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老龄化第二个转折点将至，会带来哪些影响？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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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老龄化第二个转折点将至，会带来哪些影响？
2021-05-13
【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 蔡昉】
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期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对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作为长期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近日在发表演讲时表示，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形成老龄化的第一个人口转折点，与之伴随的是我国经济遭遇了供给侧冲击，但当时需求因素保障了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实现。而接下来，在2025年之前，中国会出现总人口峰值，这是老龄化的第二个转折点。他指出，总人口峰值下的老龄化将通过三个效应抑制消费。对于如何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蔡昉说，这需要破解一个世纪性的难题，即靠什么提高生育率。不能指望生育率的实质性回升，但是，优化生育政策特别是加快推进自主生育仍然是有意义的。
我们已经看到，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形成老龄化的第一个人口转折点。接下来，不会超过2025年，中国又会出现总人口峰值，也就是老龄化的第二个转折点。
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之后，我国经济遭遇了供给侧冲击。我们预期，下一次的总人口峰值前后，我国经济将会遭遇严重的需求侧冲击。目前的关键问题在于，这一需求侧冲击会不会因为新冠疫情这一周期性冲击而提前到来。总的来看，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并开始负增长，逆转了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资本回报率以及资源重新配置，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有意思的是，在2011年之后，我国在经济增长减速的过程中并没有遭遇需求侧冲击，需求因素保障了潜在增长率的实现。但是，即将来临的下一个转折点，可能恰恰就是来自需求侧的冲击。事实上，需求侧的冲击也可以因供给侧转化而来，比如比较优势下降导致出口冲击，投资意愿也越来越弱，增长减速也会减缓收入增长，造成消费不振。老龄化的第二个人口转折点越来越加剧对居民消费的抑制。总的来说，老龄化通过三个效应产生抑制消费的影响。一是人口总量效应。人口就意味着消费者，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快，消费就会增长快，人口负增长，消费也许就会负增长。二是收入分配效应。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如果收入两极分化，总消费倾向就低了，就会发生过度储蓄。三是年龄结构效应。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将会直接导致抑制消费的自然倾向，对此我们可以利用一项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做出分析。
我们来观察图1，认识这些效应。如图所示，劳动收入只有在20-60岁之间的劳动人口中产生，而消费却是终身都在发生。但是数据显示，青少年时期的消费反而最高，因为老龄化趋势意味着孩子的稀缺，这时候稀缺规律就会发生作用，不仅使父母、祖父母乐于为孩子花钱，也引导市场和社会把孩子的养育和教育成本大幅提高。但是，孩子的人数却不断减少，不足以支撑消费增长。在劳动年龄人口创造劳动收入的阶段，因为需要缴纳养老保险，同时需要做预防性储蓄，还要给孩子花钱，所以这一阶段的真正消费一点都不高。正在工作的中年人，一方面，因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是现收现付，相当于直接支付给了现阶段的退休人员；另一方面，因为知道人口抚养比正在发生变化，目前的中年人将来退休时养老保险可能不再是相同模式，因此他们还需要做预防性储蓄，进一步影响消费。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低、边际消费倾向低，因此他们的消费自然不高。可见，老龄化通过所有年龄段即全生命周期影响消费增长，这就是我们未来可能遇到的情况。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破解一个世纪性的难题，即靠什么提高生育率。图2中蓝色的曲线代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水平，有的国家和地区仍然高达3-4甚至6-7的水平，也有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在2-1的更替水平之下，甚至还有少量在1以下的。但是联合国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显示，无论在哪类国家和地区，询问的结果都认为生两个孩子最好。也就是说，人们实际生孩子的数量与其生育意愿是不一致的。
汗牛充栋的文献表明，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几乎是不可逆的。近期《柳叶刀》的一篇文章指出，妇女受教育程度和避孕手段的可得性，可以解释80%生育率下降的原因。这两个方面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因此客观上既不会逆转，主观上也不应该逆其道而行之。因此，我们只能在剩下的20%因素当中想办法。最近有研究表示，因受到环境污染、生存压力等因素的影响，人的生育能力也大幅下降。由此来看，能够阻止生育率下降的办法似乎已经所剩无几。另外，大家都对最近央行几位年轻人写的工作论文比较关注，我也看到这篇论文引用了一篇多年前《自然》杂志上的文章。该文章表示，当一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达到足够高的水平时，生育率又会上升。
总的来说，我们不能指望生育率的实质性回升。但是，优化生育政策，特别是加快推进自主生育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回到很高的总和生育率水平，而是追求尽可能向2-1这个更替水平以及生育意愿水平靠近。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努力在降低孩子的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方面，推出真金白银和精准到位的硬措施。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学会跟老龄化共舞，通过完善终身学习、反劳动力市场歧视、提高劳动参与率、建立更普惠的养老保险制度等，收获老年人口红利。（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新华网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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