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重要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特见解。毛泽东这一时期有关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和1959-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之中。这些批注和谈话，为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留下了十分丰富而又珍贵的思想财富和理论遗产。
本文从12个方面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这12个方面是：1. 论苏联经济学范式；2. 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3. 论经济学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4. 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纲；5. 论过渡时期；6. 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7. 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8. 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9. 论社会主义经济波浪式发展；10. 论社会主义管理；11. 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12. 论共产主义。
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毛泽东对苏联经济学范式的评论和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经受住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今天仍然具有理论的和现实的重大指导意义。
全文27000多字，耐心细读大有益处。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 这是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时提出并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这是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的一个假言判断中的理由或前件；由此作出的推断或后件，便是他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论述。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重要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见解。毛泽东这一时期有关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和1959～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之中。这些批注和谈话，为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留下了十分丰富而又非常珍贵的思想财富和理论遗产。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理论界曾就苏联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范式危机问题进行过一场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有的经济学家对苏联经济学范式采取彻底否定的立场，主张"从根本上抛弃"苏联经济学范式；提倡"范式转换"，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转换到现代西方经济学范式。苏联经济学范式，可以是指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可以是指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也可以是指毛泽东当时研读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所体现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对于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毛泽东给予极高评价。对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毛泽东基本上给予肯定的评价，在局部问题上也提出了批评意见。对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毛泽东对其中正确的观点给予积极评价，对其中错误的观点给予严厉批评。本文所说的苏联经济学范式，不是指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也不是指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而是特指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以下简称“苏联教科书”）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与国内某些经济学家现在全盘否定苏联经济学范式不同，毛泽东当年对苏联经济学范式采取分析的方法，既有肯定的方面，又有否定的方面：肯定的是苏联经济学范式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否定的是苏联经济学范式中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尚不成熟而又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当然不是易事。所以，毛泽东说：“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 在肯定苏联教科书的成绩的同时，毛泽东指出苏联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苏联教科书有一个演变过程。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的架子是斯大林当时定的，第三版是在苏共20大后出版的。毛泽东说：斯大林当时定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修改本删去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20大的不少坏东西。这是很大的退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不成熟，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成熟。苏联经济学范式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还不成熟的产物。在批评苏联教科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时，毛泽东说：“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苏联教科书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已经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作了全面的回答。他说：“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对苏联教科书的总评价是：总的说来，这次读的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是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还不能说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说它已经基本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目前还不好做这样的结论。对苏联教科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地方，毛泽东表示赞赏。例如，在苏联教科书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矛盾时，毛泽东说：好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对苏联教科书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特别是迎合帝国主义口味的地方，毛泽东则表示坚决反对。例如，毛泽东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说话、写文章都尽量合乎帝国主义和敌人的口味。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自己的阶级被蒙蔽。这是欺骗群众和欺骗各国共产党的行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史上，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有两个最有影响的规定：一个是马克思的规定，一个是斯大林的规定。马克思在阐述《资本论》研究对象时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按照马克思的这一规定，《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由相互联系的两个部分组成：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因此，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从马克思的规定中可以顺理成章地引导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以及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 按照斯大林的这一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是生产关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后来我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般都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这个定义不是来自马克思，而是来自斯大林。毛泽东同志两次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两次的表述都一样：“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这两个提法显然有别。毛泽东不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这表明，他深入思考过政治经济学如果只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是否过窄的问题。毛泽东当时从两个方面来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他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确实，如果政治经济学不联系研究生产力，就会孤立地、静止地研究生产关系，就难以说清楚生产关系。同样，如果政治经济学不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也会孤立地静止地研究生产关系，也难以说清楚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拓展，不仅当时对我国经济理论界重新思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现在对我国经济理论界重新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看来，从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到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的复归，是彻底解决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过窄问题的根本途径。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没有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力的，同样没有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上层建筑的。他十分清楚，生产力的研究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任务，上层建筑的研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任务。他的提法是：“联系研究”生产力，“联系研究”上层建筑。这个提法是准确的。联系研究生产力，不同于以生产力为研究对象；联系研究上层建筑，也不同于以上层建筑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要联系研究生产力，是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本身就存在着内在联系。同样，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要联系研究上层建筑，是因为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本身就存在着内在联系。毛泽东为政治经济学“联系研究”生产力、“联系研究”上层建筑规定了一个重要的原则界限。他说：“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 。毛泽东本人没有脱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而是联系研究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例如，在考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关系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时，毛泽东说：“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否适应的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愈来愈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与此不同，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作用：人类历史100万年中，资产阶级的300年，是一个大跃进。毛泽东还全面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适应和不适应的状况：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来说，现在还能使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同社会主义制度比较起来，就很不优越，而且日益走向没落和完结。毛泽东本人也没有脱离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而是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来研究生产关系。他评论苏联教科书说：“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毛泽东既反对没有经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又反对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他主张，政治经济学要研究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要研究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还要研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关于上层建筑革命、生产关系的大发展和生产力的大发展三者之间的联系，毛泽东总结出一条既适用于资产阶级革命又适用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三、论经济学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苏联经济学范式之所以存在严重缺点和原则错误，是由于作者缺乏一贯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指出：“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本教科书就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正确的哲学思维是经济学家写出好的经济学论著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批评苏联教科书作者没有辩证法，指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毛泽东认为，像马克思写的《资本论》、列宁写的《帝国主义论》，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的科学著作。而像苏联教科书，还不能算作科学著作。毛泽东研究了苏联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了苏联不同社会阶层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他说：他们那里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停顿的时间太长，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高薪阶层，农村中出现了富裕农民。因此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形而上学，就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事情总要从两面看。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既有富裕农民，也一定有非富裕农民，而且后者总是占多数。有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就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两种世界观、方法论的相互斗争，是必不可免的。毛泽东引用了有三类社会主义国家的说法，这三类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类是退回到资本主义；一类是不满足于现状，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还有一类是达到一定阶段就停顿下来。毛泽东注意到，苏联的工业和农业虽然还在发展，但是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多年来基本上是停顿的，而且还出现了值得引人严重注意的倒退现象。毛泽东相信，在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辩证法总要代替形而上学。他说：一种上层建筑如辩证法，代替另一种上层建筑如形而上学，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代替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就要革命。总的趋势是这个革命不可避免，但是目前的革命条件还不成熟。苏联教科书认为，在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 。这个结论是这本教科书缺乏一贯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典型表现。对于苏联教科书的这个结论，毛泽东的评语是：完全不对。当时，毛泽东是以敏锐的洞察力从理论上指出苏联教科书的这个结论完全不对。现在，则是苏联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事实证明了苏联教科书的这个结论完全不对。历史和事实证明，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成了资本主义在苏联全面复辟的内在原因，导致资本主义在苏联全面复辟的外部原因正是通过这一内在原因而起作用的。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深入研究的重大历史性课题。经济哲学是应用于经济学的哲学。毛泽东熟练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高度审视苏联经济学范式。他指出：列宁死后，苏联的辩证法少了。他们有时强调斗争不讲统一，有时强调统一不讲斗争。这两种片面性都是形而上学，都是缺少辩证法。他们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变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缺点就在这里。矛盾分析法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的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当然也是研究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可是，苏联教科书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人手。毛泽东指出：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本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他们国内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苏联教科书认为“团结一致，十分稳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认为“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毛泽东说：“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现象和本质是对立的统一。科学的基本任务是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可是，苏联教科书等同了现象和本质，看不到二者的矛盾。对此，毛泽东批评说：“教科书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基本规律。毛泽东主张经济学要研究两重性，要研究对立的统一。他说：“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 毛泽东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两重性进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方法为例，说：资本主义社会，最大量、最日常、最普遍的现象是商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从此出发，分析出商品的两重性，由此揭露了在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又以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的两重性为例，说：“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人生儿子，儿子比父母更聪明粗壮，这也是进步，是变革。但是，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那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动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植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 。毛泽东关于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的两重性的论述，对我们认识事物，特别是当前对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不改革开放，社会就会停顿，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发展；不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会失去社会主义的相对稳定形态，社会主义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认真地、全面地、深入地研究这一根本性问题。
四、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纲
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不要有一个纲？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同他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只是这一矛盾的性质，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为纲，意味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要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为主环，抓住主环，来带动和把握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各环。这样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就有可能是一个真正掌握了社会主义经济内在联系的完整的、系统的科学体系。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同他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也是完全一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要联系研究生产力，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要联系研究上层建筑，这就不是孤立地、静止地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适应和不适应、平衡和不平衡中研究生产关系，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之间适应和不适应、平衡和不平衡中研究生产关系，由此来带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方面的研究，达到纲举目张的目的。毛泽东研究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不平衡的绝对性和平衡的相对性，他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苏联教科书一般不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而只讲二者的相互作用。在个别地方，苏联教科书虽然也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存在，也讲要克服这个矛盾，但是它不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更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此不同，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在1959—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不仅重新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而且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苏联教科书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与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对此，毛泽东批评说：“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 毛泽东将斯大林的说法同苏联教科书的说法做了比较。斯大林说，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发展到冲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发生冲突。毛泽东说：“斯大林的这些话，讲得好。教科书比斯大林退了一步。”社会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矛盾是否有可能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有可能转化，但是转化是有条件的。他说：中国的经验，在无产阶级力量强大，有广大农民援助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双方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也是不断发展的，因而需要不断加以解决。他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不断发展的，因而也需要不断解决。某一种生产关系这个时候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过一个时候就不适合了。毛泽东在这里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所说的话，同样适用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对于苏联教科书说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是前进道路上的矛盾，毛泽东予以肯定。他说：“资本主义制度是没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没落的，所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是前进道路上的矛盾，这点教科书是说得对的。”毛泽东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斗争，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每个时期都会有一部分人力求保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集团”，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要解决这些矛盾，消除这些差别，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关于既得利益集团，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谈到苏联的既得利益集团，毛泽东说：苏联有个高薪阶层，在农村还有富裕农民阶层。对这些人来说，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对他们是有利的，取消物质刺激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进行反抗。
五、论过渡时期
关于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的问题，国内外都有不同说法。毛泽东主张对不同说法要认真研究，他说：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毛泽东在应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过渡时期概念时说：马克思这里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在本文最后一节《论共产主义》中将会看到，毛泽东认为有两个过渡：一个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另一个是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同意苏联教科书的“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的提法，说：这段里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矛盾的提法，是对的。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政治决议中说：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不对。关于过渡时期的任务，毛泽东原则上同意苏联教科书的过渡时期“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 的提法。不同的是，毛泽东对过渡时期的任务作了崭新而又全面的解释。他说：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苏联教科书只说“在过渡时期中的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中，都按照‘谁战胜谁’的原则展开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 。毛泽东认为这个提法很不完全，说：这里只说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展开谁战胜谁的斗争，这是很不完全的。我们的提法是，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难易程度与经济发达程度的关系，列宁曾经说：“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 毛泽东认为不能这样讲，他说：这几句，现在看来说得不对。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关于列宁和毛泽东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现在还难以作出评论，还是等待历史来检验。
六、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毛泽东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他同意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解释，说：“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毛泽东高度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他从生产关系的上述三个方面论述了对我国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和主张。毛泽东高度重视所有制的变革。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领导了中国的所有制变革。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思考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从理论上正确反映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所有制大变革。我国经济学家面临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从什么问题开始？马克思《资本论》从分析商品两重性开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是也应当从分析社会主义商品两重性开始？对这些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应是所有制的变革，而不应是商品的两重性。毛泽东解释了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原因。他说：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如何决定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两重性。所以，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毛泽东阐明了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不应从分析商品两重性开始的理由。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不再被商品这个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如果照抄马克思的方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反而可能把问题模糊起来，不容易使人了解。毛泽东明确主张，我国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从所有制的变革开始。他说：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先写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个体经济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可以写得更好些。毛泽东提出：“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所有制变革开始的原则，而且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所有制变革部分的写法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本身有个变化、变革的过程，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如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毛泽东极其重视生产关系中所有制的变革，因为他深知，所有制的变革会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会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条件，会为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和建立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创造前提。毛泽东提出，所有制变革后，所有制性质要有相对稳定的时期。他说：“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 。毛泽东高度重视生产关系中所有制的变革，而且高度重视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关系的不断改进。他认为，生产关系中所有制方面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有底，而生产关系中其他方面的改进则不好说有底。他提出，在生产关系中，变革后的所有制要有相对稳定时期，与此不同，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要不断改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为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平等关系的建立创造了前提。但是，在基本解决所有制问题以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并不会自然出现，在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是毛泽东从社会主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毛泽东说：“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 他特别提请注意的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由此，毛泽东提出：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毛泽东说：“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毛泽东特别重视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时期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的不断变革。他认为，在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时期，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否不断变革，对是否推进生产力发展有直接影响。他说：“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毛泽东对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提出的这些理论，特别是其中的领导者以平等态度待人、“两参一改三结合”，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理论。毛泽东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他不满意苏联教科书关于分配的论述，说：“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毛泽东对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和苏联教科书的分配理论做了比较，指出苏联教科书的错误观点是对马克思的正确观点的修正。他说：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教科书在这里不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只讲消费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费品分配当做决定性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上述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是理论上的一种很大错误。苏联教科书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地方，就在工资不断提高。毛泽东批评这一观点时说：很不对。工资属于消费品的分配。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的分配，就会有什么样的产品的分配，有什么样的消费品的分配。前者是决定后者的。苏联宣传个人物质刺激，这主要起因于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说：苏联比资本主义更注意个人物质刺激。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说：这种说法简直不像样子。又说：赫鲁晓夫一直到现在强调物质刺激，可以预计，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苏联教科书深受赫鲁晓夫的影响，反复地突出宣传个人物质利益。毛泽东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他们说，这个问题和物质利益有关，那个问题也和物质利益有关。似乎离开了个人物质利益，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试问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物质鼓励出来的吗？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一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前一句话是讲要尽最大努力来生产。为什么把这两句话分割开来，总是片面讲物质鼓励呢？毛泽东分析了苏联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实质，说：“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 。毛泽东分析了苏联教科书反复强调物质刺激的原因，说：他们老是提物质刺激，原因是政治太弱。又说：他们在集体农庄这一章里，特别强调物质刺激，可能是有原因的：过去，国家从农民那里拿得太多了。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强调公的，不注意私的。现在走到反面，又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大注意集体利益。这样强调下去，又一定会走到自己的反面。毛泽东指出，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苏联教科书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尚未彻底克服。绝大多数工作者忠实地履行自己对社会的义务，但同时也有一些工作者不老老实实地对待自己的义务。毛泽东针对这一段话说：要使一部分不老实对待自己义务的人转变过来，也不能光靠物质刺激，还必须经过批评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利益问题和利益关系是经济学必须研究的重要问题，问题在于如何研究。毛泽东阐述了利益问题上公与私的辩证关系。他说：“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毛泽东认为物质鼓励原则和精神鼓励原则都重要，不能偏废。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既要有物质鼓励，又要有精神鼓励。他全面地分析利益问题和利益关系，认为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惟一原则，还必须有精神鼓励原则。同时，他指出：“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毛泽东提出：“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泽东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贫富过分悬殊。他说：“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与分配问题相关，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为社会的产品和归劳动者享受的产品作了区分和分析。他说：为社会的产品也要分析，一部分是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另一部分是用于社会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业的，其目的是增强人的身体健康，提高人的文化，养育后代，以便扩大劳动力的后备。这一部分可以说是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还有一部分，是用于国防这类公共消费的，是非生产性的，但它是为了保证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教科书没有做这样的分析。毛泽东批评苏联教科书只讲个人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不讲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他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归劳动者享受的消费资料，一部分是个人财产，一部分是公共财产，如文化教育、公共医疗、体育等设备，以及如像西湖这样的游览区。而且，这一部分公共财产会愈来愈多。当然，这一部分也归劳动者享受，但它不是个人财产。如果把这两部分统统说成是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是不对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理论，特别是对公与私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对物质鼓励原则和精神鼓励原则都重要的论述，对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贫富过分悬殊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七、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
毛泽东承认并重视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说：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客观的必然性，要研究它。并提出必须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规律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任何科学都要认识和反映客观规律。政治经济学当然不能例外，它必须研究客观经济规律，揭示外在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认识和反映客观经济规律。问题是，苏联教科书总是从规律出发，借助演绎，用规律自身来说明自身。毛泽东在评议苏联教科书这一缺点时说：“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他还指出：“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毛泽东论证了规律的可知性和经济规律的可知性，批评了思维不能到达存在彼岸的不可知论观点。他说：照这种看法，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达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认识，客观不能被主观所认识，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那里去。认识客观规律，是为了运用和驾驭客观规律，以改造客观世界。对此，毛泽东指出：客观规律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是和人们的主观认识相对立的。但是，人们通过实践，认识了客观规律，就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些规律，驾驭这些规律，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规律可以被认识是由于规律在事物运动中反复出现。毛泽东指出：“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 举例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过去是八年到十年出现一次，经过多次反复，就有可能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规律。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同马克思时候的危机不同，有了变化。过去大体上是七八年或十年来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8年到1959年，十年中美国来了三次。具体情况变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规律仍然存在。规律可以被认识，但也不能把认识和驾驭客观规律说得太容易。苏联教科书说，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就能“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经济规律。毛泽东说：“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这要有一个过程。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毛泽东这样总结了认识规律的过程：“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主观运动规律和客观运动规律的关系。他说：“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关于科学预见的产生和预见能否转化成为事物的问题，毛泽东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的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这句名言，说：“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为事物。” 毛泽东的结论是：“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人们的主观世界可以同客观世界相符合，预见可以变为事实” 。毛泽东论述了普遍规律和各国具体特点的关系。他赞成苏联教科书关于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的论点，说：“这个提法好。一八四八年有一个《共产党宣言》，在一百一十年以后，又有一个‘共产党宣言’，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 。客观规律不能违反。毛泽东从这一理论高度批评当时国内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刮起的消灭商品生产的“共产风”，指出这是不承认客观规律的表现。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
八、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毛泽东区分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是一大理论贡献。他赞成斯大林“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 的观点，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结合。毛泽东说：“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区分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就可以正确地制定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方针和政策，就可以解决一些人怕商品生产、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的错误。毛泽东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 他批评了消灭商品生产的“左”的主张，说：指出我国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集体，这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毛泽东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提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继斯大林之后，毛泽东进一步研究了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一方面，毛泽东同意斯大林关于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这一提法，说：“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只说到商品生产的主要条件，没有说到最终条件。他说：斯大林关于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毛泽东在前一方面是对斯大林的继承，在后一方面是对斯大林的发展。继斯大林之后，毛泽东也研究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范围。斯大林说：苏联的商品生产是“特种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毛泽东评论说：这看来很不妥当。它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按照毛泽东的看法，只有全民所有制内部调拨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全民所有制企业卖给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以及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转让的生产资料，仍然是商品。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积极作用，就必然会肯定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毛泽东在解释斯大林关于价值规律在苏联“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 这一提法时说：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是说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在我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他还说：“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 1959年3月30日，毛泽东在批转的一个文件中说：“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毛泽东提出：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作为一位熟练掌握和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当然不会不想到商品生产可能有的另一方面的作用。他说“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
九、论社会主义经济波浪式发展
毛泽东批评苏联教科书没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苏联教科书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发展极不平衡，必然加深生产中的比例失调现象，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保证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科学和技术。对此，毛泽东评论说：“这段写得不对，既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种平衡，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在从论述技术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进而论述经济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时，毛泽东指出：“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毛泽东这样阐述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法：“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 苏联教科书在个别场合不得不提到苏联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落后造成局部比例失调现象。毛泽东指出：不只是局部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农业、轻工业是长期落后的。在总结这方面经验并谈到我国情况时，毛泽东说：“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针对苏联教科书不讲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不讲按比例和不按比例的矛盾，毛泽东指出：“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不平衡的绝对性和平衡的相对性是事物的客观规律，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有可能自觉地认识、运用和驾驭这一客观经济规律。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平衡和不平衡问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 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正确认识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对经济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说：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毛泽东批评当时计划工作中的两种错误，说：在计划工作中，什么账都不算，一切听其自然，或者四平八稳，要求丝毫漏洞都没有，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对的，其结果都要破坏比例。正确认识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对认识客观经济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规律。认识比例关系必须有一个过程。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批评了形而上学观点，说：“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关于计划与实际的关系，毛泽东说：“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 苏联教科书说，“社会主义计划化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 。对于这一提法，毛泽东说：“这个当作任务来提，是对的。问题在于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这个规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 。关于我国过去的计划是否合乎客观经济规律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 他还说：看来，还不能说我们过去是完全正确地计划生产的，不能说我们过去的计划完全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要求，不能说我们的计划工作过去已经认真研究了、充分掌握了、熟练运用了客观规律。关于苏联计划是否合乎客观经济规律的问题，毛泽东说：他们的计划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如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农业问题，未完全反映，他们就吃了这个亏。他们对发展重工业过分强调，对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一向不重视，直到现在，他们的商品供应还很紧张，使人民不能从建设中看到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结合。社会主义制度使认识和运用客观经济规律有了可能。毛泽东指出：要把可能变成现实，就必须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力求制定出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计划。他说：“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苏联教科书提出：使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总的水平逐渐拉平。毛泽东从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出发，对苏联教科书的这种拉平论进行了批评。他说：拉平实际上是布哈林的均衡论。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一国之内的各省，一省之内的各县，都不平衡。在举例说明之后，毛泽东指出：他们反对不平衡，幻想平衡，是错误的。毛泽东高度重视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时期的管理问题，认为管理是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的最重要的问题，并明确认为管理也是人与人的关系。他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如何分级管理，这是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重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要经常注意解决。毛泽东说：“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区管，有的由县管。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哪级管，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要两个积极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 。毛泽东不仅提出并研究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在企业管理方面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的问题，而且提出并研究了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问题。他说：“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过去中央有些部门，把地方办的事业不当作自己的，只把直属的企业看成自己的，这种看法妨碍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全民所有制企业有没有自治权，这是毛泽东思考的又一重大问题。他认为，企业有没有自治权，直接关系到是促进还是阻碍生产发展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关键问题是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都关心生产的发展和改进并进行创造性合作的问题。毛泽东总结了我国的经验，探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能够使劳动者和领导人都关心生产的发展和改进，怎样能够使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为不断改进生产而进行创造性合作。他说：“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毛泽东批评苏联教科书不大讲生产管理和规章制度需要改进的问题，指出苏联的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多年来没有什么改进。他认为，规章制度有许多同生产关系有关系，应当不断改进。毛泽东提出了劳动者管理的重要思想，认为劳动者管理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各种权利中最大和最根本的权利。他针对苏联教科书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提出了人民管理上层建筑的思想，说：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十一、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
毛泽东提出了所有事物皆有“边”的思想。他说：“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毛泽东提出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个“边”。他划分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为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这是马克思在当时社会发展条件下所做的科学预见。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段，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从共产主义社会中划分出第一阶段，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今天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毛泽东将社会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第一阶段和社会主义第二阶段。这是他在新的社会发展条件下所做的科学预见。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所说的社会主义的第二个阶段，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毛泽东从社会主义阶段中划分出社会主义第一个阶段或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今天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为今后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就总是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苏联教科书只讲一个过渡的客观必然性，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客观必然性” 。毛泽东认为，应当讲两个过渡的客观必然性：第一个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必然性，第二个是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客观必然性。毛泽东用历史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也是历史范畴，而不是永恒的。他说：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经济范畴都是永恒存在的吗？能说按劳分配这些范畴是永久不变的，而不是像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苏联教科书讲到社会主义社会下的具体制度时，说要彻底巩固。毛泽东说：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又说：任何东西都不能看成永恒的。两种所有制的并存，不能是永恒的，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自己的变化过程。毛泽东还说：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需要巩固它，但是这种巩固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远地巩固下去。认识不到这一点，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就会僵化起来，人们的思想就不能适应新的变化。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同样会随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毛泽东预言：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毛泽东说：“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度，时间很长，多少万年都是同样性质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却有很多变化。可以设想，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两个过渡”，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难题。毛泽东在研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认真思考了“两个过渡”问题。第一个过渡是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问题，第二个过渡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关于第一个过渡，毛泽东说：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单一全民所有制问题，斯大林自己也没有解决。他很聪明，说要单独讨论，回避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还说：两个过渡，斯大林都没有找到方法，找到出路。他没有找到一条道路，解决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说，要创造条件使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消失。但积三十年的经验，没有找到出路。关于第一个过渡，毛泽东把希望放在集体经济的社有制转变到国有制上。他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总有一天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不能不解决两种所有制的矛盾，不能不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不能不在全国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来统一计划全国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和分配。他还说：将来我们的农村，不只是土地国有化，而是一切国有化。毛泽东提出，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相适应，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变革也分两步走：首先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他设想，在集体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当集体经济占到全社会经济的一半以上时，就可以实现由基本队有到基本社有的转变。将来，由社有再变为国有，就比较好办。关于第二个过渡，斯大林曾经说：只有在经济上也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才可以期望我国将有充裕的消费品，丰富的产品，我们才可能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说：经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后一阶段，即经过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人共产主义了。如果说，斯大林当时只把充裕的消费品、丰富的产品看作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那么，毛泽东现在则是把物质产品、精神财富极为丰富和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看作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例如，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可能是主要的物资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到其他产品去。毛泽东还想到，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因此，共产主义实行按需分配，也不能一下子都完全满足需要。毛泽东设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差别消灭了，那时，工人不叫工人，农民不叫农民，知识分子不叫知识分子，所有的人都叫共产主义劳动者。他还设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高度自动化，要求人们的劳动和行动更准确，那时的劳动纪律会比现在更加严格。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消亡问题，苏联教科书只讲国家消亡的国内条件，不讲国家消亡的国际条件。毛泽东指出：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很危险。苏联教科书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一段话的最后一句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毛泽东指出：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说得不妥当。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毛泽东认为，所有制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到共产主义单一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分配制度从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的过渡，都是生产关系的变革，都是社会革命。毛泽东预言，共产主义阶段同样会发展，同样会存在量变和质变。他说：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 毛泽东预言：进到高级阶段以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又会提出来。毛泽东区分了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和未来的理想的大同世界即未来的理想的全球化。他说：一切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现在，区别民族界限，重视民族感情，对反对帝国主义有好处。现在提出消灭民族界限，是反动的，有利于美国的世界主义的。但是，将来民族界限总有一天要消灭，各民族语言总有一天会融合成为统一语言。经济大发展了，文化大发展了，交通非常便利了，彼此往来非常密切了，就会感觉到各有各的语言很不便利，统一语言的需要就会愈来愈增长。“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相比，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确实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
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毛泽东对苏联经济学范式的评论和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经受住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今天仍然具有理论的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在1960年初读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从毛泽东发表这一谈话到现在，又是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观察问题和认识问题有了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更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因而应当比前人进行更深入的探索，研究更多的问题，获得更多的认识。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积累在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上获得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认识，不断推进，不断深化，才可能越来越接近于科学真理。“绝对真理包括在相对真理里面。相对真理的积累，就使人们逐步地接近于绝对真理。不能认为相对真理只是相对真理，不包括任何绝对真理的成分，而到了一天人们忽然找到了绝对真理” 。未来的探索者也会理解今天的探索者，处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成熟阶段的经济学家，确实难以写出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今天的探索者会寄希望于未来的探索者，希望他们今后能写出越来越接近科学真理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载《政治经济学评论》，有新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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