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屡战屡败，一个重要原因是一切改良、改革都仅仅着眼于上层和城市，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就遇到了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第一次分歧：是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还是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经过探索，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之前设想的先实行10-15年的新民主主义、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案，而是提前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定了以公有制、计划经济、重工业优先发展、农村集体化、生活物资配给制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制度。
如何认识这一变化，是理解中国道路的起点，也是今天仍存在争议的问题。一些观点认为，建国初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出于“意识形态狂热”、“公有制崇拜”或者照搬苏联模式，导致经济建设走了弯路、“耽误了三十年”。我们并不同意这种看法。通过对历史过程的考察证明，建国初期选择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具有充分经济理性和必然性的选择。只有选择这样的道路，才能打破旧中国小农经济结构、殖民地经济和弱小的政府能力对经济发展的瓶颈限制，开启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起码自清朝中期就开始了，但直到1949年，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封建时代的中国长期是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清朝19世纪的GDP占世界的1/3，明清江南地区已经具备了发达的农业、繁荣的商品经济、丰富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但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既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具备了西方式的企业、技术、设备甚至一些制度，看上去现代化的一切要素都具备了，为什么没有启动现代化进程？这是因为，旧中国起码面临着三个重要的约束，成为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障碍。
小农经济的约束
现代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工业化，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至少需要三个条件：
一是要有足够的初始投资和工业技术，因为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
二是农业部门要有足够的剩余产品，供养那些脱离农业劳动、专门进行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的人。
三是有一个较大的高收入群体，他们在基本温饱需求之外，还有能力消费工业产品。
总之，工业化能否启动，首先取决于农业能否为工业部门提供足够的剩余产品，而传统中国社会并不满足这个条件，其根源是人均占有土地水平很低。
中国是世界上人地关系最为紧张的大国之一，战国时，人均耕地面积仅有4.5亩，清朝中叶下降到2.0亩。直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还强调“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1]。人多地少的国情，是约束旧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障碍。
首先，人多地少导致农业部门产品有限，难以为工业化提供足够剩余。我国封建社会，人均占有成品粮一直不超过600市斤，特别是清朝中叶人口从1亿多急剧增加到3亿多，人均占有粮食仅350斤，即使粮食分配比较平均，也只能满足温饱水平。粮食大部分由农民自己消费，很少进入商品市场，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格局。这种人多地少、人多粮少的状况，决定了不可能给工业化提供足够的剩余产量。
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积聚财富主要表现为土地集中，而不是消费水平档次的升级，长期停滞在“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超稳定结构。
相比较来说，欧洲社会一方面人地关系比中国宽松得多；另一方面，西欧在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通过在非洲和美洲的贸易，相当于从海外获得了大量土地，从而进一步缓解了人地矛盾，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原料、劳动力和市场，农业可以为工业提供大量剩余产品和广阔市场，从那时起，西欧的发展同中国就大相径庭了。
因此，中国现代化必须突破小农经济对有效集中资源的约束。
其次，在人多地少的约束下，形成了维护低水平公平和稳定的政策和文化。
同西欧封建社会的庄园主和农民之间密切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同，中国封建社会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强，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是一种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在传统中国，“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2]”的个体小农是主要的生产单位，维护小农稳定、防止土地兼并，是封建王朝延续统治的前提。
一旦工商部门或国家从农村汲取过多资源，就可能导致农村饥荒和破产。一般来说，王朝初期土地分配较为平均，承平日久之后，豪强地主坐大、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官僚体系也随之膨胀，并且和豪强形成利益共同体，这时如果出现有作为的皇帝打击财富集中，就能实现“中兴”。
为了维护稳定，封建王朝往往会主动弱化国家能力，轻徭薄赋、减少税收。这种政策导向，固然有利于社会安定，但是也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难以形成资本集中。进入近代之后，面对工业化的需要，如何做到既集中资本，又不危害农村的稳定？这个两难的问题，清政府和国民党都没有解决。
再次，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成了害怕变革、规避风险、小富即安的文化。各地自给自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足以产生大量市场交换，也限制了农户参加社会交往和政治活动的空间。
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像马铃薯一样分散的、互相独立的农村村社，靠着闭关自守的、一家一户的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构成了中国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始终不变的经济基础[3]。
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在给延安《解放日报》报社社长秦邦宪的信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工厂，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4]。”
中国小农经济的这些特点，在封闭的封建社会条件下，有利于长期稳定。但是，一旦受到外部冲击，就难以应对。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屡战屡败，一个重要原因是一切改良、改革都仅仅着眼于上层和城市，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工商和金融资本下乡，对农村形成冲击，单个小农无法和大资本对抗，历代封建王朝末期盛行的土地兼并和高利贷又盛行起来，再加上工商资本的盘剥，大量小农破产，农村形成了两极分化。农民活不下去，也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国内市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提起一件事：他11岁时，二叔毛菊生濒临破产，要把仅有的7亩地卖给毛泽东家，毛泽东和母亲不同意，觉得应该设法周济二叔渡过难关，但父亲认为花钱买田天经地义，毛泽东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5]”。这实际上就是外部资本对农村冲击的一个事例。
农村的凋敝，反过来使得城市工商业缺乏足够大的市场，要么半途夭折；要么只能依附于外国，形成殖民地经济结构，不能发展出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可见，突破小农经济对现代化的约束，关键是解决一个两难的问题：如何既有效集中农业剩余，又避免农村受到冲击而破产？
[1]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A].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0.
[2] 班固.汉书·食货志第四上.北京.中华书局（2012）：1032
[3]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67
[4] 人民网资料. 1944年8月31日 毛泽东论述新民主主义社会基础问题[EB/OL]. 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0831/2835.html.
[5] 逄先知,金冲及等.毛泽东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
节选自《大国新路——中国道路的历史和未来》 江宇著，中信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来源：“共和国经济史”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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