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尊严，就是尊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新国家的历史主动精神。这种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凝聚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任人欺凌的悲惨局面。这是值得中国人珍惜的伟大的精神财富，是不容许任何人加以亵渎和抹煞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党史、国史的现实借鉴意义和育人作用，他特别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对待新中国70年的历史。他指出：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1]
这就科学地指明了两个不同发展时期的内在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对于那些企图通过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特别是对蓄意通过“非毛化”的罪恶活动，来达到他们私有化、西化的政治诉求，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因此，正确说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和主体，维护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尊严，才能更好地发挥国史的资政育人作用。
维护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尊严，就是维护人民革命的伟大成果。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根本目的和中心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新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正是对人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正义性的最有力的证明。
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满怀深情地展望了人民共和国未来的发展，他说：
“中国人民将会看到，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涤荡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2]
这是创造历史奇迹的时代。
这里以毛泽东领导时期为例，只要比较一下旧中国，我们在这个时期取得的是历史性的伟大成就，是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总体上带给人民的是福利而不是灾难。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远在美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对友人感叹：
我们不能不服气，我们搞了20多年连一辆像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不能不服气呀！
这就是旧中国的现实，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的。
只有深刻理解新中国经济建设面临的巨大困难，才会真切体会到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何等的可贵。
比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多数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份（1936年）。正如陈云所说：
“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
创造了二次大战结束后医治长期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奇迹。
从1956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在这期间发生过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失误，但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能否定的。
从1953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速度不但是旧中国无法比拟的，而且与当时世界各国相比也是不低的。在这期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农田基本建设初见规模，效果明显。
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现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我国航天技术，就是从1956年起步的。
这里还要指出，一个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是反映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社会进步状况的一个标志性的重要指标。毛泽东领导时期，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而印度1952年人均预期寿命41岁，直到2011年人均预期寿命才达到65岁，比中国晚了整整35年。
这些成就，都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
维护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尊严，就是尊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新国家的历史主动精神。这种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凝聚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任人欺凌的悲惨局面。这是值得中国人珍惜的伟大的精神财富，是不容许任何人加以亵渎和抹煞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和干部中涌现出千千万万为祖国无私奉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我们民族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事迹已成为激励人们建设新国家的巨大精神力量。
这里，着重介绍“两弹一星”这个英雄集体。他们高扬爱国主义的旗帜，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自觉地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甘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默默奉献。邓稼先、于敏等“销声匿跡”将近30年，完全同个人的名与利绝缘。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壮丽史诗。他们的奉献和献身精神，是感天动地的。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他在任何时候都是不顾个人安危，身先士卒，奋战在第一线，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
在70年代的一次核试验中出现事故，发射的核弹不知去向。邓稼先不顾许多同志反对，亲自去现场察看，终于一块碎弹片被他找到，高度的责任心竟使他忘记了起码的科学常识，用双手捧起含有极强放射物的碎弹片察看，确定核弹没有爆炸后才放心。几天之后，体检的结果是：他的尿里有很强的放射性，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不正常。1985年，他患癌症并明显加快转移。他在治疗期间，把病房变成工作室，以极大的毅力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抓紧工作，包括和于敏联合署名写成了一份给中央的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建议书。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终因全身大出血而与世长辞，他用生命践行了他在接受研制原子弹任务时说过的话：
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中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继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邓小平指出：
“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3]
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又满怀深情地说：
“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4]
197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第一次访问中国，他见到阔别20多年的老同学邓稼先时，特别问他是不是寒春（在华美国友人、核专家）曾参加中国原子弹工作，像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邓稼先表示他觉得没有，但会去证实一下再做肯定回答。杨振宁写道，1971年8月16日，是我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上海市领导人在上海大厦请我吃饭。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给我，是稼先写的，说他已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台湾学者黄尔尊（笔名：惜时老人）写了一本《向太空要和平——中国核工业史话》，他向笔者赠书时表达了写作过程的激动心情。写到氢弹试验成功时，他说，当时，氢弹的理论设计，是在江南的一个小县城里完成的。为了“庆功”，这批不分昼夜都在工作的年轻人，走进了一家小饭馆，每人吃了两角人民币的“大肉面”，钱是由于敏付的。他禁不住老泪纵横，难以自己。是的，爱国之心，人皆有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亲爱的读者，当你们读到这个情节时，“庆功”仅仅是一碗两角人民币的“大肉面”，是觉得他们太“贫穷”、寒碜呢，还是为这种体现着崇高理想、无私奉献的爱国精神而震撼和激动呢？！这值得我们好好地想一想。
注 释：
[1]中央党史研究室：《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述》，《人民日报》2013年11月8日。
[2]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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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北京大学原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察网，本文原载《毛泽东研究》2016年第1期，察网发布时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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