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林波：中国智库建设应破解三大难题

 

　　第一，独立性问题。独立性一方面体现在财务的独立，另一方面要求观点立场的独立。就财务的独立性而言，我国目前大多数智库有官办或半官办色彩，很难改变为靠社会筹资的机构。可以通过鼓励民间资本投入新建智库中，或者鼓励社会资本设立相关议题，来逐步改变这一状况。

 

　　观点立场的独立性是国外一些机构与学者对我国智库批评较多的地方，他们认为中国的智库存在着依附政府的倾向，只能作政策解读，难以发挥资政议政作用。拿了政府的钱、隶属于政府，是否意味着不能独立发声？事实并非如此。笔者认为，在不违背大政国策的前提下，对具体的公共政策，应该鼓励相关智库提出各种独立的判断，以免政府决策部门在单一思维惯性下做出错误的决策。所以，开放、包容、理性与分享的社会环境，是当下我国建设智库所需的必要条件，也是推进我国智库独立性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二，多样化问题。独立性与多样化紧密相关。首先，多样化体现在智库的组成多样化，不仅有政府背景的智库，而且要有民间的智库；不仅有来自科研机构、高校的智库，而且有来自政府支撑机构、专业团体、新闻媒体的智库。其次，多样化体现在有不同声音、不同的解决方案，提供给决策者作为参考备选。不同的智库发表自己的主张和看法，也体现了社会的理性宽容。最后，多样化体现在智库的特色上。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这要求我们的新型智库必须在“特”字上下功夫，专注相关领域的问题，培养专业的队伍，形成各自的特长。美国智库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比如：美国的兰德公司以军事研究见长，进而扩大到国际问题研究；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以研究外交政策为主，与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同为世界顶级国际战略研究智库；而美国企业研究所则在企业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与布鲁金斯学会并称为美国华盛顿的“两大思想库”，也有人称它为“保守的布鲁金斯”。

　　第三，话语权问题。智库不仅应该拥有国内话语主导权，而且还应该拥有国际话语主导权。纵观智库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智库的一个核心作用在于掌握话语权，创设新的议题，引导舆论的走向。比如，成立于1977年的卡托研究所，深受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减少政府对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干预，并且减少在国际上的政治和军事干预。为此，它总是能够提出一系列的相关议题与政策建议，具体包括：在经济上，减少联邦政府对市场运作以及地方州政府的干预、废止最低工资管制、废止企业补助和贸易壁垒；在社会相关政策上，深化自由学校选择制度、废止政府实行的族群歧视政策、改革反毒品政策等等。再比如，所谓“中美共治”（G2）、中美欧大三角（G3）等热议话题背后都是智库专家们的精心策划。

 

　　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智库在“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话题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引起了很好的社会反响。期待我国的特色新型智库在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舞台上发出更加响亮的声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