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讨论了“现代经济学”看待计划经济的观点。有人认为现代经济学就是“市场经济学”，而计划经济没有经济学依据，这种说法失之片面。中国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计划经济也曾在治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之后的经济危机中发挥过关键作用。
计划经济体制解决了“谁来投资”的问题，但是还要回答“投资从哪里来”的问题，从哪里获得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资本？
首先，海外掠夺是不可能和不应该的；其次，国际援助虽然可以利用，但是附带很多条件的。剩下唯一的道路就是尽可能从国内收集剩余产品。
这样做的可能性在于，中国具有大量人口，虽然每个人产生的剩余产品很少，但是积累起来就是很大的数量。要实现国内积累，就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低成本而有效地从农村提取资源；二是在提取资源的同时，还要维护农村的稳定和基本民生，否则就会重蹈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覆辙。历史上的各种制度，都没有同时解决好这两个问题。而新中国是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和农业集体化，解决的这个两难的问题。
中国传统农业剩余十分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状况不是改善了，而是更严重了，因为土地革命之后，农民分到了土地，粮食属于自己，可以放开肚皮吃饭了。农村人均消费粮食从1949年的370斤增加到1952年的440斤，据华北局调查：“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1]。
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建设展开，工业部门对粮食需求增加。1953年城镇人口已达7826万，比1949年增加2061万，私商炒作粮价和囤积粮食，也造成粮食形势吃紧。私商活动频繁的地区，粮食市价一般高出牌价20%到30%，青黄不接时私商还预购“青苗谷”和“禾花谷”，囤积居奇，影响整个物价稳定。
1953年，粮食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剧。
毛泽东于国庆节期间在天安门城楼上要求中财委拿出具体办法，陈云领导中财委制定了8种可能的办法，最后决定选择了统购统销。
统购统销政策的基本内容是：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字将余粮售给国家。统购价格的规定，大体维持在当时城市出售价格的基础上，以不赔不赚为原则。统购价格固定，以克服农民存粮看涨的心理。计划供应范围，主要是县以上城市，也包括集镇、经济作物产区、缺粮户、灾民等，覆盖接近2亿人。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
统购统销的办法，自然不符合市场经济，所以在今天受到很多负面评价和攻击。
但是，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会发现，这是在当时能够选择的最好的办法。统购统销为工业化积累了大量资金。
根据估算，1954年国家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为159亿元，假定牌价与市价差别平均为30%，那么按照市价收购需要多支付57亿多元，远远超过当年工业基本建设总额38亿元。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统购统销，那么中国的工业化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统购统销的办法，是服从于重工业优先发展、兼顾工业发展和农村民生的办法，是一种“多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目前对统购统销的批评，集中在过度剥夺农民、破坏自由市场等，这些批评说得也是事实。但是，这些问题在决策的时候都考虑到了，现在批评统购统销的学者们，谁也没能提出来一种既能避免这些问题、又能够保障工业化速度、维护国家安全的办法来。正如陈云自己说：
（统购统销）有无毛病？有。妨碍生产积极性，逼死人，打扁担，个别地方暴动，都可能发生。但不采取这个办法后果更坏，那就要重新走上旧中国进口粮食的老路，建设不成，结果帝国主义打来，扁担也要打来。结论是征购利多害少。……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两害相权取其轻[2]。
还有人认为，通过统购统销，农民卖粮的价格低于市场价，受到了损失，实际上形成了“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成为工业部门对农民的剥夺。这种看法也不准确。
从历史上看，同解放前相比，在农业生产技术没有明显改变的情况下，留给农民的粮食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据记载，在旧中国的生产关系下，农民生产粮食的50%左右都要交给地主，而统购统销的粮食数量，一直稳定在30%以下，而且还有一部分数量返销回农村。
从1961年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之后，农村粮食消费量持续增长，告别了几千年来的饥荒，人口数、人均寿命都大幅提高。到1980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增长到68岁，全国人口数从4.5亿增加到8亿多，这是旧中国任何“盛世”都没有出现的成就。如果没有粮食和基本营养的保障，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
统购统销的粮食用于支持工业化，这一成果最终还是反馈到了农村，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始终在上升，而工业品销售到农村的价格始终在下降，这就是对农村进行的隐性补贴，农业机械、水利设施和日用工业品进入农村，也是在这个时代。
今天有些人认为“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对农民的剥削，远甚于从前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这是完全的颠倒黑白。
注释：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257.
[2] 陈云.陈云文选(1949-1956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207.
本文节选自《大国新路——中国道路的历史和未来》，江宇著，中信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来源：“共和国经济史”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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