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基金会关注的早已不仅是扶贫、医疗等传统慈善议题，而是在形成一股影响公共政策过程的系统性力量。从洛克菲勒到科赫兄弟，基金会背后的财阀越来越熟练地绕开传统民主规则，通过“慈善资本主义”来操纵党派政治，重构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权力均势。眼下，个体精英的政治影响力不断溢价，普通选民和传统志愿性社团的影响力却日渐式微，这些都使得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积累的经济政治不平等持续攀升，将美国民主制度日益推向笼罩在资本阴影之下的“财阀政治”。
近年来，政党对美国政治的支配能力越来越强，产生总统的候选人提名机制日益掌握在政党手中。政党内部的高度整合使得候选人的党派归属预示了候选人在未来一系列议题上可能采取的立场和偏好。更重要的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一系列广泛的政治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愈加两极化，政策回旋空间与合作余地不断缩小。这种党派间的“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现象正成为美国政治中备受关注的一个现象。事实上，党派间的对峙分化是任何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固有特征，“政治极化”在美国历史上一直是反复出现的。两党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形成了“对等极化”（deeply and closely divided）局面，这一时期双方偏离意识形态中轴的程度大体相当。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平衡被打破了，民主党的意识形态立场逐步趋于温和，共和党却继续“向右”。无论是从国会的投票记录、竞选捐款，还是从政策议程的内容来衡量，当选的共和党人保守的程度都比当选的民主党人进步的程度更加显著。如果将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去中心化看成一座不断摆动的天平，那么近20年内它的右倾趋势愈演愈烈，使两党之间构成了极不对称的“非对等极化”（deeply but not closely divided）局面。特朗普赢得大选后，共和党的保守主义取向进一步凸显，对自由民主和国际主义的信心遭到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的强烈冲击。
为什么保持了20多年的政治极化均衡会被打破，右翼保守主义又为何会在这场政治极化拉锯战中占据上风？笔者认为，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偏袒富人的经济结构是保守主义获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现有研究表明，政治极化主要由精英自上而下驱动。然而，在高度竞争的精英游说市场中，擅长输出“钱和关系”的私人基金会是一个重要却为人所忽视的因素。为此，本文拟对基金会在美国政治极化中发挥的影响以及对美国民主制度产生的“财阀政治”（plutocracy）导向进行考察。
一、精英驱动的政治极化
与利益集团间竞争
关于美国政治极化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精英极化的背景下，选民并未产生同等程度的意识形态极化。实际上，精英极化（elite polarization）才是大众极化（mass polarization）的深层次动力。当两党精英的对立十分明显时，大众会逐渐地在两党的分歧立场中选边站队，这种机制被解读为“党派分拣”（partisansorting）。精英极化虽不直接影响选民在具体议题上的态度，却能使选民沿着两党意识形态“大鸿沟”上的不同“小裂缝”进行自我“分拣”。
因此，随着大众选民对政治的影响日渐式微，精英的意识形态越来越不是纯粹民意的折射。毕竟，为政党提供竞选财源、对政策过程进行全程追踪、对官员进行有力监督，没有哪一项是普通选民力所能及的。在这些环节取代选民的是由专业人士运营、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
广义利益集团包括公司、行业协会、州和地方政府，以及所有的非营利组织。学术研究一般认为，只要一个组织从事政治游说，即是利益集团。根据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具有广泛社会成员基础的志愿性组织在不断减少，而从事专业化游说的组织则在增加。因此，早期社团主义对共同价值和目标的追求也让位于对狭隘政治利益的倡导。公民社会正在从“会员制”变为“经理制”。
专业化的利益集团是如何同政治精英互动的？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将选民和利益集团看成是政治交易关系的需求方，将官员和政治家看成关系中的供给方。⑨遵循这一研究路径，凯瑟琳•鲍恩（Kathleen Bawn）对政党的角色重新进行定义，把原来“为履行对选民的承诺而寻求官职的政治家团队”，改为“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家的联盟”。利益集团会寻求一切机会来游说政治精英，以促成联盟的建立和交易的达成。此外，美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系统各自独立，其中设置了大量委员会、听证会、陪审团和顾问咨询制度来与政治机构以外的公民社会对接。美国的民选政治家在政策制定上较为注重公民社会的专业性意见，尤其是在外交事务等涉及大量背景知识的领域。这些制度特征使得公民社会中的利益集团有诸多机会通过政治过程中的“接口”来影响政治精英。
尽管利益集团对政治精英的影响力整体是在上升，但其内部的竞争也颇为激烈。与盛行法团主义的欧洲和日本不同，美国是一个高度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公民社会不是由商业协会或工会支配，而是由各种私人资金独立地支持或建立最能代表自身利益的组织。因此，美国的利益集团受各种分散的私人力量掌控，广泛活跃于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的中间地带。它们结构分散、政治敏感度高，彼此之间为了资金支持和政策关注激烈竞争。政治学家已经认识到在这种竞争中的智库和媒体等利益集团竞相在形塑政党精英的思想意识上发挥作用，却很少关注到对利益集团筹措资金、传播思想和罗织关系网络至关重要的一种组织——私人基金会。
对于一个试图在竞争性环境中脱颖而出的利益集团来说，获得组织维护资源、拓宽游说影响力的渠道至关重要。基金会独立而“干净”的资金支持和能通达政商高层与社会基层的关系资源具有强大吸引力。利益集团接受基金会资助的比例也的确越来越高。根据一项调查，美国营利团体接受启动资金的来源在南北战争、新政时期和民权运动后几乎没有大的变化，而非营利团体和公民团体却非常不同——来自会员的捐助未见增长，甚至略有下降；来自企业界和政府的资助稳步增长；来自基金会的资助增长最明显。公民团体接受过基金会资助的比例在三个阶段出现了成倍的增长（11.8%-21.2%——47.7%）。
二、基金会影响政治极化的机制
美国基金会主要由富有的个人，即所谓的“财阀”（plutocrat）创建，主要活动是向其认可的个人、行动或组织“散财”。虽然法律明确规定，基金会不能直接游说和干涉选举，但基金会能以教育的名义对一般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在某些公共问题上的看法进行塑造。这使得基金会在高度竞争的美国公民社会中具备两项重要的政治禀赋，并成为它们在精英驱动的政治极化中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杠杆。
（一）基金会的两项政治禀赋优势：经济独立性和非意识形态性
税收减免和有限政治活动空间是基金会的两项基本法律特征，也是其两项政治禀赋的来源。基金会是501（c）（3）组织中的一种。根据美国国内税收法（Internal Revenue Code）,501（c）（3）组织是为了宗教、慈善、科学、公共安全测试、文学、教育等公共利益目的成立的组织（除教堂、医院等特殊组织外），建立或捐助基金会都能获得税收优惠。因此，为了防止从税收优惠中牟利，税法对501（c）（3）组织的“可做”与“不可做”行为进行了十分细致的规定，最主要的禁忌就是不能进行“实质性”的游说，绝大部分活动不能“以宣传或任何其他方式去试图影响立法或公职候选人的竞选”。
一方面，税收优惠对基金会的经济独立地位非常有利。在商业行会传统相对薄弱的美国，有超额财富的个人或公司成立基金会既可获得减税，又能实现一定社会目标。另一方面，由于必须回避直接的游说和倡导行为，基金会天然具有意识形态温和的特征。美国国会曾在历史上对基金会进行过数次审查，最终都认可了基金会的意识形态中立性，使其长期保持客观和无党派的政治面孔。
如果将基金会与其他几类影响公共政策的组织对照，则会更加直观地发现基金会在“经济独立性”与“非意识形态性”上的优势。智库和学术机构也是501（c）（3）组织，但它们远比基金会更依赖外部财务资源，经济独立性因此大为降低。以选举和游说为目标的“政治组织”虽与基金会经济独立性相当，但意识形态性过强，在公民社会中的价值吸引力与权威性不足。而与倡导/行动组织相比，基金会不仅资金来源稳定，政治立场也更加温和，同其他社会部门和利益集团之间的通约性、对话性更强。基金会的经济独立性和非意识形态性可以很好地转化为优于其他利益集团的“经济权力”和“关系权力”。
其一，经济独立性增强了基金会的“经济权力”。詹姆斯•威尔逊（JamesQ Wilson）认为，利益集团受到组织维护需求的约束，即要平衡组织获取资源和管理内部冲突的目标。从会员处获得资金和接受外部经济资助是组织最基本的两种筹资方式，前者受到的约束明显更少，其“组织维护”需求和实质性政治目标之间的冲突也更少。基金会的资产完全来自创建者的私人财富。因此，在美国志愿社团主义衰落、公民组织会费收入衰减的背景下，基金会的资助对经济独立性较低的组织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其二，非意识形态性则增强了基金会的“关系权力”。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处于中心位置的社会行为体具有搭建网络的便利，对社会资源具有更大的控制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由密集的“政策网络”所环绕，网络中的各种行为体都试图交换信息和资源，使跨越阶层和部门建立政治联盟的难度增加。利益集团和政党在进行“钱、关系、民意测验和广告营销”与政策议程的交易时，要在民主制度框架下寻找到合适的行为体来促成这些“交易”并非易事。而基金会是提供这种关系权力的绝佳行为体：一方面，基金会的非意识形态性和创建者的精英背景，使其具有深厚的高层社会关系资源；另一方面，基金会的公益和慈善属性令其在底层社群中同样享有信任与权威。因此，基金会能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商业、政治和非营利部门之间，甚至在不同国家的公民社会之间搭建关系网络。
（二）基金会影响美国政治的途径
基金会最常见的经济权力运用途径有三种：Al是资助能直接影响政策咨询的政府研究项目或民间智库；A2是资助大学和研究所等能够将政治哲学或政策议程“向上”输出的组织和个人；A3是资助大众思想市场中的媒体、图书出版机构、意见领袖等能够左右社会思潮的组织和个人。
基金会常见的关系权力运用途径也有三种：Bl是促进政府与民间机构之间进行政策研究上的合作；B2是协调公民社会中不同类别组织的资金和力量，以达到聚合政治效应的目的；B3是在全国各州推动地理性组织网络的形成。
虽然基金会借助其他组织所形塑的政治思想同样能在一定程度上以舆论引导等形式“向下”渗透至大众层面，但由于基金会被明令禁止介入政治游说和选举活动，它对个体公民的政治影响远远比不上其他更贴近草根的游说组织。事实上，基金会需要谨慎把握与直接政治倡导和政治行动之间的距离，历史上基金会曾多次因过分参与工人运动或种族运动而遭到警告。因此，基金会对政治极化的影响是以精英为重、选民为轻的。然而，由于美国政治极化日渐受精英驱动，政治极化的趋势和走向更多由利益集团层次的博弈决定，基金会的这种影响力也就被政治形势推至十分关键的位置。
三、基金会影响美国政治的具体实践
20世纪以来，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基金会的努力下，它们的意识形态主张分别对这一时期美国政治极化的几次重大转向产生了深刻影响。通过对政治极化从“对等合作”到“对等极化”，最后到“非对等极化”的过程进行梳理，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基金会运用这两种政治禀赋的机制及其影响力的增强。
（一）“对等合作”与自由主义基金会（1920—1965年)
在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基金会诞生之前，美国经历了内战后长达40余年的“党争时期”。最终，亲工业利益的共和党创造的“1896年体系”奠定了当时美国政治的保守主义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乱了工业和金融集团的友好关系，工业集团中实力最强的企业转向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并很快站在贸易自由主义阵营一边。于是，两党于20世纪初从统一的经济民族主义立场分裂成以共和党为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和以民主党为代表的贸易自由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歧。
这一时期，基金会的领导人主要来自转型后的资本密集型利益集团，代表人物约翰•洛克菲勒（JohnD Rockefeller）和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在意识形态上倾向自由主义与国际主义，力图在政策层面和民间层面营造一种美国深刻依赖国际环境、不能无视世界事务的理念。
在精英层面，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资助了一系列自由国际主义的研究项目、组织机构和研讨会议。由美国政府授权、对外关系协会（CFR）负责的“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在1939-1945年全程得到基金会的资助。该项目中的5个小组分别与5个美国行政部门对接，共召开了362次会议，制定了将近700份官方使用的文件。两大基金会还对耶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普林斯顿的多次高级战略研讨会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关系院系的研究、会议和出版物进行了资助，主题均为美国的国际主义外交战略。
在大众层面，基金会努力遏制呈蔓延趋势的右翼法西斯主义和左翼社会主义思潮，以达到意识形态上的平衡稳健。针对一战后在美国出现的左翼劳工运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了劳资关系顾问（Industrial Relations Counsellors）来探索解决劳工冲突的方法。而对于二战爆发前夕盛行于欧洲的右翼法西斯主义，基金会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团结不同的利益群体，稳定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此外，基金会长期支持非洲裔美国人教育，并在二战前大力团结和动员非裔精英，对美国黑人远离右翼极端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抵制了盛极一时的右翼思潮。
从影响机制来看，自由主义基金会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实践中全方位应用了经济权力（A1、A2、A3），并在关系权力上作出了初步尝试（Bl、B2）。在精英层面，基金会针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动荡局面，资助了智库（Al）和大学（A2）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并促成政府与智库及常青藤院校在外交战略研究上的合作（Bl）；在大众层面，基金会扶助代表弱势群体的社会组织（A3），团结了工人和少数族裔群体（B2）。这些举措加速了外交政策界自由国际主义共识的形成，缓和了劳资与族裔矛盾，使美国本土免于极左与极右意识形态的威胁。
从政治极化的演变进程来看，基金会这一时期的政治实践缓和了两党精英从进步主义改革到新政时期的剧烈冲突，促成了“对等合作”局面的形成。戈弗雷•霍奇森（Godfrey Hodgson）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回顾了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在肯定基金会对两党合作的作用时指出：包括基金会在内的外交“建制派”是一群秉持中间主义哲学的东海岸精英，他们在两次大战之间用务实的智慧指导了政府决策。
（二）“对等极化”与保守主义基金会（1965—2006年)
自一战结束以来，“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在诸多社会政策上与南方保守派民主党人及东北部温和派共和党人达成妥协，“1936年体系”得以取代共和党的“1896年体系”，外交上的自由国际主义和内政上的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精英的共识。然而，暂时蛰伏的保守主义者内心“不满的气泡”却在此后不断冒出水面。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后，韬光养晦已久的保守主义基金会启动了“武器化”（weaponized）的资助策略。
1、保守主义基金会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孵化”
二战后初期的保守主义利益集团受制于自由主义共识，可依赖的经济资源很少，自身力量涣散，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着意识形态上的克制。早期保守主义运动主要凭借反共产主义的旗帜汇集到一起，并未形成一个可堪替代自由主义共识的政治和经济方案。保守主义力量对二战后政治极化结构的改变就像是一场漫长的集体耕作。在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之前，基金会借助经济权力播下的第一颗“种子”是新自由主义的学术思想（Al、A2）。1947年，弗雷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A Hayek）、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知识分子共同建立了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学社的经费主要来自美国一批企业家创办的基金会。其中，伦纳德•里德（Leonard Read）创办的经济教育基金会（Economic Education Foundation）是朝圣山学社最主要的资助者；威廉•沃尔克基金会（William Volker Fund）资助了芝加哥大学实施的自由市场研究计划，促成了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崛起；埃尔哈特基金会（Earhart Foundation）也在这一时期对新自由主义的多名学者提供了个人资助。尽管如此，在二战后的20年内，保守主义基金会借助新自由主义思想发挥的经济权力影响基本局限于学术圈（Al\A2），在大众层面（A3）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对政治极化结构的改变作用也不大。
2、保守主义基金会资助行为的“武器化”
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孵化”初具规模之时，恰逢“动荡的60年代”，精英层面的自由主义共识严重瓦解。新自由主义学者在此时开始进入保守派创办的智库，如弗里德曼就在此时加入了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在众多复杂因素的作用下，企业界的利益也被动员了起来，使保守主义力量的资金支持更加充裕。此后，保守主义基金会开启了更为激进的思想倡导时代，资助行为变得更加“武器化”。
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在1965年竞选总统期间，接受了多家保守主义基金会的资助oAEI则打破了一向的谨慎传统，让包括主任在内的多名研究人员以离休的名义参与了竞选团队（Bl）。这次竞选之后，一系列比美国企业研究所立场更为激进、观点更为极化的智库建立起来，对保守主义的政治议程进行更直接的宣传和倡导。
20世纪60年代以后，被称为保守主义“四姐妹”的布拉德利基金会、奥林基金会、斯凯夫•梅隆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德森基金会开始合力资助智库和大众思想市场。同样加入其中的还有伊莱•莉莉基金会等一批小型的保守主义基金会。此时已经崭露头角的科赫基金会领导人理查德•芬克（Richard Fink）在80年代提出了受哈耶克启发采取的三段式资助策略：第一阶段对知识分子进行投资，让知识分子的想法成为“原材料”；第二阶段对智库进行投资，将思想转化为政策；第三阶段对公民组织进行资助，让它们形成来自“公民社会”的庞大压力。这一资助策略本质上是像制造产品一样“制造”政治变革，即将政策议程的生产线规划好，只等待购买、组装和接通。
从影响机制来看，保守主义基金会在这一阶段的政治实践中纯熟地应用了除直接游说以外的所有经济权力（A1、A2、A3），并更深地凭借关系权力卷入竞选和政策制定过程（B1、B2）。芬克提出的三段式资助策略实际上是对经济权力的理论化，但是在这套策略中，第三阶段的真正实现需要采取直接游说，而这有违基金会的法律规则。因此，保守主义基金会只在第三阶段中与“思想教育”有关的部分采取激进的“武器化”资助行为，包括在媒体、图书、学术项目、校园组织等项目上的大量投入（A3）。此外，保守主义基金会相较于自由主义基金会更敢于直接地使用关系权力，包括将智库人员用于竞选团队（B2）。1980年里根在获得总统职位后，传统基金会为新政府编制了一个包含2000多项具体政策、长达1000页的保守主义治理手册。到里根第二任期末，传统基金会即宣称，这些建议有60%以上被政府采纳（Bl）。
从政治极化的演变进程来看，伴随保守主义全面胜利而来的是两党意识形态
从合作到对抗的转向。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不断右转，民主党则不断左转，两党进入了分庭抗礼的“对等极化”时期。
（三）“非对等极化”与超保守基金会（2006年至今)
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主党在“向左”一段时间后并未走向极端，共和党却在意识形态光谱上持续“向右”，使两党形成了“非对等极化”局面。
商业利益集团的崛起部分地解释了共和党的右倾。20世纪70年代后的美国企业界形成了由美国商会、全国制造商协会、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和企业圆桌会议共同构成的“商会协调机制”，并成为共和党背后主要的利益集团。美国商会在1997年托马斯•多诺霍（Thomas Donohue）改革之后，便开始将巨额企业捐款投向共和党，成为共和党在华盛顿最重要的“政治雇佣军”。
然而在2000年前后，部分共和党人的立场急剧“向右”，甚至开始与商会协调机制下的某些共和党建制派发生利益冲突，打破了传统政治学模型中有关败选政党会转移至温和立场以吸引“中间选民”的预测。共和党的“一路向右”很难单独用商业利益集团的崛起来解释，但若将保守主义基金会在这一时期的运作考虑进去，则不难发现，“非对等极化”局面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保守主义基金会期待已久的一场收割。
1、从科赫基金会到科赫网络
美国最富有的两兄弟戴维•科赫（David Koch）和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在经营自己的商业版图之外，一直致力于推动美国超保守主义的政治变革。近十年来，二人携手创建的“科赫网络”（Koch Network）已形成一个近乎达到政党规模且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全国性政治集团，被媒体称为“科赫章鱼”（Kochtopus）。
科赫网络发源于科赫基金会，如图2所示，它旗下有各种职能的羽翼组织，其中成立最早、存续时间最长的机构是科赫基金会，以及受其资助的智库与学术组织（Al、A2）。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科赫网络的业务逐渐超出了基金会的活动范畴，进入政策倡导的深水区，募资方式也变得更加多元化。部分组织开始从少量富人组成的捐赠圈“科赫研讨会”中进行更高金额的融资。以这种途径筹得的资金受到的法律约束更小，却依然可以共享早期科赫基金会经营得来的关系资源。
在这种“移花接木”的操作下，拥有游说资格的组织与早期由基金会资助的非游说类组织共同建立起一套全方位的政治行动网络。图2中的“政策倡导”和“选民动员”组织大多属于501（c）（4）类型，它们与501（c）（3）不同的是可以合法介入游说与选举。此外，为了配合竞选，科赫集团还成立了“Themis/i360”和“盾牌战略”等提供数据或咨询支持的后勤组织。在这一过程中，科赫网络在科赫基金会基础上协调了各种可能被动员起来的利益集团，精准定位到特定职业和社群的选民（B2）o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繁荣美国”（Americans for Prosperity,AFP），它将广泛议题倡议和选区动员联合起来，综合利用广告、游说和基层动员的组合策略推广保守的自由市场议程，并为科赫网络在全国各州建立起分支机构，极大增强了在选举中协调地方利益的能力（B3），这也是既往基金会从来没有做到过的。
2、超越选民和利益集团的极右政治立场
在意识形态光谱上，科赫网络的右倾程度远远超过了普通共和党选民及商业利益集团。一方面，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提高最低工资、扩大社会保障、保留奥巴马医改、设立普遍学前教育、增加公共基础设施开支、限制全球变暖等政策；然而，科赫网络几乎强烈反对以上所有议题。另一方面，科赫网络在某些重大政策问题上的立场甚至与商会的统一利益脱节，典型案例是围绕美国进出口银行授权的斗争。进出口银行是美国的官方出口信贷机构，主要业务是给希望购买美国公司产品的外国政府和公司提供贷款。多年以来，两党对于支持进出口银行一直没有分歧，但这项难得的政策共识却遭到了科赫网络持续不断的挑战。受科赫基金会资助的卡托研究所、莫卡斯特中心和一些大学里的学者一再撰文，声称进出口银行与自由市场原则相悖，应被取消。在科赫网络的强大压力下，由共和党领导的国会未能重新授权银行，银行的贷款活动最终在2015年6月至12月期间失效。
从影响机制来看，保守主义基金会在上一阶段的“对等极化”期间，已动用了近乎所有形式的经济权力和关系权力。然而，科赫网络在“非对等极化”期间，则迈出了经济权力和关系权力上的最后一步。经济权力上，科赫网络使用“科赫研讨会”的形式进行灵活筹资，哺育了多个501（c）（4）组织参与直接的选举游说，真正实践了科赫基金会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三阶段资助策略的最后一步。关系权力上，科赫网络整合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科赫基金会及其他保守主义基金会积累的政治资本，建立起集观念塑造、政策倡议、捐款协调、选民动员、数据支持等功能于一身的政治行动网络，其中的AFP等羽翼组织在全国各地都有分支机构。科赫网络在经济权力和关系权力上的这些超级优势最终使其成为在共和党背后能够与商会协调机制相抗衡的利益集团。
从政治极化的演变进程来看，科赫网络的立场不仅已偏离选民、偏离商会，更偏离了两党原本已经日益缩小的共识空间，将共和党的政治议程全面推向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方向。科赫网络影响下的共和党越来越反对各种政府干预行为，即使是在基础设施支出和出口补贴等有利于企业的问题上，两党之间的合作也变得更加困难。
四、结 语
基金会的经济独立性与意识形态温和性是其“经济权力”和“关系权力”的来源，使其在以多元主义竞争为特征的美国公民社会中具有独特优势。拥有这两种权力，基金会可以对亟需经济资源的利益集团进行注资，也可以在高低不同阶层、政商各类部门中获得“绿灯通行”。通过资助和联结各种利益集团、聚拢这些组织中的精英，基金会推广其所欲的政治思潮，从精英渠道影响两党的意识形态。纵观美国政治极化的“对等合作”“对等极化”“非对等极化”三个周期，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基金会分别通过不同战略发挥了各自的作用。近十余年内，保守主义基金会甚至撕去了基金会一贯的中立标签，将政治触角从精英游说伸向了法律所禁止的直接游说，以各种形式进入选举政治的深水区，推动共和党走上极右政治立场，加剧了当前美国政治的非对等极化。
相比于美国商会、全国制造商协会等代表整体雇主阶层发声的组织，基金会如同少数富人手中的“政治扩音器”，以独立方式产生巨响。今天的基金会关注的早已不仅是扶贫、医疗等传统慈善议题，而是在形成一股影响公共政策过程的系统性力量。从洛克菲勒到科赫兄弟，基金会背后的财阀越来越熟练地绕开传统民主规则，通过“慈善资本主义”来操纵党派政治，重构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权力均势。眼下，个体精英的政治影响力不断溢价，普通选民和传统志愿性社团的影响力却日渐式微，这些都使得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积累的经济政治不平等持续攀升，将美国民主制度日益推向笼罩在资本阴影之下的“财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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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来源：察网摘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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