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每一个国家民族，每一段历史时空，都有自己的精神指引和实践创新。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的转变。围绕这一主线，社会学者对中国社会分层机制与社会流动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探索，不断推动社会分层流动的理论创新与发展。
回顾往昔，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哪些历史性变化？展望新时代，中国社会流动与社会阶层结构又面临怎样的问题与挑战？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顺，从国家与经济、社会关系的维度进行了梳理，可供研究参考。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快速建成一个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强国，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跨越。从宏观理论层面上来看，中国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发展的过程，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现为国家权力与经济社会一体化，政治权力直接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经济资源配置。因此，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国家权力与经济、社会相对分离，并且相互建构的过程，从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本文将从国家与经济、社会关系的维度，回顾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与社会流动的历史性变迁过程，梳理有关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的理论创新，展望新时代中国社会流动与社会阶层结构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新中国成立意味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大变革，其基本特点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人民当家作主，全面实现了社会主义全民与集体所有制。从国家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来看，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与集体所有制，或者说是计划经济，就是国家权力统管经济、社会的过程。在城市，国家对民族私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建设现代工业经济体系，积极发展城市国有与集体经济。在社会管理方面，创建多层次的单位制，每个单位均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层次，单位的行政层次决定其资源获取能力，也对单位中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有重要影响。在农村，为了推动农业快速发展并支持城市发展，我国于1956年开始实行城乡户口制度，逐渐取消小农经济，实现土地集体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合作社，后发展为人民公社与人民大队，从而形成了城乡分割、城市优先发展并逐渐带动农村发展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新格局。
从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论视角来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有两个重要问题：其一，通过对城乡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如何？
首先，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却形成了新的官僚阶层，社会仍然存在阶层结构，但阶层差异较小，经济不平等程度很低。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分层主要体现为以政治分层为主导，政治分层决定了经济分层，政治不平等程度显著高于经济不平等程度。其次，在社会流动状况及其机制方面，由于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一体化的制度安排，国家权力直接影响每一个社会成员乃至每一个阶层的社会位置与社会流动机会。
因此，个人社会地位的上升与下降，阶层地位的兴盛与衰落，均基于国家制度与政策的变化，这个时期的社会流动模式被称为政治主宰型模式。从个体的社会流动机制来看，经历了从政治资本主导社会流动，过渡到政治资本、教育或人力资本双轨并行的社会流动机制。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治资本是向上流动、并进入精英群体的主要因素。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业化发展以工具理性为基础，教育与人力资本重要性快速上升，政治资本、教育水平分别成为政治精英与技术精英地位获得的重要影响条件，此即为精英地位获得的二元现象。在代际流动方面，代际单位地位有较强的代际传递性，单位层级是社会地位的重要表征。
中国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吸引了社会学家的浓厚兴趣，围绕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研究形成了两个大的研究流派，一是以美国学者为主导的社会转型或社会分层机制的研究；另一流派是以中国本土学者为主导的社会分层结构与社会流动研究。前者立足国际视野，后者将本土经验与国际视野相结合，共同推动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的理论创新。
在社会学的视野里，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改变原有的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人们的资源获取机制、地位获得方式发生转变，也就是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机制将发生重要转变。因此，围绕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美国社会学界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展开了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深入研究与讨论。这一争论源于1989年美国社会学家倪志伟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该理论提出了市场刺激命题与权力贬值命题，认为资源配置机制从计划走向市场机制，再分配权力势弱，市场机制更有利于直接生产者。社会学家边燕杰等基于中国的社会转型实践，提出了与市场转型论相左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国家与市场同向同行，政治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回报均同步上升，政治权力不会贬值，提出了“权力维续论”。
随后有更多学者参与了这一学术争论，多数研究对市场转型论提出挑战，如政府厂商论、政治市场论、地方市场社会主义、国家市场互构论、机会选择论等，均从多种视角论证了政治权力的惯性作用，这一学术争论对中国社会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变迁及其影响，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学者的神圣使命。国内社会学界的主要研究议题包括：
第一，社会分层机制研究。社会学家李培林提出了转型机制论，认为社会转型就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是一种有别于国家与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拓展了美国学者关于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研究。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人际社会网络能够通过人情机制、信息机制影响职业获得机会，从而影响人们的收入分层，可以称之为网络机制论。除政治权力、市场与人际社会网络之外，公共场域中的寻租能力能够影响资源配置，也是转型社会的社会分层机制之一。
第二，社会分层的整体特征研究。社会学家李强认为中国的社会分层动力正在由政治分层为主导逐渐转向经济分层为主导，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逐渐呈现出稳定的分层结构，我国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呈现定型化。他进一步分析了社会各职业阶层的比例分布，发现工农阶层比重非常之大，提出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倒丁型”理论。
第三，社会阶级结构及社会流动机制研究。进入2000年以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呈现稳定态势，我国社会学者借鉴西方社会分层的理论逻辑，结合本土社会变迁的实践，创新性地提出了多种阶层结构模型。社会学家陆学艺依据劳动分工、权威关系、生产关系与制度分割四大维度，提出了著名的十大阶层理论，系统地分析了各阶层的来源与流向，较为全面分析了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及其变迁。社会学家李路路等从生产性资源占有的权力维度提出了五阶层社会阶层结构模型，从体制排斥与市场排斥的视角，解释了代际社会流动机会的长期变化趋势。社会学家刘欣则从行政协调与市场协调的关系维度，提出了一个新的七阶层社会结构模型，分析了东部与中西部社会阶层结构的差异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方面，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不仅迅速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也为市场机制的高效运作提供了更好的技术手段，市场也日益成为资源调节的基础性机制；另一方面，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壮大，国家权力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力也不断加深。这两种力量将进一步形塑社会阶层结构与社会流动机制，也使得我们将面临四个主要问题：第一，新社会阶层概念与社会态度。2006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指出，新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其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指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股份制公司中自然人股东等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群体；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是指其组织、人事关系隶属于非国有机构和人才交流中心，不参与“体制内”收入分配，凭借自身的知识、技艺、特长和意愿，自由选择专业和管理工作的知识分子。
从理论角度来看，新社会阶层就是体制外的中产阶层或中间阶层，并与体制内的中产阶层形成对应关系，其最大的特征是缺乏体制保护，也不存在体制结构制约。实证研究发现“体制内”中间阶层的政府信任显著高于新社会阶层群体；相比社会中下层，新社会阶层群体的政治态度不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倾向；而在新社会阶层群体内部，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相比较，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往往具有更加偏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态度。因此，如何让新社会阶层人士更加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二，阶层固化与教育不公平的研究与争论。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阶层是否趋于固化成为学术研究与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内容。社会舆论方面，“寒门难出贵子？”“富二代”“官二代”问题的讨论，常见于各类传统和新兴媒体。在学术界，一方面，学者们通过直接研究代际社会地位关系的演变，揭示阶层固化的变化趋势。伴随着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代际向上流动率呈现上升趋势，这在理论上属于绝对流动率，绝对流动率上升是由于经济结构变迁所致，并非社会阶层结构趋于开放。从衡量社会开放性相对流动率来看，我国社会相对流动性却经历了波浪式变化，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相对流动率较高，社会开放度高，但随着社会利益加速分化，市场排斥程度增加，社会相对流动率逐渐下降，阶层固化程度有所上升。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教育已成为社会流动的主导性机制。那么，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高校扩招是否提升了教育公平？实证研究发现，高校扩招之后，出生工农阶层者进入高校的机会虽有所增加，但进入名牌高校的机会却持续下降，高校扩招并未真正提升中下阶层的高等教育机会。从长期视角来看，父代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的教育获得的影响逐步增强。由此可见，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导致社会结构趋于封闭的原因之一。因此，如何创造更加公平的教育机会，是新时代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
第三，如何建构橄榄型社会结构，以保持社会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上世纪 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下层比重较大，中产阶层发展滞后。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中产阶层规模，建构更为合理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成为政策关注与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从政策维度看，合理的社会结构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是维护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从理论逻辑来看，经济结构决定社会职业结构，而经济结构又受制于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的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存量等因素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
因此，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加快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从而推动职业结构升级，是扩大中产阶层规模的基本路径。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国最庞大的人群是农民工群体，农民工中有许多人实际上已经进入技术阶层，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认证体系，使得他们难以获得应有的收入并成为中产阶层的一员。应该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与职业认证，让部分农民工进入中间阶层或中产阶层，快速扩大中产阶层规模，以改善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维持社会长期稳定发展。
第四，非正规经济就业群体问题。我国社会中下层主要由非正规经济的就业群体构成。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将更多劳动力推向市场，互联网经济迅速崛起，经济平台化趋势明显，就业形式多元化，自雇、灵活就业、半工半农、亦工亦农的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多，这些劳动者游离于体制外，劳动合同不规范，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不完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类劳动者将是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大多数，如何让他们更多分享改革红利，提升其获得感与幸福感，对维护社会长期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党和政府在新时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本文选自《人民论坛》10月中 ，原标题《70年来中国阶层变化与社会流动机制变迁》；来源：昆仑策网，转自人民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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