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 十九世纪初期，欧洲一些国家的人口死亡率开始出现长期下降的趋势。随着死亡率的下降，生育率在十九世纪中期左右也开始下降。由“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经过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先后降低，最终实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变化过程被称为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在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只有将人口转变作为核心，才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也经历了上述人口转变过程。 在死亡率方面，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经历了迅速提升的过程。如图1所示，根据联合国人口司[1]的估计结果，在1950–1965年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相对稳定，在45岁上下波动，而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略高，但差别不大。可能受三年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1960–1965年间的男性预期寿命降为42岁，而女性预期寿命则略有上升。预期寿命在1965–1970年则上升至59.4岁，1975–1980年进一步上升至64.6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死亡率虽然上升速度相对缓慢，但仍处于上升阶段。在2005–2010年期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2.7岁，其中，男性预期寿命为71.1岁，女性为74.5岁。 在生育率方面，我国人口经历了阶段性下降过程。如图2，根据联合国人口司[2]的估计结果，尽管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955-1960年有所下降，但在20世纪50、60年代一直处于每名妇女生育5.5-6个子女的高水平上。高生育水平和低死亡率导致人口迅速增长。1973年，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确定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方针，并提出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后来经过完善，发展为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为主要内容的人口政策。[3]这一政策对生育率的降低起了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总和生育率从5.9降至2.9，在20世纪80年代生育率似乎停止了下降，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2.6左右，直到20世纪90年代，生育水平才出现了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总和生育率从2.6降至1.8左右。在21世纪头十年，我国生育水平一直处于低水平上，从1.8降至1.6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数据和2006-2009年1‰人口抽样数据推算的结果显示，2005-2010年总和生育率处于1.4左右的低水平上。 图1 我国人口预期寿命(1950–2010年)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4] 图2 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1950–2010年)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5] 二、人口红利的概念 人口转变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近年来，我国学者围绕人口红利概念和人口红利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将在澄清人口红利概念的基础上，对我国人口红利涉及的主要问题加以剖析。 Bloom和Williamson将人口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对1965–1990年东亚经济增长奇迹进行了研究[6]。研究显示，这一时期东亚的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奇迹具有较大贡献。一方面，这一时期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年龄人口增长大大快于受供养人口增长，从而提升了人均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东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政策使人口转变所创造的经济增长潜力得以实现。Bloom，Canning和Sevilla把人口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发展契机称为“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7]。他们认为，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人力资本等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Andrew Mason和Ronald Lee将人口红利扩展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8]。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增长所形成的对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被称为“第一人口红利”。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未成年人较少和人口寿命更长会提高每名劳动者的资本及其他生产资料占有量，而个人也会较强烈的积攒资产以备养老的动机，这将导致人均收入在一定时期内增加。这种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有利影响被称为“第二人口红利”。他们认为，第一人口红利是短暂的。虽然第二人口红利中资产积累的高速度也是短暂的，但人均资产和人均收入将长期稳定在较高水平上。因此，第二人口红利是持久的。 我国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劳动力供给和第一人口红利方面[9][10]。而对劳动力供给的分析也主要集中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问题上。部分学者在分析人口红利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的建议[11][12]。如上所述，人口红利主要包括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方面。而储蓄率方面的人口红利主要体现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本文主要从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方面探讨我国的人口红利问题。 三、人口红利与我国劳动力供给 （一）我国劳动力数量与刘易斯拐点 1.刘易斯拐点的概念剖析 刘易斯提出了人口流动的两部门模型[13]。该模型假定，在同资本和自然资源相比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欠发达国家，产业部门可分为落后的温饱型部门（包括温饱型农业、小商业等）和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主要指工业)。在温饱型部门，由于劳动力过剩，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极低或为零，甚至为负值。此时，温饱部门存在隐性失业。因此，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可以按勉强能糊口的工资获取落后部门转移出来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从而得以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张。但由于资本积累速度超过人口增加速度，当落后部门劳动力剩余枯竭时，工资开始上涨到糊口水平之上。这一转折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拉尼斯和费景汉进一步将农业部门的发展考虑在内，从而扩展了刘易斯两部门模型[14]。他们将罗斯托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温饱型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产量为零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由于劳动的边际产量为零，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会导致农业总产出的变化。第二阶段为农业部门的边际产量大于零但小于制度性工资（没有现代工业部门前的农业总产出与农业劳动者的比值，该工资由制度性力量所决定）的阶段。这一阶段农业部门仍存在隐蔽性失业。由于农业劳动生产力大于零，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会导致农业总产出减少，从而平均农业剩余低于不变的制度性工资。工业部门的工资会由于食品的缺乏而上涨。第三阶段是农业部门边际产量大于制度性工资的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完全市场化，隐蔽失业者全部消失了。现代工业部门要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参加工业生产，就必须把工资至少提高到等于农业劳动边际产量的水平上。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分界点被称为“短缺点”，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分界点被称为“商业化点”。 2.我国“刘易斯拐点”问题分析 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然会经历一个经济起飞的过程。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我国同样会出现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问题。在2004年，珠三角地区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现象。我国学术界就开始围绕我国是否存在刘易斯拐点、何时出现（如果存在）等问题展开争论，至今仍然分歧很大。 认为我国刘易斯拐点存在、而且已经到来或很快到来的学者以蔡昉教授为代表。通过假定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基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的趋势，蔡昉预测，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逆转，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低于劳动力需求量的情况最早在2004年已经出现，最迟在2010年就会出现[15]。他由此推断，即使“刘易斯转折点”没有一个清晰的时点，也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蔡昉提出，在刘易斯转折点上或刘易斯区间里，已经或者预期会发生三个特征变化：劳动力在城乡的普遍短缺、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和高储蓄率趋于降低。他认为，“民工荒”或劳动力短缺是趋势性变化，其依据是：根据测算，2004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是23.5%，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其量只有5800万，剩余比例只有11.7%。另外，蔡昉还进一步提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的政策建议：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扩大就业和调整人口生育政策[16]。 不难看出，蔡昉对我国劳动力变化趋势的判断，实质上只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转移的状况及趋势的判断，并不能全面反映我国劳动力的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要考察劳动力总体状况和变化趋势，需要结合劳动力素质，对各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供求分别加以分析。然而，由于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很多，工资的上涨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劳动力短缺的标志。因此，本文认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问题应从如下几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劳动力是否短缺的标准。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特定生产技术条件下，它需要和其他生产要素按照一定比例相结合，才能生产出相应数量的产品。因此，劳动力是否短缺，并不取决于劳动力本身数量的多少和劳动力增长速度的高低，而是由特定技术条件下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比例关系决定的。在技术和其他生产要素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是无限的。随着向非农生产部门的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最终会消失。从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产业部门看，我国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较多的生产部门主要是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这些企业主要是在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的背景下为国际市场提供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加工型企业。如果国际市场对这些企业产品需求旺盛，那么这些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增大。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推进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消失，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必然会出现短缺。尽管“民工荒”的出现与中央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惠农政策有关，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些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短缺趋势。但是，在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则必然会出现资本排挤劳动的劳动力相对过剩现象。在这些部门，不仅低素质劳动力会受到资本排挤，而且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型劳动力也可能出现暂时的过剩。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就是这个矛盾的一个侧面。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判断我国劳动力的总体状况及变动趋势。 第二，劳动力素质问题。一国劳动力资源状况不仅取决于劳动者数量，更取决于劳动力素质。如上所述，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分析产业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问题，而其潜在假设为，劳动力素质一直停留在落后的温饱型农业部门就业时的水平。从这个角度讲，该模型仅适合于分析上述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知识时代的到来，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就与这些吸纳大学生就业的主体部门对工作经验和工作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有直接的关系。这些部门短缺的劳动力只能是高素质劳动力，而不可能是低素质的简单劳动力。因此，在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生产部门，根本不存在刘易斯拐点问题。 第三，工资上升问题。决定和影响工资水平及其变化的因素是复杂的。马克思指出，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而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决定。而工资的实际水平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17]。同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可以说明工资一时的变动，但决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构成劳动力价值的每个要素变动都会导致工资水平的长期变化。根据包小忠的分析，广东和江苏等地区的农民工工资在十几年内几乎没有上涨，而同期物价上涨很快[18]。他认为农民工工资相对于物价上涨调整滞后导致农民工打工的净收入下降是民工荒的真正原因。2007年孟昕对1000户在上海、无锡、广州和深圳的农民工调查表明，农民工进城后第一个月的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为2.7%。而2004-2006年广州和深圳最低工资标准增长极快，促进了农民工实际工资的增长[19]。因此，农民工工资在一定时期内的上涨并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 四、人口红利与储蓄率 Bloom，Canning和Sevilla认为，人口转变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导致储蓄率上升[20]。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分析人口转变对储蓄率的影响。 （一）第一人口红利是资本的红利 目前大部分关于人口转变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实际上集中于对第一人口红利的分析。例如，王德文等实证分析的结论为，1982-2002年我国总抚养比变化对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5%左右。少儿抚养比下降对储蓄率的贡献率为6.0%，老年抚养比上升对储蓄率的贡献率为－0.9%[21]。王金营和杨磊的研究表明，在1978-2007年期间，我国少儿负担下降1个百分点，居民存款余额将增长1.277%。而老年负担每上升1个百分点，居民存款余额将减少1.026%[22]。 从Andrew Mason和Ronald Lee对第一人口红利的界定可以看出，第一人口红利来自于人口转变所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一定时期内的上升。人口转变初期高生育率阶段出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以后会引起劳动力供给迅速增加。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阶段劳动力供给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等其他生产要素显得过剩，从而使劳动力成本处于很低的水平。因此，这一阶段的劳动力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份额也会相应降低。根据刘伟的分析，1978以来，我国的工资增长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而劳动者工资在GDP中的比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1978年时为15.61%，1995年时为13.54%，到2000年的时候下降到10.87%[23]。而在储蓄方面，居民储蓄率并没有出现上升的趋势。根据徐升艳等对国民经济核算的资金流量表分析，1992–2007年期间我国居民储蓄率逐渐下降，政府和企业储蓄率逐渐上升。而政府储蓄增幅相对小，企业储蓄增幅较大[24]。 由此可见，第一人口红利主要为资本所有者获取，主要体现为资本的红利。正如刘福垣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口红利所对应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时期，是经济发展必经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但并不值得留恋，也不是越长越好的战略机遇期[25]。 （二）第二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根据Andrew Mason和Ronald Lee对第二人口红利的界定，人口年龄结构的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劳动者人均资本增加和个人养老储蓄动机增强，同样会强有力地带动经济增长[26]。但他们同时指出，第二人口红利不是自动形成的，因为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为养老而储蓄，但政府的退休储蓄计划可以强制性规定人们进行养老储蓄。而金融市场不完善也可能限制人们的投资机会[27]。因此，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推进，“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必然会导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第二人口红利也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新动力。为了充分发挥第二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一方面应完善养老保障制度，促进人们进行养老储蓄，一方面要加强金融市场建设，为个人投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五、人口红利与我国人力资本提升 （一）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明赛尔把为提高劳动者技能所进行的培训称作“人力资本投资”[28]。舒尔茨假定国与国之间大部分人的天赋才能分布趋于一致，从而把人力资本定义为“后天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人口质量特质即知识和才能”[29]。贝克尔则更明确地将健康列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即人力资本包括人的知识、技能和健康三方面内容。因此，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迁移和搜集工资变化的信息等方面的支出都属于人力资本投资[30]。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很多学者对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尽管由于采用的方法和数据口径不同，计算出的人力资本贡献率差异较大，但这些研究都显示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人口转变对人力资本提升的积极影响 人口转变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是人口红利的一个重要方面。首先，死亡率的降低将提高健康方面的人力资本。如图1，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从建国初期的44.6岁增加到目前的72.7岁。这就大大提高了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力，也大大促进了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扩大。同时，由于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会使教育和培训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更高，人们更愿意对教育和培训方面进行投资。其次，生育率的降低将直接提高知识和技能方面的人力资本。如图2，我国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每名妇女6个子女降至目前的每名妇女1.6个子女。子女数量的减少，不仅使父母更有能力供养子女，使其受教育水平达到更高层次，也使父母能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工作和自身知识和技能的提高上，从而有利于终身学习的实现。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与知识培训和智力投资正相关[31]。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人口转变是在人均国民收入较低的情况下进行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4260美元）仅为高收入国家（38658美元）的11%[32]。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的促进作用比发达国家更为显著。 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推进和义务教育的实施，我国人力资本得到大幅提升。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64年的2.68年提高到2010年的8.25年，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33]从1982年的6.13年增加到2005年的12.3年，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7.74年上升至2009年的9.5年[34]。为了进一步验证，笔者在李发昇劳动生产率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劳动力质量模型。假设不同受教育级别的劳动者劳动生产率随受教育年限年增加的比例γ相同，且为常数，则劳动力质量h可表示为：其中，y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根据李发昇的研究成果，γ比较稳定，约为1.46[35]。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劳动力质量数值从1982年的10.2上升至2009年的36.4。由此可见，在我国，人力资本方面的人口红利并没有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推进而消失，相反却不断得到提升。 六、结 论 人口转变所形成的人口红利通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和储蓄率三方面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在劳动力供给方面，死亡率的率先下降导致劳动力供给短暂增加，而生育率的随后降低则导致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由过剩转为短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密集型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仍会相对过剩。在储蓄率方面，由于劳动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人口转变会形成“第一人口红利”，而由于未成年人较少和人口寿命延长增强了个人养老储蓄动机，人口转变则会形成“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暂时的，且主要被资本所有者获取。而第二人口红利则可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在人力资本方面，人口转变提高了健康、知识和技能方面的人力资本。 为了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式向集约式的转变。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推进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消失，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必然会出现短缺。依靠低素质、低成本劳动力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应采取适当的产业政策，促进简单劳动密集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减少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 二是全面提升人力资本。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而各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应加大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投入，推进相关制度建设，全面提升人力资本。 三是努力创造实现第二人口红利的制度条件。第一人口红利是暂时的，而第二人口红利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重要。我国应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一方面应完善养老保障制度，促进人们进行养老储蓄，一方面要加强金融市场建设，为个人投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四是避免将人口红利某一方面的变化趋势作为调整人口政策的依据。人口政策的调整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需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诸多因素。仅仅依据人口红利某一方面的变化就提出调整人口政策的建议，对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 注释＆参考文献：[1][2][4][5]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www.unpopulation.org，2011.[3]汤兆云：《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口政策的演变与创新》，《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3期。[6]Bloom D. E. and Williamson J. G.,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12, No.3(1998), pp.419-455.[7][20]Bloom D. E., Canning D., Sevilla J.,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Richard N. Cooper, Vol.82, No.3(May-Jun 2003), pp.148-149.[8][26][27]Andrew Mason, Ronald Lee, Reform and support systems for the elder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apturing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he Demographic Window and Health Aging：Socioeconomic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2004.[9][11]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研究》2004年第2期。[10][12]王丰：《人口红利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人口研究》2007年第11期。[13]W.A.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Vol.22,(1954), pp.139-191.[14]Gustav Ranis, John C.H.Fei：“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1, No.4(1961), pp.533–565.[15]蔡昉：《“刘易斯转折点”近在眼前》，《中国社会保障》2007年第5期。[16]蔡昉：《劳动力短缺:我们是否应该未雨绸缪》，《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6期。[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3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64页。[18]包小忠：《刘易斯模型与“民工荒”》，《经济学家》2005年第4期。[19]孟昕：《错判将对农民工的转移和中国城市化进程产生很大影响》，《比较》2008年第35期。[21]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人口研究》2004年第5期。[22]王金营、杨磊：《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人口学刊》2007年第5期。[23]刘伟：《刘易斯拐点的再认识》，《理论月刊》2008年第2期。[24]徐升艳、周密、赵刚：《我国企业高储蓄的原因解析——基于1992–2007年资金流量表》，《现代管理科学》2011年第1期。[25]刘福垣：《人口红利是个伪命题》，《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1年第6期。[28]Mincer J.,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nd pers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66, No.4(1958).[29][美]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贾湛、施炜等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30][美]加里·贝克尔：《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的理论和实证分析》，郭虹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31]朱乃肖：《论智力资本的理论基础及在中国的实践意义》，《海派经济学》2010年第31期。[32]World Bank, Gross national income per capita 2010, Atlas method and PPP,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33]预期受教育年限指5岁儿童入学时可预期的一生受正规教育的平均年限。它由五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口净入学率累计得出。[34]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106页。[35]李发昇：《一个以劳动力素质为核心的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模型——基于巴罗指标和中国31年相关数据的经验检验》，《南开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 【作者简介】高建昆（1976–），河北玉田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本文是作者36岁时的作品。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政经青年智库”，原刊于《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4期） 【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作者简介】高建昆（1976–），河北玉田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本文是作者36岁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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