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军：能不能让老百姓不骂国企？——国企改革再评论之十三

原打算出一本书，书名叫《国企改革再评论》。把十年间公开发表的国企改革评论文章集合呈现，再以现在的观点与视角，对旧文所涉题材逐一进行二次评论。也许是因为批评味太浓，没有出版社愿意接单。在此连载，给听得见、听得进批评意见的人，留下值得深思的话题。

深刻理解国企发展事关国家基本经济制度

（《南方日报》2013年4月3日）

从去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到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是我国政治生活中改革建言的高产期。各阶层代表和理论流派，争相发表政治观点和改革建议，呈现出充分民主、共商国是的良好局面。其中，关于国企改革的议题最为激烈，分歧也最明显。

经过梳理与归类，可以将上述观点与建议分为两大类：发展（或规范）国企和消灭（或限制）国企。然而，这样的分类又不能准确地反映各种政治观点的真实诉求，其中存在相当多的理论交叉和路径重叠。比如，主张发展国企的一方，有观点建议通过加快实施股权多元化来改造国企，但是国有股份保留多少合适，语焉不详，而倾向性的说法是越少越好，这就与主张消灭国企一方的终极目的殊途同归。又比如，主张消灭国企的一方，有观点建议在公益领域可以保留一定数量的国企，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则要坚决地退出。而主张发展国企一方也有观点提出要继续收缩国有资产的投资领域和战线，专注于公共服务和国家安全领域，两者的导向结果趋同。

造成这种混乱结果的主要原因，是论者在就具体问题展开阐述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偏离了国企存在与发展的核心意义，忽略了国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制度的根本关系。而这些意义与关系，是研究国企改革的根基，是判断政策建言科学性与否的关键所在。否则，纠缠于那些表征的、局部的、暂时的和纯技术层面的细节，并将之无限扩大，上纲上线，就很容易迷失正确的方向，推导出令人迷惑的“老路”和令人乍舌的“邪路”。

国企发展事关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其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

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作用。比如：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稳定国计民生，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宏观调控市场，巩固执政党地位和人民当家作主，等等。相对应地，反对方也可以指出上述作用的不确定性。但除此之外，以公有制为主体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核心问题是——全体民众通过共同占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生产资料，即市场经济语境下的资本，在获得劳动收入以外，同时得以参与资本收益分配。这是抑制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性制度安排，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

公有制所占比重过大，可能会抑制其他所有制经济发挥作用；反之，也许市场经济的作用可以充分发挥了，但是，共同富裕的理想却失去了以资本为依托的基础。消灭了国企，全体民众失去了共同所有的资本，失去了参与资本收益分配的资格，仅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富人的慈善，根本不可能改变现今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消灭了国企，国企原来所掌控的诸如石油、电信、电力、金融等所谓垄断领域，必然落入少数资本大鳄乃至国际财团囊中，绝对不会“均等地”由全体“民”众所分享。由此观之，那些主张消灭国企的理论与建议，才是货真价实的“与民争利”。

请不要再做无谓的幻想与鼓噪。我们应该将精力集中在如何设计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上，使政府、国资监管机构、国企各归其位，相互支撑，又不至于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将精力集中在如何设计好国有资产监管制度上，使国企既能融入市场经济体系，又不至于因“所有者缺位”而导致资产流失和效率低下；将精力集中在设计好市场运行机制上，使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又不至于让任何一方的垄断行为损害市场生态及消费者权益；将精力集中在如何设计好国资红利的收缴、分配和管理制度上，使“全民所有”的资本收益，真正、直接、持续地惠及全体民众，又不至于伤及国企的持续发展能力与国家的财政收入。

习近平总书记说：“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笔者认为，国企改革与发展，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保护好和运营好现存的全民所有的资本。全民所有的资本是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艰苦奋斗积累下来的老本，这个老本不能丢，丢了就再没有共同富裕的念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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