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胜明：“告别革命论”的图解和演绎——论陈忠实《白鹿原》兼雷达、陈晓明等的评论

 

         【摘 要】：陈忠实《白鹿原》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它违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赞颂儒家仁义观念为反衬，贬损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为“告别革命”的谬论做了图解与演义。雷达赞赏其具有“文化底蕴”和“人格魅力”，陈晓明赞赏其“标举一种文化价值而试图阐释中国现代性历史”，对媒体和读者形成误导。这样的作品不断受到奖励和表彰，是极不正常的文化现象。

2008年4月29日《文艺报》第一版刊登新闻，报道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文艺出版社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召开座谈会，纪念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创作20周年暨荣获第4届茅盾文学奖10周年。

曾经赞赏过《白鹿原》的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又在会上发言说：《白鹿原》“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有生命力的好作品。”

在我的记忆中，为一部小说的创作和获奖多少周年举行纪念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似乎是非常罕见的盛事。

最近《新京报》又报道：由《钟山》杂志组织12名文学家投票选出的1979—2009这30年里最能代表中国文学水平的11部长篇小说中，陈忠实的《白鹿原》以7票获第一。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作为评委之一认为：“小说有一种恢宏的结构，构思明晰而透彻，标举一种文化价值而试图阐释中国现代性历史，可见作者的勇气。”

那么，《白鹿原》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值得如此纪念和表彰呢?

一

文学创造首先是作家理解、反映和阐释对象世界的一种认识活动，其要义是求“真”，即通过以个别显示一般的概括方式，创造合乎情理的假定性情境表现对社会生活内蕴的感悟和认识的艺术真实，揭示体现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历史理性，从而帮助广大读者群众提高觉悟，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因此，“真”乃是实现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的基础，真实性就成为文学创造的生命，也成为衡量文学艺术创造成就的首要标准。而艺术的真实不仅反映个别的和现象的真实，而且也反映一般的和本质的真实，总是与发掘和表现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联系在一起的。

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所说：“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1]

陈忠实在《白鹿原》扉页上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看来陈忠实显然是企图通过白鹿原上一个家族在上世纪前半期的兴衰，展示中华民族近现代的风云变迁，揭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道路。

关于这个问题，历史早已做了结论。

中华民族近现代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为了挽救国家和人民于水火之中，几代仁人志士都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康有为、梁启超企图通过不触动封建统治阶级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法遭到惨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只是由于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了胜利，并立即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而使中国人民站立了起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近现代历史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选择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正义的人民革命战争。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不可能有别的主义、别的道路救中国。

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伟大作家的一部伟大作品，那么我们至少能够看到关于上述中国社会本质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某些方面。

那么，陈忠实的《白鹿原》通过“一个初级社会群体来映现整个社会”（雷达语）的方式，给我们描绘的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面貌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呢？

从书中我们看到，以白鹿原为代表的中国社会本来是在儒家学说和孔孟之道治理下的仁义之村和礼仪之邦。这里有朱圣人朱先生那样传经布道的儒学大师和精神领袖，有像白氏族长白嘉轩那样奉行仁义和秉承族规，对待长工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的地主富农，有像鹿三那样对主人忠心耿耿、死而后已的长工，根本看不到剥削压迫，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除了缴纳“皇粮”之外，再没有任何劳役和捐税。只是到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后，才出现了社会动乱和军阀混战。

民国政府征收印章税引发了“交农事件”，镇嵩军刘军长的“乌鸦兵”到农村射鸡征粮惊扰得百姓不得安生。后来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共产党员鹿兆鹏、鹿兆谦领导的“风搅雪”的农民运动，“在白鹿村里连一根鸡毛子也扇不起来”，与白嘉轩等地富分子发动的“交农事件”的完全胜利形成鲜明对照。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游斗并几乎铡了没有多少恶迹（金书手揭发的罪状是在逼供信的情况下提供的假情况）的国民党白鹿区分部书记田福贤，从而破坏了国共合作，引起了国民党的疯狂报复。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政府加紧抽丁派捐，使百姓苦不堪言。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也完全是瞎“折腾”，造成了人为的破坏，导致了无谓的牺牲。

农民运动只是铡了侮辱妇女的和尚和碗客，并未给农民带来多少实际利益；焚烧“乌鸦兵”粮库导致镇嵩军加倍征粮，更增加了农民负担；发动毫无成功把握的渭北暴动，导致共产党领导的唯一一支武装力量损失殆尽；女共产党员白灵痛砸宣扬“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教育部陶部长，激起国民党更加疯狂地抓共产党人填井；冒险进攻西安，导致新组建的36军全军覆没；策动县保安团起义的结果，是让贪功的地富反坏分子白孝文篡夺了人民政权。

从书中看不到革命的什么胜利和成功，也看不到共产党给人民办的什么好事情和实事情。而全心全意跟共产党干革命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满腔热忱、英勇无畏的女共产党员白灵在南梁革命根据地肃反清查中被活埋；真正改恶从善、学为好人，对策动县保安团起义起了决定性作用的鹿兆谦，却因遭到白孝文的暗算而在解放后镇反中被枪毙；大半生出生入死为革命，几乎策划与参与了陕西历次重大革命活动的省军级领导干部鹿兆鹏，却在全国解放后不明不白地从人间蒸发，落了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下场。

这又是多么不合情理，经不起推敲！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因参与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而被红军打死的国民党军队的团长鹿兆海却被国民党以“抗日烈士”的名义受到隆重的吊唁与祭奠。

一边是共产党的“不仁不义”，一边是国民党的“有情有义”！

总之，在《白鹿原》里，儒家仁义学说治理下的中国社会，像桃花源、伊甸园一样淳朴、温馨、安宁、和谐。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破坏了这种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境界。

按照《白鹿原》的逻辑，中国根本不需要别的任何理论指导的任何革命，革命带来的只是破坏和灾难，只要奉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仁政”，中国社会就会成为“太平盛世”。这也就是陈晓明教授所说的“标举一种文化价值而试途阐释中国现代性历史”。

陈忠实就是这样从根本上歪曲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白鹿原》就是这样丧失了文学的真实性，失却了“善”和“美”的根据和依凭。

二

文学创作作为能动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审美意识形态活动，其核心是尚“善”，即以一定的价值取向通过对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进行情感评价和诗意裁判，体现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与人民福祉的社会功利性。因此，“善”乃是实现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的前提，社会功利性就成为文学创造的灵魂。

那么，《白鹿原》是以怎样的价值判断和情感评价对待作品所写的人物和事件，是否体现出了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的社会功利性呢？

作者一方面极力赞颂朱先生和白嘉轩等人所宣扬和奉行的儒家学说和仁义德政，一方面肆意贬抑鹿兆鹏、白灵等共产党人所信仰和从事的马列主义和革命斗争，并以前者的温和与高尚反衬后者的残酷与卑劣。这种价值判断和情感评价，有什么有利于历史进步和人民福祉的社会功利性即“善”可言呢？

诚然，我们不是一概否定儒家的孔孟之道和仁义观念。

关于“仁”，《说文·仁部》说：“仁，亲也，从人、二”；《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本指人与人相互亲爱。“仁”虽然自古已有，但作为哲学范畴来使用，则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认为“仁者爱人”，原是一种伦理思想，后来他又将“仁”与自己的政治思想“礼”联系起来说“克已复礼为仁”，即克制自己，使之符合“礼”的要求就是“仁”，把“礼”作为“仁”的标准。孟子继承孔子的学说，把“仁”用于政治上，发展为“仁政”，即爱民的政治。

关于“义”《礼记·中庸》言“义者，宜也”，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标准。孟子把“义”用于君臣之间，《孟子·尽心下》说“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孟子·告子上》又说“舍生而取义者也”，意思是君臣之间要讲“义”，为了“义”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后来儒家把“仁义”二字联系在一起，成为孔孟之道的核心。

现在一般把“仁义”解释为“仁爱、正义”。这种超阶级的“仁义”观念可以说是东方的抽象人道主义。借鉴胡乔木同志对西方人道主义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将儒家仁义观念分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与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两个层次，而一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是从属于一定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仁义观念，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根本对立的唯心主义观念，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为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服务的。

孔孟提倡“仁义”的目的，是要调和阶级矛盾：一方面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另一方面调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以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这种“仁义”学说，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是不可能实行的，对劳动人民来说意味着欺骗。因为它维护和巩固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平等现象，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不仁不义！

如果说这种仁义观念在封建社会建立初期和鼎盛时期，尚有某些推动历史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到了封建社会腐朽没落、人民革命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就更成为调和阶级矛盾、麻痹人民斗志的精神鸦片了。

《白鹿原》中朱先生和白嘉轩所宣扬和奉行的一切“仁义”言行，都不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

朱先生甚至创造性地发挥儒学“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上智”、“下愚”理论，以苦力“背河”为例，说明劳动人民甘受剥削压迫，从而论证剥削制度的合理性，充当剥削制度的辩护士。

而白嘉轩对鹿三的“仁义”，带有更大的虚伪性和狡猾性，其实质不过是为了更充分地剥削鹿三的劳力，使鹿三更慷慨地为自己卖命而已。既然真正亲如兄弟，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土地给鹿三送几亩，让他成为自耕农不要当长工了呢？

在人物塑造上，我们反对“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观点，那样会造成只有共性没有个性的公式化概念化现象，也不赞成只有个性没有共性的“恶劣的个性化”（恩格斯语）现象。地主富农里确有开明的，但只要还在剥削人，就还没有摆脱地富的共性。掩盖地富的剥削共性，就是“恶劣的个性化”的现象。

正是白嘉轩的“仁义”，毒害得鹿三从不对剥削制度产生怀疑，只知当忠诚和恭顺的长工和奴仆，以至为报主人的恩义而残忍地杀死自己的儿媳！

正是在实施“仁义”礼教的名义下，白嘉轩族长不让不想当为地主“泡枣”的小妾，只想当一名农家院媳妇的田小娥进祠堂，逼得她自暴自弃、破罐破摔，死后还要在她的骨灰上造一座镇邪塔。

无论是“真仁真义”的白嘉轩，或是“假仁假义”的鹿子霖，谁也没有完全彻底地实行过真正的“仁义”。

为了争夺白鹿原的统治权，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一个巧取风水地，一个恶施美人计。

而在白鹿原第一个种婴栗毒害人的不是别人，也正是奉行仁义的白嘉轩族长。

这不正违背了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义道德吗？

而像朱先生、白嘉轩那样的“仁义”之辈，实际上也是嫌贫爱富、趋炎附势的势利之徒，在白孝文当乞丐、鹿兆谦当长工流落村野的时候，他们不理不睬，避之唯恐不及；而当他们成为伪县保安团营长，变作镇压人民的鹰犬，衣锦还乡拜祠祭祖的时候，他们却热情接待，百般奉迎，一幅小人嘴脸！

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仁义观念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具体内容，需要我们继承并发扬。而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正是这种传统美德的最好继承者和发扬者。在漫长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涌现了多少杀身成仁的志士、舍生取义的英雄，创造了多少传奇式的故事、神话般的奇迹!而且也只有在经济上实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在政治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真正的仁义道德才能实现。

诚然，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原因和思想认识原因，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经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受过这样那样的挫折，造成过无谓的牺牲，导致过人为的破坏。但是从根本上和总体上来说，我们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而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福祉。

我们并不认为文艺创作只能歌颂共产党的丰功伟绩，不能批pin共产党的错误挫折。像《白鹿原》中所写的那些错误和挫折及其造成的损失和牺牲，单就某一个人物或事件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捏造和杜撰，比如，根据甘肃党史资料记载，南梁革命根据地确实在肃反中活埋过一个从西安来的女共产党员张景文。但是把这些人物和事件集中起来，专写共产党的错误和挫折，从书中看不到革命的磅礴气势和伟大胜利的影子，看不到人民群众翻身解放的欢欣鼓舞的情景。这就不仅造成了作品总体上的不真实，而且也不能不使我们追究作品的居心何在了。

作者否认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否认革命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根源，把地主和农民写得真正亲如兄弟，把朱圣人和白族长当做救世主；否认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借自己所崇敬的朱先生之口，说国共两党的斗争“不过是想独立字典”，“无非是想独占集市”，“不过是公婆之争”，而且按前述作品中的情节看，是共产党的基层组织首先破坏了基层的国共合作。

作品还否认暴力革命和正义战争，把革命与反革命在白鹿原的拉锯战说成是“把咱白鹿原弄成个烙人肉的鏊子了”。并借朱先生和白嘉轩之口一再宣示：“已经烙得满原都是人肉味儿。”

联系到作者所捏造的朱先生墓穴中那块特制的砖头上的“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以及“折腾到何日为止”的谶语，《白鹿原》是把一切革命斗争都当做“作孽”和“折腾”来看待的。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和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否定了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的基本原理。我们否定“阶级斗争扩大化”，并不一概否定阶级斗争；我们否定“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并不否定一切革命。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我们不主张胡“折腾”，那样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折腾自己。但在人民没有当家作主的旧社会，我们是应该“折腾”的，否则就不能把那个腐败的政权“折腾”垮，打造出一个人民的新天地。

除了赞颂和倡扬儒家仁义学说和封建宗法制度，贬抑和否定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之外，《白鹿原》还在弘扬民族文化遗产的名义下，不分封建性糟粕和民主性精华、津津有味地描写了封建家族的陈规酷刑和农村的迷信陋俗，如打刺刷、喂吃大粪、求雨、祈子，装神弄鬼等，张扬腐朽丑恶，展览愚昧落后。而且借口刻画人物性格的需要，不加节制地细致描写性心理和性活动，迎合低级趣味，追求感官刺激，制造商业卖点，毒害人民和青年。这一切都使《白鹿原》乏善可陈，没有多少社会功利价值。

三

文艺创作作为一种审美和创美活动，其境界是呈“美”，即按照一定的世界观（包括人生观、价值观、艺术观）和创作方法，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形式创造，通过内容形式化和形式内容化的双向互动，把“真”和“善”或“假”和“恶”的内容，以“美”或“丑”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因此，“美”乃是实现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的关键，艺术性就成为文学创造的途径。

笔者认为，美是真和善的典型形象显现，丑是假和恶（不善）的典型形象显现。客观真实性（真）和社会功利性（善）是美的内容，生动形象性和一定典型性是美的形式。真和善的内容，通过生动、典型的艺术形象体现出来，那就变成作为生活美集中体现的艺术美。而“假”和“恶”的内容，如果经过作者的批判和否定，通过生动，典型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那就将生活中的丑转化成了艺术中的美；如果不经作者的批判和否定，而是赞美和歌颂，这样即使通过生动、典型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那就仍是生活中的丑的展览而不是艺术中的美的体现。

陈忠实确实具有一定的创作能力和较高的艺术技巧，他在刻画人物、编织情节、叙述事件、描绘场景、安排结构、运用语言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而且创造了以往文艺作品很少涉及的人物，刻画了一些比较复杂的性格。但是，对“假”和“恶”的思想内容不加批判和否定，而是赞美和歌颂，这样即使以出色和精彩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显现出来，那就不是艺术中的美而仍是生活中的丑。思想上有害的作品而又有某种艺术性，则艺术性愈高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

《白鹿原》不真不善的内容，决定了它不可能采用按照社会生活的本来样式真实地再现客观的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或是按照社会生活的应有样式热情地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更不可能采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创造出具有艺术美的形象和典型。

作者或者是采用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不加选择提炼和批判否定地描写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迷信活动，不加节制、穷形尽相地细致描写性心理和性活动；或者采用消极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美化历史陈迹，赞颂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和意识形态；或者是用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丑化革命运动，贬抑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

作者写作的出发点不是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而是某种错误的思想观念；不是广泛深刻地描绘生活画图，通过对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的真实描写揭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而是任意剪裁和捏弄人物和事件，把人物变成宣扬自己错误思想观念的传声筒，忽视艺术思维的形象性和情感性特点，让人物发表滔滔不绝的议论，贬损社会革命和革命战争。

恩格斯说：“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或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2]

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体现一定时代的一定思想，是叙事性文学创作的中心课题。

作品中的共产党员鹿兆鹏和白灵是中国现代新兴的先进阶级和先进思想的代表，作者却把他们塑造得没有一点光彩和美感。

他们对自己信仰的主义和参加的组织缺乏深刻理解和坚定信念，作为中共省委委员的鹿兆鹏竟然辩驳不过朱先生“独占集市”和“独立字典”等谬论，白灵参加共产党竟然是由与鹿兆海玩铜钱的儿戏所决定的。

他们与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和群众没有紧密联系和血肉关系，连鹿兆谦这样的基本群众也没有被帮助和教育成一直跟党走的坚强战士，使他先后沦为土匪和儒家信徒。

他们只知盲目蛮干和冒险胡来，一点智谋和策略也没有，他们策划和参与的革命斗争，几乎全是挫折和失败。

他们对自己的胞弟和爱人不努力做争取他弃暗投明的工作，最后却以政治立场不同而与他决裂，心安理得地与自己的弟媳和夫兄结为夫妻，在个人私德上也可谓不仁不义！

这简直是对共产党人的莫大糟践！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者却极力和倾情塑造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朱先生和白嘉轩，让这些“逆历史潮流而行”的人物，“展现出人格魅力和文化光环”并“充满沉郁的美感”（雷达语）。

特别是极力美化封建统治阶级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朱先生，不顾生活逻辑和事理逻辑硬是把他塑造成一尊神仙和圣贤。

一个只知尊孔读经根本不懂近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腐儒，作者却吹嘘他能够预知天气阴晴和人间祸福。

还说他从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上，能推断出未来是共产党“朱毛红军”的天下，甚至捏造出朱先生墓穴中特制的砖头上的谶语，能预料死后几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真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

至于说他在辛亥革命期间，“凭一张嘴一句话，就解除了从甘肃反扑过来的清军”，更是违背历史真实的谎言。

根据甘肃省文史馆韩定山老先生回忆，事实是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已宣布退位，清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升允仍不甘心灭亡，从甘肃集结20万清军出兵攻陕，妄图攻下西安，奉迎溥仪偏安西北。他们认为甘肃交通闭塞、消息迟滞，暂时秘不发表清帝退位消息，严令猛攻，三五日内如能突破咸阳，进入西安，则局势已成，即可为所欲为。却不料纸中毕竟包不了火，乾州城内的陕西革命军，从城头抛下清帝退位、共和造成的文件，甘肃清军司令官马安良得到消息，向升允提出了国体已改，何必还同室操戈的警告，同时长庚所派骁锐军统领、革命党人黄越亦在秦州（天水）起义，使得升允督战的命令无法再行。于是乾州解围，醴泉、咸阳停战，升允不得不收旗息鼓，匆匆西退（见《民国初年的甘肃政局》，《甘肃文史》2007年第1期）。

哪里有什么“凭一张嘴一句话，就解除了从甘肃反扑过来的20万清军”的鬼话呢？根据历史题材作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对于西北近代史上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难道也可以捏弄吗？

尽管作者还极力塑造和赞颂朱先生洁身自好、宁静淡泊、严厉禁烟、清廉赈灾等高风亮节和仁行义举，但终究掩盖不了他守旧复古、倒行逆施、维护封建制度、贬损革命斗争的主流和本质方面。

毛泽东在《应当重视电视〈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中指出：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

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3]

《白鹿原》提出的问题，比起《武训传》来，是带有更根本的性质的问题。

《白鹿原》在宣传封建文化、贬损中国革命方面，比之《武训传》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所塑造和赞颂的朱圣人和白族长的形象，是比武训更有害的形象。他所塑造和赞颂的鹿三的形象，是比《阿Q正传》中的阿Q更不觉悟的农民形象。鲁迅对阿Q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陈忠实对鹿三的态度却是“喜其甚幸，赞其不争”，遇到了好主人，可以做稳奴仆。

按照朱圣人、白族长及鹿三的“仁义”哲学，中国人民就永远只有做奴仆的份儿。按照陈忠实《白鹿原》中的逻辑，按照陈晓明教授所赞赏的陈忠实“标举一种文化价值而试图阐释”的“中国现代性历史”，中国封建社会和剥削制度就应当万古长存，作为中国革命胜利产物的新中国就不应当出现，更谈不上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今天的改革开放了。

肯定和赞赏《白鹿原》，就是承认和容忍歌颂封建文化、贬损中国革命的宣传为正当的宣传。小说《白鹿原》的出现，特别是对于《白鹿原》的吹捧，说明我国文艺界的思想混乱曾经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四

《白鹿原》在1989年前后写作和出版绝不是偶然的，它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和认识根源。

众所周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在揭批“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同时，先后出现了两股思潮。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股自由主义思潮，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仍然充满着封建保守的色彩，致使我国至今仍没有走出“黄色之明”，走进“蓝色文明”，实行“全盘西化”。上世纪90年代初，又兴起了一股自由主义思潮，认为近现代以来，激进的革命使中国遭了殃，要是坚持改良，甚至保留清朝王室，实行君主立宪，三权分立，走向共和，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于是公开打出了“告别革命”的旗号。这种“告别革命”论在哲学上是假设历史的唯心史观，在政治上是倒行逆施的反动谬论。

在这股思潮影响下，一时间否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义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否定暴力革命、否定斗争哲学、诬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老一代领袖成了时髦，我国人民引以为豪的革命斗争历史，成了某些人嘲弄的对象。与此同时，社会上和文艺界出现了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加分析批判地宣扬西方人道主义和中国儒家学说，鼓吹文艺非意识形态化和商品化，宣扬文艺创作非本质化、非典型化、非英雄化，抛却理想，躲避崇高，拒绝壮烈，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潮，一时间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

而党的两任总书记对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的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采取消极态度，对错误思潮和不良倾向采取宽松、宽容、宽厚的态度，甚至只让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不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鸣”。一些作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对创作的指导作用，有的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以至减损了反映生活真实的力度，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歪曲了中国现当代社会发展的历史真实。

不管作者自觉或不自觉、有意识或无意识，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是这种情势下的产物，它为“告别革命”的荒谬论调做了“出色”的图解和“精彩”的演义。

出现思想倾向不好的作品并不奇怪，帮助作者改正错误认识、提高思想觉悟就好了。奇怪的是一些著名文艺评论家的庸俗捧场和刻意炒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雷达的《废墟上的精魂》一文，对广大读者和全国媒体形成了严重误导。

该文一方面割裂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以不分精华与糟粕的所谓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掩盖其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贬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要害；一方面割裂人性人格与社会关系、历史观点与道德观点的辩证统一关系，以人性化和道德化的历史观点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阻碍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倒行逆施进行人性和道德上的美化，从而模糊真假、善恶、美丑的界限。

雷达赞赏陈忠实的《白鹿原》“悟了‘道’，得了‘理’”，“暗暗参透了物换星移，鱼龙变化的奥秘”，“扩大了人们的眼界，把‘文化’这一尘封多年的更为广大的视角引入了思想界，大大扩充了人们审度生活的眼光和认识世界的图式，打破了固守着单一的政治视角的狭局”。并反复强调《白鹿原》概括了“新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民族文化底蕴”，是“民族灵魂的现实主义画卷”，表现了“共通的民族心理模式”，展示了“宗法文化废墟上的民族精魂”。

至于什么是“文化”？中华民族的“民族灵魂”和“文化底蕴”到底是什么？《白鹿原》展示了怎样的“宗法文化废墟上的民族精魂”？雷达却故弄玄虚，不说清楚。

按照《辞海》的解释、文化与文明是同义词，指人类社会开化、进步的状态，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产生，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广义的文化表现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个方面，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按其与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关系，又可分为科学（自然科学）技术文化与观念形态（意识形态）文化两大部分。狭义的文化则专指社会意识形态。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是狭义的文化。

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世界上绝没有脱离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和不为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文化。文化的发展虽有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独立性，但它终究摆脱不了一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支配和制约。

世界上哪有经济上政治上反动倒退，而为这种经济和政治服务的文化却值得极力赞美和歌颂的道理？

每个民族内部都有两种民族文化的学说：“每个民族内部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太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面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列宁还特别强调：“任何在谈论无产阶级时，把一个民族当作整体同另一个似乎是整体的民族文化对立起来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都应当坚决反对。”[4]

因此，所谓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并不是一个整体，其内部也包含着两种成分，一部分是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性文化，另一部分是具有人民性的民主性文化。在对待民族文化遗产问题上，毛泽东要我们剔除封建性的糟粕，继承民主性的精华。

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当然是指我们民族文化和精神中的精华部分，包括强烈的爱国主义、突出的人文倾向、鲜明的价值观念、辩证的思维方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长盛不衰的传统美德等。而在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封建的等级观念、宗法制度、特权思想、纲常礼教、陈规陋俗、迷信盲从、因循守旧、不求变革、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安贫乐道、知足常乐、平均主义、嫉贤妒能、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等等，则是我们民族文化和心理中的糟粕部分。

雷达所赞赏的陈忠实“悟了‘道’，得了‘理’”，就是“悟”了“孔孟之道”，“得”了“仁义之理”，这种以“孔孟之道”和“仁义之理”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是为维护和巩固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服务的。从世界观和历史观层次来说，它属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的主要部分。这就是雷达所赞赏的《白鹿原》所表现的“宗法文化废墟上的民族精魂”和“共通的民族心理模式”，也就是陈晓明所赞赏的《白鹿原》所“标举”的“试图阐释中国现代性历史”的“文化价值”。

至于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从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层次批判地继承和发扬儒家仁义观念的精华，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革命精神，《白鹿原》不仅不予赞美和歌颂，反而极尽讽刺和嘲弄之能事。特别是以称颂儒家仁义为反衬，从根本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贬抑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这种倒行逆施的言行，难道就是雷达所赞赏的《白鹿原》所展示的“新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民族文化底蕴”及“民族灵魂的现实主义画卷”吗？难道就是陈晓明所赞赏的《白鹿原》“标举一种文化价值”所“试图阐释”的“中国现代性历史”吗？

《白鹿原》实质上是在掘共产党的祖坟，翻中国革命的铁案，也是对陕西辉煌的革命历史和荣耀的革命文艺传统的颠覆和背叛！这“勇气”不可谓不惊人，这题材不可谓不“重大”，这主题不可谓不“深刻”，这技巧不可谓不“高明”。难怪要给予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难怪要被选为新时期长篇小说排行榜之首了，不过这实在是对茅盾的最大亵渎！也是对新时期文学成就的最大偏见！

当年茅盾自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中国社会问题，自觉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事小说创作，写出了《子夜》那样的杰出作品，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新时期那么多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而又有艺术魅力的好作品，为什么评选者视而不见呢？

雷达明明知道，传经布道的儒学大师朱先生，躬行“仁义”的白鹿村族长白嘉轩等人，“思想上是保守的、倒退的”，却极力赞扬他们“展现出人格魅力和文化光环”，“充满沉郁的美感”。说朱先生进入了冯友兰先生所论述的人格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赞美他浸淫着钱穆先生所论述的“天地良心”四字，特别赞美白嘉轩是“中华文化的传统人格的代表”、“人格种”，说他“雄健”、“强韧”、“勇毅”、“尚志”、“自省”、“自励”、“慎独”、“沉着”、“内敛”、“讲仁义，重人伦，尊礼法，行天命”，“不失为男子汉、大丈夫”，“自觉捍卫宗法文化的神圣”，“把‘仁义’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

人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宗族关系、伦理关系等等，而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则是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是支配和制约其他社会关系的关系。一个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反动和倒退的，在人性和道德上又怎能是完美和高尚的呢？人性和道德是社会的、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脱离人的社会历史关系的人性和道德是抽象的人性论和抽象的道德论。在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行为问题上，我们坚持人性人格与社会关系、历史观点与道德观点的统一，只从人性和道德观点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行为是不可取的。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主要看他的历史行为对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而对阻碍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人物，不宜进行人性和道德上的美化。电影剧《走向共和》丑化孙中山、黄兴，美化慈禧太后、李鸿章，已引起人们的公愤并受到批判。而雷达对倒行逆施的朱先生、白嘉轩等人，却激情称颂他们的美好人性和高尚道德。这难道不是逆转历史人物的基本属性，模糊真假、善恶、美丑的是非界限，消解人们纯洁的思想情感和正确的价值判断，从而让思想倾向不好的作品大行其道吗？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总是弘扬和鼓励占统治地位的主文化、批评和抵制背离主文化的反文化，提倡和允许处于中间状态的有益无害的亚文化。雷达和陈晓明等所赞赏的陈忠实的《白鹿原》，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中国，属于哪种性质的文化，应该是不难做出判断的。虽然曾经受到过马蓥伯、何国瑞等同志的严正批评，但陈忠实和《白鹿原》却不断受到奖励和表彰，这是极不正常的文化现象。对这种咄咄怪事，我斗胆提出质疑，我不知道这是站在什么立场、坚持什么观点、运用什么方法、按照什么标准进行奖励和表彰的？敬请社会各界人士以共和国公民的良知、共产党员的党性和专家学者的见识来评评这个理儿。

五

新时期以来，在批判极左路线，批判“阶级斗争扩大化”，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简单粗暴的大批判方式之后，出现了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情况，有人把一切正常的文化批评和学术论争一概视为“慷慨激昂的大批判表演”，“是‘文革’中的大批判情结在起作用”，“带有整人的目的”。还借西方人的偏见说：“中国人习惯于把jealsud（嫉妒）冒充成justis（正义）”（见《新华文摘》2006年第19期转载余秋雨《当前中国社会的六大文化误区》）。正是由于受到类似上述种种错误指责和嘲讽，我国思想文化战线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现象，对一些错误观点和不良倾向，缺乏切实有力的批判和批评，一些所谓的文艺评论文章多是庸俗的捧场。以致对像《白鹿原》这样的作品至今仍被当作最优秀的作品。

我的批评文章如发表，也许会招来一些人的指责和嘲讽，什么“极左分子又出现了”、“阶级斗争又来了”、“大批判情结又起作用了”、“嫉妒心的表现”、“带有整人的目的”、“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单一的政治视角”等等，都是可能出现的诘难。对此我早有思想准备，只请求保留反批评的权利。不管人们怎么为陈忠实辩解和对我进行诘难，我坚信《白鹿原》以赞颂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和封建文化作为反衬，来贬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这个错误的主导思想是无论如何也推脱不掉的。

陈忠实是我的陕西同乡，雷达是我的兰大同学，陈晓明与我素不相识，除了学术思想和文化观念分歧之外，我和他们没有任何个人恩怨。而且早在陈忠实未大成名，我与他还不相识之前，就为保护陈忠实免受批判而付出过代价。

1976年“文革”结束前，陈忠实写了一篇“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短篇小说《无畏》，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文艺编辑辛乐改编成为广播剧播出。

1977年甘肃电台领导组织撰写了一篇批判《无畏》的重头文章，着重指出《无畏》中写的走资派56岁，正好与当年的华国锋同岁，因此，《无畏》的要害是矛头直接指向“英明领袖”。

《甘肃日报》领导批转给时任文艺评论编辑的我，要我尽快修改压缩为一个版面，并向甘电台领导承诺，在指定日期的《百花》副刊发表。

我感到文章是那种简单粗暴、捉风捉影的写法，在诗歌编辑吴辰旭、散文小说编辑刘玉等同事的支持下扣发了这篇文章。到了指定日期文章未见报，甘肃报社领导严厉批评了我，后经我们三人共同解释，虽未再坚持发表，却对我们三人留下了不好印象，也奠定了我们在报社的不妙处境。

1995年长庆油田采油二厂举办文学讲习班，我与陈忠实、雷达等一起应邀讲学。在几天的接触中，对陈忠实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关于上述那件为他给我带来厄运的事，以及我对他作品的意见都不好意思当面说出。后来我同雷达同游平凉崆峒山的时候，曾一起讨论过《白鹿原》，因双方意见分歧，闹得不大愉快。尽管我早有批评《白鹿原》的意思，但为了不伤同学、同乡的和气，就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把这件事放了下来。

近年来我越想越觉不对头，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是不该讲情面的。我爱同学和朋友，但是我更爱真理。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也不是不讲原则地一团和气。前年我同雷达的中学同学、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牟毫戎一起批评了雷达的《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一文，雷达从北京托甘肃同乡向我问好，并说学术争论不影响同学关系。老同学的高风亮节，使我深受鼓舞。今天终于写出了这篇文章，也请老同学、老朋友批评指正。

注 释：

1、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2、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一版，第316页。

3、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页、第16页。

4、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四版，第46页。

5、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参考文献：

[1]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概论[M](.第一版)花山文艺出版社，1999.

[2]何国瑞.社会主义文艺学[M](.第一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3]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修订二版)(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摘录自《甘肃高师学报》第15卷第3期（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