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评《开拓政治经济学中国话语新境界——中国民营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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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评《开拓政治经济学中国话语新境界——中国民营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
2021-07-18
到底是创新还是倒退？
——评《开拓政治经济学中国话语新境界——中国民营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
毫无疑问，这是一篇包含重大政治倾向性的学术论文，也是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可能会产生严重误导、混淆视听的学术论文【1】。它发表在中国最好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上，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也许，杂志发表这篇文章就是想要引起学者的讨论，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定论，来引导中国的舆论方向。以下分析表明，中国学界太需要对这样的似是而非的文章引以为戒了！
一、它片面地理解和引用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为自己的片面观点背书
世界是在各种矛盾的交错交织中向前发展的。按照列宁的定义，“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定义，发展是向对立面的转化。他说：“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老实说，我没有看到比列宁和毛泽东的定义更好的发展定义了。但从决策学的角度看，发展可以定义为科学目的的达到！这是我曾给出的一个定义【2】。也还比较抽象，但比列宁和毛泽东主席的定义要具体一些。
依据列宁的定义，中国今天的民营经济一支独大和国有企业并存的格局正是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的统一。然而，这只是静态的观点。动态地看，从中国古人所总结的物极必反、盛极而衰规律看，中国今天的民营经济一支独大恐怕是走到了它的顶端，将会向着它的对立面转化。为什么中国国企现在不会向着它的私有化的对立面转化呢？这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就是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一大二公”的局面向着它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对立面转化了，从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看，已经退无可退了，再实施陈独秀式的忍让策略就会招致颠覆性错误了。当然，这不否定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有其可以转化的对立面。最近，中央不是出台文件允许国企办学校了吗？这恐怕是中国国企管理中的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发展。私企能够办学校，国企怎么就不能办学校了呢？
因此，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哲学（实际上是辩证法观点）看，该文就是错误的。有人可能会说，这种判断是否是错误的呢？可是，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指导理论，那么，我们依据这一指导理论来做出逻辑的判断，在政治上的合法性是无可否认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新，不能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法内核吧！特别是，如果中国民营经济确实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拐点，那么，还把过去所形成的关于民营经济的一些表述，视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坚持的话，那就是面对中国社会的新主要矛盾而固守陈规了。这就根本不是创新，根本不是开拓政治经济学的中国话语新境界，而是狙击中国政治经济学话语的守正了。
既然该文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法内核，忽略了公有制和私有制企业的本质差别，它就只能片面引用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来作为其理论（极有可能别有用心）的立论依据。老实说，民营经济之提法只能代表“私”，不能代表“民”。中国14亿人口中百分之九十的“民”没有自己的企业，即使买了股票也基本上只是任由大机构收割的股民。当然，当今中国民营企业的大多数还是爱国的、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也在积极发挥作用。但也要看到，大量的民营企业发展也很难，甚至挣扎在死亡线上，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民营企业倒闭了。而某些有幸做得很大的民营企业中，有的是得到了外资的支持，有的是得到了腐败官员的支持，却产生了威胁国家安全的隐患，要不然，中央就不会采取反垄断的措施了；就目前的资料看，只有如任正非、曹德旺那样的一些企业家坚守和发扬了民族主义立场，真正承担了社会的责任！这样来看，我们不要认为民营经济提供了就业、产出、税收、技术，就认为民营企业占据中国企业数量的90%以上就是好事吧！【3】我们还是按照一分为二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看到民营企业并不是一个同质性整体的事实吧！在这种事实之下，只有对它们提出更高的社会责任要求，按照这一要求来优胜劣汰，才能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良好的企业基础吧！
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更重要方面或主流，是考虑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局和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主流是把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的。按照这一定位和宪法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规定，即使中国共产党在表述上把民营企业作为自己人是一种理论创新，它的理论创新的意义，相对于守住国有企业发展的底线，守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真经，也是次要的。从学术上看，该文的表述因此是缺乏严谨性的，它的理论框架是残缺不全的。当然，中国过去所形成的一些表述给今天带来了什么困扰，也是故国人民应该有所思的！
二、它错误地估计大局和形势而预设错误结论
共产主义运动也会有曲折，也会有低潮，甚至出现历史性的挫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表明，西方资产阶级能够用和平演变的办法实现他们在20世纪用军事入侵所无法达到的目标。但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方向，这不会因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低潮、挫败而改变。美国军事入侵伊拉克、阿富汗，虽然一时看似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虽然也由此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最终不得不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显示资产阶级的经济资源已经无法支付得起它动用战争机器的成本支出了。这也显示，世界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资源在耗尽了。如果连美国这个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国家都无法让其资本主义的世界统治维系下去，那么，中国建立起以所谓民营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又怎么能够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呢？更不用说实现共享发展了。那么，为中国民营经济背书的经济政策、经济话语，还能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创新吗？如果中国的民营企业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私人企业，那么，为它背书的政策、话语，到底是创新还是倒退呢？确实，无论是列宁和毛泽东，都有过认可私人经济的表述，但在21世纪的今天，毫无疑问，中国的民营企业如果在本质上越接近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私人企业，那么，列宁和毛泽东就会越不承认其合理性，对中国民营企业的理论上的背书就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这种中国指导性意识形态的公然挑战。而在毛泽东晚年，中国建立起的是“一大二公”的经济体制，这难道不表明毛泽东这位千年伟人的价值取向吗？难道彻底否定这种价值取向才是中国未来的前途吗？即使“一大二公”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难道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就没有问题吗？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所存在的问题还少吗？中国改革不应该仅仅依据问题（百年的半殖民半封建的历史必然给中国遗留下大量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应该和必须依据对问题的全方位的深刻的认识，否则，就是背离辩证唯物主义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了，就会被事务主义带到沟里去了。毛泽东也会犯错误，但他的勤奋程度之高，他的爱民之心之切，他的求知能力之强，使得他的基本思想永远应该成为我们的工作指南。没有他，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实现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完美结合。背离他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实现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完美结合。应该也正是因为这个，所以，中央出台了多个推进社会主义创新示范区建设的文件，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示范区建设是对中国当前实际的科学回应。中国当前的实际是什么？中国当前的实际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在1949-1976年时期，仅花27年时间就建立了初步完备的工业体系，而且许多创新性的发明、新工业形态，如光刻机、芯片、计算机、汽车、飞机等等，都已经箭在弦上。按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求，在改革开放后，它们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逻辑上看不得不发的。然而，在实践中，它们胎死腹中了。当中国的芯片进口超越了石油进口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口项目之后，当美国人开始卡中国芯片供应的脖子的时候，我们回想，在1978-2012年34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花费巨大的理论精力、实际资源去建设市场经济的时候，中国有没有做什么导致中国发展不充分呢？中国是否为此付出了巨大的重视交换而不重视生产这一违背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的代价呢？而这是否又是与民营经济的大跃进相伴随的呢？整体上看，所谓民营经济是否能够承担起提供大国重器的责任呢？是否能够成为党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驯服的工具呢？我想，答案不可能是绝对肯定的。因为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实行的是自负盈亏的制度，为此绝大多数不得不千方百计降低成本，绝大多数不得不限于自己有限的资源追求一个小目标。这样一来，即使中国如美国那样建立起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也只能缓慢地去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了，这还不谈夜长梦多的问题。我想，对于这点，中国大部分经济学者想一想就非常清楚了。
中国大部分经济学者想一想就非常清楚的还有，在以民营经济主体的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改革开放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地缘经济格局。改革开放前，东北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武汉是中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改革开放的今天，沿海地区经济异军突起，而东北、武汉经济相对落后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关系变化了。而就连经济发达的省份，也存在着地域上的不平衡。而在民营企业内部，企业老板所得的利润与工人所拿的工资是平衡的吗？企业老板们寄希望于工人的是什么呢？是996！诚然，一些老板为了企业的生存在拼命，但当老板们拼命时，他难道不去期望工人们996吗？但工人只得到相对微薄的工资，有些工人会没日没夜的工作，但广大的工人在微薄的工资下能够持续地996吗？他们不会问，那样透支体力地工作究竟是为了谁的问题吗？这还不说，在公有制企业日益离场的背景下中国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这还不说一些私人企业把在中国赚的钱转移到海外的问题。这还不说一些私人企业试图控制中国的文化和舆论的问题。而中国的这些经济不平衡、资源不平衡、环境不平衡、资源流出、意识形态问题能够在支持民营企业的舆论场下得到解决吗？
三、它不可能是总结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实践的高水平之作
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当然为中国GDP的增长做出了诸多巨大贡献。中国当然依然需要私人企业。但在私人企业数量如此之多，所带来所伴生的问题如此之多的情况下，是否还需要那么多私人企业呢？我想，从理论上看，答案不言而喻。在实践中，在网购的大潮中，大量私人企业已经关门了。中国民营经济大发展的今天，即使民营经济还需要发展，尽管我们还需要一些民营企业（包括各种路边店、夫妻店）来保障民生，中国也太需要大力发展公有制企业，太需要把国企做大做优做强了，需要调整公私企业的比例关系了。从这种逻辑看，该文把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的一些表述作片面性引用和拔高了，不仅忽视了对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系统把握，而且忽视了中国实际和中国需要。
该文对于创新一词的使用显示其作者根本没有正确理解创新。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学者熊彼特所提出的创新一词在中国甚嚣尘上。而其实，熊彼特的创新话语是在特殊条件下基于美国资本家、企业家的立场形成的。熊彼特明确指出的五种“创新”情况是：（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这种方法不一定是通过经验验定的方法，也不一定建立在科学上的新发现的基础之上；（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例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然而，采用新产品（如美国的转基因产品、采购波音飞机、购买美国豪华轿车等等）就是好的吗？采用新方法就是好的吗（中国的电子商务已经构成垄断）？西方国家开辟了中国市场对中国一定是好事吗？中国能够掠取或控制美国所掌握的芯片等对中国而言非常重要的新资源吗？民营企业是中国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还是只能作为辅助使用的旧形式呢？而且，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最基础的创新是技术创新，对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最重要的制度创新，依然代表着人类最新、最先进的制度，是名副其实的新制度。这样来看，脱离了技术创新实际和中国社会主义实际的该文，对于科学理解和使用创新一词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这恐怕与中央提出的创新中国话语要求，还相距较远吧！
【1】见张菀洺、刘迎秋：《开拓政治经济学中国话语新境界——中国民营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2】见王今朝：《中国人视野中的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3】根据一些统计，2019年，民营企业数量占比超95%，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最大主体（参见http://www.china-cer.com.cn/news/20191014382.html）。这到底是成就还是错误呢？（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系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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