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 | 计量重构历史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主流计量史学的逻辑缺陷及其批判

  

人类历史的事件是整体性的。历史的整体性表明，对历史的认知往往是基于某种想象，但这种想象必须是自相统贯的，能够将许多孤立而相关的证据联系起来。相应地，它要求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必须首先要站得高，要能够通览全局。但是，计量经济学家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却试图以各个分立的数据为基础，或者热衷于细枝末节的考据，这种局限于微观实证的研究往往会陷入“盲人摸象”的认知误区。

 

 

【导读】目前，计量分析不仅用于对现实进行解释和预测，而且还用于对历史的解释和重构。但是，如果缺乏广博知识以及相应理论的指导，所谓计量经济分析只能是资料的统计和归项，进而在解释力和预测力上都存在严重局限；相应地，如果缺乏对历史的整体性认知，局部的计量分析往往会隔断历史，进而滋生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论断。事实上，对历史的研究必须首先要站得高，要能够通览全局，而不能仅仅着眼于微观的实证分析，特别是不能局限于具有很强片面性的数据；否则，我们就会陷入“盲人摸象”的认知误区，最多看到了表象，甚至是局部的表象。正是由于理论素养和历史知识的不足，当前着眼于局部和表象的计量史学研究往往也无法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无法洞悉历史的演化趋势，而主要只是非常无效的文献资料整理，进而也就难以真正推动认知深化和理论进步。

 

一、引言

 

当前，经济史在经济学科中处于严重的边缘化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史研究传统似乎出现了危机。一般地，经济史体现了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相应地，经济史的研究者往往或者是学历史出身，或者是学经济学出身；进而，学历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证，学经济学出身的重视理论分析，两者相辅相成就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学科的发展和理论的完善。但问题在于，迄今为止这两者还处于割裂状态。就历史出身的研究者而言，他们往往缺乏足够的经济理论乃至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知识，无法将历史研究和经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难以通过历史研究将经济理论与具体社会背景和实践结合起来，从而很难得到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子的认同。就经济学出身的研究者而言，他们受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及计量史学的影响，往往倾向于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就局部问题进行量化分析，这或者因缺乏大局观而上升不到理论层面，或者因变量的简化而曲解了历史，从而也难以得到传统历史学者的认同。

 

大体上，当前的经济史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考证训诂，一是计量实证。两者的共同特征就是，将经济史研究退化为一种资料的整理和收集，由此基于局部数据对历史实践的重新解释，进而往往也就缺乏整体性的理论高度。尤其是，受到现代主流经济学常规范式的影响，计量史学就日益盛行，它倾向于或者套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去解释或重构历史，或者才用历史数据的计量分析来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提供佐证和支持；相应地，这种研究就失去了以历史来反思和发展现代经济理论的能力，甚至还会导向完全曲解真实历史进程的历史虚无主义。其实，历史研究大致有两大基本任务：一是认识历史，由此需要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作深入而周全的描述和再现；二是服务现实，由此需要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而促进认知提升和理论进步。为此，本章尝试着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通过对计量史学中一些“重要”研究成果的解析，由此来审视计量分析在深化历史认知中的局限；二是考察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对计量分析历史的影响，由此来审视计量史学对经济理论发展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二、计量史学的发展及问题

 

计量史学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经济理论的中心问题从研究短期平衡转移到了对长期经济发展和周期理论的研究。显然，重视长期经济增长的趋势和动力，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将重点放在历史因素上。这样，便从经济史的定量研究方面给经济史提供了新的研究线索，从而使得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长期业已存在的密切关系得到了加强。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以至于70年代初期，以1957年和1958年康拉德和迈耶的著作以及1960年和1961年戴维斯.休斯和麦克杜格尔的著作为标志，出现了采用一种与传统经济史不同研究方法的新经济史学。新经济史学对经济科学的两个杰出贡献是：（1）用量化的方式将这种理论结合起来；（2）重新构造或新构造了经济数据库。显然，这两方面都使人们可以对早期的结论提出质询，并且进行重新认定。新经济史学的特点就在于：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尤其是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以及现代经济方法（尤其是计量分析和统计分析)，去“透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分析其成败原因，进而提炼出一个对经济变迁理解分析的基本框架。

 

一般来说，新经济史学发展出两大主要分支：一是运用计量实证来重新构筑历史的计量史学，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就属于这一派别；二是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去重新阐释历史的新史观学，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得主诺思则是这一派别的代表人物。[①]也即，福格尔一派热衷于使用现代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去重构历史，诺思一派则偏好于使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思维去阐释历史。这两大流派的共同之处在于，经济史研究不仅仅是收集、考订、分析史料和叙述史实，更重要的是要能解释史实，说明其中彼此的相互关系。相应地，与传统史学相比，新经济史学的研究就呈现出这样两大新特征。（1）方法论上，新经济史学保持了新古典主义的有关稀缺性的假设，运用由此产生的竞争和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工具。特别是，使用了假设演绎模式，而这种模式充分利用了计量经济学精心设计的技术，目的在于用数学方法建立起各种变量因素在特定的环境下相互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方式。（2）在材料上，新经济史学重新构造了经济学数据库，使对历史的分析包含了更多的“经济性”原则，从而使经济学更具有科学性。例如，计量史学的创立者福格尔就把新经济史学“侧重于亮度及其对亮度和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的认识”抽取出来作为它的基本特征，以数学代替文字形式而使之更为精确和准确。

 

正是计量方法的引入，经济史学科也就跨入了“科学”的行业。赖建诚写道：

 

【“经济史（就）不再是抄抄写写，说个半真半假的故事，而是有命题、有观点、有概念、有分析、有对比、有精确计算的‘科学’分析；因而有了基本的尊严，可以和其他经济学科平起平坐了。”[②]】

 

同时，正是基于现代方法的引入和数据材料的发掘，新经济史学对一些已被定性的历史重大事件给出了新的解释和评价，乃至提出了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新结论。例如，福格尔对奴隶制和铁路的研究，诺思对产业革命和圈地运动性质的重新界定；等等。于是，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就被快速引入到经济史以及整个历史的分析之中，并且人们也大肆为新经济史的新发现而欢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保持一颗冷静的心：计量史学得出的结论更为客观和严谨吗？或者说，现代方法的研究比传统方法的研究更为合理可信吗？尤其是，计量分析本质上是一个中性的工具，关键在于谁使用它以及如何使用它。

 

显然，流行的计量史学大多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思维下展开的，从而也就必然先天地带有新古典经济学的“有色眼镜”，进而导致相应结论也必然会嵌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之中。[③]诺思就写道：

 

【“计量史学之前的经济史实际上是围绕着制度来建立的，并且，它经由了那些最有成就的史学家之手，试图提供给我们一副连贯的制度变迁途径。也就是说，那是一个演化的故事。但是，由于它是建立在那些缺乏整体结构的零散的理论与统计数据的基础之上的，故而无法形成一般性的结论，或者无法跳出对个案的特定特征的分析。计量史学的贡献则在于能将系统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理论——运用到史学研究中，并且运用复杂而精巧的计量方法来说明并检验历史模型”，“然而，我们早已为无条件地接受新古典理论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将价格理论系统地运用于经济史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但新古典理论所关注的只是一时试点上的资源配置问题。这对于那些将解释随时间推移的变迁作为中心任务的历史学家来说，是有严重的局限性的。”[④]】

 

但是，即使诺思本人，在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来重新阐释西方世界兴衰史时也舍弃了众多占有重大地位的事实，譬如，他在揭示西方世界的成因时有意忽视了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货币和资源，在比较英国兴起和西班牙落败时明显轻忽了军事力量以及偶然因素造成战争胜败的影响。

 

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的泰斗，吴承明先生就根据自身经历指出了计量分析的局限性。究其原因，计量分析所设定的条件往往与历史不符。（1）计量模型的变量有限。譬如，在对灾荒进行计量时往往设定有灾为1而无灾无0。（2）许多条件都只能假定不变。这实际上将历史现象都作为函数关系，试图用t推出的发展，以“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⑤]所以，吴承明先生说，自己因是学经济出身而早年偏好用计量分析来研究经济史，但到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改变看法了。同样，作为计量史学的杰出代表，麦克洛斯基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时就被福格尔和弗里德曼邀请到芝加哥大学，但是，她后来却批评经济学家热衷于耍弄高深的数学和复杂的统计而掩盖了经济学的本义，以致本人的研究也从计量经济史转向了经济哲学。事实上，1986年在美国参加计量史学会议就已经发现，计量史领域气氛低沉，大量计量史家已转业；相反，重视整体观和结构主义的法国年鉴学派开始盛行，而这些思维主要来自社会学而非经济学。但是，后来由于福格尔和诺思在1993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加上贝克尔在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所带来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急速膨胀，计量史学也就迅速排挤了传统经济史学的研究。受西方学术的影响，计量史学的主导地位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尤其明显，似乎只有从事计量分析的经济史学家才能参与经济学领域的讨论和交流。那么，这种现象果真合理吗？这一问题值得每一位关注人类社会发展以及经济学科发展的学者做认真的思考。

 

三、如何理解铁路对工业革命的作用

 

新经济史学的主要体现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方法对经济史进行再分析，由此来重构对经济史的认识。其中的里程碑式事件就是福格尔对19世纪美国铁路的分析，这个分析最终为福格尔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进而也引发了很多经济史学家采用计量手段来分析其他国家的铁路贡献。为此，这里以此为例来审视计量分析史学的内在局限性。

 

（一）传统史学的基本认识

 

传统史学认为，工业革命与交通运输的发展密不可分，如克拉潘的《现代英国经济史》、保尔.芒图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汉斯.豪斯赫尔的《近代经济史》等书都强调了交通运输与工业革命间的互相促进、互相推动、互为发展的因果关系。同时，传统史学还认为，在交通运输革命中，尤其在19世纪的陆路交通发展中，与工业革命关系最为密切就是铁路和火车的诞生。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中就指出，铁路与电报提供了迅速、定期、可靠的运输与通讯方式，这对于大量生产于分配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也是现代大工厂和营销企业的标志，在新的运输形式中，铁路是数量最多、活动最复杂且影响最深远的一种。[⑥]

 

一般认为，铁路在工业革命中至少有以下几个作用：（1）铁路降低了统一的运费，这使得开发大面积的农田在经济方面变得切实可行。（2）修筑铁路引起对制成品的巨大需求，铁路网的建成，对工业的发展起了先导作用。例如，鲁道夫.吕贝尔在《工业化史》中就说：铁路的兴建意味着刺激着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效率的提高，以及产量的增加，而这些行业有刺激着其他经济部门。[⑦]（3）铁路的飞速发展导致了一些重要革新的出现和传播。例如，钱德勒认为，铁路建筑的需求导致了美国金融业和建筑业的根本改革。

 

（二）现代计量史学的误区

 

然而，福格尔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建立了“反事实”（counterfact）论据：复员了当时主要的工业资料，如运费、主要农业贸易流通量的地区分布、按部门对当时冶金工业交货情况的分析，等等；另一方面在具体操作上又提出“社会节省”（social saving）概念，由此来估算铁路能够为社会节省多少。这样，福格尔对这些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而得出这样的结论：铁路对19世纪的社会节省贡献不多，甚至比不上河运，因而传统所认定的铁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错误的。其理由是，（1）只要把美国当时的水路运输稍加扩大，就能以同样的费用进入95%的农用土地；（2）在修筑铁路引起的工业需求方面，在1840-1860年间，它从未超过美国铸铁生产的5%，因而不能用铁路来解释该时期美国冶金工业的迅速发展。福格尔甚至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即使没有铁路，1890年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也不会比这一年的实际产值低3%以上；因此，铁路在美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对GNP的贡献度不超过2%），美国经济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⑧]

 

有鉴于福格尔分析的细密和穿透力，我们可以接受他的分析结果：铁路在早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确实不大。其实，任何创造发明的贡献都不会在开始时就即刻显现出来，更不要说，像铁路这类的新事物，其价值要得到充分发挥，往往依赖其他配套事物的出现，同时也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例如，电力发明40年后才惠及一般民众，瓦特改良蒸汽机80年后才有普及的商业意义，飞航器也是40年后才有商业和GNP上的意义，IBM制造的大型计算机在35-40年后才对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等等。[⑨]但问题是，我们能够简单地以一个事物的构成或比重来衡量它在其中的作用及其价值吗？面对福格尔的“洞见”，麦克洛斯基就质问道：照此逻辑，心脏也是不重要的，因为它仅仅占人身体重量的2.5%。更不要说，一个事物产生的影响往往并不能完全被量化，简单地用数字来衡量往往会失去一些更重要的方面，会犯致命的“破窗谬误”。早在1752年，数学家勒蒂凯梯（I.Radicati）就提醒他的经济学家朋友：你们处理经济学就像经院学者处理哲学一样，当事情做得越来越精细时，你将不知道在哪里停顿，何处该停顿。相应地，今天的经济学家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数学和计量，或多或少地是将数学视为一个“中性”工具；但是，他们却不去认真地体悟马克.吐温的一个深邃洞见：工具会严重影响一个人的观点。[⑩]

 

由此可见，仅就福格尔基于计量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而言，这是非常短视和近视的：主要考虑到铁路带来的短期经济影响，而没有站在更高的平台上进行更为广泛的审视。譬如，铁路的主要贡献并不能在直接的经济收益上得以体现，因为它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促进了一场生产和运输的变革：使得生产地域不再受原先河流的影响，使得信息更为畅通，使得金融业和资本市场的兴起，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革。显然，这些根本上都不是简单的计量分析所能够揭示的。而且，铁路对工业革命的推动作用并不是短期见成效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铁路投入与其效益之间存在一个非常强的时滞。显然，这也不是简单的计量模型能够揭示的。试问：当今社会还有谁会否认铁路的作用比运河大呢？正因如此，即使计量分析得出了相对客观的“事实”结论，如何解读它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

 

（三）进一步的衍生思考

 

以计量分析来认识社会问题所存在的局限，我们还可以来审视一下当前一些经济学人基于收益-成本分析范式对当前教育投入所作的实证分析。流行的基本做法是：运用计量回归来分析教育投入与个人回报（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来对教育投入进行评估；计量的结果往往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收益呈现日渐下降的趋势”，他们由此得出“中国高等教育已经投入过度”的结论。试问：这种结论可信吗？一个简单的常识是，目前美国全部职工平均受教育时间已达13年以上，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55%以上；但是，美国人并没有说他们的高等教育已经过度了，相反，1997年克林顿还发表声明：“确保每个美国人享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是美国政府的头等大事。既然如此，在世界公认教育水平还不高的当前中国社会，怎么会出现高等教育过度的状况呢？显然，这正反映出这些文章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指标本身就存在问题。

 

其实，要讨论教育的投入问题，首先要确定教育的意义及其效用的内涵和外延。一般地，教育收益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个人收益，二是社会收益。一方面，就个人收益来讲，我们往往可以通过计量工资与学历之间的关系来确定个人对教育水平的选择。即使如此，这种计算也是片面的，因为人所追求的并不仅是物质或金钱收益，而是包含了视野的扩大、素养的提高等各方面，而这些都是无法被量化的。显然，个体要跟随时代的潮流，接受教育是基本的要求。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学和社会学教授英克尔斯甚至认为，凡是对正规教育和在学校里学习读写算等技能感兴趣并给予较高评价的人才是比较现代的人。另一方面，公共教育主要关注的不是私人收益，而是社会收益。事实上，现代教育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公共性质，公共教育投入也主要不是依赖私人学费，而是社会财政支出。显然，社会收益不是私人收益的简单加总，因为它的社会外差性非常强，如可以提高人的亲社会性、促进社会协作、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通过教育可以降低社会的犯罪率、弱化机会主义行径，从而极大地降低内生交易费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人类亲社会性的提高，社会秩序才得以更为平稳地扩展，每个人才可以更好地利用它所不知道的知识，这种收益显然是难以用简单的金钱收益来衡量。

 

此外，即使就经济收益而言，教育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也是难以衡量的。试想，谁能衡量出一个重大发明如电灯、电脑等的收益呢？它们可是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呀！马歇尔就写道：

 

【“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因为，像白塞麦的主要发明那样的一种新思想之能增加英国的生产力，等于十万人的劳动那样多。……在许多年中为大多数人举办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费用，如果能培养出像牛顿或达尔文、莎士比亚或贝多芬那样的人，就足以得到补偿了。”[11]】

 

更不要说，教育所产生的经济收益和社会作用根本不是即期的，那些计量分析用的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的时滞分析也根本揭示不了教育的长期效益。例如，1962年日本的文部省发表了一部题为《日本经济增长和教育》的白皮书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的经济增长归功于教育人材的储备，而这种人才可以追溯到德川时期所推行平民教育。事实上，正是德川时期的教育为明治维新以及一个世代以后惊人的经济增长铺平道路，因为这些教育为日本储备了大量人才，使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有能力制造航空母舰、零式战斗机以及大和号和武藏号等战舰，更不用是汽车、坦克以及各种工业器械了；相应地，战争并没有剥夺这些技术和人力资本，而战后这些技术和人力资本从军用转到民用也就是的产业得以迅速崛起。

 

四、对工业革命“平反”的再反思

 

新经济史学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利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去重新阐释历史，同时利用计量资料为这种新历史观提供“事实”证据。其中的一个热点领域就是各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尤其集中在经济起飞时期。相应地，工业革命也就是计量史学关注的重要课题，由此拓展而又涉及收入分配等问题。正是以计量分析为基础，一些经济学人尤其是米塞斯、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学者就试图重新评估“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等事件，甚至尝试为之“平反”。为此，这里也集中对哈耶克等人的基本论断进行学理性解析，进而以此来审视新古典经济学视角下的新史观所潜含的问题。[12]

 

（一）传统史学的基本认识

 

就工业革命时期的生活状况，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存在这样两点传统共识：（1）圈地运动导致了对农民份地的瓦解和生活水平的严重两极分化，英国的大法官莫尔把圈地运动比喻成“羊吃人”；（2）由于大量的人涌向城市和工厂，因而他们受到非常残酷的剥削。卡尔.波兰尼写道：

 

【“圈地运动曾经很贴切地被称为富人对抗穷人的革命。地主们和贵族们扰乱社会秩序，打破旧有的法律和习俗，有时候甚至使用暴力，但通常是使用压力和恐吓。他们实际上抢夺了穷人在公有地上的权份，铲倒了他们的房子。依照传统的习俗，穷人们一向将这些权份视为他们及其子孙的产业。社会的基本结构遭到破坏；荒芜的村落和倾倒的住屋证实了这个革命的残暴性，它同时也危及乡村的自卫能力，荒废了其城镇，减少了其人口，把过度使用的土地变为废土，困扰了其人民并把他们从平常的农夫变成乞丐及小偷等乌合之众。”[13]】

 

在很大程度上，当时工人的贫困生活、糟糕的卫生条件、震惊的车间事故以及资本家的贪婪为大量的调查报告所证实。例如，马克思的著作就是建立在1820-1860年英国议会报告的基础上，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现状》也是基于当时的事实；同时，这种情形也为大量的文学作品所刻画，如《萌芽》《雾都孤儿》《理智与情感》《悲惨世界》《苔丝》《南方与北方》《艰难时世》等。究其原因，尽管工业革命导致了经济快速增长，但无序和强权的制度迫使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到城市贫民窟，被迫长时间工作却只能拿非常低的工资（也即最低生活费工资）。

 

而且，即使到现代社会，除现代主流经济学之外的学者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家大多认同对这一历史阶段的认知。譬如，鲁杰罗在《欧洲自由主义史》中就写道：

 

【“恰恰是在工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工人的状况却恶化了。雇主千方百计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工厂雇用妇女和童工以压低工资；……在经济高速时期，由于人口和消费者不够稳定，必然会导致大量的、经常性的工业危机，失业的队伍一次又一次地膨胀，成为饥饿大军的后备军。”[14]】

 

再如，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锡德尼.韦伯夫妇在《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一书中就写道：

 

【“幼年儿童在纱厂里轮班地遭受摧毁；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在矿井里和铁厂里，被乱七八糟的劳役削弱着和摧残着；多少家庭，由于很不适宜的住在拥挤不堪的贫民窟住宅里而沦于堕落；经常反复到来的就业不足和失业，以及随之而来的饥饿和死亡；食品参杂、空气染毒，饮水玷污，日日夜夜间的、听到的，都令人憎恶；这一切都是在十九世纪初期的工业英国司空见惯的事情”；】

 

而且，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而来的肉体的痛苦、事故和疾病，还不是它的最大祸害。……现代的工业制度，却一代一代地摧毁着那些在这个制度下的受害者的人们的灵魂。现在有一种道德方面的毒气，其能置人于死命不亚于物质上的毒气。”[15]

 

（二）现代经济学的新看法】

 

当然，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进而刺激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由此也就使得英国的人均GDP以及平均工资等得到了显著提高。关于这一点，一群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也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尤其是计量方法作了一系列的考证。例如，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阿什顿就（T.S.Ashton）写道：

 

【“浩如烟海的档案提供了大量统计和文字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在英国，大量人口的境遇实在不怎么好；这一点唤起了议员和读者的注意，必须进行改革了。后世的经济史学家除了依靠他们的结论之外，不可能再做得更好；不仅学术研究，而且整个社会都从这些报告中受益匪浅。然而，有所得必有所失。人们据以形成经济体制图景的，不是专门记录经济正常发展过程的资料，而是专门分析社会不满的蓝皮书，因而不免有失偏颇”；】

 

而且，他认为，

【“那些收入最低的工人，并不是工厂的雇工，而是那些家庭手工作坊工人，他们的传统和市场方法仍然停留在18世纪的水平。……就业环境最糟糕的，并不是使用了蒸气机的大工厂，而是在手工场。”[16]】

 

再如，Allen的研究也表明，英国劳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在18世纪后得到快速提升，并且要远高于其他欧洲国家和地区。[17]

 

正是基于现代经济史学家新近整理的统计资料以及相应的分析，一些受新古典自由主义影响的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就致力于“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这一历史论断进行翻案。例如，哈耶克就把传统史学观点称为“一个贬低我们当今的文明受益匪浅的经济体系的离谱的超级神话”。他写道：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人阶级的状况反而恶化了。有谁没有听说过‘早期资本主义的惨状’？有谁没有下面的印象：这种制度的出现，给从前知足常乐、心满意足的广大民众带来了罄竹难书的新痛苦？我们可能恰恰是在维护一种已经臭名昭著的制度，人们指责说，这种制度，最起码在一段时期内，使社会上最贫穷、人口也最多的那部分人的境遇恶化了。社会上无所不在的对‘资本主义’的强烈谴责，与下面的信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可否认，竞争性秩序确实带来了财富的增长，但其代价则是降低了社会中最贫穷的人口的生活水平。”[18]】

 

事实上，正是以现代计量史学家的分析为依据的，哈耶克认为，

【“历史的真相是：在1820到1821年间价格下跌之后，总体来说，工人的工资——当然不是每个人的工资——的购买力，确实要比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前要高；由于这一历史事实与传统的看法完全相反，所以，人们根本就置之不理，而历史社会学家从来就不重视统计学家提供的工资和价格统计数据。”[19]】

 

问题是，基于留存下来的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真的就比具有连续性的历史学家的基于更为全面考察得出的结论更为可信吗？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统计方法已经日益发达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统计数据与现实之间往往还是存在很大差距。

 

（三）历史数据分析的局限

 

既然如此，我们如何认识历史上留下来的那些统计数据呢？哈耶克自己曾指出，

 

【“很多现代历史学家的抱负是进行完全不受任何政治上的先入之见影响的纯科学研究。这当然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因为这是学者所肩负的崇高使命，那么，具体到历史学研究，学者们当然需要厘清历史事实……不过，从一开始，在决定什么样的问题值得回答的时候，就已涉入了个人的价值判断。面对一个时期的历史或一系列历史事件，如果没有关于社会过程复杂关系的种种理论，如果没有一定的价值观，能否写出这段历史，实在是大可怀疑。……如果试图编纂历史的学者没有明确意识到，他的任务就是按照一定的价值观对历史进行解释，那么，他即使获得了成功，也只能是自欺欺人，成为他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偏见的牺牲品。”[20]】

 

问题是，哈耶克对历史学家的忠告同样适用于当前热衷于计量分析的经济学家，因为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脱离价值观的实证分析。事实上，哈耶克把过去的调查和文字记录视为是一种文学的夸大，但是，正如S.韦伯夫妇指出的，

 

【“一再发现这种情况的，不是多情善感的慈善家和黄色报纸的新闻记者，而是部会的视察员和议会的调查员。”[21]】

 

试问：这些视察员和调查员有什么动机来夸大贫困现象呢？而且，即使社会整体确实在发展以及人们的工资也在缓慢提高，但也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应得权利获得了相应的增长。事实上，即使社会似乎出现了帕累托改进，但福利增量的分配比例并不是公平的，这也会降低人们幸福感的提升。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时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接受“工资基金说”或“最低生活费说”，这显然表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尽管经济在快速增长，但人们工资或真实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微乎其微的。

 

同时，即使工人的平均工资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而不断提高，这也不一定意味着其生活水平就会有相应的改善。究其原因，工人们逐渐失去了传统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以前有很多不需要购买的生活品，而现在一切都需要支付货币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审视下当前中国社会中那些正在失去土地的农民所面临的糟糕状况就明白了，也就不会如此努力地为不断增长的GDP或工资数字欢呼鼓舞了。更不要说，人们生活环境的恶化并不主要是指物质方面，而是整个生活环境导致了人的福利下降，这种状况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后来的社会主义者作了深刻的描述，而且几乎当时所有的调查都作了描述。为此，多德评论说：

 

【“（计量历史学家们）所做的也包括——或仅仅是——把历史观转化成新古典经济学家能用的工具。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仅‘揭示’假想的市场魔术的运行方式——只要能够运行，则始终运行良好——而且在此过程中，遮遮掩掩地将显而易见的破坏回报给人类（或一笔抹杀）。”[22]】

 

事实上，18世纪的英国国会之所以颁布《公有地围圈法》并用暴力将农民从公地中驱赶出来，目的就是使农民与生存资料相分离，从而被迫进入工厂劳动；进而，这些农民之所以在失去生存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工厂，也就是因为当时工厂的工资非常低，也就是所谓的“最低生活费工资”；更进一步地，工厂之所以给予如此之低的工资以及政府之所以默认甚至鼓励如此之低的工资，也就在于通过低价格取得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进而实现新兴民族国家的发展和扩张。也就是说，在重商主义时期，人们积极逃避工作而政府却实行强迫劳动；这显然与现代社会存在明显差异：人们积极寻找工作而政府却劝导人们减少工作。其原因就在于重商主义时期没有任何劳动法之类的法律保障劳动者的利益，这导致工厂劳动工资并不比其他活动更高，因而人们往往不愿参与工厂劳动；但同时，企业的高额利润又刺激企业主积极寻找劳工，因而政府就会站在企业主角度而推行一系列的强迫工作制度。显然，撇开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单纯地利用数据资料是很难真正了解历史的。为此，甚至深受哈耶克推崇的伯克也很不喜欢当时经济学家的著作，认为当改造社会的活动破坏传统制度时，文化遗产便丧失了，结果大家只关心个人的满足，而忘却了自己对他人和社会整体的责任。他感叹道：骑士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机制而来的是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计算相加的时代，欧洲的荣耀永远消失了。[23]

 

五、计量史学重构历史的潜在问题

 

上述的分析表明，即使试图借助数据分析来揭示历史的真实状况，也不能简单地选择一些局部数字，而是必须尽可能考察所有相关的内容。例如，在考察工业革命时期社会大众的福利时，就不能仅仅看工资指数，而是要注意到价格指数、劳动指数、市场化指数以及基尼系数等。同时，在基于历史数据来评估某个事物的作用时，不能仅仅依据一些孤立的指标，还必须进一步剖析指数之间的逻辑和因果关系，防止将基于数据之间的特定相关性看成因果关系。例如，在评估铁路对工业革命的作用时，就不能单单依据它在GDP中的比重，而是要分析它对其他事物的影响；再如，在理解工业革命的作用时，不能简单看经济增长指标，而是要看它对社会结构、技术变动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影响。

 

然而，阿什顿却认为，历史学家所形成的观点是基于专门分析社会不满的蓝皮书。其实，当局通常是不会故意夸大社会不满的，更不可能选择性地将那些夸大不满的报告在当时就公布于众或者留之后世；相反，那些统计数据更容易伪造，也更不准确。试想，当前中国社会各级政府或有关职能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以及上市公司公布的业绩数据有多少可信度？甚至绝大多数统计数据，连统计者也不知如何使之更准确，因为统计方法和过程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24]相应地，计量经济学家通过数据处理来剖析历史，貌似提供了一些更为严谨而可信的证据，但实际上，其中却很可能忽视了一些全局性的东西。为此，马歇尔指出，

 

【“所有理论家中最为卤莽的和轻率的是那些让事实与数字为他们自己说话的人，也许是不自觉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始终是挑选和组合资料，似乎在告诉我们只要发生在后面的，就是事情的结果。”[25]】

 

相反，历史记录或社会报告对那些抽象掉了其他社会信息的统计数据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补充，它提醒我们，不要轻易为那些统计数据所蒙蔽，而是要从更广、更细的角度来思考历史。

 

因此，计量经济史学家在纠正传统历史观中可能潜含的问题之同时，更应该谨防自身的系统性错误。

 

一方面，人类历史的事件是整体性的。历史的整体性表明，对历史的认知往往是基于某种想象，但这种想象必须是自相统贯的，能够将许多孤立而相关的证据联系起来。相应地，它要求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必须首先要站得高，要能够通览全局。但是，计量经济学家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却试图以各个分立的数据为基础，或者热衷于细枝末节的考据，这种局限于微观实证的研究往往会陷入“盲人摸象”的认知误区。内维尔.凯恩斯就写道：

 

【“如果历史学家想恰当地发挥他的作用，他就应该坦然地努力建立现象之间的联系，探询事物的因果关系。但如果以为不去应用先前已经形成的一般理论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每一宗历史事件能够被分开来研究，因果关系的认定既不需要演绎推理的帮助，也不需要与其他事件的研究做比较，那么，我们已经确认，历史的原因并不会‘在每一个事件中用直接的证据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每一个研究案例中呈现的我们面前的直接迹象，是一系列复杂的事件，其中真正的因果关系纽带可能隐蔽于数不清的各种现象中，所以，每一个观察者会遭遇一头雾水，要发现这种关系只有靠完备的科学知识。”[26]】

 

事实上，当前的计量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看到了表象，甚至是局部的表象，而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无法洞悉历史的演化趋势。究其原因，正如G.弗兰克所说：

 

【“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那么整体本身也会造成整体的部分和片断之间的差异。总之，他们或者由于不愿看见整体，或者由于看不见整体，因而不去看整个画面。因此，他们甚至也无法理解他们考察的那个片断或者他们想加以比较的两个或更多的片断的基本要素。”[27]】

 

另一方面，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连续性的。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表明，对历史的认知需要充分结合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此能力，需要广博的历史知识。相应地，它要求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必须具有历史性视野，要从历史时间来构架理论。但是，现代计量史学的分析却往往把事件发生的时间视为是可逆的，从而必然缺乏历史性；即使计量史学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来研究历史问题，也往往是以过去特定时期的经济活动为对象，而不是考察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意义。何宗武写道：

 

【“解释历史性要解决的问题，最好的方法是问：我们如何走到今天？为什么变成如此？富国为什么这么有钱？而不是问：所得极大化的一阶条件是什么？结构方程式预测经济的表现如何？现代经济学的形式主义，经济预测要求利用及时的量化信息对短期未来的猜测。这种量化预测，没有长期经济成长所需的历史性和前瞻性。”[28]】

 

同时，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表明，人类对历史的认知深入也是渐进的；为此，对历史的研究就需要以前人留下的历史文献为基础，需要充分理解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

 

然而，流行的计量史学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思维：一方面，它往往基于一种抽象的模型或范式，采用一种静态的比较分析来审视历史现象，尤其是将结论建立在静态的成本-收益分析上；另一方面，它又热衷于对局部数据的逻辑处理，并基于这种抽象分析而对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做出新的论断，甚至得出与传统截然相反的新颖洞见。更为甚者，现代计量史学往往还将自身得出的结论是科学的和普遍的，并将由此得出的论断美其名曰为“历史革命”，进而展开对历史的解析甚至重构；而且，越是历史知识匮乏的学人，越是倾向于采用计量或数理分析方法，越是热衷于对历史的重构。这岂非是夜郎自大的表现么？事实上，现代计量史学宣称它的研究给出了完全客观而清晰的认识，从而实现了历史认识的“终结”。问题是，历史本身就是人们基于不同维度、不同资料乃至不同数据的解读，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认识具有明显的相对性，从而也就需要一代一代的学人一直研究下去。吴承明先生强调，历史研究本身就是研究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历史实践，而且，历史上总有认识不清楚的东西，那些已认识清楚的则随着知识积累和时代进步又逐渐变得不清楚了，从而需要没完没了地再考证、再认识。[29]

 

六、计量史学如何促进经济理论发展

 

一般地，描述或真实再现只是历史研究的初级阶段，而更深入地认识历史并从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而为现实世界服务则是历史研究的高级阶段。舒尔茨就写道：

【“经济史的作用不是重写历史。它应该分辨特定的历史经济环境，以达到拓展我们关于经济行为的知识的目的。”[30]】

 

问题是，我们又如何更好地认识历史呢？在很大程度上，这就需要理论和方法的指导。米塞斯就指出，“（传统的观点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描述并再现过去的真实，而且，可以说，如果他以尽可能少的偏见和先决条件来看待各种事件及有关这些事件的信息来源，他将会做得最成功”，但“很久以后人们才认识到，历史学家不能复制或再现过去；相反，他解释并重写过去，而这要求他要运用一些在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之前必须已经具有的思想。在他的研究过程中，即使处理一些材料使他得出了新思想，在逻辑上概念是先于对个别的、独特的和非重复性事件的理解。除非在致力于研究历史来源之前有一个确定的战争与和平的概念，否则就不可能谈论战争与和平。”[31]问题是，我们运用哪种理论来理解历史呢？毕竟任何时代都存在大量相互对立的理论。显然，这就涉及理论的选择和取舍问题。

 

同时，在某种意义上，理论的选择和取舍又需要回到历史，需要通过历史材料来加以甄别。究其原因，社会科学理论根本上不是源于纯粹的抽象推理，而更主要来自对人类历史的提炼和抽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本身就是对现有历史的检验，或者可以从大量历史材料中提炼出更好的理论，而这又依赖于对历史描述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梳理和总结来检验理论、发现理论，进而提高或深化我们对历史和当下社会的认知。这就带来了问题：现代计量史学有助于理论的发现和验证吗？或者说，现代计量史学比传统史学更有助于经济理论的发现和验证吗？在某种程度上，目前的计量分析与传统的史学研究具有极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强调数据的重要性，一个是考证训诂，一个是统计分析。不过，传统史学研究却遭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轻视和否定，被认为缺乏理论性。问题是，现代计量史学的那些分析又具有何种理论性呢？难道它就一定比早先的考证训诂更有利于理论的发展吗？要认清这些问题，就关乎对经济理论本质和要求的理解，也关乎对计量分析特性和功能的认识。这里再加以比较说明。

 

我们知道，经济学根本上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经济理论的研究目的根本上体现为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和因果关系。显然，无论是事物的本质还是事物作用的内在机理和因果关系都不是经验性呈现，而是要借助于人的知性思维加以认知。为此，一个完整的理论研究就包含了四大层次：方法论思维、理论形成，理论表达和理论检验；其中，前两大层次是理论研究的主题，后两大层次则是辅助性的。就此而言，当前经济学人趋之若鹜的数理建模主要体现为对既有理论的精炼和表达，而计量实证则是对既有理论的证实或证伪；它们都属于理论研究的辅助性层次，都无法真正提出的新知识，进而也就无法推进社会科学理论的实质进步。例如，基于归纳的计量分析往往只是得出一些具有严格适用条件的趋势，而无法得出一般性的规律；同时，受各种计量工具和数据资料所限，有限的计量分析甚至也不能简单地证实或证伪一个基本理论。计量分析内在的缺陷不仅体现在对抽象理论的研究和检验中，也体现在对历史数据的处理和认知中，这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计量史学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其实，尽管计量分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收集数据和处理分析，但其研究结论的合理性和可信度却是值得怀疑的。究其原因，在相关数据等资料的收集和选择时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根本不可能包含所有的相关数据等资料，也根本找不全这些资料；相反，往往是为了论证某些观点而寻找一些相关的数据，即使存在一些明显相互冲突的相关数据也会置那些不利证据于不顾，更少有人会对其所引用的数据的真伪性作一番考证。而且，即使目前普遍使用计量方法进行数据分析，这使得数据之间的关系更为精确，研究的结论也更具因果性，但其中的缺陷依旧存在。主要表现在：（1）在计量模型的设立时，变量的选择本身就是非常主观的，特别是基于计量建模的简约性原则，一些非常重要而又无法量化的变量往往被无情地舍去了；（2）在分析主观设定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时，数据的选择本身也具有非常强烈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显然少数一些数据值的偏差将会完全改变计量结果；（3）即使基于计量分析得出了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一些数字关系，但还是无法确定它们之间的因果逻辑，因为因变量和自变量的设定本身就具有主观性。

 

更重要的是，纯粹的计量分析往往是描述性的而非理论性的研究，把它运用于经济史的研究也是如此。正如内维尔.凯恩斯指出的，

 

【“理论知识，即过去所建立的与经济现象有关的一般性命题，会告诉历史学家什么样的事实可能有重要的经济意义。甚至在我们只是历史事件的搜集与整理时，理论的帮助也使很大的……（因为）经济现象极度复杂，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现象需要研究，某些最为重要的东西完全有可能被我们忽视。所以，经济世界的因果性知识给我们提供帮助，使我们能够将那些特别被关注的事实与其他更难观察的事实区别开来”，（而且，）“仅仅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就会受到叙述者本人的理论观点的影响。他很容易重新组合他的事实材料——使得这些材料反映出他自己取向得到的那些结论。”[32]】

 

事实上，如果没有广泛的知识并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所谓经济史研究就只能是文献资料的整理；相应地，研究者根本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经济史学家，而只能是资料管理员。就此而言，所谓计量经济研究也只能是资料的计算和统计，计量经济学家也只能是资料统计学家，进而也就根本无法从其工作中发现有价值的思想。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经济史学与计量经济学基本上都属于同一研究路径，两者都注重材料甚于思想，只不过计量经济学对材料的处理手段更丰富、更精微（当然也可能更偏离实际）。这也意味着，尽管传统经济学积极吸收现代的计量分析工具之后就出现了一门新的科学——计量史学，但这种研究路径本身上并没有脱离原来的经济史学的特征。因此，尽管计量史学往往被宣称为一场经济史学的革命，但连福格尔那样杰出的新经济史学家也承认，

 

【“在旧经济史学和新经济史学之间有一条清晰的连续性的线索。”[33]】

 

也就是说，当前流行的计量史学具有局限于考据的传统史学相类似的局限，都可能仅仅是就事论事而缺乏大局观、历史观和发展观。在很大程度上，现代计量史学之所以贬低传统经济史学，根本上就在于它接受了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客观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把形式逻辑的严密性视为科学理论的根本特征。萨蒙就写道：

 

【“如果一个历史学家接受了通常的证实分析……他可能作出这样的结论：科学发展的过程受到……非证据思考的极大影响。”[34]】

 

而且，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来说，历史提供的经验材料要比数据计算提供的要重要得多。在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理论主要来自对经济史的梳理和提炼。余英时就曾指出，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的事件时往往会兼顾外在性和内在性两个角度，其中，外在性关注的是事物的外在表现，而内在性则要解释事物的内在机理。[35]相反，承袭了自然科学的思维和方法，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局限于事物的外在性上，试图寻找事物之间的一般关系而纳入一个抽象法则之下；相应地，现代计量史学倾向于基于数据处理来分析事物之间的外在联系，从而确立某种相关性。从这个角度上说，历史学家往往比数理经济学家对历史发展进程和状况具有更为渊博的知识，他们剖视历史的角度更宏远，传统史学也比计量史学更能够揭示事物的内在机理的。

 

事实上，为了给经济理论提供尽可能全面的经验材料，经济史研究必须契合广博的历史和理论知识，而不能仅仅基于孤立环境下的数据处理。例如，内维尔.凯恩斯就指出，

 

【“与理论观察相关的经济史的真正功能是批评；这无疑是它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当然，）“历史不仅仅是举例和证明，它也使错误显示出来，指明理论在什么地方离开了应该有的条件和限制”；（也正因为）“经济史使人们懂得了经济理论的实际应用的限制条件。它要求我们注意经济环境特点的变化，它说明，在这些条件发生变化时，调解经济现象的那些原则也在发生变化。”[36]】

 

同样，余英时也强调，

【“若我们纯粹从统计数字与分门别类的眼光来探求人类的经济生活，则所得者只能是一些干枯而无生命的结论；这决不是我们研究经济史的真正目的。既然如此，经济史学家便应该放开眼界从整个文化背景着眼以求真正能了解历史。”[37]】

 

但不幸的是，现代计量史学却不是通过历史史实来发现和修正理论，而是热衷于根据新古典经济学那脱离具体历史的“一般”理论甚至是依据那种与理论毫无关系的“死”数据来“修改”历史。索洛就遗憾地说：

 

【“经济理论没有从经济历史中学到什么东西，并且仅仅历史受到经济理论滋养的同时，也受到经济理论同样的腐化。”[38]】

 

正是由于遵循的经济理论来自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由此展开的历史重构也必然带有深深的历史虚无主义特征。

 

最后，由于囿于一些局部数据，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也就普遍存在着G.弗兰克所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倾向。试问，那些执着于摆弄数学模型的人有几个能够对经济现象发生的机理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显然，这种研究方法也深深地影响了计量史学对经济史的研究，从而就会严重误导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关于这一点，我们可看一段历史学家柯林伍德的话语：

 

【“近代历史学的各种研究方法是在它们的长姊自然科学的方法的荫蔽之下成长起来的；在某些方面得到了自然科学范例的帮助，而在别的方面又受到了妨碍”，（如，盛行的实证主义的历史概念就）“把历史学当作是对于埋在死掉了的过去里面的各种连续事件的研究，要理解这些事件就应该像是科学家理解自然事件那样，把它们加以分类并确立这样加以规定的各个类别之间的关系。这种误解在近代有关历史的哲学思想中不仅是一种瘟疫性的错误，而且对历史思想本身也是一种经常的危险。只要历史学家屈服于它，他们就会忽视他们的本职工作乃是要深入到他们正在研究其行动的那些行动者们的思想里面去，而使自己只满足于决定这些行动的外部情况，——即它们那些能够从统计学上加以研究的事物。统计学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好仆人，但却是一个坏主人。进行统计学上的概括对于他并没有好处，除非他能由此而探测他所进行概括的那些事实背后的思想。”[39]】

 

由此可见，不仅基于计量分析来重构历史往往潜含着严重的破窗谬误，而且试图通过计量史学来完善和重建经济理论也会遭遇严峻的逻辑困境。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甚至认为，经济理论不仅无需接受历史事实的“检验”，而且也无法被历史检验。其理由，一个事实要成为可用于检验理论的事实，就必须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要与其他可获得和可重复的事实同质；但是，每个历史事件却都是变动不居的众多原因的一个合成结果，这些原因之间也无一保持不变的关系，因而每个历史事件就是不同质的，从而历史事件也就不能用于检验或建立历史规律、数量规律或其他形式的规律。[40]事实上，影响社会经济现象的人类偏好、意志、知识以及价值观等都不断在变化，社会环境也在不断演进，因而计量经济学根本无法在人类历史中找出一个不变关系。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通过历史来推动经济理论的构建和发展呢？根本上，这需要运用契合分析和回溯分析等方法，而不能局限于计量方法。

 

七、尾论：反思考据式的史学研究

 

由于计量分析本身存在着强烈的主观性，因而其得出的结论几乎都有待结合其他知识进行审视。事实上，欧美很多史学家对计量史学家得出的结论往往持怀疑的态度，即使20世纪60年代计量史学曾盛行一时，但80年代以降欧美史学界对它的热烈期望就已经逐渐冷淡了。然而，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的兴起，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思维和研究范式逐渐拓展到了其他学科，乃至历史尤其是经济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提供的新方法。在这种氛围下，经济史学家所要作的工作就是寻找新的材料，然而再利用计量工具加以处理，这就是计量分析史学。尤其是，受福格尔和诺思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激励，计量分析史学得以迅速崛起，基于历史数据的细枝末节分析论文得到推崇，而系统性的理论著作则往往以缺乏原始数据而遭到贬抑；结果，传统史学方法就逐渐被否定和抛弃，这在追求“名牌”意识的中国经济学界尤为显著。然而，本章的分析却表明，计量分析史学对历史认知和理论构建都存在严重缺陷，相反，契合多方面的知识的传统史学对历史的理解反而会更全面。事实上，吴承明先生就指出，经济史本来是社会经济史，老一代经济史学家都研究社会，而用经济分析方法特别是计量学方法却把社会给丢了；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勃兴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根本上否定史料考证，将史料视为不可靠，而认为只有用逻辑推理得出来的历史才是真实的。[41]为此，面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尤其是计量史学中极度推崇基于数据的逻辑分析这一流行取向，我们就需要持审慎的态度，需要认真剖析其中潜含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进而更全面地认识历史和把握未来。

 

针对囿于数据作历史考据的流行取向，世界体系史的领军人物G.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就作了非常精彩的反驳。[42]这里简要列举一些精彩之语如下：

 

【“有人会挑剔地指责说，我没有使用（甚至没有能力使用）原始资料。对此，我有几个理由进行反驳。1966年，我把一份有创见的批评墨西哥历史研究中的传统说法的稿件寄给一位墨西哥史专家。他很客气地给我写了回信，但是在信中说，我的稿子没有发表的价值，因为它不是基于原始资料写成的。我把这篇稿子放在抽屉里13年之久，后来因沃勒斯坦邀请我把它纳入由他主编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一套丛书中才发表出来。此时，那位专家写了一篇书评，认为我的这本书不应该出版，因为我所说的东西已经陈旧了，其他学者的新的研究和分析成果已经把我早先提出的看似稀奇古怪的世界经济观变成了公认的流行理论。”

 

“这段经历表明，作出一个历史阐释，尤其是范式阐释，需要什么样的资料。用显微镜进行档案研究会很自然地造成一个问题：它不可能给历史学家提供一个广阔的视野。另外，如果历史学家希望跳出公认的范式，甚至向微观研究的范式发出挑战，那么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当然，如果历史学家迈得步子太大，不可能用望远镜来考证资料，那么他们必然会遗漏某些细节。这就引起下面这种指责。”

 

“有人会指责说，尤其因为缺少足够的原始资料，甚至根本没有察看原始资料，因此我的知识不足以考察世界整体，甚至不足以考察世界的若干部分。……然而，正如世界史专家威廉.麦克尼尔在为我的一本书写的前言中指出的，无论我们把研究课题规定得多么狭窄，我们不可能洞察一切，甚至不可能对任何一件事有‘足够’的知识。”

 

“因此，知识的匮乏（我很愿意承认这种缺点）实际上并不取决于研究课题的狭窄还是宏大。相反，正如本书第5章所援引约瑟夫.弗莱彻的说法，正是由于人们普遍不愿意作‘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研究，才导致了历史狭隘乃至极其匮乏。”】

 

G.弗兰克的这段话语曾经引起笔者的由衷同感。事实上，笔者曾经从事过一段时期经济史的研究，也曾在上海档案馆以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南京）呆过一年多的时间，期间翻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以努力寻找能够增进自身洞见的第一手材料。在很大程度上，硕士论文就是以这些第一手材料为基础的，为此硕士导师评价说：内行一看就知道是下了很多功夫的。问题是，功夫确实是下了，但笔者却非常心虚；究其原因，花了这么长时间内，自己的社会认知却似乎并没有多少提高。这种感觉就如笔者后来转向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的初期因主要偏重一些统计分析而产生的感觉一样：心理对自己的研究结论根本就没谱，更不要说从中提高自己的社会认知了。那么，学问究竟是做给别人看的，还是为了自己的求知呢？正是源于这种内心的焦虑和痛苦，笔者最终转向理论的探索，并积极从前人所积累的知识中汲取营养，而不是局限于常规分析范式的数据处理。

 

当然，需要指出，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深入剖析目前流行的计量分析史学所潜含的缺陷，但并不是要否定计量史学，更不是要否定历史研究中对计量这一工具的运用；相反，本文的反思更重要是对目前的流行取向提出一种告诫，不要简单地将计量史学视为客观和科学的，并由此来压制和排挤其他方式的历史研究。其实，选择何种研究方式往往体现出一个学者的学术风格，这除了跟自身的学术目的有关外，更主要就与自身的知识结构有关。譬如，当笔者刚刚涉入经济史的学习和研究时，经济理论和历史知识的积累非常贫乏，对学术发展和自身认知也充满困顿；相应地，在接触到了刚从西方传播来的新经济史学及其计量分析理念后，就积极主张经济史研究走新经济史学特别是计量史学的道路。但是，当时拥有广博历史知识的经济史学者对这种新兴的方法却普遍持反对态度，他们给我的理由是：中国已有一些教授也在走这条道路，但似乎并没有得出什么有说服力的新观念。不过，时事异也，随着老一辈经济史学者逐渐淡出学术界，年轻一辈的经济史学研究者因为缺乏足够的史学功底而接受并推广现代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计量化研究方式，主张经济史研究也应该走计量化道路，进而又反过来“迫使”还留在学术界的老一辈经济史学者接受这种研究方式。与此同时，随着知识的积累以及对经济学科认知的深化，笔者却对计量史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时刻提醒嵌入在这种研究方式中的破窗理论谬误：在很大意义上，计量史学家可以就历史事件和变量之间给出量化分析和描述，但由此获得对历史的论断却应该非常谨慎。

 

注释：

 

[①] 当然，诺思早年也曾从事计量史学研究，包括1961年出版的《1790年至186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和1966年出版的《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一种新经济史》等，但他后来转向了用新制度经济学以及产权理论来解释和理解经济发展史，如1971年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1973年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和1981年的《西方世界的兴起》等，后者对经济学尤其经济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关于福格尔和诺思的学术路向差异，也可以参见布劳格的介绍（布劳格：《凯恩斯以后的100位著名经济学家》，冯炳坤、李宝鸿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9、275页）。

[②] 赖建诚：《经济史的趣味》，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③] 朱富强：“警惕经济分析中嵌入的非历史倾向：阿西莫格鲁等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审视”，《经济纵横》2018年第4期。

[④]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182页。

[⑤] 吴承明：“谈谈经济史研究方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⑥] 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重武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78页。

[⑦] 鲁道夫.吕贝尔：《工业化史》，龚鸣钟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⑧] Fogel R.W., 1964,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Econometric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⑨] 赖建诚：《经济史的趣味》，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

[⑩] 以上参见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陈国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11]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33页。

[12] 说明：这里的主要目的是对新古典经济学视角导向的新史观所依据的“事实”和逻辑进行批判性审视，由此来揭示出仅仅基于统计数据的计量分析来认识历史所潜含的片面性，而不是要对工业革命这一具体历史事件给出确切的论断或评价，从而也就不再囿于对历史文献尤其是最新文献的系统梳理进而对不同观点进行辨析。

[13] 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

[14] 转引自哈耶克：“导论：历史学与政治”，载哈耶克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5] S.韦伯、B.韦伯：《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秋水译，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01年版，第8-9页。

[16] 阿什顿：“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态度”，载哈耶克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17] Allen R., 2011, Global Economic Hist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 University Press, P.360; 参见王珏：《技术与国家地位：1200-1945年的世界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93页。

[18] 哈耶克：“导论：历史学与政治”，载哈耶克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19] 哈耶克：“导论：历史学与政治”，载哈耶克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20] 哈耶克：“导论：历史学与政治”，载哈耶克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21] S.韦伯、B.韦伯：《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秋水译，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01年版，第9页。

[22] 多德：《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一种批判的历史》，熊婴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注释。

[23] Burke E., 1955, Reflection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New York: Bobbs-Merrill, p.86.

[24] 朱富强：“GDP数字能够说明什么”，《广东商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25] 转引自J.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党国英、刘惠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

[26] 转引自J.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党国英、刘惠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

[27] G.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64-65页。

[28] 何宗武：“经济理论的人文反思”，载黄瑞祺、罗晓南主编：《人文社会科学的逻辑》，松慧文化2005年版(台北)，第431页。

[29] 吴承明：“谈谈经济史研究方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30] 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姚志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31] 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梁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32] J.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党国英、刘惠译，华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页。

[33]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

[34] 转引自劳丹：《进步及其问题：科学增长理论刍议》，方在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

[35] 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页。

[36] J.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党国英、刘惠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

[37] 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5页。

[38] 转引自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5页。

[39]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19-320页。

[40] 罗斯巴德：“人类行为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方法论”，载多兰主编：《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王文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41] 吴承明：“谈谈经济史研究方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42] G.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71-72页。

 

【朱富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本文的主要内容载《学术研究》2019年第7期，作者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