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我们对马克思谈论得太多了，而阅读得则太少了！

 

　本文系作者即将出版的新著《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马克思》一书的第16章。

　　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爆发了。那一年，马克思53岁，而此时《资本论》第一卷已经出版近5年了。

　　“巴黎公社运动”并不是恩格斯所设想的发生在工厂里的工人罢工斗争，而是一场城市运动，如果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述的话，那就是：它不是发生在“生产领域”里的斗争，而是发生在“社会再生产”领域里的斗争。

　　什么叫社会再生产领域呢？与“生产领域”相区别，“再生产”是指人们的社会生活领域，今天，它主要特指住房、教育、医疗、养老这几个领域。

　　此前，资本投资主要是通过“生产领域”里的剥削来榨取剩余价值，但是，随着生产领域里“一般利润率”的日益下降，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冲动，开始从生产领域转向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而首先就是转向了城市里的房地产业。

　　资本主义是在城市里发端的，它极大地推进了城市的扩张，城市扩张带动了资本和投资的扩张，而城市的改建和扩建，既推动了资本的积累，却也总是与城市的高负债联系在一起。同时，在拆建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制造着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环境问题，大量的公共资源被资本家和开发商占据了，从而酿成了不断上演的城市危机。

 

　　《共产党宣言》指出了城市无产阶级的处境，而这种观察超越了生产领域，而进入到社会再生产的领域：“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时，马上就有资产阶级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向他们扑来。”如今对劳动者进行剥削的，已经不仅是工厂主，也包括店主和房东、经营房贷的银行和中介，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的压力，日益成为束缚城市劳动者的枷锁。现在，无产阶级斗争的目标已经不仅是夺回工厂，而是要夺回城市，要使城市按照劳动者的意志，而不是资本家和开发商的意志组织起来。

　　在希腊和罗马，城邦就是“公共事业”的代名词，“条条大路通罗马”，而象征着罗马公共事业的，不仅是壮丽的罗马公道，而且也包括会堂、剧院、广场、公共浴场、运动场。而巴黎同样也是一个由广场和大道等公共空间构成的城市，但是，随着路易·波拿巴这个空手套白狼的“流氓无产者”所代表的金融骗子们上台，巴黎的公共空间却日益被摧毁了。

　　房地产业的实质就是公共空间的私有化。它的发明者便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流氓无产者”路易·波拿巴，法兰西第二帝国成立后，路易·波拿巴任命高利贷者富尔德为财政部长，同时任命股票投资商奥斯曼负责巴黎的市政工程建设，使房地产业成为巴黎的支柱产业，于是，街道被斩断了，公地被侵占了，经过几轮房价暴涨之后，巴黎的地产业和金融业崩溃了。1871年的巴黎所面临的危局就是：它不仅是一座被普鲁士占领的城市，而且更是一座财政完全破产、陷入全面负债的城市。这就是“巴黎公社运动”爆发的历史背景。

　　只有公社才能拯救巴黎。而巴黎公社运动的口号是：劳动者要夺回巴黎，必须按照劳动者的意志建设、管理巴黎。

　　巴黎公社本想请马克思写一个成立宣言，而马克思却以做学问的态度写了三稿，等马克思把稿子写完，公社已经失败了，公社的宣言就这样变成了公社的悼词。

　　这篇伟大的“悼词”就是著名的《法兰西内战》。

　　《法兰西内战》这篇文献究竟讲了什么呢？这篇文献的核心，讲的是“社会”。

　　什么是社会？“社会”原本是一个罗马词，即拉丁语的Socius：它的原意是“一起吃面包”，后来又引申为合伙、伙伴、搭伙，孙中山先生当年用“民生主义”来翻译“社会主义”，他说：“民生主义”的意思就是有饭大家吃，这就非常确切地抓住了“社会”（一起吃面包）的含义。而最早把Socius、Social 一词翻译为“社会”的，是日本人福地樱痴（Fukuchi Oichi），但他的这种译法则太过抽象，反而失去了这个词的原意。

　　实际上，社会既是“一起吃面包”（人人有饭吃），也就是大家吃饭的那个“锅”。而“锅”则形象地道出了“社会”的另一面，即人们共同生活所必须的“公共产品”。

　　什么是“公社”呢？马克思说，公社是人们为了生产和分享公共产品而组成的自愿、自由的联合体。公社，是与国家和市场完全不同的组织方式，因为后者是“被动的联合”。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马克思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就是说，市民社会，是被迫的、被动的联合，“社会化的人类”或“人类社会”则是人们主动的、自愿的联合。当着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共同利益，并按照人类的共同利益，自动的、自愿的组织起来的时候，这样的组织方式，就叫做“公社”。

　　巴黎公社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它第一次现实地说明：人们为了共同利益，自愿、自觉地组织起来，是完全可能的，也完全可行的。而从那以后，发生在俄国彼得堡、莫斯科的“十月革命”，以及发生在美国的反越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西雅图反对伊拉克战争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是“巴黎公社运动”的继续。

　　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从创建社会——即劳动者自愿的组织入手的，比如说，中国革命就是从创建工会、农会、青抗会、妇救会、儿童团、识字班起步，最终把一盘散沙的中国组织起来的。如果说国家的功能是富国强兵，市场的功能是发财致富，那么社会的功能就是“谋幸福，送温暖”，就是“劳动人民自己组织起来，帮劳动人民一把”。

　　马克思说，人的活动绝不仅是生产与工作，人还必须有吃有喝、有住处、有病能看、能结婚繁衍后代、能休息和娱乐，能通过文化教育事业提升自己——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她）才能从事生产和工作。与前者（物质的生产）相联系，马克思把后者称为“社会再生产”。他说，“社会再生产”构成了物质生产活动的前提，因而“社会”构成了“市场”的基础，经济活动、生产活动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却正在破坏这个基础，“市场”正在瓦解“社会”。

　　在巴黎公社之前，人们只知道有国家和市场，而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也不知道社会怎样发挥其功能。即使今天，人们往往也搞不清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荒唐地认为，只要市场就可以了，国家与社会是完全不必要的。实际上，这些人完全错了。

　　马克思思考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这样的人既不是神也不是机器，而人的一生其实只有四件事：生老病死。可惜，这四件事恰恰都是市场不管的，而国家即使想管也管不过来，于是，管这四件事的，只能是社会。

　　为什么说市场不管这四件事呢？因为亚当·斯密早就指出：市场的主体，是指“有能力的交换者”和“有效需求者”，而老弱病残是“没有能力”的交换者，穷人不是“有效需求者”，因此，他们理应被排除在市场之外。试想，如果把教育、医疗和养老统统交给市场，那么大部分老人和孩子就惨了！因为他们是市场里“没有交换能力”的弱势。

　　为什么这些事也不能全靠国家呢？因为马克思说，国家本质上是强制性的力量，是暴力机器，国家只能是按照既有的等级秩序去强制性地分配资源，它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均、造成公共资源分配的等级化。何况国家是管内政外交等大事的，国家确实没有能力对老百姓的“小事”管得那么细。

　　那么，什么是公社呢？公社的本意是社区。实际上，平民（commons）这个词，跟法语中的“大多数”（communes）相同，指的都是“社区”；甚至“下议院”真正的现代译名，也应该是“社区（包括郡、自治市）议院”。因此，“巴黎公社运动”其实就是巴黎“社区运动”。而巴黎公社的开创性成就，就在于提供了一个劳动者自己组织起来管理城市公共事务的方式：即按照街道社区、行会和工会层层结合，最终建成一个高效率的城市管理网络。

　　社区是基层群众的自愿组织，它与国家组织是不同的，与市场组织更是不同的，这种“主动的、自愿的联合”只能采取平等的、公开讨论的方式采取行动，而它的源头就是希腊城邦议会，罗马共和制度，就是按照“城邦社区（议会）”的方式构建起来的。巴黎公社正是现代无产阶级的新罗马，公社也建立了罗马式管理公共事业的组织——人民委员会，罗马元老院由全体公民选举产生，可随时罢免，不拿薪水，而人民委员会则由劳动者选举产生，可随时罢免，只拿普通工人的工资。

　　人民委员会真正体现了“罗马议会”（communes）的实质，而它管理的对象，主要就是社会再生产的领域，或者说，就是孙中山所谓的“民生领域”,也就是公共产品的提供与分配：保障面包的充足，交通的畅通，公租房、幼儿园、医院的建设等等。即必须保证这些领域是非盈利的，是对所有公民平等开放的，是人人可以享受的基本人权。

　　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吗？其实想一想林肯的名言：民治、民享、民有——这已经十分近乎“巴黎公社的原则”，而林肯说这番话的时候，恰好正是巴黎公社运动爆发的时代。但是，正像巴黎公社被残酷镇压了一样，林肯也被枪杀了。

　　资本主义号称富裕，但却穷得养不起“社会”，即养不起学校、幼儿园、医院和养老院。在那里，“社会”不是基础，而是负担和包袱，那个制度穷得甚至连空气都不能免费。而马克思骄傲地说：巴黎公社最大的管理成就之一，就是多年积存、遍布巴黎各个角落的垃圾，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清理完毕，只有在公社统治那短暂时光里，巴黎才变得干净整洁、夜不闭户、大道通衢，在公社执政时期，面包的供应从未发生短缺，而原本盗匪横行的巴黎竟然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无产阶级靠立足基层的群众自愿组织来随时解决一切问题，而那正是罗马传统在当代的复活——马克思骄傲地说：想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吗？这就是了！

　　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建设城市，无非就是把金融和房地产业结合起来，把城市当作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就是公共空间的私有化，就是把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转变为赚钱的工具。而按照社会主义或“巴黎公社的原则”建设、管理城市，则要求把教育、医疗、养老、环境、公租房等“公共事业”放在首位，起码必须保障每个公民在人生起点（教育）和终点（养老）这两个方面的机会平等和均等。资本主义发展方式虽然能在一瞬间造成许多高楼大厦（随后使地产泡沫崩溃并造成“地方债”的烂摊子），但历史证明，它在教育、医疗问题上则永远一筹莫展，两相对照，两种发展方式究竟哪一个更有优越性，就是不言而喻的。

　　毛泽东主席晚年，主张全党要认真学习《法兰西内战》这篇文献，并将此视为自己的一项政治交代。

　　毛泽东为什么要我们读《法兰西内战》？他的政治交代呢又是什么呢？

　　我想，他的政治交代无非是两点。

　　第一，他是提醒我们的党必须认识到：“社会工作”，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长项”，而且更是中国共产党获得人民的信任与拥护的根本法宝。

　　而所谓社会工作，又不外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使人民自觉自愿地组织起来，这就是所谓来自人民、依靠人民的真正含义，而它的具体工作方法，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而社会工作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这表现在，我们在建国之初，就致力于建立覆盖城市公费医疗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普及教育，建立农村“五保制度”等等。我们党之所以得人心，原因就在于此；我们党之所以叫马克思主义政党，原因也在于此。

　　而这一切，都是“巴黎公社原则”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发展，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东西。而毛泽东的政治交代，首先就是指：他要把这份“马克思的遗产”、社会主义遗产，郑重交到我们的手上。

　　第二，毛泽东通过总结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阐释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互相促进的论断。这突出地表现为他所提出的“生产关系的改革，反过来会对生产力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说：我们把生产关系搞好了，理顺了，生产力的发展就会上一个新台阶。因此，当着经济发展遇到瓶颈与困难的时候，完全不必惊慌失措，这时正好可以及时把工作的重心转向社会建设，转向生产关系的调整，如此去做，则会为下一步生产力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证明了他提出的这个科学论断。1956年以来，尽管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由于我们致力于建设完善的社会体系，消灭了长期肆虐的各种疾病，普及了教育扫除了文盲，培养了人民的组织能力，维护了各民族的大团结，最终则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造就了大规模的高素质的劳动力，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雄厚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所谓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实践，其核心也就是正确地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即使我们经济的发展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但只要我们能够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时地推动社会建设的大发展，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能够致力于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那么，就必定会为下一个阶段经济的大发展夯实基础。1956年以来的生产关系大调整是如此，而1997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内三千万职工下岗，我们及时推出社会保障体系和全民医保体系的建设——我们的一系列战略调整同样也是如此。

　　怎样理解今天经济的“新常态”？我认为，这里的核心依然是如何辩证地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之间的辩证关系。

　　当前老百姓最不满意的是什么？恐怕就是医疗、教育、养老和住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这些关乎社会再生产的领域，不应该成为资本榨取的对象，而应该成为我们社会工作和社会建设的着力点。一旦把这个领域的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了，一旦把社会建设搞好了，使我们的人民没有了这样、那样的后顾之忧，生产与消费的增长点就会产生出来、涌现出来。

　　为什么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

　　最简单地说，第一，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走群众路线，不走精英路线。第二，是因为我们能够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处理好发展中的各种矛盾，特别是处理好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第三，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运营公共资本，积累公共财富。

　　关于这最后一点，我们在下一节里会集中论述。

　　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学说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这就是因为：人口很多，资源有限——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因此，共同分享资源，这不仅是我们的理想，也正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正像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那样，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方才把中国文明视为“天然的共同体”；而且他还说：为了维护这个古老的文明、古老的共同体，中国人民就必须去为创造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而不懈奋斗。

　　我们应该把一切，看作那位伟大的“西方圣人”对于中国文明和中国人民的深切期待。

　　马克思晚年过着平静的生活，专心构造着他的经济学大厦，只是，他不告诉恩格斯何时才能够完成自己的伟大著作，甚至不让他看自己的手稿里面写了什么。他写了很多很多，稿子堆成了山。直到恩格斯放心地认为：完全不用催他了，所谓“拖延症”，那只不过是天才特有的禀赋，而马克思这个天才一定最终会把一切搞得妥妥的，最伟大的思想，总是在最后才会作为“凯旋乐章”喷薄而出的。

　　现在钱不是问题了，时间似乎也不成问题了，晚年的马克思已不再颠沛流离，而是在伦敦市中心的一所巨大的房子里面平静地工作着，但是，如今出现问题的却是马克思的健康。

　　1881年12月，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去世了。1883年1月，马克思的第一个孩子——他最钟爱的小燕妮也突然去世了，这给了老马克思最沉重的一击。这一年的3月14日中午，马克思在工作之后打算上楼休息一下，而当恩格斯按照惯例在下午来拜访他的时候，他却发现整个世界一下子都陷入了黑暗。

　　对于全世界的劳动者，乃至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最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恩格斯流着眼泪下楼宣告：马克思永远地睡着了。

　　马克思逝世了，享年65岁。在春寒料峭的时节，“这个世界上最被污蔑和诽谤的巨人”倒下了，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的车衣厂，从加勒比的奴隶种植园到中国贫困的黄土高原，依然在寒风中奔走的全世界劳动人民，从此永失导师，从此丧失了他们共同的亲人。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在丧失了思想和言论的发言人之后，无产阶级是否会重归沉默无声的历史境遇呢？在丧失了思想和言论的发言人之后，无产阶级是否会重归沉默无声的历史境遇呢？在丧失了马克思这伟大的大脑之后，无产阶级这个历史巨人是否也会轰然倒下呢？

　　马克思就这样永远地睡着了，巨变到来的如此平静，平静得毫无征兆。

　　这可慌了恩格斯，《资本论》那个手稿写得究竟怎样了呢？

　　恩格斯拿来手稿一看，真是欲哭无泪啊！这个伟大的左撇子留下的手稿里有些文字认不清，其中一些伟大的篇章还由于洒上了咖啡而变得面目全非。于是，恩格斯知道，从此以后，自己只能在没有天才和导师的黑暗世界里，独自摸索前行了！

　　如果说马克思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耶稣基督，那么，恩格斯就是无产阶级的圣保罗1，圣保罗创造了《圣经》，恩格斯则完成了《资本论》。恩格斯竭尽全力总结出马克思的部分遗稿，他把自己的后半生都花在了这项工作上。《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都是恩格斯替马克思总结出来的。

　　马克思去世以后，飞利浦公司的第二任资本家，他虽然不肯为《资本论》法文版出一分钱，但却对马克思手稿很是在意，飞利浦公司四处搜求马克思的手稿并封存起来。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斯大林采用了各种办法，把马克思的大量手稿从荷兰、德国安全转移到了苏联，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正是这些被保留了下来的电光石火般的文字，使马克思的形象永生。

　　对马克思的思想著作有着深刻洞察和创造性理解的习近平主席这样指出：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75.】

　　为什么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呢？因为正确理解马克思，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而“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则是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最好方法。实际上，我们对马克思谈论得太多了，而阅读得则太少了！而阅读经典这项工作，甚至应该“从娃娃抓起”，因为只有人生的第一个扣子扣好了，其余的扣子才能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