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探讨文化因素的复杂性

胡懋仁：探讨文化因素的复杂性

2021-06-06

当年，在日本经济迅猛起飞的时候，以及亚洲四小龙似乎也在腾飞的时候，有不少人认为，他们的经济起飞都与儒家文化有关。可是到底怎么个有关法，似乎并没有说得很清楚。我没有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因此，也无法给出更为有意义的回答。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正是美国在扶持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当然是为了美国的战略意义，所以东亚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起飞与儒家文化到底有多大的关系，这还真不是一个能够简单回答的问题。

儒家文化，说到底，就是对一个大国治理的思想与理论方面的文化。儒家讲仁爱，出发点也是要维持统治者的统治利益。当然，仁者爱人，就是统治者不对对百姓压榨过重过狠，否则就会导致国家的动乱。儒家讲君臣父子，讲伦理道德，也是为了维持及稳定必要的社会秩序，不使发生动乱，当然也是为了维系整个大国的治理秩序。

儒家文化主要是一种对内的文化。在对外关系中，如果对周边没有形成对中原大国有威胁的国家，而只是一些较小较弱的小国，那么儒家文化中的恩威并重，或许还有些用处。但如果对于那些觊觎中华大地的虎狼之国，儒家文化显然就是一副错误的药方。如北宋时期，对辽、金等外族，人家就是要抢夺中原大国的财富，你跟他讲仁义道德，根本就是文不对题。但北宋的统治者不明白这个最浅显的道理，结果丢了江山。

在清朝的中后期，情况也差不太多。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时代，满族八旗的狼性还是很充足的，包括康熙攻打台湾，平定三藩，都显示出这样的狼性。但后来为了稳定地统治中原大地，吸收了儒家的文化，其中也有讨好汉族文化人的意图。最初，在对外方面，清廷在对外用兵上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但自乾隆之后，经嘉庆、道光两朝，情况就有了较大的变化。鸦片战争时，面对更为先进的军事武器装备，清廷的军备显然非常落后。更重要的是，清廷当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作战目标与计划，加上军队与官员腐败严重，这个仗根本就没有办法打下去。于是只好割地赔款。

有了第一次的割地赔款，也就有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清廷统治者总以为赔款与割地就能免除天朝的灾难。封建统治者与官员们拒绝去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因此在对外政策上总是不得要领，还总以天朝老大自居。这样的状态，不吃败仗才怪。

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封建的统治者与文化知识分子，并没有深入了解儒家文化在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结果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把中国的衰弱就完全归结为中国文化本身是有着重大缺陷的文明，要从根本上加以否定。从某个角度上说，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儒家文化确实没有什么战斗力。但这不能归结为中华文明本身就具有先天的缺陷，而是原来用于进行国内治理的方略，不知道需要变通或者需要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来应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狂飙。

因此，中国在面临危亡的时刻，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中国人民与中国的革命政党。这没有任何问题。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空降来来的灵丹妙药，它需要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也需要同中国的文化相融合。这样两种文明之间的融合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带来的新的世界观与新的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的优秀元素有机地结合起来。

对于中华文明的了解，当然不只限于儒家文化，它包括的方面要广泛得多。除儒家之外，还有道家、墨家、兵家、法家等，后来还加入了佛学的因素。中华文明当然不是这所有学派的大杂烩，而是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文明综合体。

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文化自信，当然不是固执地认为，只有传统的文化才能使我们具有这样的自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带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新的世界观，与中华文明的优秀元素结合起来，才形成我们今天的文化新貌。这样的新文化才能真正给我们以自信。

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新文化的典型代表。

在毛泽东思想那里，除了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诸多因素之外，更有体现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在内。而且，在毛泽东思想那里，这二者之间没有任何生涩的不和谐。既不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不是所谓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发挥着更为接地气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则更注重实事求是，发现和解决中国存在的实际问题。

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传统文化很难有更大的作为。当年蒋介石搞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大力提倡孔孟之道，但这样的新生活运动只能无疾而终。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他在那里所宣扬的中国文化，却继续成为大资产阶级所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工具。在帝国主义文化面前，蒋介石所宣扬的封建性的传统文化没有丝毫的自信可言。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北航老胡之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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