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以降，中国人民陷入了深重的民族灾难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社会中，中国社会的各阶级轮番登上历史的舞台，试图救国救民。最终在马列主义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带领下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了新中国。纵观历史，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不同阶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也成为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大的难题。而毛泽东同志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思想可谓是最彻底也最见成效，本文期待梳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社会主义观视野下的知识分子改造思想，旨在启发当代进步知识青年，到人民中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后简称宪法）序言中明确提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在宪法总纲第二十三条中再次提及“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2]。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对知识分子问题明确提出，可见其对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此意义上，本文试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维度向前追溯，梳理出在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形成的社会主义思想，并在此思想的基础上，梳理其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形成过程。
一、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
要充分理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改造思想，首先要理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先明确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且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武器，划分中国革命的两大步骤，第一步是彻底的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彻底的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确定现阶段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第一步，从而在马列主义和真三民主义[3]的结合下，指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革命如何开展如何建设，最终规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建立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而非资产阶级的，也非夹杂封建主义余毒的，更非夹杂帝国主义余毒的文化。这也是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集中表现。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的，造就的结果一定是社会主义的。
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在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之际才定义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因为它表示着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进到一个转变点了[4]。
同时他认为只有占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才是反帝反封建的根本力量。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毛主席对于社会固有存在的阶级的清醒认知，同时也善于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分析法去改造现有的社会。
此时是1939年，中国人民处于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正面战场，正积极地投身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毛主席在这个阶段，认识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要想救亡图存，要想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要想让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干革命，而且必须融入到世界序列革命的历史浪潮中，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出正确的历史选择。由此，他认为，革命要分两步走。在现阶段是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是革命的第一步，将来的第二步才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他坚定地相信：“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5]。
毛泽东同志为什么将中国未来到社会主义认为是一个“定律”，这源于他自觉地将自身划为无产者的一份子，站在了共产主义的高度去看问题，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这样谈到：“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6]”这段论述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谈及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论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同志坚定地相信共产主义必将实现，只是时间和条件的问题。而这个条件在中国而言，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他旗帜鲜明地说：“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7]”
在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之际，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谈及为什么一个共产主义者要首先为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说那答复就是：“走历史的必由之路”[8]。关于这个中国社会一定要去到社会主义的“定律”以及为什么这是走历史的必由之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详细论述了为什么要两次革命，而非一次革命，为什么要分两步走，而非一伙人叫嚣的一次革命，那是因为本应属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完成的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无法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在清醒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之后，这个历史使命不得不由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无产阶级来承担，无产阶级不仅要完成资产阶级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此基础上，还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使命。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中这样谈到：“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要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要积累其40年经验，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9]。孙文先生为什么说一定要“唤起民众”并且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乃缘于孙先生当初在搞革命之际，曾向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申请援助，遭到了拒绝，最终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给予了援助，这使得其清醒地认识到，盖世界各民族都有其阶级种姓之区别，中国人民一定要团结和我们站在统一战线中的社会主义阵营，才有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正确地运用和把握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将孙文先生提及的“唤起民众”做了一番研究，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对唤起民众做了详细说明，他认为，需要同时在国际和国内两个环境下共同唤起民众，在国内而言，就是要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在国外而言，就是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和孙文先生后来所提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脉相承的“联合苏联，联合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我把毛泽东同志的“唤起民众”的两个方面称为“团结两个战线，达成一个愿景”的马克思的好好学生的高明共产主义者。
二、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
（一）“马克思的好学生”——无产阶级的历史唯物论者
从“马克思的好学生”的角度来反观知识分子实在是大有裨益，也有益于重新理解“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内在逻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这样发问：“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10]”自1840年以降，西方的坚船利炮将中国人民从和平的迷梦中唤醒，被迫卷入了欧美列强瓜分世界的狼子野心的美梦中，在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是因为我们落后，西方先进，于是囫囵吞枣地开始了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进程，真正坚持中体西用的知识分子少之又少，造成的结果就是学了满满一箩筐，却无力消化。就像给胃里塞了超负荷的看似极其有有营养的东西，奈何胃有自己运转的规律和平衡，甚至于营养成分之间也互相打架，于是伴随而来的增生疾病成为了这时候面临的首要问题，在此意义上讲，无所谓“救亡压倒启蒙”[11]，而只有所谓“救亡以图自强”。于是1914年的世界大战将沉睡的人们开始唤醒，震动了全世界，唤醒了迷梦中的进步知识青年。
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1949年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12]，毛泽东同志建议青年人都应该好好读读这篇白皮书，并就此发表了相关论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美国资产阶发言人艾奇逊，是因为他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现在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
艾奇逊首先认为中国革命的发生是因为人多饭少，人口过剩才引起了革命，其次他承认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临之前，中国有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但在1840年以降，是因为以欧美列强为首的西方人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并且声称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已经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同时还沾沾自喜地认为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反而带来了许多新思想，正是由于这些新思想激起了中国大地的骚动和不安……
不得不佩服艾奇逊“高明”的“话术”，但终归仅仅止步于“术”，离“道”差之千里。一个主动向别国发起侵略战争的国家，一个主动将战火烧到了近2万公里以外的土地，给这片和平的土地带来生灵涂炭的，连绵不断的深重灾难的侵略国家，竟可以用一两句话就可以轻易将一切完全由黑洗白，颠倒是非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在这一点上，确实必须感谢艾奇逊，是他使得新生代的明辨是非的进步的觉悟的知识分子认清真相，为了保卫祖国领土和主权，保卫世界上待我之平等民族，保卫世界被压迫民族而努力奋斗。
而毛泽东同志对于艾奇逊的回应那才叫真正的高明，揭露真相的高明,他这样谈到：“艾奇逊所说的西方影响是什么呢？那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13]。如何用恐怖的方法做到按照西方资产阶级自己的面貌呢？那就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同时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但这个结果就是在中国造成了两类人：一类人是少数人，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人是多数人，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可是毛泽东同志笔锋一转，掷地有声地说道：“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所以并不是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社会各阶级的彻底反抗，是帝国主义自己给自己制造的掘墓人，毁掉了你们的春秋大梦。但中国人民在此意义上确实需要感谢你们，那仅仅是因为你们的侵略和由此带来的惨无人道的战争，使得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空前的团结起来[14]，为了救亡图存，为了一个崭新的新中国。
在此意义上，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自觉地开始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团结起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革命才有真正胜利的可能性。但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要团结的对象和人民的范畴也也有所区别，一部分首先觉悟了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必须根本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并且灵活运用，才可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
（二）知识分子是人民大众中的普通一员
对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这样谈到：“为了正确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就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15]。他认为，拿中国的情况来看，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关于“人民”的范畴是有所区别的。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而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同时，毛泽东认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矛盾都有着不同的内容，但要如何分析这个矛盾，那就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例如，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那就是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等等。他又分析到，我们现在所谈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依然同人民群众之间有一定的矛盾，这个矛盾就表现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之间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将这类矛盾归结为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16]。
一般而言，人民内部矛盾是不具有对抗性的，但也不绝对，如果处理不当，人民内部矛盾也会转化为敌我矛盾，毛泽东同志认为这种现象的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也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上述谈及的这些矛盾在现时是否依然存在？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新时代，有没有可能绕过这些矛盾，绕过这些固有的存在的社会阶层去解决社会问题，答案也是肯定的，是不可能的，若有，那一定是梦想。
因此，作为社会各阶层中的一员，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不能简单地将自己割裂于所隶属的阶层中去看待问题，因为那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同时也不能将自己跳脱于整个人类社会，站到火星上去看人类社会发生的种种内在矛盾，因为脱离了现实的理论建构无论如何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反而徒增新的细枝末节，但根部的问题依然存在，依然不可置之不理。因为只要有根就一定有重新生长的可能性，要想“斩草除根”，必须回到根本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三、当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可能性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第五个章节专就“知识分子”问题做以专题研究，是对从“根上出发解决根上问题”很好的路径探索。他开宗明义地谈到一个困扰知识分子由来已久的问题：“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他说这一定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而不属于敌我矛盾的范畴，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一定是用民主方法去解决而非暴力革命手段。也就是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能采取强迫的手段，而是用民主的方法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将这种教育工作称为“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乃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
如果上述表述还不够彻底，那么，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解释何为“人民民主专政”时对此也是一个极为有利的回应，他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对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17]。他旗帜鲜明地谈到，只有在人民内部，才实行民主制度，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因此，在处理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或者处理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的矛盾时，一定是采用民主和自我教育的方法，而非采取处理敌我矛盾时采用的专政手段，这一点需要尤其说明。
在此意义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就是具有历史的可能性和发展性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人的认识是随着实践曲折的迂回的前进的，但只要是前进的，那一定处于发展和上升阶段，在这个阶段，如何保持自身长时间地处于上升或者不倒退，那就需要对世界观加以改造。毛泽东同志认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这个话虽然距离现在几十年，但仍没有过时。尤其是在青年知识分子分子中，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理想的，可谓是凤毛麟角之辈。
对此，毛泽东同志很早之前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谈到针对这种情况而需要做出的一些改变。那就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那如何检验效果呢？毛泽东同志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明确提出那就只有一个标准即愿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这个标准是1939年提出来的，在今天而言，对于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言，这个标准是否过时，我以为并不过时，反而更应该加强。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了世界之一大创举。5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在陕北梁家河插队，他形容陕北是他的根，在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陕西代表团审议时如是说道：“陕西是根，延安是魂，现在很多思维行动都和那时候有关联”[18]。在后来谈及理想信念时，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地说道：“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地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19]”
两代共和国的领袖接力传承，把自己置身于人民中，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理想信念使得他们坚定地信仰着要为人民做实事，做好事，做善事。习近平总书记谈及在梁家河的8年岁月时，他说那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
在此意义上，反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似乎又有了新的旨归，用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讲，那就是“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讲，那就是“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反之，只要结合，那就是真正的革命者，而真正的革命者一定会将革命事业推向新的历史高度，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
四、结语
知识分子问题在当代社会来说，是一个引领社会思想的先进群体，这个群体的思想正确且先进，大多数人的思想也就会被引领着走向正确且先进的道路上，这个群体的思想分裂且混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内部一定会出现派别林立，思想混乱的结果。因此，必须重视当代知识分子自我教育的问题，必要时可以抓住具体事件辩一辩，论一论，真理需要经过检验。对此，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有这样一句话：“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事件，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20]。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还需格外重视知识分子内生动力的启发和引导，也即要广泛发动知识分子真正走出书斋，进入到广阔的中国大舞台上，走到人民中间去，走到工农中间去，走到田间地头去，走到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的浪潮中，将书斋中的理论铺展开来，在实践中经过几次翻炒琢磨，总归会有新的见解产生，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但总得需要经过这个过程，这便是遵循着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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