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精英与大众的关系

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民主派纷纷抛弃君权神授思想，认为权力都来自人民，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支持。人民是一个政治属性，自然社会属性就是大众，就是多数人。英国著名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道出“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经典名言，其英文是“Knowledge is power”，准确的翻译应当是“知识就是权力”。自古至今，拥有掌握权力的往往是少数、关键少数、是社会精英。精英与大众的关系，理论上是掌权的与授权的关系，实际上是少数与多数的关系。

20世纪40年代，美国记者问毛泽东“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毛泽东果断回答“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呢？”建国后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的权力不是天赋的，而是老百姓赋予的。我们代表了广大群众，人民就拥护我们。”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是政权合法性的源泉，政权合法性的生成和稳固依赖于人民的充分信任。如果民众对于政治体系的结构、活动方式和政策内容的合理性、正确性和代表性缺乏信任，或者对于政治体系中公务人员的政治伦理和道德品质缺乏信任，那么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将面临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旨在充分调动各种有利因素，促进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生产，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世界各国市场经济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是不论是什么市场经济，贯穿或通行的是价值规律、资本积累基本原则，价值规律与资本积累的最终结果是优胜劣汰，胜者即优者，就是最适合生存的成功者。大浪淘沙，剩下的都是金子，是精英，大众则是品位、颗粒大小不等的沙砾，是愚氓。如此必然会导致个人英雄主义，盛行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唯心主义。搞市场经济，视市场调节为基础性、决定性法则，奉商品拜物教，似乎很唯物，实际则是唯心主义。新自由主义把“企业家精神”推到了现实乃至历史的至高点，科技管理创新、物质精神财富创造、社会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创设等等，无一不是企业家呕心沥血抑或灵光一闪的结果。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聚精会神搞建设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闷声不响发大财，赚钱，创造财富，依靠社会精英。精英自以为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久而久之便与大众对立，官民对立。“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向背决定政权存亡。西方学者认为，合法性主要是指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忠诚。一个统治制度的合法性，是以被统治者对合法性的信任为尺度的。早在《之江新语》一书中，习近平同志就指出，“企业无信，则难求发展；社会无信，则人人自危；政府无信，则权威不立。”如果老百姓总是“老不信”，就会出现所谓“塔西陀陷阱”(Tacitus Trap)，亦即当权力失去公信力时，统治者无论是讲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干坏事，民众都会给出负面评价。当一个政治体系对民众不再具有吸引力和诱惑力，民众以政治冷漠表示对政府缺乏信心与信任时，那么政权的合法性将面临危机，就会在危机出现或大敌当前，出现苏联解体时那样的寒心局面——竟无一人是男儿。

机会主义者为了早出政绩、快速晋升，为了不加区别的选票，无原则地一味地去迎合大众，讨好大众，为此大搞民粹主义，如主张将国家外汇储备或国有资产分给大众，热衷于不切实际的（不纳税、高福利等）承诺，把民粹主义当做“施仁政”看待。“施政既要照顾眼前利益，更要着眼长远利益。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市场调节可以增加经济活力，进而有益于大众于清渠取活水，但是水源和主渠道往往由精英掌控，因此市场经济本质上有利于少数。不难看出，搞市场经济对于大众而言实质是“行小惠”。由此，市场经济必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必须用社会主义来规定规范。1953年11月4日，毛泽东就农业互助合作问题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个政权一旦失去大众的信任与支持，一方面，政府就成了少数人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会所，政治上就不会有所建树，无所作为。另一方面，政权会面临合法性危机，从而给美西方实施“颜色革命”的机会。在战争、暴力因为大杀伤、高代价、重血腥而被世人日渐排斥的时候，非传统、非暴力、低烈度的对抗方式日渐被美国霸权主义、西方强权政治所青睐。“颜色革命”就是美西方大国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在相关目标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舆论等渗透，培育并支持代理人或反对派，趁议会或总统选举等各种有利时机，发起群体性反抗运动，以“城市革命”的方式夺权，即通过非暴力的柔性政变来夺取政权，建立亲美亲西方政权。

实际上，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真空地带，一如“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去占领”。正义力量不去革命，反动势力就必然要反革命。“颜色革命”就是反革命。“颜色革命”的实质是改头换面的新殖民主义，是对二战后世界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成果的“秋后算账”。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苏东剧变，尤其是信息化、金融化与全球化发展，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非但没有改变，而且寄生性和腐朽性更加突出。因为没有了社会主义强大阵营的有力制衡，没有来自无产阶级社会运动的有效抵制，美西方的反革命行动更加肆无忌惮，肆意挥舞资产阶级专政与殖民主义大棒，让国内的广大无产阶级和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拿走的，给我拿回来；吃下去的，给我吐出来”。在国内，不断强化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导致中产阶层不断萎缩甚至坍塌，无产阶级不断扩大，财富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垄断资产阶级手中，如此纺锤状社会变成了“M型”，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直接对立，亦即1%与99%的对立；在国际，对于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赢得的革命胜利与和平红利，更加仇视与敌视，用包括经济金融的、政治外交的、甚至军事暴力的手段，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不断侵蚀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甚至直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政权，使之成为实际的经济与政治附庸，进而获得极大而稳定的经济与政治利益。

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崭新的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与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服务人民”。毛泽东强调，“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很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群众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但鱼儿却永远离不开水。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新时期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切实维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安全是一项伟大事业，更是一场伟大斗争。事在人为，斗争更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最深厚的伟力，人民群众是国家安全最坚强的保障。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赢得人民信赖，得到人民拥护。今天，如果还真的存在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那只能是全心全意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众志成城，凝聚磅礴力量，组织人民防线，发动人民战争。马克思主义揭示，社会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大众创造的，精英只有和大众结合起来，联系起来，才能实现创造财富的价值，才有历史价值。充分发挥和调动精英和大众的两个积极性，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汇聚磅礴力量，赢得反击“颜色革命”、中美博弈等系列伟大斗争的新胜利。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自红色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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