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 张巍 张新：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五大生产力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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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 张巍 张新：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五大生产力
2019-11-12
【摘 要】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实践，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定义为“一个中心、五大维度”的生产力体系：以人民为中心是全面发展生产力的出发点、立脚点和核心点；生产力的“五大维度”分别是经济生产力、科技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文化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五大生产力的作用是：经济生产力是物质的基础，科技生产力是智力的支撑，社会生产力是民生的保障，文化生产力是精神的引领，生态生产力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五大生产力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同向发展、同行发展、共赢发展，统一于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促进五大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九大报告又再次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态等需要，使经济社会发展每个环节所取得的成果都由人民共享。这既体现了我们党坚持人民是根本发展力量的唯物史观，更是我党一以贯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①这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实践，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和思考: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当把生产力看成一组生产力体系时，又包括哪些生产力？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对我国的最大基本国情作出了重大判断：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为此提出，在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② 30 年之后，如何判断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
对此，习近平同志作出了新的判断: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①这表明，一是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根本摆脱了长期以来绝对落后的生产力水平; 二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先是告别了绝对贫困，基本解决温饱，后是达到小康水平，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三是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形成了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新需求、新期盼，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发展的新需要，必然要求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包括经济生产力、科技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文化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组成的生产力体系; 四是从全面发展五大生产力的具体实现路径上看，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各领域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增加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和生态领域的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更好满足我国人民整体需要，更好适应全球市场竞争，推动我国生产力水平实现全面发展。一般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②这表明生产力至少包括物资和精神两个维度。马克思根据具体分析情况，又进一步提出了“社会生产力”③“物质生产力”④“劳动生产力”⑤“自然生产力”⑥“物化生产力”⑦“资本的生产力”⑧“受自然制约的劳动生产力”⑨等概念。这就表明马克思已经认识并明确了生产力的多维度性。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论及在一个国家内多维度生产力的具体构成，也没有解决如何发展不同维度生产力的现实命题。
生产力的多维度性直接见于马克思著作原文中生产力的德语“复数”形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 Produktivkräfte) 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文中的“生产力”是一个由“生产”( Produk-tiv) 和“力”( kräfte) 组成的合成词，其中kräfte 是德文“力，力量”的复数形式。① 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个孤例，因为在马克思的德文版《德意志意识形态》②中既采用过生产力的单数形式( Produktivkraft或Produktionskraft ) ，又多次出现( 65次) 复数的生产力形式( Produktivkräfte 或Produktivkräften) ，这说明马克思对生产力的认识已经从一个单一维度的概念上升到了多维度的范畴。当人们在表述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时，常常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强调的是生产力的复数概念或多维生产力。不过，对于这一复数形式的生产力，马克思的原著没有给出其具体的构成内容，这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中，尤其是决定生产力的驱动力分析中寻找答案。
与西方古典经济学片面强调“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截然不同，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深刻指出，需求才是决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驱动力。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③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进一步阐述了需求对于生产力这种决定作用，“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④ 马克思还特别强调了社会生产力必须服务于社会需要的这一根本目的，如果违反了这一生产的根本原则，就会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他还在分析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时指出，“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⑤总之，马克思从满足人的需求的角度出发，阐述了社会需求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作用，正是因为人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多种需求，才推动着多种生产力的不断前进。具体来说，这些需要既包括物质需求也包括精神需求，既有个体需求也有集体需求，既有经济需求又有科技、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需求。从这个逻辑上讲，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的多种需要，进而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增进全人类的整体福祉。
我们党在建立新中国之前就充分认识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⑥正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束缚生产力，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跌至历史最低点。⑦这就注定了它不可避免地被历史和中国人民所抛弃的命运。1949年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任务。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⑧在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不断丰富和创新。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日新月异，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早已成为社会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1964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目标”，为此“实行技术革命”。①1978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他首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② 1988 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③这一著名论断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④的重大突破与创新。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生态生产力的新理念，即“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⑤ 这是对“人们征服、利用、控制、改造自然的能力”等传统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⑥的重大突破与创新。“生态生产力”的提法既是对人民群众向往绿水青山美好生活的有力回应，又是保证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基础。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认识、不断总结、不断提高的过程，从社会生产力扩展到科技生产力、生态生产力，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进行重大突破和创新，指导世界最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引导世界未来发展进程。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五大生产力
马克思科学地预见到，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客观地指出生产力的发展与具体的经济社会形态以及发展阶段密不可分。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人类社会发展总体包括三种形态，第一大社会形态是前资本主义阶段，“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独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第二大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阶段，“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第三大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阶段，只有在这个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⑦这就要通过生产力的全面发展，满足人的全面需要、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没有为指导当今中国全面发展生产力提供现成答案，⑧这需要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阶段和实际国情，创新性提出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五大生产力。中国社会主义性质要求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其核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即以14亿全体中国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生产力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核心，离开这个中心，就会偏离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目的，落入“为发展而发展”“只见物质不见人民”的迷思。党的十九大报告科学性地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但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改革开放前30多年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历史发展的方位来看，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相比于新中国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均实现了巨大飞跃，小康社会已经总体实现，物质文化总量不足的问题基本解决，但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不仅是物质文化方面的需求不断提高，而且人民需求已经超越简单的“物质文化”范畴，还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领域。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已经从不发达状态逐步进入中等发达状态; 从传统农业国实现了向现代工业化、现代信息化和现代城镇化升级; 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由扩大转入逐步缩小; 全体人民发展能力和发展水平有大幅度提高，人民的需求也必然不会停留在满足温饱的单一化、大众化、数量型需求，而会提高为多元化、个性化、质量型需求。但同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高速发展，不可避免产生了收入差距拉大、经济结构失衡、资源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因不断增加的全球生产能力和全球市场空间狭小的矛盾引起，这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和世界经济陷入“新平庸”后尤为明显，加上发达国家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全球化并不让所有人受益，自由贸易在层出不穷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残缺不全。中国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世界舞台中心，有能力和责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时代产生新矛盾，新矛盾呼唤新理论；新理论解决新矛盾，推动新时代的发展。为此，我们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概括为“一个中心、五大生产力”的生产力体系，一是以人民为中心是全面发展生产力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核心点；二是包括了五大生产力，即经济生产力、科技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文化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三是不同生产力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经济生产力是物质基础，科技生产力是智力支撑，社会生产力是民生保障，文化生产力是精神引领，生态生产力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四是五大生产力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同向发展、同行发展、共赢发展，统一于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以下就五大生产力的概念进行简要的阐述和归纳，包括基本定义、主要内涵、发展路径等方面。
经济生产力是物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生存所需的物质基础，也是生产力全面发展的起点，主要体现为人类征服、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经济生产力既包括人类运用工具，加工劳动对象，制造出为社会需要的物质产品，表现为物化的、技术的生产力。另一方面，经济生产力又表现为在稀缺资源的约束下，人类的最大生产能力，即利用一定的资源耗费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从经济生产力量化的视角看，仅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为例，就包括了国内生产总值、全员劳动生产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服务业增加值等量化指标，既反映了我国经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也能客观地衡量我国经济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及社会最大的生产能力等。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② 而发展经济生产力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必要物质前提。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生产力的发展路径看，面临着四个不匹配的矛盾，即数量不匹配、质量不匹配、结构不匹配和效益不匹配。长期以来主要是解决满足生产规模与人民总需求的不匹配矛盾。当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主要是解决质量、结构和效益与人民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不匹配矛盾。这就决定了经济增长模式势必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结构型和效益型转变，与此同时，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大量涌现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国际市场空间扩展更加迅速、竞争更加激烈，落伍者必将淘汰。
马克思很早就认识到科技是生产力的一部分: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①“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② 他认为科学技术属于“精神生产领域”的成果③或“脑力劳动的产物”，④是从属于“资本生产力”的一部分⑤或者影响“劳动生产力”的众多因素之一。⑥ 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力体系的重大贡献。科技生产力既包括科学通过向生产力系统中各要素的渗透，进而改变这些要素的原有结构，增强功能和提高效率，也包括作为连接科学与生产纽带的技术直接进入生产过程，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TFP) 和生产力水平。从科技生产力量化视角看，仅从《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为例，就包括: 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科技进步贡献率、互联网普及率等量化指标，更好地来衡量我国科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也能客观地衡量我国科技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社会最大的创新能力等。从我国社会主义科技生产力发展路径看，技术来源，先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向世界出口技术；技术角色，先是落伍者到跟随者，追赶者到并跑者，再到领跑者；人力资本来源，先是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再到人力资源强国；发展驱动力来源，先是劳动要素到资本要素驱动，技术要素驱动再到创新是发展第一动力；创新类型，从技术创新、科学创新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的全方位创新；创新规模，先是微创新到小创新，再到中创新，大创新到巨创新；国际科技实力，先是占有一席之地，到科技大国，再到创新型国家，进入世界第一阵营。
马克思指出，人不仅是自然人，需要满足私人需求，更是社会人，⑦需要满足社会需求，这就不仅需要发展以物质为基础的生产力中，还需要发展以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是保障基本民生，促进公平正义的必要条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全体人民的全体发展，就必须超越经济生产力的概念范畴，为全体人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共福利，才能增强发展的动力，使全体人民共同创造各种社会财富，分享发展福祉，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生产力区别于经济生产力的最大特点。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路径看，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社会生产力直接反映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从物质极度匮乏到基本满足，再到极大丰富，从数量满足到质量满足，从大众满足到个性满足; 社会生产力也可反映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生产力中，如《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所规定的公共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险、卫生计划生育、社会服务、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从部分人口覆盖到大部分人口覆盖，再到全体人口覆盖；社会生产力还可以反映在人力资本水平，如教育生产力、健康生产力等及量化指标，如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预期寿命，从低水平到中等水平，再到高水平；人类发展水平如HDI 指标更是代表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社会生产力，从低水平( HDI 值小于0.550) 到中等水平( HDI 值介于0.550 和0.699 之间) ，从高水平( HDI 值介于0.700 和0.799 之间) 再到极高水平( HDI 值大于等于0.800) 。①
生产力不仅有物质属性而且具有精神属性，②文化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凝结，文化生产力是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精神动力。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③ 文化生产力既包括具备知识的劳动者运用和掌握科学技术生产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的能力，又包括文化本身为社会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因此文化生产力不仅是物质生产力的渗透要素，而且还是生产力的独立、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④从文化生产力量化视角看，仅从《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为例，就包括: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增加值、现代传媒体系、网络文化建设、文化精品创作、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中华典籍整理、传播能力建设、全民阅读，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重点建设国家高端智库、国际文化市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量化指标，更好地来衡量我国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也能客观地衡量我国文化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社会最大的文化服务能力、创造能力及影响力等。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路径来看，经济建设高潮伴随着文化建设高潮，社会主义经济大发展大繁荣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从匮乏到部分满足，从基本满足到极大丰富；文化产业和市场，从小规模、小产业、小市场到高速成长型产业和市场，再到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从基本建立到基本建成，从局部覆盖到全民覆盖；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项目建设，从少到多，从多到优，从优到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先是在西方文化霸权下，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国，再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文化引进来到文化走出去，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
人类历史是自然史的延续。马克思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提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⑤ 人类通过实践，发挥能动性来改变自然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只有尊重和遵循自然规律，才有可能改造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生产力必然是人类生产力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是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的根本前提。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① 这同样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中，对原有理论的创新与突破。我国的实际国情是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生态脆弱，而且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了西方国家近百年的工业化、城镇化历程，发达国家几百年逐步显露的问题在我国被压缩到几十年集中显现。长期粗放式发展模式造成的大量生态欠债，使得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迫切要求与生态生产力极度短缺之间的矛盾极为突出。从生态生产力量化视角看，仅从《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为例，就包括：耕地保有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万元GDP 用水量下降、单位GDP 能耗降低、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单位GDP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森林发展、空气质量、地表水质量、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等量化指标，更好地来衡量我国生态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也能客观地衡量我国生态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社会最大的生态服务能力、保护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等。从发展社会主义生态生产力路径看，发展理念，从黑色发展到可持续发展，再到绿色发展；生态建设和投资，从缺位到有位，从小规模建设到大规模建设，从经济投资到生态投资；生态资产账户，从生态赤字急剧扩大到不断缩小，再到生态盈余；资源产出效率，从低效率到中效率，再到高效率; 污染排放总量，从高增长到低增长，从零增长到负增长；生态环保公共产品供给，从严重不足到基本保障，再到极大满足，即为人民提供天蓝、地绿、水清的公共生态产品；全球性生态产品，从参与者到倡导者，从建设者到领导者，从影响者到贡献者。
如何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五大生产力呢？我国在顶层设计层面制定了一系列具体重大战略来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推动五大生产力再上新台阶。其中最为重要的战略布局就是五年规划。这里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为例( 下称“十三五”规划) ，分析如何在实践中将五大生产力的发展落到实处。从五大生产力发展目标看，“十三五”规划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的要求，提出了各自的主要发展目标和发展指标。例如，经济生产力的发展目标是保持中高速增长，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大于6.6%，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高5.5个百分点，等( 见表1) 。使生产力从抽象概念到具体目标，再到量化指标，充分反映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理论应用于中国发展实践的重大创新，真正实现了五大生产力的经济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以及生态价值。这反映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大大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力或社会生产力的概念，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五大生产力，极大地促进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同向发展、同行发展、共赢发展，统一于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我们对五年规划的第三方总体评估表明，按照目标一致法，“十五”计划完成率仅为64%，“十一五”规划完成率上升为87%，“十二五”规划完成率最好，高达96%。②
三、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社会主义五大生产力
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出发，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揭示了不断解放和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道路。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 这个生产力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多维度的社会主义生产力。那么，怎样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对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更多是预测性的；苏联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深入探索，取得了一些重要经验，但理论思想长期僵化、教条化，不仅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更无法满足人民生活发展的需要。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实践表明: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党的十六大“三位一体(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从党的十七大“四位一体(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 ”到党的十八大“五位一体(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的总体部署，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再到党的十九大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不断改革五大体制，调整生产关系，适应五大生产力，促进五大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的引领和传导，决定着其他方面改革的力度和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发展经济生产力的目标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中国制造”有效供给满足消费升级需求。一是要切实推进去库存、去产能，彻底清查并稳妥处置“僵尸”企业；二是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扩大非公资本的投资领域，实现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的协同发展；三是要完善资本市场建设，培育多元化的融资体系，加强和完善金融风险的预警、防范和化解机制；四是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协同创新优势，提升科技原创能力；五是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和力度，平衡好“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三者的关系。从短期看，政府要主动作为，发挥政府弥补市场不足和支持市场功能的作用，降低实体企业的经济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从中期看，重点推进优化要素有效投入和驱动要素升级的体制机制创新，推动产业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实现产业升级；从长期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决定作用，从而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不断提高经济生产力。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这既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我国发展科技生产力的战略任务。这就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加强高水平科研基地和科研平台建设。推进高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建设，在基础研究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组建一批国家级实验室，形成代表国家水平，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的科技创新实力，成为抢占国际科技制高点的战略力量。第二，打造高水平的创新人才队伍。通过实施更开放、更具竞争力的人才引进政策，和更有力、更弹性的青年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建立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勇于创新的高水平创新人才队伍。第三，加强协同创新，形成相互促进、相互衔接的创新链。深入推进创新主体协同合作，推动基础研究和经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着力打通创新链的“孤岛”，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第四，营造良好政策氛围，为基础研究和各类创新提供良好环境。
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方向，就是通过公共服务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增加教育、就业、养老、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坚守民生底线，补齐民生发展短板，保障和提高社会福祉，形成政府主导、全民参与、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发展社会生产力，要重在强化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充分挖掘公共资源潜能，集中力量组织和提供基本民生、公共事业、公共安全和公益事业等服务；同时还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源的积极性，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方式激励和引导社会资源，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此外，在坚持城乡统筹、区域协调的原则下，加大对农村、老少边穷等困难地区和流动人口、留守老人儿童等城乡困难群众转移支付、公共投入、援助帮扶力度，打好脱贫攻坚战。构建覆盖城乡、公平合理、普惠标准不断提高的公共服务体系，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规模，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发展文化生产力的目标，就是通过文化体制改革，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园，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中国人民，不断增强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是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着力提升国民文明和科学素质。二是要丰富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为全体人民提供昂扬向上、多彩多姿、怡养情怀的精神食粮。三是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加大人文交流力度，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四是要积极推进教育现代化，加快基本公共教育均衡发展，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升大学创新人才培养能力，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提高国家的文化生产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和知识、文化和人才支撑。
大力发展生态生产力的根本目标是通过生态体制改革，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将生态赤字转变为生态盈余，为社会提供更多优质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生态保障。其一，要实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改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单位产出的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和排放强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效益；其二，有度有序利用自然，调整优化空间结构，依据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拓展完善“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其三，全面提升生态系统功能，推进重点区域生态修复，扩大生态产品供给，维护生物多样性，增强生态承载力，提高生态服务价值；其四，围绕补齐环境突出短板，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加快实施环境治理和保护重点工程，推进主要污染物减排，严密防控环境风险，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其五，加强生态考核评价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全责任追究和赔偿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完善。总之，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五大生产力，根本路径还是生产关系变革，即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五大生产力体系，既超越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力或社会生产力的理论概念，又充分反映了中国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大实践创新，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首先，明确了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核心目标，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发展理念，不仅说明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属于人民，生产力发展的目的为了人民，而且说明了生产力的发展动力来源于人民，与毛泽东同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这一历史论断形成有力呼应。这在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谓“人民”就是近十四亿的全体人民; 这在世界也具有极其独特的意义，即占世界1 /5 人口的生产力发展直接影响并带动整个世界的生产力发展。其次，社会主义生产力包括多维度、多方面的生产力体系，即五大生产力。这就突破了物质生产力的局限性，大大拓展了生产力多样性，为谋划“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提供了理论依据，以国家“十三五”规划为例，充分反映五大生产力的主要目标和量化指标，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实践。再次，社会主义生产力决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特别是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生态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有力地促进解放五大生产力，发展五大生产力，协调五大生产力。最后，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五大生产力，为决胜第一个百年目标，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即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提供了理论指导。（作者：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巍，现为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时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张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自“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原载《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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