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在历史记忆中的毛泽东伟大构想：从响水爆炸案回看苏南模式

 

       江苏盐城响水生态化工园区内的一场相当于2.2级地震的化工厂爆炸事故，将劣迹斑斑的天嘉宜化工厂及其背后的大股东倪家巷集团推到了公众视野当中。

 

倪家巷集团位于苏南无锡江阴市东郊的倪家巷村，距离“天下第一村”华西村不到10公里。其“出身”与华西村非常相似，它的起步也是源于向华西村学习，然而，其后却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倪家巷集团的前世今生

　　倪家巷集团控制了天嘉宜化工厂70%的股份，而天嘉宜的前身，正是1992年成立的江阴市倪家巷化工厂。可以说，天嘉宜只是倪家巷集团的一个子公司。

 

　　倪家巷化工厂生产规模扩大很迅速，到2006年销售额已经超过1亿元。当时，因为当年的无锡太湖蓝藻事件，化工企业在苏南已经不受欢迎。倪家巷化工厂便搬迁到了对环保要求不严格的苏北——盐城响水县。2007年4月，在响水的化工园内，江苏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注册成立。

　　搬到响水之后，生产高端化工材料的天嘉宜却悄悄把化工废料埋在了家乡倪家巷。2015年1月，《新华日报》的一篇报道提到，江阴市周庄镇倪家巷村村民投诉，2014年夏天有人在村边偷埋大量装有化工废料的铁桶。经江阴警方全面介入调查后发现，涉嫌填埋的正是天嘉宜化工。

　　位于江阴的倪家巷村虽然面积不大，但拥有五十多家企业，其中的倪家巷集团是国家级集团公司。工商资料显示，倪家巷集团成立于1987年，注册资本2508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均是倪成良。倪成良的父亲曾经是当地村集体企业江苏倪家巷集团有限公司的财务，2002年，该公司进行私有化改制，最终倪成良成为实际控制人。目前该集团有3个股东，倪成良占股70%，为第一大股东。

　　曾是村集体企业的倪家巷集团则是由1979年创办的村办集体企业周庄针织染纺厂逐步发展而来的。当时，当地很多村向华西村学习，村里集资办企业。这种乡村工业企业最初被叫做“社队企业”，顾名思义，就是依托人民公社或生产队而办起来的企业，所有制性质上是集体的，华西村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说起社队企业的历史，就不能不提毛主席。

社队企业——毛主席的伟大构想

　　毛主席社队企业构想不是源于书本而是源于实践，是中国农村集体化过程的产物，是中国亿万农民实践的产物，经历了一个萌发、充实、成型的过程。

　　1954年春，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9.5万个，毛主席一面大力推动合作化运动，一面密切注视合作化运动遇到的新问题新苗头和新进展，及时加以指导。《人民日报》刊登了《肥东芦陈乡青春、陈祠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多余劳动力的解决办法》一文，介绍了安徽省肥东石敬塘区青春村两个合作小社为解决多余劳动力出路而开办粉丝坊、豆腐坊、养猪组、养鱼组的做法，毛主席将该文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把题目改为《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还亲自写了300多字的批语。

　　在按语中毛主席写道：“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里还没有涉及农业机械化。机械化以后，劳动力更会大量节省，是不是有出路呢?” 这是毛主席最早提到涉及社办工副业的论述。

　　1956年4月，在讲述十大关系时，毛主席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农民生活的改善，要靠自己生产，国家不能给他们发工资”。他提倡要组织农民“发展农业和副业相结合的互助”，要帮助农民成立“各种副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

　　从1958年起，毛主席把发展农村工业从增加农民福利上升到消灭所有制差别和工农差别，实现公社化和农村工业化，巩固工农联盟，推进国家工业化的高度上来认识。毛主席的社队企业构想逐步成型，成为一种系统化科学化的构想。毛主席认为:“不完成两化(指公社化、农村工业化)商品不能丰富。”也只有“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这才是真正的联盟”。因此，毛主席要求通过发展农村工业，把农民变成工人，“使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各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经济中心”。创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社会组织。　　

 

　　在1959年2月召开的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进一步明确把办好农村工业归结为办好社队企业，“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毛主席关于社队企业构想对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到1978年底，全国社队企业共有152.4万个。其中社办企业32万个，平均每个公社6个;大队办企业120万个, 平均每个大队2个。全国已有98%的公社、82%的大队办了企业。全国社队企业总产值由1975年的169.4亿元增加到达550亿以上。占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9.7%，社队企业工业产值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1.7%。

社队企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促进了中国农村建设的进步。在国家的计划统筹加商品经济交换的灵活形式下，社队工业已成为国营工业的重要补充，它既能生产许多配套的零部件和辅助设备，也能生产一些优质精密的产品。

从社队企业到乡镇企业——毛泽东构想的嬗变与消亡

　　社队企业这个名称一直用到1984年，才被乡镇企业所代替。乡镇企业除了包含毛时代及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创办社办企业、队办企业，还包括单干以后逐步加入的农民个体户办的企业。1980年代中后期和1990年代中期是乡镇企业得到大发展的两个时期，乡镇企业当时被认为是80年代的成就之一。

　　因为毗邻上海这个新中国的商业及工业中心，农村改革之前，苏南、浙江的社队企业已经具有相当规模，费孝通将苏州、无锡、常州为中心的这种乡镇企业模式概括为苏南模式，并设想在此基础上发展小城镇，实现消灭“三大差别”以及农民的城镇化。

　　然而，到了90年代后期，苏南模式却遭遇了巨大危机。关于危机产生的根源，学界论述颇多，笔者只提出个人的一些观察及看法。

　　苏南模式走向失败的核心原因是内部市场经济体制及其产生的无计划的恶性竞争。苏南模式在80年代诞生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名词——“星期六工程师”：一大批上海及周边的国营工厂、科研单位的工程师在每周的休息日，被高薪聘请到这些小型的乡镇企业，将国营工厂的产品、技术私自带到了这些小型乡镇企业。这一方面带来了苏南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计划体制逐渐消亡，毛时代两种经济（公有制经济与集体所有制经济）互补、配合的模式不复存在，苏南乡镇企业与原来的国营大厂形成了恶性竞争，功能相同、品质低下却价格低廉的工业品很快冲击着原来的国营企业的产品市场，导致很多国营企业濒临绝境，而苏南模式此时开始隐隐向温州模式看齐。

　　这里简单说明一下当时与苏南模式形成鲜明对照的温州模式。所谓的温州模式，就是指一种在浙江温州地区发育成型的不依赖国家投资、不依靠政府组织的由农民自发自生的非农化发展模式。与集体化企业稳扎稳打截然不同的是，靠着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很快让一大批温州个体农户发家致富，诞生了第一批“温商”，形成了所谓的温州模式。

　　到90年代后期，长三角、珠三角的这种小型加工企业遍地开花，产品质量差、技术含量低、产品却相互雷同，挤垮了原来的国营大厂的同时，这些小型加工企业又开始了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再加上，中国市场已经完全对外开放，利润率高、高端品质需求的小商品被进口产品替代；同时更具技术和资金实力的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已经杀入大陆，给了乡镇企业更加致命一击。

　　面对危局，为了检讨乡镇企业出现的问题，本应对作为手段的“计划”与“市场”进行辩证分析，及时调整路线。然而，后面的事实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当时的主流话语下，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被描述为产权不清、依赖能人、政企不分。在相关立法和政策的引领下，从1997-2002年的5年时间内，全国159万家乡镇集体企业进行了产权改革，其中20万家进行了股份制改造，139万家变成了个体私营企业。苏南模式退出了历史，毛主席设想的社队企业走到这一步也基本消亡。

　　当年的乡镇集体企业转制带有明显的向原经营者倾斜的特点，即压低企业资产的估值，转让给原来的控制人。转制后，乡镇集体企业消失殆尽，但乡镇企业仍在，只是性质变成了私营企业。倪家巷村的倪家巷集团就是在2002年完成产权改制的，获益者竟是原来集体企业的会计;而华西村则是少数坚持下去并继续走集体化道路的典型。

　　乡镇集体企业改制实际上否定了毛主席设想的农民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参与集体工业、提高收入的发展方向，驱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至此，“春运”、“农民工”才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回看苏南模式，毛泽东时代通过先进国营企业带动社队企业，完全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社队企业的技术进步和飞跃式发展;“星期六工程师”固然为苏南模式打了一针“强心针”，让苏南模式出现了短期的灿烂，带来的结果却是非常恶劣的。“星期六工程师”醉心于小企业的高额外快，已经无心于国营企业本身的技术累积和进步;乡镇企业“劣币驱逐良币”式的恶性竞争，挤垮了国营企业领头羊，很多毛时代累积起来的以品质著称、出口世界的国营老品牌消逝于历史的记忆中，这些国营老厂被迫破产改制，这完全是对中国制造业的一次“降维打击”。

两条道路：倪家巷与华西村

　　2016年《浙商》杂志曾介绍倪家巷集团，“2016年销售额达到60-70亿元，利润接近2亿元，在全国设有7个工厂，产品出口日本、新加坡等地，并往欧洲发展”。与“天下第一村”相比，倪家巷集团所在的倪家巷村也很富有，但富的却只是少数人。2008年-2013年，倪家巷集团前董事长吴龙增连续5年入榜胡润中国富豪排名榜，其中，年逾八、九旬的吴龙增多次当选“中国最年长的亿万富豪”。

　　在百度检索“倪家巷村+举报”的内容，可以看到多条村民举报村委腐败、村霸非法侵占的内容，而上面提到的天嘉宜100顿有毒废料掩埋也是源于村民举报。由于缺乏一手资料，倪家巷村贫富分化的具体状况难以说清楚，但从频繁的举报也能看出该村两极分化、内部矛盾重重的端倪。

　　作为乡镇集体企业改制的副产品，则是私营企业的唯利是图，不惜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企业的高额利润。媒体在扒倪家巷集团及其所属的天嘉宜化工厂的老底时，就发现这是一家在环境污染和生产安全隐患方面劣迹斑斑的一家国家级私营企业。如此企业，像响水爆炸案这样悲剧事件的发生也只是时间早晚的事。

　　与倪家巷集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西村。华西村原为华西生产大队，1961建立。在大队书记吴仁宝的带领下，1963年开始创办集体工业企业。1965年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室就户、华西大队发展队办工业写了调查报告。毛主席以其59年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就社队企业所说的名言批示，“这是农村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1965年至1978年，华西大队工业企业连续13年飞跃发展。2002年，江苏华西村年产值超过500亿，人均年收入8.5万元，富甲四方，号称天下第一村。坚持集体经济的华西村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家家别墅，医疗、教育、养老全免。　　

 

　　除此之外，华西村在环境保护方面也是走在了前沿，被评为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镇村。我们看看华西村的具体举措：经济上，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坚持共同富裕与合理消费;思想文化上，加强文化建设，提升村民素质，培养奉献精神和集体主义价值观，树立长远意识，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生态建设上，加强环境治理，再造生态风光，重视环保监管，倡导绿色生活。而集体主义、长远意识、奉献精神、合理的消费观——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产物，在任何一家私营企业都是完全无法出现的。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感慨，毛泽东伟大构想已经消逝在历史的记忆中，但是面对响水爆炸案这样的悲剧，这段历史不该被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