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 江宇：中国学派在实践中找到真理（全文）

 

          在被冠以“中国学派”的学人当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有着鲜明的特点。她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一批到美国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学者。1978年，16岁的李玲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学习，读研究生时，她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转而学经济。198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办经济学培训班，将其中优秀的学生推荐到美国修读经济学，李玲正在其中。1987年，她到美国匹斯堡大学留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自2003年从美国回北京大学任教以来，李玲始终在医疗卫生改革领域进行“深耕”。

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本世纪同时开启医改。2010年，美国尚未从经济危机中恢复，奥巴马总统就推动国会通过了医疗改革计划。多年来，美国把非常多的钱花在国民医疗系统上，人均医疗费用达到1万美元，几乎占人均GDP的20%。医疗费用拖垮了美国政府和企业，也拖垮了家庭和个人。奥巴马在那样的困难时刻推动医疗改革绝不是一种奢望，而是选择了医疗改革的最佳时机。他将美国医疗改革的目标设定为“为美国未来的持续发展建立全新的社会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战胜“非典”疫情之后，就及时启动了医疗改革，大量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包括建设基层公共卫生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平价医院、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等，并同时在多个地方展开试点。

2003年初，已经获得美国马里兰大学终身教职的李玲决定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不久，她却一头扎进中国医疗卫生改革的漫漫艰辛实践中，从此，李玲的名字和中国医疗卫生改革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以人民健康作为衡量标志

保障人民健康，是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的发展道路明显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地方。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国家十分贫穷，人均寿命只有35岁。我国就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低水平、全覆盖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制度。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城市实行国营单位公费医疗、在农村推广合作医疗，人民健康水平得到大幅度跃升。这充分体现了低收入时代公益性医疗的卫生特点。197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68岁，几乎翻了一番，和国际同等经济条件的国家、甚至人均GDP高于我国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也已远远超过了这些国家。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都是“人间奇迹”，它突出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纵观所有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先工业化、城市化，然后再构建保障体系。而新中国刚成立，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动员全民讲卫生，同时建立了全世界成本最低、最高效的医疗制度，这是我们可以向全世界推广的宝贵经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经济发展只是手段，人民健康幸福、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李玲曾在多次发言中强调：

【“未来我们与发达国家比拼的不仅仅是GDP，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不应单纯以GDP来衡量，而应以人民健康作为衡量标志，因为健康是最综合、系统、优良的考核指标。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优质、高效、低耗的体系，让百姓生活得健康幸福。”】

为此，十几年来，她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走在 “健康中国”改革创新大路上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尽力扩大了医疗服务的覆盖面，但因财力所限，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看病需求。1978年以来，我国医疗卫生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在医疗卫生中的责任逐步弱化，过度市场化、商业化，使公立医院所应承担的公益性功能不断减少。

改革初期，公立医院推行“以药养医”等创收措施，看病贵，看病难，医患矛盾等问题日益突显，群众强烈不满，政府压力也很大。在农村，合作医疗基本瘫痪，而社会医保制度到20世纪90年代才起步。据医疗系统的调查显示：当时全国医保覆盖率只有15%左右，农村参加医保的人不到5%，全国病患者中，49%应看病没看病，32%应住院没住院，70%的住院病人因无力支付医药费而提早出院。医院多开药、多检查，追求收益最大化，增加了人民的经济负担。对中国医疗改革的争议加剧。

本世纪初，有关经济管理部门从刺激经济增长、减轻政府负担的角度出发，主张继续减少政府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责任，甚至主张公立医院向私有化转型的思路。

2003年，震动全国的“非典”疫情,警示了“唯市场”改革思路的重大缺陷和失误，这成为反思此前医疗改革不成功的契机。自2003年起，李玲同其他专家学者一起，撰写了大量文章，全面客观地总结和反思医改的方向问题，旗帜鲜明地倡导在医改中坚持政府主导和医疗机构坚持公益性质的基本定位和方向，反对全盘市场化、商业化，成为最早坚持公益性医改方向的代表性人物。

2004年，李玲在一篇题为《中国应采用政府主导型的医疗体制》的文章中，首次提出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症结在于“政府失责、市场失灵”，提出建设政府主导型的医疗体制。同时，她借助参加世卫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研究课题的机会，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历史沿革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对之前医疗改革路径的反思。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医改基本不成功”，引起有关各方的争论。医疗问题的根源是市场机制不够吗？医改的方向，是市场化还是公益化，是追求效益还是保障人民健康？李玲所提出的问题得到了社会的呼应。中央对医改问题高度关注。2006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200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了医改的宗旨是“维护人民健康权益”。

在进行理论争鸣的同时，李玲花了大量时间进行调研，发现基层改革的亮点，帮助地方进行改革实验，不断凝聚走向公益性医疗体制的星星之火。

 

2003年之后，随着医疗卫生领域问题的暴露，在中央尚未对整体改革进行全局部署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和部门主动开展实验，为改革积累了丰富经验。例如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实施“卫生强省”战略；北京等地试行“平价医院”；上海市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浙江省镇江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建立了控制医疗费用的有效制度；广东率先在全国实施村医补贴；西北五省区较早启动基层医改，恢复医疗卫生机构的公益性；宁夏自2006年开始推出了药品统一采购、统一价格、统一配送的“三统一”政策。对这些地方形成的改革经验，李玲一旦发现，就倾注大量热情给予支持，进行深入研究和宣传。后来，这些办法都在新的医改方案中得到了体现。

硬币总是有两面的。对于当时另一个方向的改革实验，李玲教授也予以充分关注。2006年4月，李玲带领学生赴江苏省宿迁市，围绕该市将公立医院全盘私有化的改革进行了调研，得出结论认为：宿迁医改“违背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尤其是将全面市场化的改革手段用于已被理论和实践证明行不通的医疗卫生领域，看病贵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对这一案例及其社会效应的研究，给中央确定医疗改革方向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

 

2006年，李玲同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刘俊一起给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医疗改革，这次会议明确提出坚持医改公益性、强化政府责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制度。党中央逐步确定了坚持医疗卫生公益性的意见。

2006年8月，国务院成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协调小组，这标志着医改已进入实质性操作。2007年—2009年，各部门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制订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下简称《意见》），于2009年4月正式公布。

在这个阶段，李玲教授及其团队为医改方案的出台进行了大量支撑性研究。2007年初，国务院医改领导协调小组还委托北京大学等六家机构，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进行独立研究，这在中国公共政策制定历史上是第一次。由李玲牵头完成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设计》的研究报告形成了全面系统的医改方案建议，提出了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人人享有健康”，建立与其配套的医疗卫生筹资、服务提供、管理监督、人才培养，以及药品、器材供应体系，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相结合，重构公立医疗机构，通过集团化实现双向转诊，推进医疗服务管理的信息化平台建设，建立综合性的行政主管部门，基本药物由国家组织统一生产、采购和配送等。这些建议已经逐步成为现实的政策措施。在此后几年，李玲教授带领研究团队围绕医院、医保、药品器械、管理体制、财政投入、信息化等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党中央、国务院《意见》的出台，使医改争论暂告一段落，但具体如何落实公益性的改革方向、如何破除医药流通领域灰色利益链、如何增强改革的合力，仍然有大量没有解决的理论和操作难题。在这一阶段，李玲的研究团队又承担了研究医改方案的任务。她逐步参与到医改操作层面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例如，2011年，受国务院医改办的委托，李玲教授带领课题组赴东北某县医院，进行了长期蹲点调研，通过数据分析，估算出了公立医院药品实际的加成率，为确定公立医院改革方案提供了依据。

在我国新一轮改革中，医疗改革是先行者。它明确提出政府主导，恢复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实现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

在新一轮的改革中，李玲教授进一步拓宽了视野。2007年，她率先提出“中国应该实行健康强国战略”，把健康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考核目标。按照李玲教授的阐释，“健康中国”提供了一个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模式（多数人的现代化）。她认为，这是人类以健康和幸福为目标的新型发展模式，不仅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广大群众的需求，而且发挥了中医药和“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优势。

 

十九大以后，中国开始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作为我国医改的升级版，“健康中国”实现了人民主体地位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体现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的综合统一。

2008年，在迎接建国60周年之际，李玲系统总结了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经验，用实证研究证明，人力资本优先发展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2009年，李玲在广东省委有关部门挂职工作，恰逢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她对西方经济学以及西方发展模式进行了系统反思，对我国“后危机时代”的改革开放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社会建设撬动全面改革、加强党对改革的顶层设计等思路。

与此同时，她付出更多的精力对地方医改进行调研，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通过鼓励和支持基层的探索，为全国医改趟出一条道路。多年来，她几乎每年都有一半的时间在地方调研，发掘了大量的改革典型。李玲是最早发现、研究并推广2010年开始的安徽省基层医改、2012年开始的福建省三明医改的学者之一，这两个典型分别在基层和公立医院探索出维护公益性的制度体系，而且成为全国改革的样板模式。2013年之后，医疗卫生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触及巨大既得利益时，李玲一方面研究增强完善关于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坚持不懈地花大量时间调研，支持地方试点，从现实中发现了大量鲜活经验，为全国的改革提供依据。

2019年9月，在新中国70周年华诞之前，李玲教授发表了研究报告，对新中国70年卫生健康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她认为，卫生健康70年的发展是中国奇迹最亮丽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挥了制度优势，建设了在国际上具有开创性的卫生健康制度，实现了人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跃升。在全球发展中国家中率先普及了公益性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全民医疗保障，为世界贡献了初级卫生保健制度、青蒿素、医疗援外等公共产品。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国一直在努力学习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近十几年，随着中国发展壮大，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遇到了挑战。进入新时代，中国将超越单方面学习借鉴甚至照抄西方模式的阶段，探索一条新的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新的发展模式——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李玲在公开的文章和采访中，较少使用经济学专业术语，常常是以通俗的语言讲清道理，比如“稍微有点良心的人，都不应该把医疗作为赚钱的行业”；“有多少医生就会有多少病人，小病可以大治，没病可以整出病来”；“在公立医疗体系中，给医生的激励就是让他怎样以最少的钱给老百姓看好病”。她把社会上争论不休的问题用很简明的语言表达得很清晰，使人明白个中道理。

李玲从来没有放松对西方学术前沿的跟踪，她要求学生密切跟踪国际上卫生经济学的前沿文献，并且用信息经济学、契约理论和市场设计等为医改做制度设计和政策建议。然而，李玲并没有深陷在西方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当中，特别是没有为西方经济学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所影响。她密切关注到，近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在研究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和市场设计等突破传统的市场和产权制度理论。对此，她给予高度重视。她经常问的一句话是：

【“西方已经在反思市场弊端了，难道我们还要继续走弯路吗？”】

李玲回国之后，一方面通过深入的调研了解中国现实，另一方面既研究熟悉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又超越其缺陷，以中国国情为基础，创新中国发展模式，在医疗卫生改革，就体现出她对这一思路的应用。

李玲关于医改的研究，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除了由于医疗关系国计民生，更主要的是她敢于打破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对GDP的迷信、对私有化和市场的迷信、对西方经济学方法的迷信，体现出中国学者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虽然因此她受到了当时一些知名学者的激烈抨击。

面向公益性的改革，必然要触动大量既得利益，但是李玲具有中国学者的风骨。她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她支持的安徽、三明等成功的医改试点，因为控制了医药流通和使用环节的超额利润，触动了一些灰色利益链，因此多次受到有组织的舆论攻势。面对这种状况，她丝毫没有退却，甚至当别人为此替她打抱不平时，她也保持乐观的心态，更多地去思考如何通过思想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扭转学术界和政策界的现状。让她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是，在医疗改革中探索出来的以人民为中心、注重顶层设计、注重改革的系统性、以反腐破除既得利益等经验，已经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得到体现，并且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战略。而经过多年的努力，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和年轻人认可和支持公益性医改方向。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健康+”时代。李玲说，如果我们能够让每个人生活得健康幸福，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中国是目前唯一一个提出“健康中国”战略的大国，其战略意义非常深远。“健康中国”开启了新的里程，它不仅仅是解决老百姓的看病就医问题，而是探索人类发展的新模式，将是集东方文明的智慧、政治制度优势以及信息优势之大成的一种制度。

作为一名教师，李玲一直倡导建立中国学派。2003年，她担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时分管教学，就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要培养研究中国问题的博士。所谓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就是北大培养的人才能够到世界顶级大学任教，讲授中国经济。自2003年回国到北大任教，她坚持每学期给北大本科生开设课程。结合国际前沿理论和中国改革发展实践，她自编教材教案，突破现有的教科书局限，探索如何将中国丰富的改革实践与经济学理论结合，用学术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在美国认识到中国的特殊性

江宇：2003年您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管教学时，就提出要建设中国的经济学派，培养自己的经济学博士，您为什么刚回国就提出要建立中国学派呢？

李玲：其实，我系统思考中国学派并不算早，但是认识到中国发展经验的特殊性还是比较早的。在美国学习时，中国经济还比较困难，但我每次回国都发现有新的变化，问题都在不断解决。比如一些大城市的城中村、流动人口问题，都很快得到解决。但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所在的巴尔的摩市，总是解决不了市中心那点治安问题。巴尔的摩市和厦门市是姐妹城市，我曾陪同巴尔的摩市长访问厦门，在同厦门市领导会面时，我感到两边市长差别很大，时任厦门市领导对本市做了全面介绍，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如数家珍、脱口而出；而美国的政府官员是个职业工作，市长能够管理的事情非常少，不越雷池一步，出国访问也不参观企业，更不会招商引资，因为不归他管；中国的官员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从政当成事业，是竭尽全力推动城市发展；美国虽然很发达，但体制机制好像生锈了，动弹不得；而中国一代代人就像接力赛，都在推动国家往好的方向、往进步的方向走。这大概是中国制度最大的优势。奥巴马虽然是喊着“change（改变）”的口号进入白宫，但美国的政治体制使得奥巴马无所作为。美国的政治制度面临深刻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传统与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中国一直在变，而这种变又有其内在连续性。十九大把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整个贯通了。建党第一个三十年，推翻三座大山。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跃迁，改革开放也是在不断变化，顺应时代变迁，现在的改革和80年代又不是一回事，我们一直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制度的内核就像装了AI（人工智能）发动机，不断自我演化，与时俱进。

江宇：这与前苏联的体制僵化、缺乏自我调整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李玲：中国共产党和老百姓的联系比前苏联密切得多，而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今天的美国，虽然硬实力都在那里，但是没有韧性，没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美国的危机感非常强。典型的就是“罗斯福新政”和美国对前苏联的冷战。我们对美国的了解是不全面的。美国人过上富足的生活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真正放开吃饱是80年代之后，也就是现代化种养殖技术发展起来之后。

历史不能假设，我不认为前苏联当年就一定没有应对能力，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必然的。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但副产品是美国失去了竞争对手，骄傲自大，故步自封，慢慢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也生锈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去美国时，中美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那时候中国连一寸高速公路还没有，更没有互联网、高铁。到了90年代，美国主流的看法是，中国迟早会像苏联一样崩溃，不足为虑。

但是，在美国还是有一批学者能客观公正看待中国，例如我的导师，这是我的幸运之处。我们一到美国就谦卑地说，中国被耽误了好多年，我的导师却说，你们没有那么差呀，看看资料，你们比印度好得多呀。美国在20世纪30-40年代也很腐败，高速公路上警察拦住就要钱，后来改了不让当场收钱，问题就解决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时间，美国很多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发展还是乐观的。

医改争论的背后是道路之争

江宇：您决定回国工作时，当时主流的观点是不看好中国的，您是怎么思考的？

李玲：本世纪初，我从马里兰州立大学拿到终身教职，那年秋天我去凭吊了美国南北战争的葛底斯堡战场，山峦叠嶂，层林尽染。葛底斯堡之战奠定了美国南北战争的结局，林肯提出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在葛底斯堡演说里的名言。那次凭吊对我的震动很大，我开始思考，我应该回中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回国之后，我感到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用物理学的话说，是从美国这样一个惯性坐标系，换到一个加速运动的新坐标系，能够和祖国共成长。

江宇：您回国之后，就深度参与了医改的实践。您对中国道路的许多认识，是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

李玲：中国的医改始终伴随着激烈的理论论争，体现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如何认识中国道路、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科学理论。

当时，医改面临许多争论，一种是认为市场化不够，市场的力量没有充分发挥；一种是认为市场化过头了，政府没有尽到责任。面对医改的争论，我们首先做的就是对基层的调研以及对历史的研究，希望找到正确的改革方向。

首先，我们花了大量精力研究中国医疗体制的历史。新中国前30年创造了健康奇迹，没有哪个国家花那么少的钱解决了基本医疗问题。这是真正的中国模式，它改变了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依靠新药、新设备、专业化、治疗为主的医疗模式，发展中国家如果照搬西方的模式，就会导致大多数人看不起病。中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农村发展了赤脚医生，农村也养得起。更重要的是，依靠共产党联系群众的工作传统，把基层百姓组织起来，打人民战争，群防群控，让每个人都成为健康的生产者。所以，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到1978年已经是68岁了，这给了世界卫生组织极大的鼓舞。

1978年之后，中国开始转型，农村集体经济削弱之后，合作医疗就失去了基础；医疗卫生的重点逐步从农村转为城市，由预防为主转向了以治疗为中心，又进一步演化到以盈利为中心。医改的两种意见争论，体现着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

 

江宇：提出公益性的方向之后，您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可否在此具体谈谈。

李玲：当时我提出的观点包括：公立医院改革是这次医改的重点和难点；政府要真正落实办医和管医的职能，公立医院改革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终止多头管理，联动整合、协同推进，由一个部门统筹管理；必须遏制公立医院的“趋利性”，办公立医院不是为了让它到市场上去挣钱、自我生存发展，而是要它用最低的成本维护老百姓的健康，公立医院必须回到公益性的原点；解决药价虚高、以药养医，要从产、供、销、医院、医生一整个链条，五个手指头按下去；一定要保障医务人员的待遇，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农村定点培养初级的医疗卫生人才，要让他们在农村为老百姓服务的收入高于到城市里就业的收入；民营医院应该尽可能做非营利性的医院。

江宇：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比较早地做出了突破。其中最主要的是安徽和三明的医改，您为什么高度关注这两个典型？

李玲：一般与特殊相结合，抓典型引路，是共产党传统而有效的工作方法。具体在医改当中，基层医改和公立医院改革分别是由安徽和福建三明这两个典型带动的。

2009年，安徽省以破除“以药养医”机制为抓手，推动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和基本药物招标采购机制的彻底变革，真正建立了公益性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安徽医改最鲜明的成效是，明确了政府责任，建立了全新的公益性体制机制，使得医疗卫生投入转化为安全、方便、有效、廉价的医疗卫生服务。安徽医改另一方面的意义是，探索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优势推进改革的路径。因而，安徽医改成为基层医改的模板。

2012年之后，公立医院改革是在福建三明这个小地方率先突破的。福建三明是全国首个在公立医院进行综合改革的地级市，它以彻底取消药品加成、整顿药品流通使用秩序为切入点，以大幅提高医务人员合法收入、建立公立医院考核评估制度、完善公立医院治理结构为支撑，以加强领导和配套改革为保障，改革取得显著成效。这一改革真正触及了利益链条，扭转了公立医院的核心体制机制，回答了“怎样破除旧机制、怎样建立新机制”的问题。2013年我发现了这个典型，多次去调研，也向有关领导同志做了推荐。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三明医改做出明确肯定。

江宇：从全国来看，2011年基层医改完成之后，为何公立医院改革面临比较大的阻力？

李玲：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的核心，是一切医改措施最终的落实者。公立医院改革相对滞后，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就无法明显缓解。公立医院改革有很多难点：第一，如何破除药品和器材流通环节既得利益、控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药费上升。这背后是医药流通使用领域长期形成的利益链。第二，如何提高和规范医务人员待遇，有的观点认为，应该“养事不养人”，医院就应该靠收费维持运行，但实践证明这种体制给患者造成了沉重负担和大量浪费。第三，如何形成分级就医体系，各级医院出于自身创收的需要，难以形成稳定的合作转诊关系，基层医疗队伍不能满足需求；第四，各部门要形成合力。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公立医院改革信心不足，仍在犹豫、观望、徘徊。有的认为基层医改已经实现“保基本”了，公立医院可以缓缓再说。有的认为政府只要“购买服务”就够了，公立医院怎么改无所谓。随着经济和财政增速下降，一些地方的主要精力放在“保增长”上，担心搞医改增加财政负担，而没有看到医改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联系。如果不抓紧公立医院改革，财政负担才会越来越重。一些地方对改革有畏难情绪。实际上，基层医改和部分地区公立医院改革已经有了成熟的办法，阻力主要在于思想认识和现实利益。只要下定决心，公立医院改革就能够尽快突破，破除以药养医，明显降低医疗费用，改善医疗质量，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

江宇：最开始您的观点还是被归为“少数派”。后来，是如何让别人接受您的观点的呢？

李玲：人类社会本来就是在探索中发展的，医疗这个领域确实是市场失灵的，需要政府去干预，但认识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医疗卫生改革。在前现代社会，医疗服务主要靠伦理和道德来保障；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医疗服务变成商品，产生了异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抵御社会主义运动，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举办医疗保障和公立医院。苏联成立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国家直接提供医疗服务的新模式。

医改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人”，这是根本的理念，体现了方向道路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就建立了公共医疗系统和保障系统，普遍改善了社会卫生健康状态。毛主席说：“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那时我国80%的人口是农民。可见，公益性的医疗体制是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必然产物。

医药卫生是一个特殊领域，不能生硬地以一般经济学道理硬套，也不能简单地走市场化路子，它关系到公平正义。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自身也演化出解释医疗卫生公益性的理论。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在卫生经济学方面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是卫生经济学领域的开山之作，就提出医生应该以关注病人的福利为指南，而不能像普通商人一样，以自利为公认的准则。

另一方面，必要的理论基础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对理论进展的把握。医疗卫生领域有很多不同于一般经济部门的规律，而现代经济学的很多发展和这一领域相关。在海外任教的近十年中，我一直从事与卫生经济、公共部门等领域相关的教学和研究。回国后，也坚持跟踪国际学术发展，为政策研究提供理论指导，每周都有和学生们的学术讨论周会。实际上，按照真正的卫生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我并不是“少数派”，甚至是“多数派”。

但理论毕竟是灰色的，更重要的是对实践的认识，走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到广阔天地去做调查研究。在美国和我国香港的工作和生活，让我有很多体验和调查不同医疗卫生体系的机会；我经常会去相关部门和医院调研，比如去医院挂个号，切身体验一下。我基本走遍了国内大部分省区，每到一个地方，我还是习惯去大大小小的医院看看。在调研中，我接触了很多医改的决策者和操作者，他们从自己工作的现实出发，对医改有着入木三分的认识。他们的实践和探索，给了我最接地气的启发。在中国，只要激励机制正确，基层干部、院长和医务人员就能焕发出无穷的创造力。

从医改看中国道路

江宇：在研究医改的基础上，您把对医改的研究与对中国道路的认识相联系。您最早提出社会建设优先于经济建设是中国道路的独特的经验，并且主张通过医改等社会建设为经济建设凝聚新的动力。

李玲：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全球都更加充分认识到美国模式的缺陷，如果再把视野扩展到上下几百年人类社会以及医疗卫生制度的发展历史，就会对方向看得更加清楚。世界大势浩浩荡荡，人类发展的新模式、新理论正呼之欲出。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回归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在40多年的发展中，我国主要还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它的发展基础是中国拥有大量年轻健康、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这一庞大的高素质劳动力群体，在发展中国家是罕见的。我们之所以具备这样的优势，是因为1949-1978年，我国在人力资本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突出表现在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的下降。这种劳动力素质的迅速提高，为改革开放后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是“中国经济奇迹”不可忽略的要素。

新中国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极大地提升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是新中国深刻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奇迹，是与当时强调社会公平的执政理念、政府主导的中国独创的教育和医疗体系以及群众路线的保障模式分不开的。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经历这样的社会革命的过程。通过社会革命和建设，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公平且有保障、有组织力的扁平化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贫富悬殊、脆弱和充满风险的社会结构。这是共产党能够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原因。

我国在市场化改革之前，就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保护运动”，建立了完善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得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初期，比西方国家相同阶段的发展要高速、平稳和公平，这体现在五个方面：为改革提供了公平的起点和强劲的内需；健康和教育水平跃升，同时提供了一支取之不竭的产业后备军；社会保障制度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农村集体组织的传统，支持了农村和城镇化发展；社会建设的成就为改革提供了政治资源和民意基础。中国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也注重兼顾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所以能够基本做到平稳的转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改革在深化过程中社会建设的“欠账”。面对社会建设的繁重任务，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把社会建设放到和经济建设相比肩的高度，形成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并进行了有成效的“社会保护运动”，相继实行西部大开发、低保、教育、医疗和养老改革等，大力推动社会建设的进程，真正实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民生事业有了更明确的方向。

江宇：医改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在医改过程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我们曾经一度以经济改革的思路去进行医改。你一直强调医改等社会领域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特点，强调回归公益性，强调发挥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探索系统化改革的创新之路，为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进行了很多努力。

李玲：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协商民主”，这是中国式民主重要的特点。某种程度上，医改实际也是中国式民主的体现。当年我国政府在医改政策的制定时在全球征集意见，同时充分凝聚全国各方面的共识，西方发达国家并未这样做。所以，医改是汇集民智民意的中国式民主，我将此称为选“事”的民主。民主可以选人，但是又是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的事，也可以选“事”。

2010年，我们发现了安徽省基层医改的经验。安徽基层医改的突破，让我们不仅找到了回归公益性的路径，而且探索了发挥中国制度的优势去推进改革的路径。安徽的基层医改首创了一整套改革顶层设计、制度转换、推动实施、巩固完善的综合改革方法，形成了一条符合实际的医改道路。同时，发挥政治制度优势推进医改，坚持党领导社会领域进行改革的探索。例如，安徽提出，医疗卫生工作不仅是一项业务工作，更是一项政治责任。要求各级党委一把手要经常亲自过问医改，建立一支善于领导医改的干部队伍，建立强有力的推进和督察机制等。总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鼓励地方试点。这种自上而下地领导和推动医改，自下而上地探索和试点，以及上下联动，有机集成的符合实际的医改道路，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是其他一些国家很难做到的。基层医改是社会领域改革的伟大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系统化改革的新路。与改革初期在经济领域“摸石头过河”、“放权让利”的方式不同，社会领域的改革更需要整体设计，统筹兼顾。

中国的医改，对于“搞什么样的改革、怎样搞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增添了新的内涵。坚持正确方向，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1]坚持正确立场，就是坚持一切改革都是为了维护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

江宇：2009年，你到广东省委有关部门挂职工作。当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广东和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如何继续深化改革、如何坚持中国道路的大讨论。当时您对我国如何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进行了哪些思考？

李玲：在金融危机之后来看，解放思想要着重破除几种迷信，包括对于西方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迷信、对于过去三十年中我们自己经验的迷信、对于单纯经济发展的迷信、对于市场机制的迷信。

目前，我国改革开放的阶段进程，已经从少数领域试点，推广到多个领域统筹兼顾；已经从局部地区，扩展到全国范围区域统筹发展；已经从以企业等经济领域为重点，发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综合配套的改革。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特征变化，要求我们不断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和规律。在一个领域成立的规律，在另一个领域就可能不成立；对于局部有效的经验，推广到全局就可能不再有效；对于一个地区成功的做法，对其他地区就可能不成功。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不能被任何经验、规律的教条所局限。如果意识不到这种差别，就容易把过去在其他领域行之有效的经验照搬到新的领域。少数地区在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改革过程中，曾经照搬照抄过企业领域改革的经验，不适当地采取了“放权让利”等改革方式，实践和理论都证明，这是不符合公共事业的发展规律的。

我国居民的消费模式已经发生了两个转变：一是从日用消费品向大额耐用消费品需求的转变；二是从个人消费品向公共服务需求转变。我们要着眼于这两个重大转变，为满足耐用消费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创造条件，经济转型才有持久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已经到了重新认识公平和效率关系的时候了。30年前，面对平均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我们解放思想，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今天，当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影响到经济效率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解放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分配原则，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通过提高社会公平，满足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人认为，公共服务是花钱的领域，并不创造经济效益，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要从经济领域本身着眼，又要从经济领域之外下功夫。解放思想是为了实事求是。真正要花气力研究的是，怎样才能把政府、社会、市场、民间的创造活力充分发挥出来，共同为加强社会建设增添力量。

江宇：在医改的研究中，您是否一直将医疗卫生制度放到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背景下去看待。

李玲：新医改方案的出台，恰逢世界格局发生天翻地覆变化之际，这是百年难遇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即便是美国占尽各方独特优势，以GDP发展论英雄的模式也难以再持续了。我们面临的危机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发展模式的缺陷，美国模式其实没有能保障老百姓的健康。

全球医药卫生遇到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源于工业革命之后形成的“以物为本”、“以病为本”的医学模式。这种医学模式的特点是：重视微观生物学基础和试验，分工越来越细，忽视人的整体性，重视外部治疗、尤其是晚期病人的治疗，忽视预防和调动人自身的免疫力；以利润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使得医疗卫生服务日益商品化；过度竞争导致医疗器械不断升级，费用不断上升，对健康的直接作用越来越小。以利润为导向、过度竞争的发展模式造成的生态和资源危机，在更大程度上损害人们的健康。这样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可重复的，在发达国家也是无法持续的。

我个人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可能最具有亮点的是医疗和卫生健康领域。在21世纪，中国以什么来引领世界，有什么东西拿出来，让别人不得不佩服你，而且是中国原创的？中国在健康和卫生领域有显著优势。

原因有几个：第一是制度优势。医疗是美国社会发展问题最大、最薄弱的环节。医疗卫生是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的医改，已经尽显制度优势，执行力强，而且有问题可以很快得到纠正。第二是文化优势。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文化和模式的缺陷。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只解决了几亿人的问题，但是以消耗了全球的资源、污染了全球的环境，来支撑这几亿人的现代化生活。这种模式，是不可能推广到全球的。中国现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占尽各方优势，顺应国际大潮和人民需求，在健康领域我们最有希望成为国际上新型的样板，以健康为中心理念具有号召力和感召力。第三是现代信息技术优势。现代信息技术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而在医疗领域的利用是最广泛的。利用信息技术，未来可以建设一个覆盖全民的终身健康维护模式。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在试点，从人的出生到生命的全程，通过信息系统跟踪健康状况，调配医疗资源，推广正确的健康知识，在每一个生命周期都给人们必要的健康维护，尽可能防病于未然，一直到老年。我们应该回归中国文化提倡的修身养性、无疾而终，而不是使人到了老年以后就放到现代仪器设备上折磨他，不仅影响生命质量，而且耗尽所有的经济资源。我坚信，中国可以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维护人民健康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中国模式”，这条路就是以人的健康和幸福为目标，是大多数人的现代化。

江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中，包含了“个人”和“社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创新？

李玲：我认为现代西方的经济学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比较肤浅的。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58年提出，孤立的个人是没有意义的，个人的任何行动都只有在“他人”在场的前提下，才有进一步讨论价值的空间，这其实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是相通的。

在古典经济学的传统里，个人与社会的天然鸿沟是由市场作为桥梁的，只有在自由的市场交易中才能达到个人的最优与整体社会效率的联系。但事实上，人天生就是一个“社会人”，基于人类任何看似的“个人选择”的“私有行动”的物品，都十分正当地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公共产品元素。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就曾明确地点到，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他生动地将伦理对于经济生活的直接影响归结为“共财之义、分财之义、通财之义”，三义的根本，在于“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之目以为不义。”这不仅仅蕴含着现代的公共产品理念，更在朴素中概括着中国社会中个人与社会整体天然的合一性。今天，当西方模式正在受到越来越深刻的挑战之时，中国文化中这深邃的“公”字，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对世界和人类所需要的更为科学、正义的新启蒙力量？而“中国模式”也许是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公共产品。

政府和市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绝非水火不容。上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兰格和哈耶克等爆发了一场关于市场经济的争论，争论的主题是，到底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既发挥市场的灵活性，又避免市场的无序和价格机制的高额成本，实现资源有计划、按比例的合理配置。苏联等国家的教训表明，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搞计划经济无法解决必需的信息处理问题、无法制定科学的计划。

今天，兰格的理论已经为实践所证明。将信息等先进技术与计划进行有机结合，就可以产生市场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在现代的沃尔玛体系中，高效的中央计算系统通过对各个零售卖场需求信息的搜集与计算，并同时规划生产部门的订货和存货状态，在严格的计划标准下对生产和销售环节进行组织与调节。这种有计划、按比例不是官僚系统的长官意志，而是一种科学决策。如果是订制，就是尊重亿万消费者个人的意愿，做出一个最终决策。

信息技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最广泛的生产力变革，必然会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也为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模式提供了崭新的天地。信息化和信息技术的兴起，再次把科斯（Coase）的经典发问呈现在人们眼前：“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自由市场机制在生产模式、金融运作模式、分配模式等方面的种种弊端，使人们对市场经济中的制度性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正如达沃斯论坛主席施瓦布先生指出的，经济危机凸显资本主义制度亟待改革，以往的传统决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眼下的新情况。

201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和沙普利，表彰他们的“稳定分配理论和市场设计中的实践”，也就是市场设计理论，即对整个市场做设计，不是通过价格机制，而是通过信息系统，实现供给和需求一对一的精确匹配。市场设计理论让我们重新来认识社会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更有效地结合？也就是说，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存在合理性和可行性？我认为，这对我们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一个新的话语体系。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此市场非彼市场，这个市场是科学设计出来的。它既能保证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功能，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

提炼中国模式要有历史观

江宇：十八大之后，社会对中国道路认同度越来越高，但是从理论上怎么去解读、阐释，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李玲：其实中国模式是西方学术界先提出来的，2004年库珀就提出来了。非常有意思，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而中国一些学者却更认同华盛顿共识，恰恰是外面的人最先认识到中国道路的价值。也许是旁观者清。微观上看中国问题很多，每一个点看上去都有问题，但从宏观上看，中国变得越来越好。而西方人能够看到西方自己的问题。2004年，库珀提出“北京共识”之后，遭到了很多国内学者的抵制，直到今天，不少学者还认为，没有什么中国模式，或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个坏东西，是需要改革的对象；中国模式是华盛顿版的山寨版，等等。

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中国道路，都是党领导人民从实践中探索出来的，目前缺乏的是从学术上进行提升。而这种总结和提升要有历史感，至少要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道路上都遇到很多的挫折，曾经都付出过昂贵的代价。但是我们善于干中学，学中干，让付出的代价成为成功之母。中国不断地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好的东西，并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融合，不断创新发展。

江宇：现在对改革开放的评价，有一些流行的说法，认为我们跟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有样学样就可以发展起来。

李玲：实事求是地说，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在当时是先进的模式，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把它先进的东西融合起来？ 苏联就是没有看到这一点，没有与时俱进，失去了变革能力，其结果是改旗易帜。所以中国模式要总结是很难的。新中国70年发展中，每个时期要解决的问题都不一样，所采用的方法也不一样。我们在建国初期发展重工业确实违反了“比较优势”，但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难道这不是新的比较优势的基础吗？我们今天都受益于它。国家没有完整的工业能力，将无法实现现代化，这是近代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提炼中国模式、中国理论，我们的学者需要有真正的历史观、国际观，不能仅从局部、片面地去看问题，还是要进行综合分析，包括历史和理论的综合、各个学科的综合，不同学科各个理论流派的整合。我的体会就是，我们微观的问题确实很多，但在宏观上却把握得很好。尽管在具体问题上不断犯错误，包括医疗改革犯的错误，但都不是颠覆性的，在各个重大关头都做出了正确选择。而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宏观上出现问题，虽然各种金融衍生品微观上设计得尽善尽美，但是宏观上无法避免危机，这是最大的风险。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能力进行宏观调控，出现危机只能事后去修补。中国的制度优势使我们的政治家们有展现他们能力的舞台，美国政治家也有很多厉害的人，但是他们没有施展能力的平台。美国“911”之后反恐用力过度了，消耗了大量国力，而且到最后被利益集团影响，甚至成了政治正确。我认为这是美国衰退的原因之一。

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后曾经一度产生对西方的迷信，这种观念还是占主流的地位，主要是缺乏自信。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历史观，缺乏对资本主义的深刻认识。其实，美国老百姓生活普遍改善也是在二战之后，但是我们一些人以为美国200年一直是先进的，一直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我们很多人对自己，也是取了其历史的一个截面来映射5000年的历史，认为中国历史上就是专制、独裁，所以是落后的。列宁说过，人的认识是无限地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都可能被片面地看作是一条完整的直线，而这样的认识能把人们引到泥坑里去。

江宇：看来确实需要新一轮思想解放。我们在学术和理论上的内核还没有建立起来，缺乏理论创新，一些关于中国道路的解读和宣传比较粗浅，让读者觉得缺乏理论基础。

李玲：理论总是落后于实践的。英国从工业革命到最后形成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经过了很长时间，美国也一样。中国现在还刚刚开始，创建中国学派的任务更多是要年轻一代完成的。

其实，学者的观点是一方面。真正在一线基层工作的人，思想更容易扭转过来，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有些学者一直在各种场合宣传“中国崩溃论”，他们一到企业、省市，就跟人说，中国是一条四面漏水的大船，马上要沉了，赶紧想办法自救。忽悠很多企业家赶紧变卖企业，出国移民，使他们错过了中国最好的发展机会。最近马云、刘强东都在讲演中宣传大数据、新型计划经济能够实现共产主义，实践变化总是比理论更快。中国90多年的道路，就是实践中探索出来的。

国家治理应该有顶层设计。中国之所以能在大风大浪中闯过来，不犯颠覆性错误，就在于我们将宏观把握住了，而让地方充分放开，使地方有灵活性，地方犯的错误是局部的错误，有回调的空间。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也是这个考虑。过去各地都在试点，但成功的经验很难推开，现在一竿子插到底，尽快把基层成功的经验提升到全国，现在改革需要加强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不能再单纯强调摸“石头过河”。贵州省最近提出了“五步工作法”——政策设计、工作部署、干部培训、督促检查、追责问责，这也是在医改探索中得出来的经验，顶层设计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这只有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才能做到。中央指明方向，地方有自主权，才能收放自如、能上能下。

中国经验有特殊性，就是必须有这种大一统的制度基础。同样的事，在美国就没有制度基础去推动，美国总统对州长没有控制力、州长对市长没有控制力，基层出了再好的经验，也没办法推广。比如，奥巴马医改的基础是马萨诸塞州的医改，但是没法在全国推广。为什么美国经济学迷信“小政府”，因为美国是联邦制，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所以在这种环境下，美国经济学者根本没有机会去研究政府怎么做顶层设计。而我们有一些经济学者盲目在中国推崇“小政府，大市场”理论，认为这是中国的改革方向。

如果是先入为主，就会忽略中国很有亮点的一些东西。我一直批评西方经济学，没有宏观理论。它们的宏观就是微观的简单加总。但中国有可能创造出新的宏观经济学，因为政府有条件做顶层设计、综合平衡。例如卫生领域，西方的卫生经济学研究对患者、医生、保险各自的行为的研究比较透彻，但是很难对医疗体制进行总体设计，实现效率、公平和质量的平衡，而中国就有条件做这样的设计。

江宇：总结中国道路，需要历史的视角、实践的经验，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现有的理论经典？目前高校的经济学专业，一般是前两年先学西方经济学，到大三、大四的时候再学政治经济学，但到这个时候学生的思维范式已经形成了。

李玲：我觉得我们更重要的是创造模式。如果我们跟着美国走，我们做得再好，充其量也就是二流。美国的发展阶段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平衡或者均衡的一个状态。因此，它有财力可以养大量的经济学家，他们正在做的东西都是非常微观的，很细、很窄小的题目。而我们中国现在发生的这种变革可以说天翻地覆，我们研究的都是制度性的大问题。

读原著非常重要，不要去读被简化过的、索然寡味的解读物，而是回到历史情境下去读原著，马克思就是集大成者。还应该多读哲学。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需要克服形式主义的问题，克服理论和现实脱节的问题。现实中大量的经济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释，如果说不出来，这就是理论的危机。回想抗战时期，全国最优秀的青年都去延安，那时候没有政治课，学马克思主义的人首先不是为了搞理论，而是为了救亡图存。

人的正确思想应该从实践中来，年轻人应该到基层，到一线去了解现实，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江宇：向西方解释和阐述中国道路，怎样才能既让别人信服，同时又不造成误解甚至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

李玲：中国与美国，政治制度不同，文化传统迥异，但并不意味着无法对话。早在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在教育我国干部理解中美建交的意义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话，要把美帝国主义和美国人民区分开，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20世纪60年代，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和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遥相呼应，这说明人民之间是可以对话的，是可以有共识的。

习近平主席在一次访问美国时，娓娓地讲述一个多年前他帮助一位美国老人圆“中国梦”的故事，一段中美友好的佳话。

1992年春天，习近平在福建省福州市工作时，从报上看到一篇“啊！鼓岭”的文章，讲述一对美国夫妇难忘中国一个叫“鼓岭”的地方，渴望故地重游而未能如愿。故事主人翁密而顿•加德纳生前是美国加州大学物理学教授，1901年他随父母来到中国，在福州度过9年快乐的童年时光，福州的鼓岭给他留下难忘印象。此后的几十年里，加德纳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再回到儿时的中国故园看一看。但是无奈当时中美尚未建交。这之后，加德纳先生就不幸瘫痪在床。加德纳念念不忘鼓岭，一直保持着儿时每日喝稀饭的中式饮食习惯。每当加德纳妻子用轮椅推他到花园时，他总是回忆着儿时在鼓岭的家。在他家的院子里种着红色的野草莓。弥留之际，加德纳仍旧喃喃不绝地念叨着“Kuling，Kuling……”，加德纳妻子虽然不知丈夫所说的“鼓岭”在什么地方，但为了实现丈夫心愿，她多次到中国寻访，却都无功而返。后来，在一位中国留美学生钟翰的帮助下，终于查明加德纳所说的地方就是福建省福州市的鼓岭。钟翰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啊！鼓岭》的文章。当时得知这个故事的习近平立即通过有关部门联系加德纳妻子，并邀她访问鼓岭。

这是多么感人的故事！绝对是“好莱坞”大片的素材，一位对中国童年故乡无限眷念的赤子，一位为实现丈夫夙愿不辞辛劳的忠贞妻子，一位为实现老人愿望热心帮忙的留学生，一位帮助老人实现梦想的当年的地方官员，现在中国的领导人。人世间最美好的真情跨越百年沧桑，跨越太平洋，跨越一切障碍。这个真实的故事所展现的不正是中美友谊的美好愿景，也是中美对话要传递的信息。

江宇：十九大报告里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根据您的了解，国际上对这个说法接受的程度怎么样？

李玲：国外学术界有一些学者，对中国道路很早就开始研究，包括斯蒂格利茨等。但他们身在国外，对中国的了解还是有限。我们写了福建省三明医改的文章，到国际上讲，外国人非常惊讶：你们还可以做这样整体系统的改革，而美国的改革只能在局部，如医保支付方式、费用控制等方面做一些改革，所以对我们的改革赞不绝口。我认为，中国学派应该分领域努力，先一块一块地拼图，最后拼成一个整体性的大图。西方社会科学形成完整的体系，也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中国的很多改革，微观上还不完善，但宏观是成立的，要通过学术论述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近代中国和西方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的还原论和中国传统的系统论不匹配，而中国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把自己的传统优势抛弃了。现在到了大数据、智能化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系统综合的方法，也许可以用智能化、大数据来支撑。有了新的技术手段，我们的实践就可以走在前面，而不是沦为西方的注脚。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改革时代，国家开启了新一轮改革。古人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们的改革由过去40年“分”的文化：分权让利，调动积极性；进入了现在“合”的文化：全面、全局，整合、统筹安排、公平正义。同时，我们的改革由过去的碎片化的改革，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全面集中统一的改革，基本的改革理念是统一思想、统一领导、统一部署和统一行动。改革的方法也转变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前两天我刚接待了30多年前和我一起出国的老朋友，他们说，我们在美国折腾了30多年，变成美国公民，现在回来一看，中国人过得比我们还舒服。

新中国70年实现了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跨越性发展。中国有制度优势，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市场，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最生机勃勃，勤劳能干的人民，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中国的超越。

注释：

[1]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4年2月17日

【李玲，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江宇，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原载《经济导刊》2019年10月、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