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都是伟大的反帝反封运动。辛亥革命成功了，也失败了，中国知识界的不少知识分子陷入烦恼之中。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显示出强大的组织力战斗力，让苦苦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知识界感受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走出烦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实现了人民立场的转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五四运动中的人民立场的转向，给那一代共产党人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相当深刻的思想印记，成为人们理解党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革命多个历史阶段中的方针政策的线索，成为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一把钥匙。中国共产党人是五四精神的最优秀的继承者。五四时期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人民立场的转向，一直影响到当代中国的政策导向和政治话语。
今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百年祭。百年前发生的这场席卷全国的伟大的爱国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百年来，一切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新的事物和新的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五四时期发生关系。从那时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深入人心，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占据了主动，改变了中国人的语言和思维习惯，改变了一个东方大国里亿万人的生存状态。五四运动前后，思想界有不少知识分子发生了人民立场的转向，突破了辛亥革命后的烦恼，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本文着重探讨的是五四时期的思想界如何超越辛亥革命后的烦恼，实现了人民立场转向，锻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
一 辛亥革命后的烦恼
此时期的鲁迅是烦恼的。他描写自己“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而陷入“无可措手的”悲哀和寂寞，不得不在中国思想界执戟独彷徨。鲁迅曾以凝重的笔调叙述自己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悲凉、苦楚的心理状态：满怀希望地迎接辛亥革命的胜利，眼见革命后的诸多事变，过去的希望、欢欣变成现实中的失望、苦闷。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3] 1925 年又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4]。他以文学家的眼光和思想家的思想高度，全面总结和反思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他通过小说《药》中食用革命烈士人血馒头的场景，用《阿Q正传》里主人公悲剧的一生，刻画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群体的不觉悟，哀其不争。具有先进思想的鲁迅心生悲“哀”，其“哀”源于鲁迅寄改造社会希望的阿Q、华老栓等民众，在中国反动的统治阶级的极端政治、极端文化统治之下，已缺失了抗“争”反动统治改变自己悲惨命运的能力，不得不接受着无情的压迫。鲁迅心系苦难的精神麻木的民众，这些民众，包括《故乡》里的木偶般呆滞有苦说不出的老年闰土，包括了《祝福》里的饱受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压迫欺辱倒悬于苦难中的祥林嫂。当然，此时的鲁迅，怀疑的眼光是有的，頹唐情绪也是有的，但不致于绝望。此时复杂的心情，鲁迅用“绝望之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作了描述。他在寂寞中依然对热情者表示同感，暴露旧社会的病根，“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5]
在五四时期之前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被放置于历史舞台的中心，人民群众推动历史的巨大作用被淹没于帝王将相的历史伟业之中。在五四运动中，人民群众变革世界的威力得到较为充分的展示，过去被人忽视的劳动人民的革命热情，强烈震撼了苦闷中的中国知识界，促使知识分子重新打量、评估劳动者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正是因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这批知识分子，突破了辛亥革命后知识界思想苦闷的困境。五四运动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作用在于：一大批先进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前后经过各种社会思潮的比较和现实实践的选择，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践行马克思主义，在民众中积极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农运动的结合，为不久以后成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工人阶级为阶级基础的中国共产党，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并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展示出改天换地的作用。
五四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但五四运动伊始，由于没有工农的参加，仅局限于知识分子参加，反帝反封运动的声威受到一定影响。一直到6月3日、4日、5日，大批的学生走向街头，抗议卖国政府，数百学生被捕。这场大拘捕，骇人听闻，天怨人怒，激起全国各地各界的强烈愤慨，五四运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一时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广大人民群众正义凛然地投身于爱国运动来，爱国斗争渐成燎原之势，全国绝大部分省区、百余个大中城市卷入到这场洪流之中，尤以产业工人聚居的上海爆发的六三运动规模最大。6月5日，上海工人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上海商人也举行了罢市。一些地方的工人、商人积极响应，推动了斗争的发展。有了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参加，运动的反帝反封的彻底性充分表现出来了。毛泽东说：初期的五四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7]由于广大无私无畏的工人阶级表现出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五四运动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爱国运动，强烈地表现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性质。
老一代革命家董必武在五四运动中受到了这种思想的洗礼。他一度秉持英雄史观，曾经将变革社会的希望寄予高级军事将领身上，热心搞兵运工作，而在轰轰烈烈的群众性五四运动中，历史观发生根本性变化。他体会道：“中国以前从事革命工作的人，多半偏重上层的改造，而忽视民众的组织。辛亥革命，虽然颠覆了清朝统治，而民众的势力太薄弱，民众的组织太不完备，不不能够拥护革命政府而铲除反革命势力，所以不久便与反革命妥协而终于失败了。”[12]在参加五四运动活动中，亲眼见到工农群众的力量，在加上十月革命的鼓舞，董必武领悟到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少数英雄和圣贤，不是神仙皇帝，而是普通人民大众，才是决定历史和国民成败的决定力量。他曾回忆道：“五四运动发生后，我因革命工作新策略新方法而纳闷，于是同朋友们商议这些问题。”“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我断定单在军队中做秘密工作是无用的，必须为人民运动打下基础。我们总是做军事将领的工作，而军事将领通常都变节背叛，因为他们对革命无所理解。我们从来不去做普通士兵的工作，甚至也不做普通土匪的工作。……我断定，革命必须有一个真正的群众基础”。[13]他认为，过去远离民众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了，应改为一种能够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方法。”[14]中国要革命，就是要唤起民众，接近群众，组织民众、依靠民众。董必武义无反顾地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方法实现彻底的决裂，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奋然前行，自觉地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者。参加了共产党成立大会，进一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
五四运动以前的毛泽东，极力推崇圣贤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著作《理想国》里描写的“哲学王”治理国家一样地期盼“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横空出世，担负起扭转乾坤的历史重任。而在五四运动中，“他开始看到过去他没有发现的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开始觉得许多人虽然‘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从而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民众联合的基础是什么？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利益’。” [19]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他的这篇文章，改变了过去常用的词汇“我”而大量使用了“我们”一词，表明他已突破了个人奋斗的“小我”，转向内涵为人民群众“我们”。此时的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不再看重个人的力量，而是寄托于民众中，依靠千百万民众的大联合，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
三 从人民立场到以人民为中心
1921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里，提出“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24]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里，提到组织工人，成立产业工会，“教育工人，使他们在实践中去实现共产党的思想。”[25]在1922年7月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地提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队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26]当党内外出现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责难时，五四时期确立的人民大众立场决定了毛泽东旗帜鲜明地站在农民运动一边，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赞扬了“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27]的农民运动，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指责。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面对敌军围困万千重，信心满满，潇洒地“我自岿然不动”，其原因在于毛泽东有了保护自己消灭敌人的“铜墙铁壁”，这个铜墙铁壁不是钢筋水泥修筑的碉堡，但比钢筋水泥修筑的碉堡还要坚固千万倍，因为这个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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