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列宁说得好：“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程恩富教授的社会主义思想特别经济思想，是在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体系。让我们循着程恩富教授的足迹，尽情领略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的丰盛繁茂与实践多姿，所谓：本身无若愚，得同文笑非；错问诸苒弱，多少似来归。

程恩富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理论家、实践战士。文以载道，书以焕采。本文尝试用一种特别的框架如实记录其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轨迹”。挂一漏万，任由人评说。列宁说得好：“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1】程恩富教授的社会主义思想特别经济思想，是在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由程恩富教授亲自领导的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成果丰硕，取得夺人眼目的理论创新，如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一元论、利己利他双性经济人论、资源需要双约束论、公平效率互促同向变动论、公有制高绩效论、市场国家功能性双重调节论、大文化经济论、知识产权优势论、新帝国主义论等等。和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不同，这些都是具有十足中国特色内涵底蕴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性成果。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任尔无数诗往来，花开阴阳四时春。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春天；对坚定信念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其实你能否担当大任都遭骚扰，或许你不在意自己的收获，只在意收获洗礼后的胆识和智慧的燃烧！志者，记也。然则，让我们循着程恩富教授的足迹，尽情领略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的丰盛繁茂与实践多姿，所谓：本身无若愚，得同文笑非；错问诸苒弱，多少似来归。

 

一、历史：公有制社会主义探索

（一）问题的提出

中央提出，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关键词“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一是表明阶段的历史性质，二是表明在这个阶段上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但在把握这个问题时，人们囿于对社会主义历史的关注片面性，往往对“初级阶段”的注重超过社会主义本身。难解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独创性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是什么关系呢？按照程恩富教授的回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共同体”的社会主义公式可以概括为一个等式：“完全社会所有制＋完全社会按劳分配＋完全计划经济”，而斯大林和毛泽东则降低了社会主义的实现标准，其经济制度观及其公式为“两种公有制＋货币型按劳分配＋商品型计划经济”。依据邓小平理论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观及其制度公式是“公有制主体＋按劳分配主体＋调控型市场经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统一它们？

《教父》原版小说里有句话：“在一秒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也看不清本质的人，自然是不一样的命运”。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程恩富教授指出要明确“4个分清”，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践加以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社会主义不是孟什维克，而是布尔什维克，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和文明规划。所谓：人群是分阶级的，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的存在一定代表有利益冲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原则，这是在经济上保证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制度因素。”同时应当及时地看到，“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的弱点和消极因素，包括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一定要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和发挥公有制主体的作用来加以解决，使执政党真正成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2】

这就使得我们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能须臾离开“阶级问题”，但不幸的是，这个立场观点方法总是被不恰当地忽略。例如在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假社会主义看来，所谓“中国模式论”，就是这8个特点——实践理性、有为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这是一个极为驳杂的系统，貌似新颖的“社会主义＝社会公正＋市场经济”表述实则背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观，抛弃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占主体。所严重忽略者公有制基础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以贯之性”。承认矛盾，社会主义才有奋斗性，才有奋斗目标。公式并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有效“提出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的三种经济制度观（或曰“发展秩序观”）正是依据历史矛盾变化的客观行程所做出的道路的阶段特征区分，遵循的是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道路理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观的真正贡献，在于共产党执政后并不急于消灭市场经济和私有制，而是有效利用它们去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服务。

（二）坚持公有制社会主义道路探索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范畴，同时是它的动态演进的概念形式。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规划，对发展阶段的机理探究有助于澄清公有制基本范畴的内涵逻辑，揭示阶段转换的“起承转合”的机制道路。在程恩富教授的众多研究中，有关“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的研究显得尤为突出，盖因“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毛泽东语），它要厘清“姓资”“姓社”问题，例如讲：“从民主社会主义长期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从最初作为社会主义同义词的社会民主主义，到强调政治民主多于经济民主的民主社会主义，再到现在强调经济自由多于政治民主的‘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一步步成为资本主义既定制度的总体维护者和局部改良者。”【3】新中国前30年和改革开放的40余年的发展是一脉相承、高度统一、道路一体的。然则，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决不是遵循“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模式只看到中国私有制经济的发展，看不到新中国前30年的伟大成绩，看不到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种种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存有天然的反对性研究态度的人如果来到“大数据时代”，就会疑虑冰释的，因为它更多地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是实践不断向前发展、解决实际难题的问题。程恩富教授坦言，“计划经济功成身退，总体上是成功的。”【4】新中国30年的成就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基础，它的成功转型又成为新动力的内源，基于这个历史判断，我们也有充足理由认为：如果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在经济绩效上就有可能超过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就可能将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远远地抛在身后。

由此可见，除开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不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和建构阶段，委实需要秉持辩证法，不搞形而上学的路线规划。在这当中，必须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界定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基本视角”，依据唯物辩证法则可以做出“初级、中级、高级：社会主义发展三阶段勾画”；亦即，“采用历史分析方法，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过渡时期’划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然则“从建国起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前这一历史时期，都属于广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以生产力变化为间接或终极的标志，以生产关系变化为直接标志。”【5】初级阶段的重要任务是“继续巩固政权”“发展生产”“搞活经济”。计划能够创造性地和市场结合，说明计划经济并不是“无效率”，它非以“败”退出历史舞台，实则以“转型的形式”实现了真正有计划的商品生产，催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与机制，最大程度地激发了各种社会要素的经济活力。核心要点在于突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武器”的立场观点，使之贯彻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全部阶段，由此也统一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阶级斗争学说。其凸显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内在发展规律”，突出的理论发现是，“马克思设想的过渡时期，目的是为了使高标准的社会主义与过渡时期的特殊形成鲜明的对照，即在过渡时期实现的不仅仅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而是包括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在内社会全面发展。而实践的结果与马克思的设想有着重大区别，因此，应该根据已有的实践，把过渡时期归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起点阶段。”【6】

要知道作为思想形态，社会主义并不年轻，它甚至是比资本主义更为古老的一种极其伟大的人类自我规划。环视今宇的文明，社会主义思想“星星之火 正在燎原”，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开始不断热播。马克思说，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就实践中社会主义的工作实情而言，针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即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程恩富教授强调它取决于当代无产阶级联合的水平和工作效率。就联合的范围而言，是要真正做到“6个联合起来”：“全世界劳动阶级性质的左翼政党联合起来”“全世界劳动阶级性质的左翼工会联合起来”“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性质的学会联合起来”“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性质的媒体联合起来”“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性质的论坛联合起来”“全世界劳动阶级和左翼性质的运动联合起来”。就战略和策略而言，第一，“要加强左翼理论、战略和策略的互相交流，求大同存小异，减少不必要的争论”；第二，“要以马克思主义左翼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泛左翼力量，形成广泛的社会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第三，“要在工会、学校等各界单位中积极发展左翼团队，与公开的、秘密的或潜在的左翼人士建立联系”；第四，“要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成立和发展各国和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会，主办报刊、网站和出版社等多种媒体，并应在高校和社会上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和社会性的公开讲坛”；第五，“要在各种左翼运动中物色、提拔坚定的、具有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人士，使其掌握关键的领导权”；第六，“要以公开或隐蔽等多种方式积极地影响、参与和引导国内外左翼运动和进步运动”；第七，“只要不违反现行法律，共产党等有关左翼组织应当积极创办和壮大盈利性企业，以便为各项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经费支持”；第八，“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局为重，冷静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各种矛盾和争端”；第九，“要加大宣传各国的左翼实践典型，让人民群众从典型中领悟左翼的价值观和进步性。”【7】

（三）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根本的遵循

程恩富教授指出：对于一些有着长期性、有效性和科学性的基本原理，我们要坚持下去，但坚持不是“教条主义”，而是可以在全面深刻理解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继续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等理论进行创新发展；发展也不是漫无边际地发展，而是在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掌握辩证法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发展；惟有如此，才能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内核，才能避免错误理解。

作为一名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型的“实践战士”，程恩富教授和许多“自称坚持社会主义的学者”有很大的不同，就是突出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初心——公有制社会主义，从学理上维护工人阶级立场。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程恩富教授认为应超出资产阶级眼光看问题，沉迷于用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更新另一种模式的道路幻想，搞所谓“中国道路对西方模式的超越论”，其实这些论调本质上都是为“资本逻辑”进行辩护。须知，“改革开放后，我国一些学者奉西方的‘经济人’假设、‘委托—代理人’理论为圭臬，以‘企业家的企业理论’为名，实质宣扬‘资本家的企业理论’，以此论证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私有企业的高效率，而全然不顾西方社会中私有制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日益严重的事实，给我国的公有企业改革带来了巨大的思想混乱。”【8】

坚持理论创新的研究取向，但必须严守科学社会主义底线。在这方面程恩富教授自身的研究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即坚持“理论假设”在具体思维形式上的有效性。为此，他提出，“如同现代西方经济学把‘生产三要素创造价值论’‘完全自私经济人论’‘资源有限与需要无限论’‘公平与效率高低反向变动论’等视为理论假设一样，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也有必要把‘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论’‘利己和利他经济人论’‘资源和需要双约束论’‘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论’等视为理论假设。”【9】“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的要义下文有阐析，此处不缀论。由于资产者“以母设假”，炮制了“理念崇尚人类低级本能的意识”的“完全自私利己”经济人假设，该概念工具集“功利主义”“理念预设主义”“理念的历史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成见”“二元主义”“唯理论教条”“个人主义”大成，新“经济人”假说目的是展示方法论唯物主义的工具基础，例如说利己和利他的行动二重完全取决于社会制度和各种环境，社会主义制度则有使其“互促转化”的经济活动特征。关于“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其实质内涵逻辑是将需要分为三类：一是脱离现有经济条件的“无约束欲望或需要”（它不是经济学科要研究的对象）；二是符合现有经济条件的合理欲望或需要；三是具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要即需求。显然，这些设定是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统一的中介条件。人类的任何生产活动皆有效率问题。但要知道，资本主义之不公平主要表现在私有财产制和按资分配及其派生现象上；与此相异，传统社会主义之不公平则主要表现在体制僵化和平均主义分配及其派生现象上。科学社会主义性质和类型的市场取向的改革目的是要进入高效率的最佳状态，为此必须强调公平与效率的“内在关联性”。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条件下“等量劳动要求获得等量报酬”这一按劳分配的基本内涵并未改变，所改变的只是实现按劳分配的形式和途径。然则，“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表述经济活动的公平与效率的“正反同向变动的交促互补关系”。言下之意，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越是公平，效率就越高，反之，越是不公平，效率就越低；它所要理论说明的是，市场型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格局同样可以实现共同富裕以及经济和谐。

 

二、矛盾：中国道路与改革初心

（一）矛盾与中国道路

矛盾分成发生的、正处在结构化行程中的矛盾规定和在认识上已成型并可知识把握的逻辑规律。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揭示的“矛盾规定”是上述两种涵义的结合体，是“相生相克意义的互系性矛盾”和“对立统一意义的统一体矛盾”意义的动态合成。因此，分析社会主义对象就莫过于分析它的客观矛盾的形成和发展，又在解决“矛盾与冲突”中把握现实中国经济。在看待事物发展的客观矛盾时，毛主席指出，既要注意区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也要注意区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同时注意认识到，矛盾的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乃是相互转化的运动。然则，程恩富教授以下的论述均系由“矛盾”角度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性质与状况进行了科学梳理与内在探究：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成为建设时期生产方式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论述。社会主义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统一体，这一判断同样适合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从而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曾产生过错误的理解，这是导致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种错误理解产生的原因就在于离开生产力这个主要方面来认识和把握社会矛盾运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基本任务的分析，明确指明了社会主义事业千头万绪，但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切实解决人民的物质利益问题。”【10】发展生产力就是抓住了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该实践矛盾的发展体现在三个层次上，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过程中所应坚持的宏观调控原则，也是基本途径，是通往社会主义性质“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共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阶段的最高目标，也是上述两层的最终归宿。

第二，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消除与私有制相伴随的社会不平等，是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科学论断。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矛盾运动的结果。这决定中国应走“共同富裕”式的发展道路。从理论层面上看，“共同富裕是从历史发展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实践层面则告诉我们“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道路，是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凝聚力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选择。”只有走共同富裕式的发展道路，方可实现“3个才能”，即“才能打破历史上因发展过程中不平等扩大导致的繁荣衰落交替和治乱循环，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困局和危机，才能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加快提高生产力和生活质量。”【11】

第三，中国绝不能搞私有化，绝不能忽视“两个毫不动摇”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看不到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两者统一的方面，或者回避两者对立的方面，都会给公有制经济带来不利或损失，都会阻碍整个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必须明白，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限度内的私营经济，具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它从属于公有制经济，是有利于人民的；但是，如果盲目地搞私有化，那就势必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势必使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性质发生蜕变，从而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生蜕变，这是绝不可等闲视之的。”因此，“即使撇开个体、私营经济时有发生的经营假冒伪劣、偷税漏税、行贿欺诈等情况，也必须充分认识公私两种经济之间客观存在的矛盾关系。主要是：经济资源和市场占有上有竞争，尤其是专业技术人才的竞争；私营企业主的高收入对公有制经济管理层人员会形成诱惑，对公有制经济稳定管理队伍带来不利；国有、集体经济同私营经济并存，为一些人假公济私提供了便利；在股份制合资企业，可能出现私人资本排斥公有资本等。存在这些矛盾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两种生产关系的性质存在对立性。只有正视和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才能促进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12】为此可以自豪地讲，“中国的改革成功经验已经部分地证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公有主体型产权结构＋劳动主体型分配结构＋国家主导型市场结构。也就是说，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制度，是由两个主体和一个主导的‘三主制度’组成的，是当代解决公平与效率、计划与市场、公有与私有三大世界性基本经济矛盾（世界各国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的最佳模式。”【13】

第四，关于“经济的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狭隘利益的矛盾”。程恩富教授指出，“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实践中可以揭示出其根本矛盾，即一国内部的经济不断社会化与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国际社会的经济不断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有制和国有制之间的矛盾，以及一国和全球经济的无政府或低秩序或弱调控状态，必然导致一国或全球经济的紊乱和衰退。”【14】然则，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全球基本矛盾究竟是什么？程恩富教授进一步认为，“那就是经济的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之间有冲突，甚至与集体所有、合作所有、国家所有也都有矛盾。”【15】

矛盾是编织历史的经线和纬线，是理性思考的良师益友。为了树立正确的矛盾观，指导身边的人学会辩证矛盾思维，程恩富教授有一次风趣地对记者说：“有的老师上课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只讲书本理论，那是他自己底气不足。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任何理论和现实问题，我来者不拒。我曾经和100多位博士一起上课讨论了10个重大国内外问题，他们问我答，6个半天会后他们对我说：‘老师，如果都按您说的理论和政策做，我们没有疑问了！’”总而言之，由于强调矛盾的客观思维在分析社会主义对象中的特有作用，程恩富教授正确认识到，中国初级的公有制是有局限和缺陷的，但矛盾所带来的经济冲突性可以通过改革进行及时地纾解。因此，“从科学创新的角度来看，提出问题是先导，但是，问题本身必须反映客观事实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要求。从思维主体对客体事物的反作用来看，倘若提出的问题只是反映了事实的表面矛盾，或者只是反映了事物的假象显示的矛盾，那只能对人们的思维起误导作用。只有反映了客观事实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要求的问题，才能真正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表象，从而达到正确地改造事物和实现主体价值目标的作用。”【16】

（二）矛盾与改革开放的“初心”

道路决定初心，矛盾划出初心不变的轨迹。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什么是改革开放的“初心”？以人民为中心，走人民群众检验真理的道路。然则，程恩富教授指出：“逐步消灭私有制，逐步建立公有制，这是共产党人不能忘记的经济初心和必须牢记的经济使命之一。”【17】作为“冲突性经济矛盾”的解决，“分享经济”走向“共享经济”。盖因“分享经济”仅仅着眼于资本修复，而“共享经济”则着眼于劳动与资本双重修复。这就尤其需要指明这一点：“‘共享经济’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促进全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全民共同增加主人公幸福感，全民以共同提高富裕水平为最终目的；‘分享经济’则是以延缓经济危机为动机和手段，少量分散分利给工人，以便实现资本家的长期利润最大化。”【18】据此而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遵循以下重大原则：

一是科技领先型的持续原则。这是从生产力发展角度践行社会主义相对剩余生产。为此要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引进发展、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有效竞争与适度垄断、协同发展与自身发展、人与自然、对等全面开放与经济安全及人民福利、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主导作用、公有经济主体与非公经济辅体、按劳分配主体与按资分配辅体等九方面关系。围绕高质量发展，——不是什么特别的“原理”，而是现实的个别事物，不是什么一般的“规律”，而是全体矛盾规定中的联系的某个阶段或某种方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一系列重要关系。”【19】

二是民生导向型的生产原则：由“物的目的”向“人的目的”回归。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直接和最终生产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生产新价值和公有剩余价值是为生产使用价值服务的，因而体现了‘人民主体性’和民生导向型的生产目的。”【20】建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性，是合规律的经济形式运动。进一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了该种规定：“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21】

三是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重要的一点就是牢固确立邓小平关于发展私有制的目的是为发展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基本思想。因此，要将“坚持‘国民共进’，做强做优做大公有制经济”和“确立以民生建设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使政府的投入和政策向普惠型转变。”【22】

四是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分配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反面。“一种极其流行的错误观点认为，目前贫富差距问题不是首要问题，不是由非公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所导致，而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才是需要担心的问题。事实上，正是发明‘中等收入陷阱’一词的新自由主义导致拉美国家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导致高收入的美欧日国家陷入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导致低收入的非洲等国家陷入发展缓慢。”【23】当然，实现共同富裕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要通过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高质量发展，最终迈向共同富裕。程恩富教授认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情况下的必然选择，是满足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要求的必由之路，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有力支撑。

五是国家主导型的市场原则。共产党执政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主体之上，从而，经济工作本位只能是国家而非市场。以高质量发展为例，基于“2020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例，国家治理任务夯实于“国之脊梁、民族希望”，突出体现于“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具有两点重要意义：“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五是继续保持医疗卫生系统‘姓公姓社’的本色，强化社会主义性质的公共医疗卫生事业。”【24】因此，所谓高质量发展，显然是数量机制管理为主转向结构机制管理为主，变所有制的“速度”为所有制的“质量”；亦即承认“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然则，“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25】

六是绩效优先型的增速与结构协调型的平衡原则。程恩富教授着重指出，“要贯彻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经济新常态和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紧各种经济结构和重大经济比例的调整和改革，特别是加快缓解结构性产能过剩。要有针对性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26】

七是社会主义自力主导型的开放原则。既要“中国制造”，更要“中国标准”，不仅如此，这里面还包括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审慎开展金融业对等开放，等等。

思想的交锋才是真正的交锋。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其存在的物质条件于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也是决不会出现的。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智慧之神在文明的暮色中才开始酝酿思想的飞翅，然则，矛盾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性想象物，是实践向理论发出的最强力的时代行动音符。以历史为思想高度，以矛盾为打开实践之门的金钥匙，“历史－矛盾－规律－范畴”的系列就舒展在行动的前面，催发斗志，让马克思主义行动者备受鼓舞！

 

三、规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受计划规律和市场规律支配

恩格斯认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27】“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28】犹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受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受计划规律和市场规律支配。

首先，“马克思的分析表明，按比例规律是一切社会共有的经济规律，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化商品经济依靠市场的盲目调节，无法自觉实现按比例发展；只有建立公有制，实行计划调节，才能自觉地实现按比例发展。”也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国家调节规律或计划调节规律与市场调节规律相结合，才能形成功能上良性互补、效应上协同的有机整体来实现按比例发展。”【29】

其次，鉴于一些学者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打着否定苏联传统计划经济的幌子，神化私有产权，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形而上学地将基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经济发展规律戴上计划经济的帽子并予以否定，从而必须认识到：（1）按比例规律是人类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普遍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实质内容是国家调控规律）则是社会主义特有经济规律；（2）市场调节规律或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中按比例规律的重要实现方式，并在简单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来，在按比例规律实现中发挥决定性作用；（3）国家调节规律或计划规律作为按比例规律在受国家调节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国民经济中的一种实现方式，有利于克服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自发性盲目性弊端；（4）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调节规律（计划规律）与市场调节规律（价值规律）的进一步结合使得资源的组织和优化配置更具规律理性。然则，“我们不能因为国家规划、计划和调节是有人参与的，就否认其中包含客观性，进而认为‘国家调节规律’‘计划规律’等概念不成立。”“对于社会化大生产必须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不仅是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凯恩斯等许多西方济学家也以某种方式认可并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措施。”【30】

最后，鉴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国情特殊性，同时需要深切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距离马克思论证的共产主义还有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二重性理论可以看出，社会生产方式的结构本质上具有二重性，所以对于生产方式诸因素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需要联系一定的历史条件做全面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存在着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由此，也更需要科学地分析我国现阶段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实际上，现阶段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二元化，导致调节手段的二元化（市场与计划两种手段）、经济规律的二元化（市场调节规律与国家调节规律、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同时发挥作用并互相影响）等等。”【31】

（二）更加尊重市场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32】

在我国，程恩富教授是较早提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节机制设想的人。如上指出，在有影响的一系列论文中，程恩富教授创造性地阐释了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特点和内在结构，倡导构建完善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双重调节体系；通过揭示按比例规律、市场调节规律（价值规律）、国家调节规律（计划规律）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认为按比例规律是人类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普遍规律，市场调节规律是商品经济中按比例规律的重要实现方式，并从简单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来，在按比例规律实现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国家调节规律是按比例规律在受国家调节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国民经济中的一种实现方式。通过对“六种经济体制和六种经济调节机制”的比较分析，在研究方法论上程恩富教授进而提出以下设想：“只有引入制度分析方法，从人类社会演化的历史大背景去观察经济调节的变化脉络，才能消除孤立谈论现阶段经济调节的种种偏误，进而在改革中应构建何种经济体制和调节机制的难题上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33】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34】然则可以认为，市场规律是社会分工深化的结果，是生产社会化的基本规律之一。并且可以说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们均受一些共同的经济规律支配和影响，它们都和市场规律的起作用有关，如剩余价值规律、竞争规律、计划规律等。只是由于在客观方面受到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共同作用性，使得“市场决定性作用”对于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既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又有消极的负面效应。为此，“要深刻认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作用论’与我们党提出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本质差别。”【35】于是针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新自由主义解读，程恩富教授指出：“从总体上，它是强调市场与政府的双重调节，只不过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和职能是有区别的，二者存在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36】

所谓发挥市场作用，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把握和发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几个关键环节：健全的市场体系、规范的市场秩序、自主的主体决策以及价格的市场形成等；要完善双重调节体系，将“市场决定性作用”作为第一顺序的作用链条。同时注意认识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主要是在一般资源的配置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其发挥作用的条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所不同。以国有经济为例，应“遵循市场运行规律，有序推进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遵循产业发展规律，不断优化国有企业布局结构”，“遵循企业发展规律，持续提升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水平”，“遵循国际竞争规律，着力培育国有企业国际竞争能力。”【37】在评“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论”的文章中，程恩富教授指出，“‘国有企业退出’论不利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当代高科技和经济全球化的新条件下，固守自然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的分类，已经过时。因为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都可以有竞争性和垄断性。”【38】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践行主体上，程恩富教授坚决主张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盖因国有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和我们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中的支柱”，“是强大的国家实体经济”，还是“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39】

（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程恩富教授充分肯定了发挥“两个作用”的重要性，但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决定作用论’与中外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作用论’有着天壤之别。”“需要将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国家调节失灵’，又要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从而形成高效市场和高效政府的‘双高’格局。”【40】进一步，鉴于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弥补和克服“市场失灵”弊端、社会主义制度能弥补和克服“市场失灵”弊端，程恩富教授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能更好地运用市场经济”。【41】然则，“‘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价值规律通过短期利益的驱动对一般资源的短期配置，而政府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对许多一般资源的长期配置和对地藏资源、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等特殊资源的调控配置。因此，在一般资源的短期配置中，市场发挥完全的决定性作用。在某些一般资源的长期配置中，政府通过统筹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来实现规划配置。”【42】

盖因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调节的规律容易充分发挥其积极引导作用，避免其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综观世界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经济不平衡发展是全球发展的一般规律。发挥政府的作用的根据就在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市场将自发地起决定性作用，但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已受到不同程度的约束，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石”，所以，“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应有的决定性或基础性作用，又要充分发挥国家在资源配置中应有的导向性或主导型作用，综合运用好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按比例发展规律、计划规律、节约规律、劳动生产率规律、非均衡发展规律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律系统，促使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发展。”【43】同时，也只有国家从整体上调节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才能矫正价值规律的盲目自发作用，从而实现按比例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44】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是“经济自主性”的内在要求。“我国必须坚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这样，“国家经济自主性是国家经济发展中客观存在的变量，它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减而出现强弱变化，反映了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45】同时，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不断探索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产物。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进程中，要做到“6个防止”，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防止外国资本垄断”“防止非公资本单向参控”“防止削弱人民币国际化”“防止只讲混合所有制”“防止削弱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特别是要注意发展以公有资本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46】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在政府调节和治理的范围、领域、力度和强度，必然要略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见，发挥好市场和政府双重调节作用，是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程恩富教授历来主张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以西班牙蒙德拉贡合作经济模式为经验借鉴和启示，他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当遵照邓小平关于‘两个飞跃’的战略思想和十七大发展集体经济的精神，探讨如何适时适度发展农村‘集体化和集约化’问题，逐步实现农村经济的‘第二次飞跃’。”【47】“合作制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列宁语）应当来讲，有了完全合作化的基础和条件，中国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然则，“在新时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大方向，是关乎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根本所在，是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48】

 

四、范畴：从“《资本论》新论”到“重建中国经济学”

 

（一）“《资本论》新论”中的社会主义范畴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一个质性区别是运用了分别不同的语言范畴和思维范畴，具体到程恩富教授的研究，则更为关注“社会主义范畴”及其现实化应用问题。然则，正是由于有了“历史－矛盾－规律”架构，程恩富教授在《资本论》研究方面拥有若干“独特新论”，从中引出诸多可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对象的有效范畴。

一是强调《资本论》的知识是“历史、逻辑、客观知识”，如“活劳动价值说”，其衍生了全要素财富说和按贡献分配形质说。《资本论》“树立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阐明了资本的矛盾运动”，“揭示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因而“《资本论》总以新的方式登上世界舞台”。【49】这是强调：如果说社会主义不是简单执行“过渡任务安排”，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甚至是“独立社会形态”，那么，就应从具体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形态的变化上进行考察，对社会主义形态机理加以研究。应基于这一意义理解程恩富教授的“公有资本”“公有剩余价值”“国家调节规律（计划规律）”“市场调节规律（价值规律）”“计划社会主义”等等社会主义经济用语。

二是针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当代拓展，如上指出，提出“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坚持“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观点是价值的源泉惟一地来源于劳动者的活劳动。”【50】这实际上是人类劳动本体论，强调如果说《资本论》盖由剩余价值认识而起，但广义政治经济学当由“广义剩余”范畴的认识机理连缀而成；进一步，剩余产品以及社会剩余皆由人类劳动通过分配关系“定格”而成，再对应于一定的剩余劳动的社会形态。这无疑又是说抽象劳动不过是劳动的社会表现，由劳动迂回中心所形成的“剩余”既是生产力的结果，也必然体现一定的所有制关系，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自然形成的机理被一定程度上反转了，要由剩余价值分配最终决定社会总产品的实现。然则“从中升华出真正意义的现代主体活动规定”，又必须承认，“从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尤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依据看，形成‘社会总产品’的来源渠道是双轨的：‘身份产品’和‘总商品’。”更进一步，“也就内在关联了主体行动与活动的‘二重性逻辑’”，“归根结底，‘新的劳动类型’创造‘新的社会产品类型’，主体标准和客体标准应该并举。由‘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所释放的理论思维应该是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的价值创造问题的统一。”【51】

三是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关系上，程恩富教授认为研究方法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叙述方法则只是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从“概念”和“定义”出发，“而必须是在占有大量的经济生活的实际材料的基础上，通过抽象思维的能力”，“揭示出它们的规律性”，进而“去把握思维中的具体”。因此，“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表明人类的认识由接触感性具体开始，通过抽象向思维具体的运动，它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52】由于“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53】为此，程恩富教授主张“叙述是把研究的结果用一定的方法在理论上再现出来，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54】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从资本主义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抽象出一系列的经济范畴，并把“商品”这一最简单的经济范畴作为出发点。由此，马克思不断增加货币、资本、利润、平均利润、价值、生产价格等规定性，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故而“《资本论》就是采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相统一的光辉典范。”【55】总之，在程恩富教授看来，《资本论》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体系、规律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均需要继续运用这一基本方法。

（二）以“重建行动”开启中国经济学新旅程

“主义”是理论经济学绕不开的一面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模式，在和新自由主义世界思潮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失败的对比中，散发出更加耀眼的理论光芒。为此，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但首当其冲的是坚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现代化的学术原则。那些将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视为“普遍真理”，以为只要加点中国经济实例、案例和思想素材，即变身为“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是稚嫩可笑的做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则更是受资产阶级理性的影响，将计划经济简单归结于“计算的理性”，而丝毫不顾及它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工作内涵。其实不同的计算眼光，得出完全不同的成本－收益分析结果。在“为什么要把牛奶倒掉？免费送人不是更好吗？”这样的问题上，资本家的眼光和劳动者的眼光是完全不同的。市场，危机，是紧缩生产，还是继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分析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具象化了。这令我们想起程恩富教授的“公有高绩效”主张，它的基本含义应当就是“公有制使社会绩效最大化”。这充分表明，“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依据由生产力水平最终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国情，其中又包含着各种‘色层’的省情、市情、县情以及城、乡差别实情。”【56】然则，“我国古代的消费思想、人口思想、财政思想、生态经济思想，康有为的社会主义‘大同’经济学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济理论等，均有一定的合理颗粒。台湾学者构建的‘新儒学经济与管理’思想体系、加拿大华人学者倡导的‘中庸经济学’理论等，亦值得高度关注。”【57】同时，中国经济学有必要加大总结自己独特成功经验的理论思维力度，借由文化术语，形成“中国特色”和“中国话语权”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综合创新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

中国特色的丰富内涵全面体现于中央关于“四个自信”的阐述中。2020年春季在谈及当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中西对比时，程恩富教授高度赞扬了中国抗疫展示的五大制度优势，即：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企事业单位主导抗疫，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抗疫，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综合优势；以人民为中心抗疫，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宗旨优势；牺牲小我护大我，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优势。有些别有用心的政客攻讦中国仍在搞“半统制经济”，而程恩富教授则说这恰好是“中国特色”的制度内涵体现：“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政府调节失灵’，又要用政府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从而形成作用较大的高效市场即强市场、作用较大的高效政府即强政府这一‘双高’‘双强’格局。”【58】

“重建中国经济学”是程恩富教授1994年率先倡导的一个学术研究先声。盖因“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在遵循‘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方面，做了大量学术工作，进展较快，具体反映在国际化、应用化、数学化和学派化这四个学术走向上。”【59】在学习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笔谈会上，程恩富教授突出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征途上要做到“五个坚持”：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三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四是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五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青年担负任务，青年主宰未来，程恩富教授对青年研究者投身于中国经济学研究是高度期盼的；他指出，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与现实进行学习、研究、写作和发言，最好要对某一主题的以前研究掌握几条文献：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理论和精神，二是中国官方不断发展变动的理论，三是中外学界其他理论，四是中外历史与现实，五是作为新马派学者，还需掌握新马派理论，以及相反的观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程恩富教授关于“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个理论假设”走出了形式经济学与实质经济学的非此即彼的对立，而追求一种“写的历史”和“客观的历史”的研究－叙述统合路径的无缝对接。很显然，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的创新理论给了程恩富教授十足的创作灵感。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一个民族没有文化就没有未来，没有文化自信也就没有民族工作内涵的道路自信。然则，程恩富教授还“较早地提出了‘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共生互动效应观’‘文化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观’‘文化商品二因素特性观’‘文化劳动特性观’‘文化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特性观’等见解。”【60】程恩富教授是重视国学魂、国学根的，但在领导权的问题上，立场异常地鲜明，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中的根本指导地位决不动摇，盖因改革开放不犯颠覆性错误，关键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潮中破浪前进。

 

注 释：

【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9页。

【2】程恩富等：《党的性质与“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学术月刊》2001年第7期。

【3】程恩富等：《民主社会主义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学习月刊》2007年第11期。

【4】程恩富：《计划经济功成身退  总体上是成功的》，网址：http://news.sohu.com/20100824/n274442466.shtml.

【5】程恩富：《社会主义发展三阶段新论》，《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6】顾钰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拓新之作——评程恩富的<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学术月刊》1993年第3期。

 【7】程恩富：《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国际无产阶级有效联合行动》，《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8】程恩富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性研究不容忽视》，《人民论坛》2017年第3期（上）。

【9】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0】程恩富：《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新探》，《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11】程恩富等：《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论解读与实践剖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6期。

【12】程恩富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海派经济学》2008年卷第24辑。

【13】程恩富：《用什么经济理论驾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王东京教授商榷》，《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9期。

【14】程恩富：《反思和超越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河北学刊》2008年第1期。

【15】程恩富：《世界财富分配失衡与未来全球民主治理》，《绿叶》2010年第1-2合期。

【16】程恩富等：《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

【17】程恩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3期。

【18】程恩富：《改革的初心》，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81页。

【19】程恩富：《改革的初心》，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74页。

【20】程恩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八个重大原则》，《唯实·理论观点》2017年第1期。

【21】《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05-306页。

【22】程恩富等：《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论解读与实践剖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6期。

【23】程恩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八个重大原则》，《唯实·理论观点》2017年第1期。

【24】程恩富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任务——由抗击“新冠肺炎”重大疫情引起的思考与建言》（察网），网址：http://m.cwzg.cn/theory/202003/55864.html?page=full.

【2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1-314页。

【26】程恩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八个重大原则》，《唯实·理论观点》2017年第1期。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6页。

【29】程恩富等：《<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阐释》（上），《经济纵横》2017年第4期。

【30】程恩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八个重大原则》，《唯实·理论观点》2017年第1期。

【31】程恩富等：《<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阐释》（下），《经济纵横》2017年第5期。

【3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要》，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6页。

【33】程恩富：《改革的初心》，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71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9-490页。

【35】程恩富等：《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经济日报》2014 年9 月12 日。

【36】程恩富：《完善双重调节体系：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政府作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37】程恩富等：《遵循经济规律  做强做优国有企业》，《人民日报》2011年11月16日。

【38】程恩富等：《评“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论”》，《管理学刊》2012年第3期。

【39】程恩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3期。

【40】程恩富：《要分清两种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环球时报》2013年12月10日。

【41】程恩富等：《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能更好地运用市场经济》，《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3期。

【42】程恩富：《完善双重调节体系：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政府作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43】程恩富等：《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双重调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1期。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9页。

【45】程恩富：《<双重维度下的国家经济自主性>序言》，《海派经济学》 2019年第1期。

【46】程恩富等：《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所有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

【47】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26页。

【48】程恩富等：《坚持社会主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大方向——评析土地私有化的四个错误观点》，《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2期。

【49】程恩富等：《<资本论>总以新的方式登上世界舞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24日。

【50】程恩富等：《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劳动价值理论的当代拓展》，《当代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

【51】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93-694页。

【52】程恩富等：《经济学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0-41页。

【53】《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22页。

【54】程恩富等：《经济学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1页。

【55】程恩富等：《经济学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2页。

【56】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页。

【57】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2页。

【58】程恩富：《改革的初心》，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303页。

【59】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2页。

【60】程恩富：《改革开放以来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若干理论创新》，《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6期。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发布，原文载于《程恩富学术思想研究》第2辑第114-133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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