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常说要敢于说真话，这不完全，确切地说，我们不仅要敢于说真话，更要善于找到并敢于坚持真理。真话是只是找到了“事实”，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从事实中的“求是”。说出真相很难，说出真相后的真理更难。确切地说，坚持说实事求是的话，才是我们需要的正确态度。

 

毛泽东同志说：“真理往往是隐蔽在现象后面的。如果只是眼睛可以见到的现象就是真理，那就不需要科学了。本质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现象的东西是可以看得见的。本质是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够认识到的。”【1】

 

2、脱离大道，一味穷究历史的细节真实——这是我们目前许多学者的致命短处——是没有意义的。道理，道理，有道即孟子说的“义”——才能有理。做学问的第一要义，不是掌握实事，而是“知道”实事。“知道”，即知事实中的“大道理”。

 

孔夫子、孟夫子都痛骂那种不知大道只究细节的人，说他们“小人哉”。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孟子也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孔子和孟子不是不让人讲真话，而是让人不要讲没有意义的“真话”。

 

“讲真话，不如讲真理。”【2】说棍子在水中是“弯”的，这是真话，但不是真理。讲真话需要勇气，而讲真理则需要过脑子。说了真话，只是说出了“事实”，这远远不够，还要说事实中的“是”即真理，只有真理才能赋予真话以意义。没有意义的“真话”，正如没有季节的落叶，也是没有意义的。

 

3、“讲真话”的真实含义应该是鼓励讲过脑子的话。前者讲的是“实事”，后者讲的是“求是”；前者讲的是准确地“格物”，后者讲的是格物后的“致知”；前者讲的是认识的起点，后者讲的是认识的方向和归宿。不经“求是”的“真话”，与不经“真话”即“实事”的“求是”一样，在许多时候是要坏事的。

 

说真话是为了成事而不是为了坏事，不用于成事的“真话”就是不着调的胡话。“远取诸物，近取诸身”【3】，说人事，应将自己的“真话”先在自身试验；说国事，应将自己的“真话”先在自家试验。如能用身家性命试验过的“真话”，大体才可应用于国事。

 

4、说真话不如说正确的话。在大事特别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前，司马迁的问题就是在大兵出发前话太多。司马迁说的是真话，但不是正确的话。当时正确的话不是个人是非，而是匈奴的威胁，国家要凝聚共识，形成压倒和打败匈奴的绝对力量。

 

5、有的学者做学问只止于是和非，这远远不够。有些事——比如湘江战役前的王明路线——知道是错的，但解决它的其他条件如不成熟，解决它可能带来问题更多，只有先放一放。而湘江之战后，解决王明路线的条件和时机也就瓜熟蒂落了。

 

只知是非而不考虑如何解决的学者不讲这些条件，他们满脑子的学问只止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的学问对国家政治而言基本没用，如再死磕，那就有害了。

 

小孩知道皇帝没穿衣服，很多人其实也知道，为什么不说透，那是政治需要。父母吵架，孩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是我早就离了。”为什么父母不离，不是不敢，是大局需要。小孩他不考虑这些，可爱，但他的话只能听听，不能采纳。我们许多学者的学问单纯得像个孩子。

 

我常说，说真话不难，难在说正确的话。正确的话就是符合大局的话。夫妻的是非，是在婚姻条件下确立的，为了揪谁是谁非而弄得离婚了，那是非就没有意义了。不离婚——对国家而言就是不能分裂和混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大局，它高于是非。前者需要非凡勇气，后者需要政治判断。为此我专门写过一篇《谈谈学术与政治的宽容与和谐》【4】。

 

毛泽东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5】，为什么？杜甫有大局意识。比如杜诗《春夜喜雨》，前四句告诉人们：做事要把握时机和恰到好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解决问题要借势却不事声张（“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后四句告诉人们：道路曲折，但前途光明（“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坚持下去，待风雨过后，回首来路已是硕果累累（“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注 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页。

【2】张文木：《战略学札记》，海洋出版社2018年版，第333页。

【3】南怀瑾、徐芹庭译注：《白话易经》，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79页。

【4】张文木：《谈谈学术与政治的宽容与和谐》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年第2期

【5】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游览杜甫草堂时，望着陈列在橱内的杜甫诗集说：“是政治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