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玲玲 程恩富：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认清西方福利制度变动及其实质

 

 

【摘要】  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的理论、制度和政策的产生和变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工人阶级的斗争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示范所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也是资产阶级从长远整体利益出发进行缓和阶级矛盾和提高工人素质的改良主义改革结果。与马克思所处时代不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获得劳动力商品价值的途径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通过企业初次分配而获得的工资类收入；另一种是主要通过国家再分配而获得的福利类收入，其中福利类收入只是资产阶级把剥削来的一部分劳动力价值以社会福利的形式返还给劳动者而已。在影响财政收支的四大因素中，削减社会福利不应当成为当前西方国家解决财政赤字问题的良好出路，而应更关注惠及富人和大公司的历次税改方案、巨额军费开支以及与效率低下共存的逐年膨胀的政府行政开支。

 

关键词:福利制度；福利理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公平分配；

 

作者介绍：冯玲玲（1978年-），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山东日照，276826），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骨干理论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北京，102488）；程恩富（195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73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经济危机研究”（项目编号：19YJA710007）。

 

一、引言

 

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面对日益激化的经济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即使是采取世界大战的方式，也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试图通过研究社会经济福利，寻找改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经济社会状况、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方法。民主社会主义者鼓吹改良的方式，以期改善劳资关系。直到30年代经济危机以后，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开始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主张，政府干预的力量空前地深入到原本属于市场的领域，政府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正式开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和谐”发展的重要润滑剂。5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宣布已建成“福利国家”，此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历了约20年的所谓“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福利国家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国家雇佣工人的生活。然而，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资本主义经济表现出“滞涨”特征，福利国家制度成为西方国家的右翼力量诟病的对象。特别是21世纪初，在新自由主义不良影响和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双重影响下，诸多高福利的欧洲国家相继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使得福利制度一时间成为中右翼舆论的众矢之的，西方各国纷纷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对福利政策做出了严苛的调整。

 

2007-2009美国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各州大幅消减医疗补助计划开支和教育补助开支。2009年美国各州财政收入按照222美元/人的标准下调。^[1] 2017年5月美国白宫向国会提交的2018年度预算报告提出，白宫将大幅提高军费至6390亿美元，提高对退伍军人补助的同时，面向低收入者的医疗补助计划、食品券计划、学生贷款计划三项开支将减少共9450亿美元。^[2] 2017年5月英国保守党在竞选宣言中主张，领取退休金人士须为在家照料服务缴付费用，以及免费照料服务的资产上限应为10万英镑，这引起强烈反对，保守党支持率应声下跌。据调查机构YouGov的民调数据显示，执政的保守党支持率降至44%，在野的工党支持率回升至35%。^[3] 2017年7月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引入由联邦社会服务部长提交的关于澳大利亚福利制度改革的立法草案，其中包括要对申请领取福利人员进行药物检测，以确保福利开支不是被滥用毒品的失业者利用，而是用于帮助有望就业的失业者转变为真正的雇员。^[4] 2018年1月德国联盟党对福利政策做出较大妥协，在与社会民主党达成的组阁协议中提出，德国新一届政府将加大在家庭、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以及基础设施和数字化工程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

 

上述情况表明，西方福利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系统的关系仍处于亦亲亦疏的矛盾纠结状态。欧美学者对于福利国家问题已有较多研究，主要围绕如下问题而展开：第一，关于福利国家制度的价值观或思想基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社会主义者把社会福利政策看作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和公民权利的重要途径。英国工党的理论家C.克罗斯兰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认为政府利用财政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和实现充分就业，使得英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改变。随着福利国家危机的发生，社会福利政策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逐渐发生改变。九十年代英国工党的另一位理论家A.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认为，权利与责任的平衡应当成为改革福利国家政策的思想基础，回避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标签。第二，关于政府的角色。福利国家制度的推行表明，政府干预力量在社会福利的输送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因而很多学者强调政府干预在实现社会平等与公正过程中的权威性。英国学者J.基恩在其1984年出版的《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仍强调政府能够调节市场使之产出更多的经济利益，还能够通过财政税收手段，把这些经济利益进行再分配，以促进社会平等，而福利国家制度就是处于社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社会福利运行机制。然而，由于福利国家危机日益严重，欧美社会对政府在福利国家制度中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改变。A.吉登斯在阐述其“第三条道路”的观点时主张，改革造成人们对政府“依赖性”的福利国家制度，政府不能再包揽所有的社会保护，而应当把为人们获得福利提供规范原则和组织途径作为主要工作任务，即把“消极福利”转变为“积极福利”。第三，关于福利国家制度的运行结果。从不同利益立场出发，欧美学者对福利国家制度的运行结果做出了不同的评价。例如，美国学者A.拉弗认为，美国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的高税率既使得企业和个人的收益减少，也减少了政府税收，因而主张降低税率。这就为论证削减政府福利支出，以期提高投资率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国学者J.吉尔德在《财富与贫困》一书中认为美国的福利国家制度过于强调公平，高福利、高税收使得人们不再自力更生，美国政府包揽了过多责任，社会财富的增长能力受到了抑制。而德国学者K.奥菲则维护劳动利益，在《福利国家的矛盾》一书中提出不同观点，认为福利国家制度并没有在改变劳资之间贫富悬殊的问题上发挥显著作用，只是在工人阶级内部发挥了再分配作用；资本投资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运行趋势，并不在于福利国家制度。

 

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肯定西方福利国家制度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同时，较普遍地认为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具有局限性，这类研究主要包括以下观点：第一，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论并不触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因而它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公平分配。例如，彭心安在《评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主义》一文中认为，社会民主党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行动”没有改变瑞典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福利主义的最大受益者不是劳动者，而是资本家，资产阶级在福利事业中为资本增殖培育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第二，西方国家累进所得税的真正目的，不是把收入从富人手里转移给穷人。例如，徐崇温在《民主社会主义评析》一书中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的累进所得税制度在严格执行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收入差距，但它更便于高收入阶层逃税，税收负担最终转嫁到了劳动者身上。第三，福利国家制度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所标榜的“社会主义人权”的体现。徐崇温认为，西方国家工人的社会福利收入都只是雇佣工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转化形式，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工资的新的表现形式，因而它同社会主义人权是毫不相干的。第四，社会福利政策不会消灭剥削和贫困，不会导致阶级同化。例如，张润森在《战后西欧国家的福利主义》一文中认为，福利政策只是用巧妙地手法掩盖了剥削。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性研究，一般是侧重于福利国家制度在生产管理领域和收入分配领域的阶级调和性，进而揭示其阶级局限性。

 

本文试图将对福利国家制度的考察置于美欧百年来社会思潮、资产阶级政府总体的财政收支及其政党政治的视野背景下，客观评析百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变动和实质，以及当前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削减社会福利来解决财政赤字的困境。

 

二、西方福利制度的理论和政策变动及其实质

 

恩格斯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这样评论一个半世纪以前的资本主义所谓“慈善”：“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虚伪地施以小恩小惠，以使自己感到满足，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大慈善家的姿态，而你们归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似乎这样做就是造福于无产者！”^[5] 列宁在批判20世纪初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党人时指出：“社会党人所以在理论上近视，被资产阶级偏见俘虏并在政治上背叛无产阶级，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作为这个社会的基础的阶级斗争稍微严重一些的时候，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幻想走第三条道路，不过是抒发小资产者的反动哀怨”。^[6]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论述为科学研究上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即要把福利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放置于西方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历史源流中，考察其思想和政策渊源，分析其与阶级状况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从中认识百年来西方福利制度理论和政策变动的实质。

 

（一）西方福利制度的变迁是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兴衰变动的产物。

 

西方福利制度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欧洲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新历史学派在大学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鼓吹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社会经济政策，主张由国家经营铁路等公用事业，并通过社会立法，利用财政、赋税调解日益严重的劳资关系。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提倡和平、合法的改革，其理论家S.韦伯提出充分就业、工业的民主监督、以税收补贴社会公共事业和扩大国民教育文化福利事业。20世纪40年代以后，欧洲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工党等在参政和执政的过程中主要推行了诸如工会限制资本逐利、减少贫富差距等改良主义的社会福利政策。

 

改良主义由思潮到制度的转化是借助于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来完成的。20世纪30年代爆发经济危机以后，西方国家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大致经历了凯恩斯主义及其福利扩大时期、新自由主义及其福利缩减时期以及介于两种主义之间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一般来说，执政理念反映了执政党对于执政的基本价值取向、基本目标和主要政策的认识。西方国家的执政理念中一直存续下来的改良主义，是福利制度形成和存续的政治理念基础，此时又于大危机后流行的凯恩斯主义中获得支撑和强化。 1936年，J.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出版，该书从宏观角度研究国民经济整体的均衡问题，并得出结论：为避免失业与危机，政府应当干预经济和分配，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凯恩斯主义被美国罗斯福政府、英国工党政府接受，成为美英等众多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这为二战后福利制度的兴起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战后的西方主要国家面临战后重建任务，资产阶级国家政府既参与制定市场经济运行所需的制度和规则，还直接提供各种福利、公共服务和设施，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政府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方略。西方国家纷纷宣称本国已经建成“福利国家”，这一时期福利理论和政策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作用得到最大彰显。自70年代中期，由于凯恩斯主义面对资本主义经济滞胀束手无策，福利国家的模式被严重诟病，以英国撒切尔政府、美国里根政府为代表，在西方国家开始放弃凯恩斯主义，消减社会福利政策，其执政理念转向新自由主义的主张。90年代在冷战格局结束、西方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与构成发生显著变化的背景下，英国布莱尔政府、德国施罗德政府和美国克林顿政府所宣扬的“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的执政理念在欧美国家兴起。这种执政理念主张打破传统政治思维上的左右两分法，既认可对福利国家模式的批评，即必须对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改革，但也认为尽管福利国家制度给资本主义的生产系统造成巨大负担，但是如果废除掉福利国家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系统将无法运行，因而主张重新定位福利制度的功能，由地方政府、个人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提供社会福利，强调个人自我负责的独立意识等。不过，随着宣扬“第三条道路”执政者的下台，新自由主义执政者又继续推行削减社会福利的财政紧缩政策，至今仍是如此，并导致不断产生“占领华尔街”国际运动、美国“通用公司大罢工”^[7]和法国“黑夜站立运动”“黄背心运动”“法国80万人大罢工”^[8]等大规模的抗议和罢工浪潮。诚然，改良主义及其福利政策至今没有被完全抛弃。

 

为什么改良主义和福利主义能够在西方国家的执政党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可与采纳呢？其深层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的相互斗争。自空想社会主义产生起，欧洲各国旧的封建统治阶级与新兴资产阶级就不断地打压或利用各种反映社会中下层群体利益的进步思潮。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以及十月革命胜利后，这种斗争在政治、经济、思想等多种社会领域广泛展开。在1920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据这一文献记载，J.凯恩斯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参加凡尔赛和谈，和谈中J.凯恩斯主张协约国在战争赔款等问题上宽容对待德国，并在其随后写成的《合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认为，协约国真正的敌人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俄国，而不是法西斯德国。列宁在报告中明确地揭露了以J.凯恩斯为代表的所谓“和平主义者”害怕和反对俄国新生的社会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的真面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J.凯恩斯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其思想主张深刻地影响了战后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初创。以“马歇尔计划”为代表的美欧各国政府间的合作体现了国际资产阶级内部联合、共同对抗社会主义的主张。尽管如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成就仍然被介绍到了西欧社会。被称为“福利国家”政策理论先驱的英国费边社理论家S.韦伯在出访苏联后，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写成《苏维埃共产主义：新的文明》、《苏联的真相》两部著作，较为详尽的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我国学者徐觉哉对S.韦伯后期思想上的转变评论道，这反映了他“对日益破产的改良主义既抓住不放，又怀疑失望的矛盾心理”。^[9]然而，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演变过来的社会党国际、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五十年代及以后的纲领文献中，虽然仍主张推行社会福利政策，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倾向却愈益淡化。以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为代表的西欧共产党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曾提出“欧洲共产主义”的主张，力图探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立道路。但进入八十年代后，西欧各国共产党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大幅下降，党组织涣散甚至分裂。苏东国家剧变的发生进一步推动很多西欧共产党党员转向了民主社会主义。同时，对于美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来说，虽然苏东国家剧变减轻了来自于社会主义的压力，但面对各自国内的多重矛盾和严重危机，新自由主义者执政的解决办法，就是普遍采取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这成为美欧各国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共同选择。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游行示威和罢工抗议等反抗运动，又迫使统治阶级保留大部分社会福利措施。

 

可见，20世纪以来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多重领域面临国内外的压力，并随着这种压力的增减而增减本国内的福利国家政策。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对社会主义制度诋毁和抵制的同时，也不得不对社会主义福利制度有一定程度的模仿，其表现就是改良主义及福利国家政策流行。即使是新自由主义者执政时期，福利国家政策也无法被完全舍弃。要言之，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相互斗争，是福利国家政策增减变动的深层原因。

 

（二）西方福利制度不会颠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的大框架。

 

西方国家往往以其国家工人享受高福利为由，为西方资本主义贴上所谓的“经济民主”“人权”等标签，然而，这些标签背后掩盖的真实内容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雇佣劳动制度。作为打造瑞典福利国家制度的主要力量，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在所有制问题上有其独到的见解。他们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生产资料社会化观点，而是根据大陆法系的理论和经验，把生产资料所有权看作若干项职能的集合体，进而主张瑞典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应是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实行社会化，而是对其中各项职能逐个实现社会化。20世纪七十年代瑞典的“雇员投资基金”方案，是资本主义社会改良由分配领域转向其生产领域并触及所有制问题的一种尝试。这一方案的实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福利，提高了工人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但是当七十年代国际经济危机冲击瑞典时，资本家仍然“不顾法令，公然裁剪雇员，压低工资，并力图修改法令以削弱工会的权力”。 ^[10] 1987年的“雇员投资基金”虽在瑞典的上百家大公司购买了股票，但其拥有的股份仅占股票交易市场全部价值的1%-2%。^[11]这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瑞典社会中仍然具有主体和支配地位，体现工人集体所有权的“雇员投资基金”难以撼动由小私有资本、私人垄断资本、资产阶级政府的国有企业资本组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分配首先是生产资料的分配，然后才有相应的消费资料的分配，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与结果是由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利益决定的。民主、人权都是社会历史的概念，不存在抽象的民主和人权。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工人阶级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被私人雇佣和剥削的地位。无论西方国家实行的福利政策如何变化，工人能享有的只是决定自身劳动力商品出售给哪个私人企业的权利，即决定被哪个私人资本雇佣的权利。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从民主和人权角度强调人应当享有基本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主张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享受政府提供的若干社会福利，这仍然是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大框架下实现某些经济民主和经济人权。

 

进一步探讨，究竟应怎样全面深刻认识工人享受的较高福利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12]劳动力商品显然是这一部“世界史”中的重要元素，正是劳动力成为商品才成就了资本，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规律在当代仍发挥作用，这与劳动力商品价值获得途径的某些演变并不矛盾。在马克思时代，工人主要是通过直接从雇主处领取工资而获得相当于劳动力商品价值的那部分必要劳动报酬。与马克思所处时代不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获得劳动力商品价值的途径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通过企业初次分配而获得的工资类收入；另一种是通过国家再分配而获得的福利类收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已经明确论述，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规定必然包含历史和道德的因素，这在当代就要包含若干保险等较广的福利因素。以美国为例，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开支约占历年联邦政府社会福利预算支出的绝大部分，并且联邦政府历年社会福利预算支出的增加主要就是因为上述两项开支的增加。社会保险包括老年遗属和残废保险、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文职工作人员退休保险、退伍军人退休保险、退休人员再就业待遇、失业保险、工伤事故保险。^[13]各项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涉及的养老、失业、工伤、疾病等事项，显然都属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内容，其相应的各项福利支出在实质上是对劳动力价值的部分支付。所以，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劳动力商品价值应当包括工资类收入和福利类收入两大类，其中福利类收入只是资产阶级把剥削来的一部分劳动力价值以社会福利的形式返还给劳动者而已。福利国家的事实已经表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稳定、经济运行和劳动能力提升离不开一定的福利政策。因为只有工人的全部收入能够维持劳动力商品再生产时，资本才有可能正常运转。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精神，劳动力商品价值的一部分通过交税、缴费、税收转嫁等途径转化为了投保职工缴纳的保险费、雇主缴纳的保险费和政府预算拨付的经费，即西方国家社会福利经费的三个主要来源。工人获得的社会福利收入是由工人活劳动创造的、通过企业交税、个人交税、国家预算等环节来实现再分配的，而不是来自于资产阶级无偿占有的利润的施舍。深一步讲，资本投资率和利润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一矛盾通过私人资本没有预期利润就不投资和生产经营而导致的投资和就业不足，进而经济增长缓慢、经济危机或经济停滞周期化和常态化。正如曾担任美国摩根大通副总裁的黄树东所分析的：“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者处于相对贫困化的趋势中的时候，必然出现社会总需求的不足，导致生产和投资的双重过剩，导致经济的低增长趋势和压力。”^[14]

 

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的主要鼓吹者——民主社会主义者从历史上表现出一个逐渐“右化”的过程。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等从组织上脱胎于第二国际后期的修正主义的中派和右派。他们从政党纲领上抛弃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代之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只主张非全面的经济民主和公平分配。可见，福利政策正是民主社会主义者长期主张和推行阶级调和立场的举措，反映了他们根本没有从基本经济制度上挑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大框架。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对福利政策的态度变化，总体上是在福利政策增减对私人利润的生产系统的影响与调和阶级关系之间进行权衡，并受工人阶级斗争有效性的制约。

 

（三）西方福利制度的经济学理论支撑难以自圆其说。

 

福利经济学是西方福利制度的理论基础和重要支撑。由庇古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社会福利理论被称之为旧福利经济学，是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依据，主张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低收入者，从而使收入实现一定程度的均等化，目的是为了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效率，保证资本家最大程度的获得利润，但也包含一些反对收入转移的观点。帕累托于19世纪末提出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一种可以获得最大社会福利的理想境界，并被溯源而追认为是新福利经济学发展的开端。自20世纪30年代起，希克斯等经济学家开始围绕这种最优状态的条件，讨论究竟怎样才能实现最优状态，即怎样才能使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同时又不使另一些人的福利减少，并试图用各种不同的福利检验标准来判断个人、集团和政府的经济行为合理性。这些研究成为西方国家制定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参照。

 

然而，福利经济学难以阐明的理论问题，使其自身、甚至整个西方经济学至今深受质疑。其中比较典型的理论问题有两个：其一，福利经济学是否应当有“价值判断”？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回答是否定的，认为经济学只能进行实证研究，带有“价值判断”的研究是非科学的。但是，这一问题至今存在很大争议。许多福利经济学的文献认为，研究福利问题是难以彻底撇开“价值判断”的，甚至西方主流经济学公认的社会福利的判断标准，即“帕累托最优状态标准”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事实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否定所谓“价值判断”，是在回避资源的初始分配问题，是默认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为永恒的前提。其二，人际间效用是否可以比较？序数效用论者利用“商品替代性”，发明了无差异曲线，只是回避了对效用量的直接衡量，并没有彻底摆脱只有先对商品效用进行比较，然后才能排序的事实。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效用”是个人心理上的主观感受，无论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还是“商品的边际替代规律”，都是凭人的生活经验和内省而获得认同的“先验的规律”，^[15]只要把这些“先验的规律”当作科学看待，“人际间效用是否可以比较”的问题就不会得到科学回答。上述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福利经济学的哲学渊源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其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人性自私论和效用价值论，都是不科学的。福利经济学尽管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但仍无法根本解决其逻辑的自洽性和阶级局限性。

 

三、削减社会福利不应成为当前西方国家解决财政赤字的出路

 

在冷战时期，福利国家制度被西方主流媒体和社会各界用于佐证“民主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用于攻击经济相对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但随着冷战格局解体，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基本缓解，这一制度马上成为西方各界诟病和主张削减的对象。不过，即使是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这种制度仍然维护着现行垄断资本主义的制度稳定和经济运转。这至少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用于中下层人民福利的财政支出几乎百分百地形成消费需求，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维护了劳动力要素的供给，保证了资本主义生产经营链条的循环运转；同时这部分消费需求转化为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这种动力曾支撑了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也是21世纪西方金融危机和国内产业空心化条件下经济复苏的动力，比那些用于挽救金融赌局的巨额救市资金更能带动经济复苏，因而社会福利支出实际上发挥了维持资本主义经济运转并使其保持一定发展的客观作用。另一方面，相较于货币政策而言，财政税收政策被用作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干预手段时，可以更明确地表达出一种对经济利益在不同社会阶级阶层之间进行再分配的预先设计。也就是说，财政税收政策不仅可以影响经济总量层面的运行，而且可以明确地从政治细节上反应政策制定者的意图。显然，形成各项社会福利开支的财政政策以其政策本身的特点，更易于表达当届政府关注公平、调节收入分配、减少贫富差距的政策诉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安抚中下层人民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有利于减少阶级摩擦和阶级对抗事件的发生。

 

（一）历次税改增加富人收入导致财政困境。

 

20世纪80年代起，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美欧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背景下，美国政府的数次税改方案最终都被证实是为富人和大公司减税，而这必然导致通过提高其他社会阶层税收和减少社会福利支出的途径以减少财政赤字。例如，布什政府时期为股息减税“最多减至15%，这连那些拿工资形式的可比较收入的人所纳税率的一半都不到”。^[16]而由于股息低税率鼓励了公司的派付股息活动，公司真正用于投资的资金仍非常有限，所以这种以推动投资活动为由的减税计划根本没有达到预想效果，徒使政府财政总收入减少，富人收入增加。特朗普政府2017年税改法案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至12000美元。其中，联邦个人所得税率从7档简化为4档，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质，这将导致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减弱，或者说，政府个税收入更多地来源于收入少的中下层人民。该法案将企业所得税从35%降至20%，导致2018年美国最盈利的企业中有亚马逊、大美航空、雪佛龙、通用汽车等30家公司都没有缴纳联邦税，并且还获得了可以用来减少其他年度纳税额的退税政策。^[17]根据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税务联合委员会预测，这次税改法案将在未来10年让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增加1.46万亿美元，但平均每年推动经济增速提高还不到0.08个百分点。^[18]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次税改将导致到2025年前后，超过一半的美国纳税人会感受到明显的加税压力^[19]。从表1可见，自2007年以来主要是富人所交的公司所得税、遗产与赠与税有所减少，而主要是劳动者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则大幅度增加。这些事实表明，对富人和大公司增税，只是总统竞选演讲时骗取中下层人民选票的诱饵，根本得不到兑现。美国的税收制度为垄断资本集团提供的优惠和留下的逃税漏洞，使得税负的主要承担者实际上是广大的劳动阶级。

 

表格 1 美国联邦政府2007年-2018年的部分财政预算收入^[20]     （单位：十亿美元）

年份	个人所得税	公司所得税	社会保险税与缴费	消费税	遗产与赠与税
2007	1163.5	370.2	869.6	65.1	26.0
2008	1145.7	304.3	900.2	67.3	28.8
2009	953.0	146.8	899.2	66.3	26.3
2010	1051.4	178.9	940.4	74.7	19.8
2011	1091.5	181.1	818.8	72.4	7.4
2012	1132.2	242.3	845.3	79.1	14.0
2013	1234.0	287.7	951.1	85.3	12.9
2014	1383.2	332.8	1030.7	104.9	13.0
2015	1540.8	343.8	1065.3	98.3	19.2
2016	1546.1	299.6	1115.1	95.0	21.4
2017	1659.9	323.6	1174.7	87.0	23.1
2018	1836.1	354.9	1224.3	106.2	24.3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NIPA框架下的财政预算》，2009-2019 1

 

（二）庞大的军费开支导致财政困境。

 

大多数美国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主流媒体，对当前财政赤字条件下的巨额军事开支普遍视而不见，不予反对。美国政府为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而令军费节节攀升已使全球为之侧目，就连美国政府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格利茨教授都对此直言批评。他在2012年估算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的成本超出2-3万亿美元，认为美国在海外发动军事战争、为“防备根本不存在的敌人”而购买武器，是导致美国政府财政“发生戏剧性变化”的重要原因。由表2可知，2008年以来的美国军费一直维持在每年6千亿美元的巨额水平上，在2011和2012年每年都超出7千亿美元。恰如斯蒂格利茨在《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的描述，“当你看看国防部及中情局的花销，你就可能会怀疑‘冷战’到底结束没有。美国花钱的方式就像‘冷战’仍在进行：它的军费开支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的总和。”^[21]

表格2美国联邦政府2008年-2018年部分财政支出^[22]       （单位十亿美元）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国防	639.7	666.6	698.3	717.2	703.6	612.0	618.8	595.9	585.4	588.7	622.8
非国防	292.2	319.7	345.2	355.4	356.1	359.0	346.3	364.7	374.7	389.1	409.2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NIPA框架下的财政预算》，2009-2019 2

 

（三）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行政开支过大及其浪费导致财政困境。

 

2015年1月，由美国国防业务委员会和咨询公司麦肯锡共同发布的一份报告披露，美国国防部在人力资源、后勤、物业管理等项目的开支就占了5800亿美元预算的1/4，与此同时，一些案头工作人员，如44.8万文职人员、26.8万承包商和29.8万军职人员的总和就超过100万，而现役军人也才130万，因而报告建议国防部在5年之内通过精简人员、减少承包项目等方式，削减1250亿美元，然而国防部高层由于担心报告的精简建议会让国会或白宫有借口继续削减国防开支，而没有采纳这一报告，并对相关研究数据进行保密限制。^[23]另外，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所公布的关于联邦政府历年财政收支情况的文件中，并没有名称明确的政府行政开支的项目，但从上述报告内容可见美国政府部门行政开支和浪费之大，其中包含了各种利益集团“游说”寻租行为所获得的租金。政府行政效率低，经济成本高的问题，比较典型地反映在美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历程中。从表3可知，美国联邦政府的医疗保险支出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医疗保险支出是美国联邦政府全部社会福利支中仅次于社会保险支出的一项）。但其结果仍是富裕阶层享受最好的医疗保障，中等收入群体次之，下层群体对医保体制非常不满，至今仍有部分底层民众无法享受任何医疗保险。因此，仅靠削减公共医疗开支是不会从根本上解决医疗费用上升、医疗保障待遇不公等问题的，而应当从治理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入手，解决其背后美国社会深层次的矛盾问题。诸如，以美国医学会为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干涉和阻挠政府医改、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市场与政府究竟谁是医疗保障的主要提供者”、如何协调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等关键问题上长期纷争，社会价值观严重冲突^[24]。上述问题的综合效应使得美国政府在医改问题上决策难度极大，行政效率低下，经济成本企高不降。^[25]可见，近年美国两党只顾为维护特定资本集团利益展开党派纷争，“三权分立”导致政府部门行政效率底下，已日益成为无法掩盖的事实，^[26]甚至出现“政府关门”的闹剧。就连鼓吹社会主义“历史终结论”的“福山对美国政府机构僵化、民众话语权力丧失、法院和国会篡夺政府权力、否决政治低效和反民主、总统制权责混乱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后认为，美国政治衰败的症结是软弱、低效的政府”。^[27]

表格3美国联邦政府2008年-2018年政府社会福利支出及其中的医疗保险支出^[28]     （单位：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NIPA框架下的财政预算》，2009-2019 3

 

简言之，当前在影响西方财政收支困境的四大因素中，垄断资产阶级政府维持或增加巨额军费开支和行政开支，减少富人税收和社会福利（主要是穷人等劳动阶级获得），这种美其名曰“紧缩”财政对策，显然是“以垄断寡头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而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然遭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抗。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 and Essence of Western Welfar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ics^※

Feng lingling   Cheng enfu

Abstract: The emergence and change of social welfare theory, system and policy of capitalist countries shows that it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influence of Marxism, the struggle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demonstration post of Soviet socialist countries, but also the result of the reform of the capitalist to ease the class contradic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orkers from the long-term overall interests. Different from Marx's time, there are two main ways to obtain the value of labor commodity. One is wage income received through initial distribution of enterprises; the other is welfare income received through national redistribution. Welfare income is only a part of the value of the labour force that the bourgeoisie returns to its workers in the form of social welfare. Of the four major factors affecting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The reduction of social welfare should not be a good way for the current Western countries to solve the fiscal deficit, bu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previous tax reforms for the rich and big companies, huge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the annual expansion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that coexist with inefficient.

Key Words: Welfare system; welfare theory; value of labor commodity; fair distribution; austerity policy

Author: Feng lingli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Economics, Qufu Normal University（Bizhao of Shandong,276826）; Doctoral candidate of Marxism backbone theoretical talent plan of Marxism Colleg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Beijing,102488)

Cheng enfu, Special Chief Professor and Doctoral Tutor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Beijing,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