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展经济学被普遍理解为至少具有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两大方法（approaches）。【1】结构主义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末，而新古典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逐渐替代了前者，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统治甚至延续到了21世纪。然而，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不仅是方法，而且是范式。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作为范式的新古典主义比结构主义更彻底、更极端地排斥了作为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范式，它的兴起不是进步，而是倒退。本文基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重构发展经济学的努力不得不对这三种范式加以详细的对比。 一、范式和范式变迁 本文对范式一词的使用严格限于经济学领域，尽管部分表述依然可以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由于在经济学中很少严格地定义和分析范式，所以，我们这里需要在这方面做一工作。 1. 范式：定义和构成 范式，也称研究框架、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me），由一组基于一系列证据所形成的概念、假设、方法、解释、制度和政策设计、预测所构成，以达到某种目的。[1]10 一旦一个范式得以确立，也就确立了这个范式的研究议程，可用的证据和方法以及衡量范式真假的标准。 与自然科学范式一样，经济学范式总是从少数人对于某个重要或宣称重要的问题的解析发起的，它先以论文、报告、讲演的形式出现，而后逐渐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吸引”更多人的参与，进而专著、教科书出现了，再进而，它进入到课堂讲授了，从而“吸引”更多年轻的正在寻找方向和前途的人进入和遵从（commitment）。这样，一个具有较大影响、普遍影响甚至可能被称为主流范式的范式就建立起来了。遵从某一范式的人就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对遵从其它任何范式的人一般都会有排斥性、批判性，这就使得不同范式之间的斗争与宗教的斗争有类似之处。【2】 任何一个经济学范式都是由定义中的六个元素构成的，不同范式的差异表现在构成它的六大元素的不同上。 （1）概念和话语体系。任何一个范式都离不开概念来反映事物、过程和结果。范式是用概念做炮弹来解决问题的。所有概念（包括术语和内涵）在一个范式下的组合构成这个范式的话语体系。任何反映事物、过程的概念都是事物和过程的映射。这种映射的合理性程度决定了概念和话语体系的合理性程度。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决定为谁扛枪为谁打仗，是有阶级性的。首先，概念用词有褒贬、显隐之分（比如，理性概念隐藏了不同人的理性的差别，突出表现了资本家的理性【3】），在褒贬显隐中，一个范式的创立动机也就又不问可知了。其次，任何概念所映射的本体都有动机，有行为，有功能，在关于动机、行为、功能的一言一语之中，谁（哪个阶级）可用，谁可靠，谁可获益，就隐藏其中了，而具有规范含义的理论就形成了。第三，行为、动作有结果，功能有效果，通过选择结果、效果的衡量标准、检验尺度，一个假范式可以自证科学，一个真范式也可以划清与假范式的界限。不同范式的概念和话语体系不同是因为它们所关注的问题不同、目的不同。正是因为有不同的概念和话语体系，才能达到不同的目的。 （2）假设。一个经济学范式的话语体系总是一个或开放或封闭的经济系统、经济模型，从数学上看，就是一组或确定或带有随机性的由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变量所构成的函数。无论构造怎样的系统，总是要做出或明显或隐性的多个假设，在这些假设下建立这些假设所塑造的系统、模型（与真实世界可能不同，甚至有很大不同）的运行规律。假设以及它们所塑造的系统、模型与范式要解释的现实世界的逼近程度对范式的可应用性和科学性具有重大影响。一个范式的解释、预测实际上是由它的假设所划定的。当一个被范式假设为不变的事物的作用上升而成为研究对象时，或者重要的假设（被证明是）太过虚假时，原来的范式就失去甚至丧失价值了。 （3）方法和方法论。任何一种经济学都需要处理许多问题，因此都需要使用抽象-具体、分析-综合、归纳-演绎、实证-规范、文字-数理、比较、分类等基本方法。这些方法的集合构成方法论。每个范式都有自己的方法论。一个范式的首倡者或始作俑者因更为青睐某种或某些方法，从而使得该范式以某几种方法（形成方法论）为特征。不同人处理同一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可能不同，不同方法处理同一问题的功效也可能不同。 （4）解释。范式的最重要功能之一是解释。任何经济学范式的提出者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生存、工作的，因此，他们所提出的范式必然是肯定或否定地解释现有社会制度。越重要的范式越要解释社会制度的最基本方面。经济学是关于重大经济利益关系的科学，不同人由于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也就有不同的解释，给予不同的阶级、阶层和集团以不同的角色、功能、责任，因此，也就形成不同的命题，尽管部分局部命题可以重合、重复，但最终表现为不同的范式。 （5）制度和政策设计。任何经济学范式都是基于制度、政策的。没有脱离制度、政策的范式。不同范式的制度、政策意蕴不同，不同范式下的政策制定机制不同，不同范式下所制定出来的政策也必然不同，所形成的政策体系也不同，所维护的制度基础也不同。【4】现代社会普遍存在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此，任何经济学范式的制度和政策设计都无法脱离阶级利益。有一些制度和政策设计看似是普适的，但更加仔细的分析可以揭示出这些制度和政策设计的阶级属性。 （6）预测。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一种重复博弈，其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加强都需要经济学范式来协调行动。预测是用来指挥、协调行动的。不同范式的解释不同，由解释所凝结成的命题不同，预测也不同，指示的行动方向也不同！肯定预测肯定了某个阶级、阶层、集团的某种行动，而否定预测则否定了某个阶级、阶层、集团的某种行动。对某个阶级、阶层、集团的某种行动的肯定对其他阶级、阶层、集团的某种行动一般意味着否定，反之亦然。当然，每个范式都对于自身的未来有一个预测。 从以上范式构成分析可以看出，范式具有规范性。也因此，一个范式对其它与之对立的范式具有排斥性。它既然规定了所使用的概念、假设、方法，就必然排斥与它有冲突的其它假设、概念和方法，也就必然排斥与它的解释、预测和政策含义有冲突的其它范式的解释、预测和政策含义了。特别是，在一个范式中，其假设、解释、预测、制度和政策设计往往并不能截然分开，这使得一个范式往往成为六大要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而这六大要素的整体性更使得不同范式的对抗尤其激烈。 2. 范式斗争和范式变迁 由于范式的规范性，特别是因为范式既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所以，经济学的历史就是范式斗争的历史。即使在今天，经济学中片面地、静止地、割裂地、扭曲地、错误地使用证据也屡见不鲜。在经济学的历史中，用一种更假的范式替代一种假的范式是可能的，用一种假范式替代一种真范式也不是不可能。用真范式替代假范式需要做大量批判，用更假的范式替代假范式和用假范式替代真范式也需要批判，而且这种不可能为真的批判可能因为受众缺乏思维能力而被接受。20世纪9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被边缘化表明，经济学领域的假意识范式可能在真范式出现后依然存在，甚至比真范式更被人接受或为更多人所接受！ 范式斗争的历史就是真假范式争夺主流地位的历史。在范式的对抗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被普遍接受的范式就成为主流范式，但主流范式不一定是真范式。用马克思主义可以很容易理解主流范式可能为假范式的事实。统治集团会根据其偏好、经验通过各种途径（如文学、影视、论文、专著、会议等，涉及到的人则包括记者、编辑、学者、官员、教师等）来塑造这种范式的合法性。在暴风骤雨的革命之中，革命意识会逐渐成为主流范式。各种各样的会议（政治的、学术的）会发起各种讨论，记者、编辑会写作，并通过电视、广播、网络、聊天向成人散布、传播关于主流范式的必要的信息。教育工作者也通过教育向未成年的学生传播主流范式。假范式也是如此。当然，假范式需要向社会大众提供一种直观的、感性上为真的议程才可能建立。从发展经济学看，发展看来是可欲的，但如果“发展……（已变成）大国进行国际统治的一种替代‘文明’的思想产物”，[2]99 这样的发展经济学就是假范式了。 从范式斗争可以马上推论出范式变迁（paradigm shift）的概念。它是指从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的转化，不涉及范式的真理性。在经济思想史上，范式变迁是一个常态。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一次范式变迁，从马克思主义到修正主义是一次范式变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也是一次范式变迁。反之也是。从逻辑上看，范式变化常常是依靠改变假设来实现发展的。在广泛复制、传播、复制之中，当原来合法、合理的证据不再或似乎不再合法、合理，使得原来的部分或全部假设被抛弃后，范式变迁就发生了。在经济学领域，范式的变迁就是在几种范式中变来变去，只不过有时饰以新的词汇而已。【5】 如果经济学范式变迁代表科学的真正进步，就称其为范式革命。在错误范式的内部，必然产生反叛者。利益分配不均、思维能力分布不等、关键性反例的积累使得一个范式的内部产生能够看出当前范式以外和范式背后东西的反叛者。如果当前范式以外和背后的东西确实重要，他们就有希望发展出新的范式，而不是处于范式无能（paradigm paralysis）的状态。范式革命不仅需要批判的勇气和能力，还需要构建的能力，以解释更多或更重要的事实、对同一事实给出更好的解释。识别问题并对问题根据重要性排序，是建立新范式的前提。这并不困难。比如，寻找范式背后的东西只需要找原因的原因，寻找范式以外的东西只需要在多因一果中寻找出真正的原因。根据这一原理，基于中国经验的发展经济学范式的存在性是不能被排除的。 马克思的主观与客观一致性的无限性原理为范式革命提供了一种在许多情况下都非常正确的解释。一个科学的范式在出现的时候总是被少数人所掌握的，这些人（如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的主观比较接近于客观。当这种被少数人掌握的比较接近于客观的主观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后，范式革命就发生了。当然，范式革命可能与社会革命相伴随，并支撑社会革命。反过来，社会革命越彻底，范式革命也影响越大。马克思主义范式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是与它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指导分不开的。 经济学范式变迁与经济学之外的范式变迁也可以联系起来。孔子作《春秋》建立了一种社会道德范式。《史记》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6】然而，中国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代表着现代中国对孔子道德范式的否定。【7】这说明，孔子的儒家范式有其鞭长莫及之处。实际上，当中国被列强入侵、欺凌后，孔子的以“礼”为核心的儒家范式就成为阻碍革命的力量。儒家范式如果不经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不可能使中国社会进步。从这个意义上看，孔子作《春秋》是对的，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也是对的，而在革命成功后，部分恢复儒家的地位也是无可非议的。此一时彼一时而已。至于怎样恢复和恢复到何种程度是另一个问题。 二、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范式 在以上范式理论总论基础上，我们可以考察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三种主要范式了。限于篇幅，本文在试图尽可能全面的概括之外，有时也采用样本分析方法。这种样本分析也足以展示三种范式之间的对立了。本文对这三大范式（特别是其中的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主要基于经济发展的视角来展开，但也涉及它们作为一般经济学自身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比较。经过近7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拥有了长期的、系统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对于不同范式进行资料搜集、思考、分析和锤炼已经水到渠成了。 1. 结构主义范式 结构主义范式是一批受新古典主义范式训练而反抗新古典主义范式的西方学者建立的，因较为实事求是，它与马克思主义范式具有亲缘关系。结构主义范式试图基于经济落后国家的结构性特征，对经济落后的原因进行解释（如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二元经济模型），对经济发展的政策提出药方（如大推进理论、最小临界努力理论、进口替代理论、两缺口模型）。结构主义范式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并在60年代开始式微。 （1）结构主义的概念和话语体系 结构主义范式的核心概念包括基本人类需要、生活改善、贫穷、不平等、市场不完善、低供给弹性、工业化、计划化、二元经济、人口流动、依附、中心、外围、资本形成、联系效应、回波效应、不可分性、互补性、剩余、储蓄、进口替代、外部性等。这些概念无疑有结构主义的鲜明的特色，但结构主义者的一些概念受到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影响。储蓄率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而奴役和依附分别是哈耶克和普雷维什等人的概念。当把生活需求、自尊和自由作为一个目标时，结构主义的概念就与新古典主义的概念有重合之处了，也与民粹主义有重合之处了。 结构主义的上述概念有的被用来界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特征，有的被用来给出政策建议，有的是用来解释原因和机制。它的话语体系就这样由这些概念构成了。这些概念及其所构成的话语体系看起来颇有道理，然而，它低估了发展的难度，错置了经济发展的目标，用偏了发展手段，因而也难以达到充分的发展。比如，有的结构主义者把改善人民的生活作为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认为发达国家的典型家庭的生活尽管意味着巨大的压力，但也是值得向往的。[3]3 改善生活、增加GDP是值得向往，但把它作为发展目标就错误了。有的结构主义者还把提高识字率、预期寿命和卫生状况作为发展目标。这种观点当然并不必然是对的。中国在经济较为落后的条件下通过爱国卫生运动、赤脚医生和发展教育等实践在很短时间内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的卫生、健康预期寿命和识字率等状况，绝望在绝大多数人民心头一扫而光。老舍的《龙须沟》就是对中国卫生状况改善所做出的反映。而中国小学教育的状况可从图1. 1所反映出的纪律性和探索性得窥一斑。不同的结构主义者所强调的概念可能不同，具有不同的科学性，但总体而言，说它低估了发展的难度，错置了经济发展的目标，用偏了发展手段，难以达到充分的发展是公允的。 图1. 1：秋山亮二（Akiyama Ryōji）眼中的1980年代的中国小朋友【8】（2）结构主义的假设 结构主义者的分析似乎很客观，似乎没有明确的假设，更没有理性人假设、完全竞争假设、信息完全假设。但结构主义分析隐含了一个极强假设：它认为只要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经济自然就发展了。结构主义范式非常强调经济落后国家生产力低、生产率低、人口多、失业多、严重依赖农产品和初级产品、有的资源贫乏、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依附地位、[3]36 思维能力低下等。结构主义者仅试图从经济落后国家的内外部结构特征（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来理解不发达的原因和给出发展政策。他们认为，商品和资源市场不存在，非均衡状况普遍存在。[3]6 它们都是基于实证主义的归纳，似乎不能算错。 比一般结构主义更进一步的是，20世纪50年代产生于拉美和印度的依附学派的结构主义认识到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不利的国际条件，因而主张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但它依然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进行分析，相当于假设经济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打破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对其的经济封锁和经济围剿。这对于中国显然是错误的。历史表明，除了日本等少数几个对美国有用从而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以及资源型国家以外，没有一个国家依靠资本主义实现了经济的长足发展。20世纪90年代，依附美国、得益于美国的日本、东南亚四小龙的增长趋势被美国用制造危机的办法扼杀了。70年代，拉美等国试图通过引进外资来实现发展，结果遭遇了80年代的巨大的债务危机。拉美国家现在被认为处于了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无论一般结构主义还是依附学派的结构主义都是见物不见人，没有阶级分析，从而既没有找到真正的症结所在（落后国家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腐朽性），也不可能提出科学的经济发展方案。如果不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不动摇经济落后国家的这个最大的结构，怎么可能取得真正的发展呢？这也显示，结构主义范式并没有抓住真正的结构。可以说，结构主义最大的假设就是假设资本主义可以实现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实现发展，但落后国家就难以通过资本主义实现发展了。而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也面临重重危机了。[4] （3）结构主义的方法和方法论 结构主义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此，结构主义者强调社会结构、国民观念和国家制度变动的重要性。[3]9 虽然结构主义者强调社会结构、国民观念、国家制度要变动，但对于究竟怎样变，变到哪里，都没有具体的说明，更没有正确的说明，这是结构主义范式的致命缺陷。特别是，结构主义者在正确地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同时，错误地认为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讨论经济发展战略，这相当于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唯一方法。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极端的方法论。因为历史已经否定了中国走资本主义的可行性。刘易斯（A. Lewis）关于“只要一个资本主义的部门出现了，它的变大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一国穷不是因为一国穷，而是因为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部门小”的观点显示出他的理论的方法论本质。[5] 这个方法论对于刘易斯母国牙买加等小国似乎适合，但也并非必然，因为古巴在1959年选择了社会主义，其它还有朝鲜、越南等国。刘易斯等结构主义者显然低估了经济发展的难度。当然，如果刘易斯等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理论最多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小国，那么，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局限也就非常清楚了。 （4）结构主义的解释 结构主义者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对经济落后国家经济落后原因的解释，一种是对其经济发展战略的解释。任何对原因的探求都不是简单的。结构主义研究实际上只是探讨造成经济落后国家经济落后的条件性、表面性因素，而不是探讨原因性、根本性因素，但它们把对条件性、表面性因素的探讨理解为或说成是对原因性、根本性因素的探讨，结果，这种研究不是推进了发展经济学，而是阻碍了发展经济学。这种解释最突出地体现在“一国穷是因为它穷”的理论上。[6] 这种关于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循环因果理论实际上只是指出了贫穷的条件性、表面性因素，而不是原因性、根本性因素。因为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穷国就不可能变富了。其它如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两缺口理论也都是如此。[7] 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结构主义者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缺失，必须采用国家推动的方式实现发展；由于投资的不可分性和投入-产出的联系效应，必须采取有计划的大规模投资的办法；由于国际贸易条件的不利，必须采取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方法，而不能广泛地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去。由此，结构主义提出了一种对于经济发展战略的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从这些与众不同的在国家范围内的发展战略的设计和实施看，结构主义的解释是宏大的。然而，由于结构主义者一般都假设了资本主义的框架，所以，他们的这些经济发展战略近似于主张重走西方发展道路。很显然，结构主义者也没有考察如中国这样的国家的革命经验。比如，结构主义者没有强调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没有强调农业集体化的重要性，没有强调没收帝国主义资本的重要性，没有强调限制私人资本的重要性，没有强调发展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没有强调如中国这样的国家应该对哪类国家开放，也没有强调建立怎样的一个国家政权。结果，结构主义者虽然阐明了一些经济结构关系，【9】但由于排除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就既无法解释大国发展，又解释小国的发展了。结构主义者的解释因此在科学性上低于政治经济学的解释，也就难以成为解释了。 （5）结构主义的制度和政策设计 结构主义者的投资大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计划化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处于中观层面，而非顶层设计。由于这种中级层面的制度和政策设计与高级的经济发展目的不匹配，尽管它们似乎在科学性上优于新古典主义范式，但在结果上必然无法达到目的。 结构主义者表面上谈的是工业化，[8] 但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工业化，而且，它没有区分重工业化还是轻工业化。它没有考虑到，以资本家为主体的投资越多，计划在一定限度内越严密，资本主义的制度越巩固。但在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重工业生产投资、研发投资必然不足，从而又必然影响消费品投资（进口资本品必然遭遇高价格，降低国内GDP、推高国内消费品价格），而且产生许多不虞或本来可以避免的后果，如环境污染、资源耗竭、贫富分化。以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工业化必然是轻工业化，只有在遥远的未来，才可能积累其进行重工业发展的资本。与结构主义的工业化战略相比，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战略科学得多！ 结构主义主张计划化（Liews，1954；罗森斯坦-罗丹，1943）。[5][9] 因为产业投资决策是相互依赖的，要想投资成功，必须能够实现规模经济，而欠发达国家许多市场并不存在，因而应采取政府计划的办法去协调和鼓励，同时投资于互补性的产业。结构主义者的计划化政策使得它很像经济落后国家的凯恩斯主义，只不过相对西方凯恩斯主义注重长期经济增长而不是注重短期经济波动而已。中国共产党在1949-1976时期的理论和实践要比结构主义深刻多了。阅读了《毛泽东文集》中的文献对此就一目了然了。而印度的五年计划实施多年没有得到多少效果也可以作为结构主义计划化主张无效的一种证明。 结构主义者推出平衡或不平衡发展战略，但这些战略看起来都像是隔靴搔痒，大而无当。赫希曼（A. Hirschman）认为，由于投资资金短缺，落后国家实际上不可能同时在所有工业部门进行投资，所以必然会存在一个优先发展的问题。[10] 赫希曼是根据他在哥伦比亚的经验撰写的发展理论，有一些真知灼见，但他的理论很显然没有考虑政治大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前提性作用。而哥伦比亚也不存在这种政治大变革的条件。赫希曼很显然没有把拉美、中美洲一些国家（如古巴）的变化纳入到他的理论框架中。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了增长极理论。[11] 他认为，整个工业体系包括某些有活力的部门或有推动力的产业。这些部门或产业能够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效应和外部性推动其他产业增长。这些战略都是不平衡增长战略。先导部门发展了，就可以对轻工业提供了资本品，就可以推动轻工业的发展。而且这种本国生产的资本品价格更为低廉，更适用于本国市场，很多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在这个过程中也同时培养出来。【10】然而，即使这些实现了，发展是可持续的吗？ 70年代当经济增长被证明难以实现后，当所出现的经济增长伴随着巨大的不平等后，结构主义提出了追求基本生活需求、自尊和自由的目标，主张增加实物住房保健和安全感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数量，提高生活水平，强调要减少和消灭贫困、不平等和失业，提出了“随增长再分配”的口号。结果却证明，他们不仅高估了资产阶级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推进工业化的能力，也低估了再分配的难度。难怪他们的理论再次破产了。他们的理论不仅与中国不相关（70年代的中国没有再分配问题），而且是错误的。即使开始于80年代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是受结构主义的这种政策和制度设计所影响。 （6）结构主义的预测 结构主义的预测已经蕴含在它的概念、假设、方法、解释和制度政策设计中了。它很显然预测，通过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投资大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计划化或其它什么手段就能实现发展。然而，结构主义应该预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不会太高甚至不要求太高。为什么？刘易斯把12-15%的储蓄率视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并认为收入分配被改变得有利于储蓄阶级，即资产阶级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他的依据是，由于缺乏收入和把收入用于了旅游、住房、教育孩子、养老、保险等与邻居攀比上，工人储蓄和中产阶级储蓄都很少，因此必须依靠资产阶级的利润和租金来获得储蓄。从与中国的对比看，刘易斯的预测是不切实际的。中国没有用刘易斯的办法，反而用了正好相反的方法（没收官僚资本和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来获得储蓄，而且1950年后储蓄率很快就达到了20%以上，甚至在1958年达到40%，远远超过刘易斯的设想。【11】如果根据刘易斯预测来规划中国的储蓄机制，其后果将是可怕的。中国和苏联的发展模式如果采纳刘易斯理论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不难预测。在18和19世纪，斯密、李嘉图预测资本主义将会给英国带来巨大发展是对的，在20世纪，刘易斯预测资本主义能够让发展中国家取得发展就是一个错误了。 结构主义者没有预测到自己会遭遇重大的理论困难。结构主义者低估了经济发展的难度。它们低估了阻碍发展的因素，从而对于经济发展依靠谁没有得出科学的命题和预测。他们割裂了政治讨论经济发展问题，违背了社会发展这个事物的辩证法本质。在资本主义取得国际经济统治地位的时代，很显然，结构主义者没有探讨实施实施工业化、进口替代战略的阶级基础。在列强环伺的国家环境里，资本家怎么可能通过独立地有效地实施工业化实现经济发展呢？中国共产党早就认识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预测资本主义不可能是中国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也早就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并极大地利用了这种不平衡性所产生的矛盾。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大规模农民工流动看似与刘易斯理论一致，但结构主义者或赞同结构主义的人没有预测到的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近40年后，中国农村中只留下老幼妇女来从事农业生产了。这已经威胁到中国的粮食供给。值得指出的是，当结构主义者认识到需要重视分配问题时，中国却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不平等的增长。 结构主义也没有预测资本主义危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影响。即使在实际上承认有危机，在话语上也会把危机说成是一种周期：周期意味着危机还是会过去。结构主义没有预测到经济危机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是致命的。这种预测上的失误把结构主义推到了历史的角落。 2. 新古典主义范式 新古典主义无疑是一个范式。[12][13] 新古典主义借结构主义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遭遇困境而在发展经济学中兴起为一个范式。从经济学看，这个范式产生于英国GDP被美国GDP超过的1870年，并由于一些在20世纪中叶后出现的囊括了许多新古典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企业行为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和应用“研究成果”的初中高级教科书的流行、各国领导人更替等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在全世界流行。今天，在一些人那里，新古典这个概念甚至包括一些宏观经济学内容，如索洛的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激发了大量研究，设定了许多研究议程，积累了大量对它有用的证据，阻止了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对它的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甚至充斥了中国最好的一些经济学杂志和诸多大学所办的杂志。它通过拒绝发表不按照它的模式撰写的文章、不资助与它模式相反的研究来维护它的地位。 （1）新古典主义的概念和话语体系 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可以在任何一本西方出版的宏微观经济学教科书的索引中找出来，它们是：资源配置、市场、供给、需求、均衡、剩余、产权、研发、管制、帕累托效率、规模收益、偏好、消费、生产、弹性、贴现、工资、定价、边际、要素、激励、收入、效用、利率、保险、土地、资本、技术、劳动、价格、竞争、垄断、租金、成本、预算、股票、债券、外部性、博弈、实证、规范、归纳、演绎、替代、歧视、福利、不确定性、风险、GDP、经济增长、失业、通货膨胀、总供给、总需求、乘数、挤出效应、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菲利普斯曲线、比较优势、贸易、汇率、国际收支、滴注、自由化、人力资本等。 新古典的概念是强大的，这可以由它以及它的衍生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普遍应用所证明。但是，这么多的概念，新古典所总结出来的命题或至少让许多人以为它所总结出的命题就是，资源配置就是经济学的一切，而市场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这样，市场经济就是新古典所给出的经济发展的唯一战略了。它的话语体系就是围绕这个命题构建的。但如果以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配置，就大错特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只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在这种资源配置中，穷人所得到的满足是建立在工资铁律基础上的：即穷人最多只能拿到生存工资。按照这种资源配置，穷人永无出头之日。 在处理结构主义范式时，新古典范式的话语是，50年代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管理模式僵硬、低效率、缺少活力，只有走向市场经济才是出路。在新古典主义范式支配下的话语体系里，经常见到的是单个市场、多个市场、所有市场、宏观市场，几乎没有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也几乎没有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在有这些概念的情况下，都是为了说明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无效率，从而不可能用于永久性地发展经济。就仿佛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经济从来就存在，并将永恒存在，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一样。 新古典主义范式无论怎样变化，其话语体系不变，即便是对新古典主义范式提出质疑的学者也很少严肃地对待社会主义，[14] 更不用说新古典的中坚分子和盲信分子了。新古典主义的市场概念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它是资本主义已经臭名昭著之后新古典主义采取的一个移花接木之计。 （2）新古典主义的假设 新古典最著名的假设就是理性假设了，在理性假设的基础上产生了它的消费者行为理论、企业行为理论和市场均衡理论（任何微观经济学教科书都是这样写的）。然而，新古典不仅有这个假设，还有同质人假设，尽管它不可能假设消费者和企业家是同质的（否则，它就没有消费理论和生产理论了），但它的理性假设确实暗含了所有消费者都是同质的，但企业家也消费，于是，按照它的理论和“代表性消费者”的话语，所有消费者的消费都是一样的了。这是世界最大的乌托邦理论：穷人和有钱人的消费从来就不是一样的；穷消费者既不能被富消费者代表，富消费者也不能被穷消费者代表，结果代表性消费者的概念就失去科学意义了。它的理性假设还暗含了所有的企业家都是同质的，这个假设排除了穷消费者作为企业家的可能，同时也排除了存在不同行业的可能（为什么同质的企业家会选择不同的行业呢？），于是，所研究的经济就只能有一种产品了。如果这时接受经济落后国家主要是农业国的事实，则只能推出农业国将永远是农业国了。如果再接受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的假设，就只能推出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国将永远是小农经济了。这是对经济发展的完全否定。 用于发展经济学中的新古典假设又有一个变体：单一经济学。明特（H. Myint）认为，新古典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把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曾经主张的双经济学回归到单一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学，重新肯定市场力量对促成经济发展的影响。[15] 新古典主义范式认为，世界只有它一种经济学，因此，它不仅排斥马克思主义，而且排斥结构主义。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占优性、资本主义的被占优性这两个基本问题被排除了，[16] 从而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前途。 （3）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和方法论 新古典对抽象-具体、分析-综合、归纳-演绎【12】、实证-规范【13】、文字-数理、比较、分类等方法的使用使得它的方法论有了独特的特征：方法论个人主义（还原主义）、“实证主义”、演绎主义、边际主义和反历史主义，使得新古典对抽象-具体、分析-综合、归纳-演绎、实证-规范、文字-数理、比较、分类等方法的使用带有极强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征。 从研究对象看，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和方法论可以说是以市场为中心的。无论是消费者理论还是供给理论，都是为了构造市场经济理论，无论是商品还是要素，无论是资本还是劳动力，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是围绕市场分析来转的。实际上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经济学，也都是用市场分析来进行的。甚至政府的管制和一般行为都是用市场分析框架来加以分析的。 新古典主义使用数学中的极值定理来演绎地、实证地推导消费者行为和企业行为，并由此得出市场价格决定。新古典主义给人以文字精炼、分析精确的感觉，对归纳的反对让人更加相信它的演绎推理，对规范的排斥给人以它没有立场、完全中立、完全科学的感觉，对求解一般均衡体系的追求给人以场面宏大、思维卓越、逻辑严密的感觉——毕竟，是要求解n个方程啊（尽管n的数值确实不重要）！然而，新古典方法论个人主义（还原主义）、“实证主义”、演绎主义和反历史主义方法论的逻辑实质不过是用自然科学的具体方法来显示自己所依赖和所支持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生成、存在、运行和完结的合理性，通过显示自身与自然科学具有一样或近似的科学性来把自己伪装成真范式。【14】如果认识到自然科学的最优化方法实际上并不是探究经济发展的有效方法，新古典的内容贫乏就一目了然了。 新古典主义的方法论拒绝深入考虑任何反例，最多只是把大量反例（外部性、垄断、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阶级、政府、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作为一种无足轻重的例外，甚至把反对它的实例说成是与它一致（如把利他解释成利己），更不用说从事由反例所引发的系统研究了。新古典经济学自己都承认，由于它所采用的工具，它长期把大量重要经济问题排除在它的研究之外。它把一些不同的逻辑推理算进它的阵营，拒绝任何实质相反的逻辑推理，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了。它把市场所产生的问题说成可以用扩展市场来解决。 （4）新古典主义的解释 新古典主义的最重要的解释就是发达国家本身是通过对内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对外实行自由贸易自发、缓慢、和谐的发展而发达的，[2] 99-100 并认为这是所有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唯一道路（如华盛顿共识）。简言之，市场能够最有效地自发引导资源配置到最大用途。它主张交换带来福利增进，并认为市场具有决定性作用。它似乎没有观察到也不同意马克思生产对交换的决定性作用的观点，因此也不会解释这个作用，也不会解释市场的局限性。它所做的就是解释市场的某些方面。它解释市场的需求方，但也主要是解释了最终消费品市场上只靠生存工资生活的需求方；【15】它解释市场的供给方，但也主要是解释了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的供给方；它解释了市场供求的均衡，但也只是解释了市场状态的偶然的情形。 新古典对市场的解释是为了提供一种关于经济的资源配置的解释，并把它作为经济学的唯一定义。然而，它所谓的资源配置不过是给定某个价格下的消费者需求数量、生产者投入数量和产出数量。新古典主张，在市场均衡条件下的效用和利润的最大化就是最优的资源配置。因此，新古典的分析就是效用最大化条件下的消费者行为分析和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的企业行为分析以及供求均衡下的市场调节分析。新古典经济学没有问工人工资和资本家私人利润的比例是否是资源配置这样的问题，也没有考虑这种资源配置比它所考虑的资源配置更重要的事实，更没有指出，在消除私人利润的情况下，即使工人的偏好或目标函数有非理性的因素，也可能比它所考虑的社会制度下的效用水平要高。实际上，在私人利润占据30%GDP的社会里，就业的工人可能入不敷出，而大量没有工作的工人连劳动力都不是了。 新古典经济学很少研究不同假设下的市场行为。比如，如果先研究没有阶级条件下的市场，然后研究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下的市场，结论将是什么呢？结论将会走到新古典主义者所希望看到的结论的反面：普通消费者无论怎样理性，都无法达到基本满意的效用，而属于（大）资产阶级的消费者无论怎样不理性，不劳动，都过着极尽豪奢的生活。可见，新古典主义虽然也使用抽象法，但它的抽象法被它的目的污染了。新古典主义排他性地检查了意愿支付，宣称支付意愿反映了消费者得到的最大效用，而市场价格低于意愿支付会使消费者得到消费者剩余，但是，它有意不说，意愿支付可能使得一些行业（如医药、医疗、能源、金融）的管理者得到很高的收入，它也有意不说，有比意愿支付、消费者剩余更重要的问题。新古典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新的规划，而且反对大的规划。新古典主义认为用国企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增加储蓄和可投资资源的供给）是金融压制，而且违背比较优势。新古典只关心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并把它作为最理想的资源配置状态，至于这种配置与现实的距离是不加以考虑的。 新古典主义所解释的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比如，它研究为什么规定最低工资，研究最低工资提高一个百分点会对失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它却不研究如果限制最高工资来减少工资鸿沟会对社会带来什么好处。据说，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建议，对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40万美元）的人征收100%的边际税。国会对此建议妥协的结果征收94%的边际税率，而现在美国的最高的边际收入税率是39%。美国特朗普总统再一次祭起了减税的大旗。对于老百姓的低收入，新古典主义者或许会设计福利国家的制度，但也只是半心半意的。它不会分析资本主义企业不交足养老金的可能性。它不会警告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州政府如美国的新泽西、肯塔基、伊利诺伊、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和南卡罗来纳州等养老金缺口最高的六个州，【16】养老金缺口超过50%，不可能由这些州解决，因此，日渐变老的人未来可能得不到养老金。但另一方面它会劝说工人放弃工资来换取养老金。中国未来是否会出现养老金的巨大缺口呢？ 新古典闭口不谈垄断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或把这种不合理性归结为垄断利润，闭口不谈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对资本主义前途的不确定感，[2]93 闭口不谈垄断资本对不发达国家的统治剥削和压迫。他们不仅不赞赏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发展经济的独特经验，而且把这些独特经验说成是反理性的。他们表面上用人均产量来衡量发展，却闭口不谈人均产量的定义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够的。[2]103 巴兰说，理论倾向比较强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详细研究了经济发展的具体方面，发现了一系列妨碍经济和社会变革协调理论形成的难以逾越的困难（如人口太多）。他们似乎含义明显地列出了所有各种或多或少与经济发展问题相关但我们了解的不充分的事件。另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用人力资本等概念恐吓经济落后国家高度谨慎行事。还有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则把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说成是宁可维持现状，把落后国家追求经济发展说成是愚昧无知的群氓的可悲的急躁情绪和缺乏理智，说成是受邪恶的垂涎权力的政客卑鄙的操纵的表现。他们所做一切的主要目的是证明所有花在迅速发展经济上的努力看起来好像是在没有航线图的海洋上冒险，完全没有理性。[2]100-101 这实际上是否认发展的益处和迫切性。 更新一点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对西方国家经济发达提出的解释是它拥有发达的科学技术。【17】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把经济增长归因于技术进步，并检查了技术进步的一些原因。然而，它没有解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西方经济增长的贡献，它也没有解释落后国家究竟为什么不能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它也没有解释经济落后国家怎样在无法获得西方的技术时如何通过自主创新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技术。 （5）新古典主义的制度和政策设计 新古典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就是市场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化。新古典主义提出了矫正价格、矫正制度的政策建议，其实就是市场化的换一种说法。这其实是因袭古典经济学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废除过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创造自由竞争的条件，使私人企业和个人获得充分的机会，不受妨碍地开展经营，[2]85 简言之，它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就是最好的政策。新古典经济学把古典经济学的这种针对一个地主阶级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所做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应用于社会主义就成为一种极其落后的制度和政策设计了。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导致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也赞成、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济向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寻求独立，但他们对经济落后国家的一贯的真实的策略是：要么维持其落后状态，要么把其拉入资本主义阵营（使其成为从属国、依附国），要么对其实施封锁，要么实施新殖民主义（特别是把这个国家所产生的经济剩余尽力吸走），要么侵略。[2]3 这使得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极为困难。这是因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利益。[2]96 在上述所有真实策略中，维持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落后状态几乎是最好的策略。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因此保有原料来源和市场、利润来源和投资出路。然而，维持现状并不总能实现，因此，发达国家政府总是期望劝阻、搅乱、颠覆致力于发展的外国政府，并把维持不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落后现状的运动和侵略、颠覆行动称为对民主和自由的捍卫。用这种观点也很容易解释近一二十年的新古典经济学、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的出现，也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一些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的小经济体出现了一时的发展，又为什么出现类似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 在具体的政策设计上，新古典主义与结构主义可说是针锋相对。结构主义强调工业化，它强调农业进步；【18】结构主义强调物质资本的积累，它强调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结构主义强调计划管理，它强调重视市场机制；结构主义强调保护性的进口替代，它强调外向发展（在贸易上主张自由贸易战略）；结构主义强调压制利率，它强调利率市场化、金融自由化（发展大量私人银行或股份制银行）；结构主义强调整体，而它强调个人。新古典主义者在发表关于发展的观点时振振有辞，但它不会告诉你它的本质就是通过极端依靠私人努力、排斥计划、排斥政府的战略阻碍中国等国的发展。公共选择理论强调实际的政策不是政治决策者追求国家或国际福利的最大化的结果，而是利益集团（有时通过昂贵的游说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19】如果你把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理解为这样的政府，发展还有什么指望呢？ 从新古典主义制度和政策设计的实施结果看，一些小国、小地区经济（如东南亚四小龙）选择资本主义道路，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搭乘他国或本国其它地区经济发展便车等机会，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经济发展。但这些国家或地区必然在政治上限于依附地位。即使是经济发达的日本，由于资源贫乏、美国军事占领，对美国等国也依然存在严重依附（包括技术依附、政治依附）。而且，它们发展所能达到的极限在适当的时候就会被发达国家封死了。 新古典主义不仅与结构主义对立，而且与马克思主义对立。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新古典主义矫正制度的政策设计很简单：把所有的国有企业尽可能卖掉，理由是，卖掉后才可能是市场经济，而卖掉的方法也是市场化。而其实，新古典所倡导的这种政策不仅导致国企资产贱卖，违背市场交换的等价原则，而且把国企这个生产主体给毁掉了。这不是市场化，而是私有化。从发展战略上，它就是让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本主义。 新古典主义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奸计为什么可以得售？在经济落后国家取得了一些发展之后，交换的地位就上升了。这些国家在老一辈领导人谢世后，思维能力就降低了。而新古典经济学这种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制度和政策设计就有可乘之机侵入发展经济学和经济落后国家战略之中了。【20】针对新古典主义提出的应该更加重视农业的政策，中国学者中很少有人想，美国农业发达，但农业人口只有3%。美国怎样更重视农业呢？针对新古典的自由贸易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中国学者中还很少有人想中国如果不先发展生产，只出口农产品和初级产品怎么行呢？针对新古典的比较优势战略，中国学者中还很少有人想为什么日本可以生产它原来不能生产的产品而中国不能呢？中国发展农业不违背资源配置原理（把资源从低生产力部门转移到高生产力部门）吗？针对新古典主义提出更加注重人力资本，中国学者中很少有人想，人力资本主要不是靠学校教育，而是靠干中学，如果中国不制定发展工业产业的计划，人力资本怎样提高呢？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美国人正在要求中国开放金融领域，进一步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 （6）新古典主义的预测 新古典主义关于自身命运的预测是它将一统经济学的江湖。新古典有两大基本命题：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它们分别是：在一些条件下，完全竞争将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在更多一些约束下，任何一种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都能通过完全竞争市场达到。【21】基于这两大基本命题，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测很简单：只要市场经济建立了，一切都有了。既然市场带来最大效率，资本主义就应该是一种和谐的发展模式，并且可能是唯一可能的模式。然而，世界本来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吗？新古典经济学不关心收入分配平等，也不承认有危机，不考虑危机后怎么办。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后，就有中国留美学者提出，市场经济完善就是和谐社会。这毫无疑问是错误的。[17] 表面上看，新古典经济学是一种聚焦市场的分析范式。但它的供给理论是基于资本家的角度所进行的决策分析。所谓利润最大化，就是资本家的惟利是图。因此，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分析。它分析的消费者行为是资本主义雇主-雇员关系下的消费者行为。它从来没有考虑一个社会为什么采用雇主-雇员关系而不是采用合作关系（其中没有人能得到私人利润）来组织生产，它也从来不考虑不惟利是图的生产模式的可能性。即使在美国，用脚投票来离开资本主义的实验也并非绝不仅有。在危机时刻，来自工作场所的这种关键性的改变更容易发生。但新古典永远不会问这种实践到底具有什么含义这样的问题。新古典的最核心的预测是资本主义将会永存。 新古典主观上尽管是努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但有些重要问题超出了它的理解之外。比如，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它可能提出增加就业的政策主张来稳定资本主义，但并不能产生什么效果。又如，在“全球化”的时代，为了增加就业，它甚至可能要求企业回国投资。然而，它面临这样的困境：企业回国要遭受巨大损失（因为工资更高）。为了让企业回国，它就必需补偿这种损失。比如，让所得税从35%降低到15或20%？在政府支出不减少的情况下，这意味着要征穷人的税，而这会减少需求，降低企业回国的激励。如果选择减少政府支出，就可能导致解雇政府雇员，这也降低需求；不修基础设施，这会阻碍生产力。如果又没有大的技术进步发生，政府最终就只剩下借钱的办法了。有钱人希望政府负债。因为他们可以向政府提供贷款。减税会提高税后利润，这可以用来提高管理者收入，借款给政府，得到利息收入，使他们的收入更高。【22】新古典主义不会预测实施新古典最终导致什么实践结果。 3. 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式 在西方学者中，巴兰（P. Baran，1909-1964）可能是用马克思主义范式研究经济落后地区发展问题的最杰出代表。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本经典著作，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经济学著作。巴兰被认为是在1964年前唯一在美国拿到终身正教授职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当然，与巴兰持有相同、相似或相近观点的欧美学者并不是少数。比如，琼·罗宾逊（J. Robinson）、莫里斯·多布（M. H. Dobb）和保罗·斯威齐（P. M. Sweezy）等。我们这里主要以巴兰的理论为样本来分析发展经济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范式。 （1）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话语体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包括阶级、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规律、政权、劳动、价值、剥削、技术、商品、劳动力、资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概念在内的核心概念。核心概念还会衍生出概念。比如，阶级和资本分别加上不同的限定词就构成了两种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两种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还可以加后续词，比如，资本加上积累构成资本积累的概念。话语体系是由核心概念、核心概念的衍生概念与核心概念、核心概念的衍生概念之间的联系构成的。正是因为有了不同于新古典的核心概念，它才有不同于新古典的范式。 与新古典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是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的解放这个最大的发展问题，而不是无产阶级作为消费者怎样在极低的收入条件下通过市场购买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这个极其微小的资源配置问题。也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会赞成把主要精力用于劳资谈判，因为这样，就把政治的前线置于了左右摇摆的不确定状态，就已经未战先输了。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取得政权。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也为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明了依靠力量和发展模式。它不可能主张重走资本主义道路。巴兰把自己的理论的核心建立在经济剩余的使用上，是非常正确的一种概念选择。发展确实取决于如何获得经济剩余和如何使用经济剩余。 马克思主义并不绝对地排斥新古典的概念，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清楚，量变引起质变的原理使得他们即使在使用和新古典相同的词汇时也会得出和新古典主义不同的命题。比如，马克思主义者深知，某些经济发展有利于发达国家，但某些经济发展就不利于它了。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也兴趣盎然地看着新古典经济学兴风作浪。 （2）马克思主义的假设 从整体来看，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一成不变的假设。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把什么都看成是变动的，不需要把理论建立在一成不变的假设之上。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假设理性人，不会假设企业是利润最大化的，也不会假设消费者是效用最大化的，因此，也不会利用最大化方法提出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模型并求解，更谈不上用这种基于形而上学假设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去指导世界。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认为，一切都是有条件的，因条件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它不会构造一个形而上学的理论，然后认为这个理论是最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当然同意存在理性，同意应该扩大生产，同意消费者应该合理地消费，但它不同意把理性说成是唯一的假设，并把在此假设下得到的结论作为唯一的结论。它也认为，扩大生产和消费都需要条件，并且不能建立在私人资本的唯利是图的基础上。唯有采取这种看待假设的办法，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问题。 在研究具体问题时，马克思主义者会使用抽象法，即去掉那些枝节问题。这时，也形成假设。【23】比如，马克思在研究劳动对价值的决定时，首先假设资本有机构成相同，然后研究这个条件下的价值形成，再放松资本有机构成相同的假设，进一步研究价值形成。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同意的。[18] （3）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方法论 与新古典主义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还原主义）、“实证主义”、演绎主义和反历史主义方法论不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没有去求解n个方程。马克思主义在时间点上出现得早于新古典主义，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就好像预测到了新古典主义的方法论一样（新古典主义者显然没有受马克思太多影响）。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论里放着或可以放实证主义和形式逻辑、数理逻辑方法，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里容不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是对立统一或者说矛盾论。这一方法论核心就使得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过渡的社会形态。因为马克思本人发现了资本积累的过程就是工人阶级贫困积累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存在着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反复发生的经济危机、资源耗竭、两极分化、民不聊生等资本主义本身的巨大可避免成本就是对这个矛盾的现代证明。因此，从理性的角度看，资本主义远不是什么过得去的社会形态，它比社会主义逊色多了！马克思主义用它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发现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替代的规律。相对这个规律，新古典所探讨的任何规律都太小了。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于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会比较社会制度的优劣，而且会比较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这两个战略的优劣，会比较发展重工业和发展轻工业的优劣，会比较自由贸易与管制贸易的优劣，会比较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教育水平的不同方法的优劣，会比较不同开放战略的优劣，等等。正是在这种基于社会制度优劣比较基础上的分类、比较之中，马克思主义者用了抽象-具体、分析-综合、归纳-演绎、实证-规范、文字-数理等方法。因此，马克思主义范式有数理吗？有的，但它的外观一定不同于新古典的数理外观。在这种外观之下，马克思主义范式的格局比新古典范式的格局大多了。 （4）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如结构主义那样把发展解释为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发展到人均GDP，再到非货币的指数（如人类发展指数），又到减贫、能力、自由以及可持续发展，等等，更不会把发展手段解释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等的积累。马克思主义者关心的首要和根本问题是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以及由此释放出的发展动力。由于这种解释的根本性，它也具有解释的稳定性，因此不会如结构主义那样朝令夕改。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这个对象的最基本的解释就是矛盾论，即世界充满了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的运动推动着世界的发展。所谓矛盾，至少是一分为二的，即至少有两个相互关联的事物。马克思主义因此是用事物之间的联系来解释社会的。这就比西方新古典主义的还原论和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加总论的解释要高一个境界。马克思的矛盾论不排除还原，但否定还原论，即否定那种把世界还原为个体的认识论观点。很显然，还原论把事物本身的重大差别、主要矛盾取消了，就可以用次要差别、次要矛盾替代主要差别、主要矛盾了，矛盾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利器也就被排斥了。而一旦承认阶级矛盾、国家矛盾，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就能发展出不同于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解释的解释了。至迟在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就认为，在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阶级矛盾依然是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这个论点在今天看来，尤其令人深思！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基于阶级、国家矛盾的分析方法，就得出了与结构主义和新古典完全不同的发展解释：经济发展总是由对新的经济、社会秩序感兴趣的阶级和集团推动的。[2]87 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是以资产阶级革命为前提的，也是以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为支撑的。【24】资产阶级的创新是资产阶级为了追求利润而发动的。他们利用了无产阶级的生理需要，利用了“中产阶级”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受尊重需要，实现了价值，赚得了财富。【25】马克思主义承认资产阶级创造的生产力巨大，但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本身已经逐步成为了生产力创造的障碍。他们发现，垄断资本主义即使如新古典那样是利润最大化的，是理性的，也严厉束缚了消费和私人投资，也通过财政体制严重束缚了政府的收入、支出的性质和规模。[2]87 只有随着技术的进步，消费者的生存条件得到重新定义，资本主义的经济才能发展。一旦技术进步停滞，资本主义就陷入到静止状态了。而在经济落后国家，商人、放债者对经济发展的阻碍，资产阶级推动经济发展的失败，外国投资的剥夺（见下面的5、6）比比皆是。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解释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经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他们认为，经济落后国家如果不切断向发达资本主义的利益输送，就没有办法实现真正的发展。这个主题在许多学科中不断出现，也是当代世界的重大实践问题。 （5）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和政策设计 首先，与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主张先进行社会制度革命，以获得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社会条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制度革命的核心是破除阻碍发展的旧的阶级。[2]98 比如，由于土地革命、限制商业和取消高利贷对于高速经济发展极为重要（巴兰（2000，第259-263页），抑制、打击、消灭地主阶级、打击商业投机者和私人金融家是至关重要的。很显然，土地革命越彻底，未来经济发展所受的阻碍就越少。【26】从这一点看，马克思主义的土地革命理论在科学性上远高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土地要素理论。实际上，对于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而言，封建土地所有权的打破是一个先决条件。不打破这个所有权，社会制度革命就不可能彻底，而经济发展也就难以进行。已有许多西方学者指出了中国彻底的土地革命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其次，与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主张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继续进行社会革命。毛泽东说，新中国建立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仅仅打破原有的阶级结构对于经济发展并不充分，因为经济发展还需要组织，而组织的一种选择就是移植它国的“经验”。它国“经验”并不一定适合本国，更不一定是最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认识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不断打破传统思想和工作格局，与保守、后退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打破西方对现存制度的最巧妙、最有影响的、最具有误导性的说明，[2]87 才能调动社会的创造潜力，才能实现发展，【27】而技术的不可分性和规模经济只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注意到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性。由于资本、资金、技术对于专业人员和组织的要求，可能使得经济运行高度依赖技术和官僚阶层，可能使得官僚主义和社会不平等有所发展，甚至发展得相当厉害。反对官僚主义的观点出现在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献中，也出现在毛泽东的文献中。【28】这并不奇怪，因为马克思本人把公司（corporate）看作与政府的官僚机构具有依赖关系。他说：“公司是市民社会试图变成政府的努力，而官僚机构是真正插入社会的政府”。【29】在今天，解决官僚主义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制度和政策设计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三，与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排除了经济落后国家以农业发展或以轻工业发展（属于劳动密集型）来主导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30】因而也同意列宁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2]370 马克思主义否定了所谓选择劳动密集型方法还是资本、资金、技术密集型方法的问题，认为选择劳动密集型方法意味着经济增速的降低，发展过程的放慢。[2]382 实际上，选择资本、资金、技术密集型方法发展会实现一种不平衡的高速发展，即它可能是一种城市偏向的高速发展。在国家采取区域发展平衡战略的条件下，它在某一个地区内部也是不平衡的发展。结构主义者如纳克斯一般对此加以否定。[2]381 第四，与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反对自发发展，认为政权是用作改造旧经济、组织新经济的杠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不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条件。[2]356 重工业优先发展理论确定了发展什么，确定了把部分工人从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部门调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剩下的就是如何组织、如何调配资源、如何用更有效的生产手段取代老化和过时的生产手段来实现发展的问题了。这无法离开政府的作用。即使以全面规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做整体规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依然有巨大的可能性。这种整体规划要求限制私人企业，限制私人所有制。因为整体规划本身限制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两极分化，而私人所有制必然导致两极分化。 第五，与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反对利用私人投资实现发展，[2] 289-291、293 主张公共投资。[2]283 经济落后国家被迫需要向工业化目标急行军，因此不得不用强迫储蓄的办法从本来已经非常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一大块用于经济建设，而其中一部分可观的份额又将会用到军事用途中去。因此经济落后国家不得不打击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和本国封建的浪费、不合理性、文化和道德上的堕落。简言之，为此不得不镇压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残余。这在中国宪法中都有反映，尽管这种反映并不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式的指导。 第六，与结构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反对利用发达国家的外国投资实现发展。马克思主义范式认为，外国投资者将在所谓发展中实现的对外投资收益用于奢侈的生活（住宅、奴仆、享受）、购地、高利贷、投机、转移到国外，因此会阻碍生产性投资（因为将会加强竞争）。除此之外，外国投资者还会破坏本国意识形态（主张政府不干预，更不用说实施计划经济了）、鼓励国家分裂（从而分而治之）、依据本国需要（如在本国资源匮乏时获取原材料）投资、金融资本阻碍工业化、产生阻碍发展的既得利益集团（包括工商业资本家、买办）（巴兰，2000，第8页）、[2]285、296-308 制造阻碍发展的政策和舆论。[2]289 马克思主义关于外资对本国经济不利影响的观点可以从美国政府的政策目标得到证明。美国政府把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规定为尽一切可能大力鼓励在海外进行私人投资，为此甚至把促进外国对这些私人投资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作为一个重要而明确的外交政策目标。[2]290 许多国家落入他们的彀中。这意味着这些国家要建立亲西方的政府，并保证在五年左右的时期内，使西方国家的投资利润能够偿还原来的投资。不管是美国哪个集团得到对外投资的利益，这种发达国家的利益所得正是发展中国家的损失。 马克思主义既反对对外借款，也不承认有自由贸易。马克思主义看到，不发达国家的政府或企业如果从发达国家的政府或企业得到贷款，就会支付更高的利息和价格。[2]67 一些不发达国家后来为此付出了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代价。自由贸易不存在可以从历史看出来。从历史看，经济落后国家被殖民者、侵略者的不平等条约所打开，进口商品大量涌入，扼杀了所有国内投资的机会，从而也扼杀了所有内部投资的机会。只有在西方遭遇危机时（如20世纪30年代）才有可能得到喘息之机。从所有这些对外关系对本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看，封闭经济有利于发展。[2]264 这与毛泽东所总结和强调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是一致的。 第七，在友好国家间的国际经济联系方面，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应该进行相互协调，比如相互贷款、相互贸易、互通有无（机器、设备、技术、信息），[2]388 是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观点的进一步引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这种相互协调尽管可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平等问题，但是，它们比帝国主义与其附属国、人民币之间的不平等问题要小得多。而且这些不平等本来可以得到内部的解决，不应该，也不需要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为代价。 第八，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决不能靠纯经济学家，必须由政治家，而且是搞阶级斗争的政治家领导。这样的政治家首要的一手是抓政治，次要的一手抓经济。为什么？因为抓政治立竿见影，很快就能建立起领导革命和建设的组织班底。因为经济发展如抗日战争一样是持久战，急不得。没有一个好的党、好的领导队伍，战争打不好，经济也发展不好。西方结构主义和新古典发展经济学都没有搞懂这个关键。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基本搞懂了这个问题。搞文化革命实际上是搞政治革命，实际上是不断革命。因为执政党使文化进步了，就使一定政治进步，文化进步越多，政治进步就越多，经济发展就越好。 （6）马克思主义的预测
预测一：理解发展需要不同于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内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是过时的，因而必然是非科学的。资本主义在过去数百年中，特别是在20世纪，经历了深刻的改造和变化。[2]90 改造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较为严格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西方供给经济学的放松管制政策的出台就是对这种限制存在的一种证明。【31】而变化是指企业的主动的调整，比如，许多企业不再被动地接受来自市场的竞争，而是通过设计和制造高质量产品来驾驭竞争。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反映出这些重大、深刻变化，从而使其拘泥于竞争和价格的范式太僵化了。【32】凯恩斯主义通过承认失业，在宏观领域突破了新古典主义范式的一道防线，认为市场可能根本无法进行新古典所主张的那种调整，特别是在供过于求时不会降价或即使降价，企业也难以得到保全。但凯恩斯主义对垄断资本主义的逻辑毫无涉及，本身也限于稳定、维护资本主义。从这方面看，凯恩斯主义自出生时就是过时的，并没有提供关于发展的可靠范式。如果西方国家都无法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获得好处，落后的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怎么可能依靠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呢？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越彻底地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才能越好地指导经济发展。从中国经验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可是，西方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最好的经济发展机制是自由放任。仅从这一点看，就支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需要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观点了。
预测二：经济发展是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过程。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存在的种种停滞和矛盾，【33】使得资本主义及其国家不再是一种进步的力量。[2]79 而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使得资本主义前途不再是经济落后国家的理性选择了。【34】资本主义作为经济落后国家发展前途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这个命题的预测是，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将会比较缓慢。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对资本主义更为高级的社会制度，是经济落后国家一种非常现实的前途。 预测三：如果要迅速发展经济，全面的经济计划就必不可少。[2]26 计划化会出现错误，资源会有浪费，但错误在所有人类事业中是无法避免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错误和非理性不再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那样是社会结构所固有的属性。[2]394-395 这个命题的预测是必须建立计划经济。当然，不同时代的计划经济的内容可能不同，但有计划这点是不能变的。 命题四：落后国家步入幸福富裕社会的道路险峻。简言之，社会主义在落后的和不发达的国家里极有可能成为一种不发达的社会主义，[2]81 原因之一是越落后的国家小农生产、宗法性和闭塞性就越厉害，最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狭隘性就变得特别厉害，[2]392 资本主义制度就越容易被视为基本唯一可能、真正自然的制度。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苏联解体就是这种或然性预测的正确性的证明。 我们可以把以上三种范式六种要素的特征归纳为表1. 1。 表1. 1 西方发展经济学三大范式的比较 三、西方发展经济学不同范式的问题 在做了上述分析之后，让我们再来总结和探讨一下不同发展经济学范式的问题，作为本章的总结。这个研究的必要性在于，只有识别出一个范式的真正的问题，而不是用次要的问题来掩盖重要的问题，才能实现发展经济学范式的真正发展。【35】 1、结构主义范式的问题 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特点，[19] 从而提出了工业化、计划化、资本积累这些迥异于新古典经济学主张的发展战略。这些战略具有合理的因素，但同时，它们是以西方为参照系，机械主张采取西方式的内含资本主义基因、具有发生危机因素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方案在中国早就被否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更不允许中国实现它们所担心的发展，而中国自身的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难以对抗西方的资产阶级。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所设定的国际经济体系下，结构主义发展战略往往半途而废。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资本积累，建立经济计划，实行工业化，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巴兰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不可能有名副其实的全面计划。[2]26 德国和日本利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是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还未形成的情况下实现的。即便这样，德国和日本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也处于从属地位。因此，从中国的观点看，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在出生时就已经死亡。一些西方学者说它过于“宏大”，恰好相反，它“宏大”得不够彻底。它的纯经济分析未能揭示出发展的真正阻碍（比如，贫困的恶性循环不是简单地由于穷）。 结构主义范式高估了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因素的作用，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概念概括是悲观的，甚至是污蔑性的。比如，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过分强调了工农产业的差别，给发展中国家带上了一个污蔑性的帽子，其实，西方国家也是二元经济：由穷人和富人构成的二元经济。工农差别并不是经济落后国家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刘易斯的理论是虚假范式。刘易斯可能心地善良，但他在发达国家的学校里接受训练，不知不觉地被灌输了大量有害的洋教条。他那些看似漂亮的理论模型确实难以脱离这些教条的影响，从而很少或根本不构成解决实际发展问题的真正有用的知识。他更多是当权者现存政策和制度结构的不自觉地或自觉的辩护士。【36】 结构主义是辩证法的一种低级形式。与辩证法不同的是，结构主义倾向于僵化思维、反历史、反马克思主义，它只识别出了经济社会中的某些特征，并把这些特征当成是难以改变的，而忽略了经济社会中所存在的引起潜在变革的力量。在这多种力量作用的图景中，一个社会中的任何既定特征的作用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可能被新引入的变量所抵消或克服。也因此，结构主义者所提出的一些方案看起来比较符合事实，具有前途，但往往难以经受时间的检验。这使得它注定要被其它主义所代替，所需要的只是适当的条件而已。 2. 新古典主义范式的问题 一个范式一旦在某个政策的选择上犯错，就会连续犯错，或在这个政策上，或在那个政策上。这些相关的错误可以被定义为观念错误（Misconceptions）。[20] 一个范式的政策建议出现错误，这个范式的概念、假设、方法论、解释错误就不可避免了。 新古典主义范式的最大问题可以说是，它比结构主义是更彻底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它的所有理论都是在非真假设下的短逻辑链条所构成的封闭系统，比如，它需要靠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都分别是封闭系统）的严格区分来自圆其说，需要靠一元函数来支撑它的供求决定价格理论，需要靠严格假设（理性人、同质人、技术不变、制度不变、各国相同）来保证其理论（货币中性说、货币数量说、比较优势论、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一般均衡论、乘数论、供求论）在学术上为真，即它建立的是空中楼阁。新古典用这些空中楼阁来指导经济，固然能够使得经济有一些发展，但主要目的是服务于它所服务的阶级：如果不发展经济，怎么服务于它所服务的阶级呢？反过来，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又怎么能够仅从经济发展（实际上是GDP增长）来得到论证呢？ 在新古典主义教科书范式下培养出来的新古典学者批评其它范式振振有辞。比如，它指责结构主义低估了激励的重要性。而其实，它错误地理解了激励，错误地理解了市场价格，错误地理解了扭曲，错误地理解了比较优势。他们甚至还污染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在不得不承认市场失败的时候，强调说政府也失败。它用现象代替本质，用可能性代替必然性。新古典经济学的许多抽象，如理性、完全竞争市场所描述的现象太具体，太狭隘，不具有对社会现象的代表性，不能适用于不同社会，不能适用于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因为这时，它们就具有不同的含义了，而原来的理论就不适用了。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完全正确的。而在它的传统下培养出来的学者也在不断地寻求对它的突破。 应该指出的是，在经济发展中起作用的新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大师的思想具有重要差别。这是因为教科书中所宣扬的新古典阉割了新古典大师，甚至自己的学术思想，并把这些思想应用于了经济发展制度和政策的设计上。教科书式的新古典主义之被接受不是因为它科学，而是因为它足够新，在它的限度内又足够开放，以至于持续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来扩展它的前沿。许多受过理工训练的人为了谋生，加入到新古典范式发展中来了，结果，就形成了库恩（T.S. Kuhn）意义上的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1]10 但它无疑不是能够经得起重要逻辑、实践检验，真正服务于大多数人利益的科学。这使得它的许多按照自身逻辑的发展都是无效的。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它雕龙有术，治国无方，英国衰落和美国危机正是证明。对于中国等国而言，它诱使中国重走西方道路，阻碍民族伟大复兴！ 3. 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式有待改进的方面 与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范式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式无疑是西方发展经济学中一种更科学的范式。从三大范式的对立看，它也具有最高的科学性。一个经济学范式对社会越具有科学指导性，就越需要更为抽象、更为高级、允许更多变化的概念，越需要容许多个学科介入的概念。当一个范式在保证合理性基础上使用了更为抽象的概念时，它就能经受更多的考验，从而表现出更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如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足够合理，足够抽象，足够高级，允许社会形态的诸多变化，允许诸多学科的变量对它们产生函数作用（影响）。这使得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可以用于分析不同的社会形态。当然，对高度抽象的概念的具体运用也需要对这些抽象的概念赋予具体的含义。这要求进行极为深入的调查研究。【37】只有通过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抽象的理论才能用于指导现实的实践，经济才能得到科学的发展。注 释： 【1】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年。【2】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radigm。【3】任何一个概念的形成都会应用抽象法，抽象掉的就是隐去的，保留下来的就是要表现的。【4】库恩的说法是决定实验如何进行以及什么实验是可以进行的。任何政策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实验。【5】比如，西方哲学和方法论中的缠绕和开放系统方法论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而封闭系统方法论就是形而上学。【6】司马迁：《史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91页。【7】这种痛恨是有理由的。因为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儒家思想与封建社会结合在了一起。当中国需要现代科学技术及其相应的理念和社会制度时，旧的社会还要求人们主要接受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传人们也未能提出系统的新的正确的主张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戊戌变法代表了儒家对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反应，但它的失败让中国的先进分子再一次丧失了对儒家的信任。当然，这不是对儒家思想的全盘否定。【8】http://www.digitaling.com/articles/38748.html?plat=android&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9】刘易斯的基本模型是关于工资、利润、资本积累与增长之间的变量关系，这些变量关系构成了如下的经济循环过程：1）工资由外生变量决定，并作为刘易斯理论逻辑的起点；2）给定总资本，工资的高低决定了利润的大小；3）利润用于投资；4）新增投资吸收更多劳动力就业；5）更多就业导致利润进一步增长；然后再从第三步依次类推下去。根据这一经济循环过程，经济的发展就是农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就是经济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过程。【10】参见欧曼那、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第13-20页。【11】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而实践又具有讲究最大化的特征。中国以20%的储蓄率所能实现的经济发展无疑优于15%的储蓄率所能实现的经济发展。刘易斯既然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就缺乏对中国的适用性和科学性。【12】王今朝、龙斧：《经济学方法论中演绎与归纳之争的终结》，《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13】王今朝、金志达：《经济学方法论中实证与规范之争的终结》，《福建论坛》，2018年第9期。【14】巴兰认为实证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不可知论。[2]88【15】马克思主义认为，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凡是有助于维持和稳定这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的才是必需的、生产性的和理性的。[2]109-112。【16】这是从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沃尔夫（R. Wollf）的一个视频得到的信息。【17】值得指出的是，贸易在这个模型里毫无作用。【18】马克思主义者很清楚，农业的命运从来不是在农业领域中决定的，而是在农业以外的经济、社会、政治活动决定的。[2]260【19】W. M. Corden, Normativ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 66, in Jones, R. W. and P. B. Kenen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4, pp. 63-130.【20】有马克思主义者称一个国家通过开会来解决交换问题为“骡马大会”。【21】Hindriks, Jean; Myles, Gareth D. (2013), Intermediate Public Economics (2nd e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p. 33-43.【22】减税的政策经常被说成是基于社会的利益。但富人可能得到高达80%的减税的效果。每人每年因此多得收入达到19万美元。【23】参见巴兰对抽象法的说明。[2]221-222【24】由于一些带有偶然性的因素的作用，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欧兴起了，并且使得西欧国家突破了中国的经济领先地位。资本主义的这种兴起是由于资本主义相对封建社会的进步性，但其本身又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它只是使得最广大人民从封建奴隶转变为工资奴隶。在资本主义使得西方建立了经济优势后，其它一些国家遭受了殖民主义，就失去了资本主义的前途了。于是，对于这些国家，社会主义成为必然的命运。【25】受制于李嘉图工资铁律支配的工人消费者和非劳动力消费者即使是理性的，也与他们本来应该达到的福利没有关系。所谓消费者主权，只是遭受了极端收入压榨的消费者维持生存的行为对资本家所发出的生产信号！囊中羞涩的无产阶级在商场里面对着众多的自己没有购买力的中档和高档商品时不会感觉自己有主权，更不会是上帝。同样的，“中产阶级”也不会感觉自己是上帝。当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发现自己所行使的“主权”构成少数人积累财富的机制的时候，他会自问：究竟谁才是上帝？【26】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土地就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土地“要素”（工业用地、农业用地、社会基础设施用地、事业单位用地）就难以获得，即使获得，也耗费时间，延缓现代化进程，而且也必然导致资本、资源向原来的地主阶级转移，形成两极分化的必然半途而废的现代化。【27】中国农业公社化和工业的鞍钢宪法在这方面做出了光辉的实践。【28】毛泽东认为，苏联的马钢宪法在中国就会形成官僚主义，阻碍技术进步，因此，他推出鞍钢宪法对官僚主义加以制约，对技术进步加以促进。【29】Karl Marx,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1843,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3/critique-hpr/ch03.htm, 2018年3月12日。【30】小农经济只要过渡到集体经济，劳动生产率就会增长至少一倍。【31】无论这种管制是政府还是由企业自身联合起来通过类似行会似的组织（如协会、卡特尔等）做出的。【32】巴兰认为，完全竞争理论是小商人的思想体系[2]148。正是基于小商人的立场，才有新古典对垄断的责备，即它破坏了理想的收入分配——小商人所向往的生活。马克思则认为，垄断是不可避免的。这使得大量基于完全竞争模型的研究失去了现实意义。【33】关于资本主义根本性、系统性矛盾、危机的最近分析参见[4]。【34】从纯理论的角度看，资本主义曾经进步而现已衰落，已经没有前途了。这个观点早在20世纪中叶就已经成为中国的共识。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消退了。现在是重拾这种观点的时候了。西方国家也因长期鼓励对外投资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参见？？杨成林：《去工业化的发生机制及影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35】比如，新古典主义者指责结构主义方法论里缺少数理方法。确实，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结构主义者许多人没有机会接受数学训练，其实，那时就连新古典主义者也很少接受数学训练。结构主义者的方法论里固然缺少数学，但结构主义者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结构主义者作为接受新古典主义训练的学者，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范式的科学。由于苏联的实践，结构主义在出现时就过时了。【36】1980年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具有一致性，以至于21世纪初一些中国学者还用刘易斯拐点来界定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37】调查研究并不一定是田野调查、现场调查。科学思考现有的文献，理清它们的观点、关系、区别、联系也是调查研究。缺乏科学方法论指导的调查研究并不是调查研究。参考文献：[1] 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M], 3rd Edi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2] 保罗·巴兰.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M]. 蔡新中、杨宇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 迈克尔 P. 托达罗、斯蒂芬 C. 史密斯. 发展经济学[M]. 余向华、陈雪娟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4] 王今朝. 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系统性和根本性[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6（20）：14-22.[5]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J].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2(2):139-191.[6] Nurkse, R. Some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2.2(1952):571-583.[7] Chenery H. B. and A. Strout, 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1966, 56, 679-733.[8] Chenery, H. B. The Role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Development Program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5, No. 2, (May, 1955), pp. 40-57.[9] Rosenstein-Rodan, P. 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 Eastern Europe [J]. Economic Journal, Vol. 53, No. 210/211, (1943), pp. 202–11.[10] Hirschman, A.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11] 弗朗索瓦·佩鲁. 略论“增长极”概念[J]//郭熙保. 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G].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334-344.[12] Stiglitz, J. E. Information and the Change in the Paradigm in Economics, Part 2, [J]. The American Economist, 2004,48(1): 17-49.[13] Stiglitz, J. E. Information and the Change in the Paradigm in Economics, Part 1, [J]. The American Economist, 2003, 47(2): 6-26.[14]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社会主义向何处去[M]. 周立群、韩亮、于文波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15] Myint, H. “Organization Du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1985,3(1): 25-42.[16] 王今朝.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经济学占优设计[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7] 龙斧、王今朝. 社会和谐决定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8] 保罗·斯威齐. 资本主义发展论[M].陈观烈、秦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9] Chenery, H. B. The Structuralist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olicy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5, No. 2, (May, 1975), pp. 310-316.[20] Romer D. Misconceptions and Political Outcomes [J].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3, No. 484 (Jan., 2003), pp. 1-20.（作者：王今朝，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萨米[Sameen Naqvi]，巴基斯坦博士生。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5JJD790024]和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团队建设项目，其主要内容发表于《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11期，此为全文；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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