瞩目。
是的，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向他们脱帽致敬，“中国经济奇迹”正是他们用双手创造出来的，是他们用自己脊梁托起了“中国道路”。他们被经济学家称为“红利”，他们的智力和体力资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低工资、养老和医疗都毫无保障的方式被掠夺性开采。今天，在他们面前，我们应该心怀感恩。
杨松林的画。
当然，杨松林的劳动者肖像画，意义不止于此。在晚近三十多年的美术史上，他至少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使美术界令人窒息的气氛稍稍得到缓解。
1980年代以来，和电影界出现了以自我丑化为特征的“第五代”相类似，美术界也出现了两个趋向：在海外，是中国人的自我丑化；在国内，是对劳动者的丑化和对革命历史的歪曲。
旅法女作家边芹在《被策划的中国文艺》一文中，对此有一段不无愤怒的描述——
绘画、雕塑开始流行“丑人形象”（或无面目形象），有画匠将自己嘻皮笑脸的卑琐面相复制到画作中，就凭着这张轻薄谄笑的脸在画作中的不断复制，此人被捧为中国当代美术的代表人物，巴黎卡帝亚中心为其敞开大门，这个奢侈品牌从中国人手里赚得满盆满罐，回头用中国人的血汗钱在西方（甚至在全球范围内）经营中国的“道德卑贱”。
我们应该记住边芹文章里所说的这位画匠的名字——岳敏君。
岳敏君笔下的工农兵形象
2013年10月5日，苏富比拍卖行搞了一场进入亚洲40周年的夜场拍卖，曾梵志的作品《最后的晚餐》以1.8044亿港元成为首件过亿的亚洲当代艺术品。
老实说，曾梵志这幅长4米、高2.2米“巨作”，谈不上什么“独创”，不过是对意大利艺术大师达芬奇同名作品的拙劣“山寨”。不需要太多专业知识，一个普通欣赏者就能从绘画中那恐怖的气氛、少先队员脸上诡异的表情、手上酷似鲜血的西瓜汁、红领巾、以及背景上“毛体书法”条幅，读出画家想传达的含义。这实际上解释了它所以能够拍出如此高价的真正原因。
还有的绘画，就毫不掩饰对历史的歪曲与改写了。
2007年，画家王国斌创作了一幅布面油画《我的前夫》（原名《青春之歌》）。
这幅油画，带着一点淫邪的想象力，把“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这样一种含有歉疚和温馨记忆的历史，悄然偷换成了柔弱的、小资的城市女生，在性和身体方面屈从于在文化品味上被她们鄙视和讨厌的庸俗的、苍老的、得意洋洋的“土鳖”农民的历史，其挑拨的意味再明显不过。
这幅画也构成了对1000多万“青春无悔”的知识青年和更多的善良敦厚的贫下中农社员的集体羞辱。
在1980年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劳动者是各类美术作品的主要表现对象。在当年的作品中，他们是健康的、强壮的、充满自豪感和自信心，这一方面是作者对他们作为历史主人和财富创造者的歌颂，另一方面，也毋宁说是传达了一种希望，即劳动者能够从此当家作主，掌握文化领导权，永远终结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历史。
这种愿望和努力在后来的岁月里，招致了仇恨和反弹。
前两年，我在一处文化创意园，惊讶地看到这样一尊雕塑：拿起笔杆子的工人，脑袋却可怕地裂开了。
我非常好奇：究竟需要怎样的仇恨，才能“创作”出这样带有刻毒诅咒意味的作品？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看杨松林的劳动者人物肖像画，我们就不难体会出其中的真诚、善意与温暖了，希望能够看到他更多更好的作品！
杨松林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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