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要素生产率不是增长问题，也不是增长的分配问题，直接就是财富的国别分配问题，是由技术进步引发的、以知识产权、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为工具，并由国际政治、国际军事斗争配合的、不正当的国别分配问题。赃物市场和赃物私有制是其制度根源，不正当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其制度基础。
1957年，索洛在研究前50年美国经济增长时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另外的87.5%的产出无法用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来解释。他用外生的（即不是由经济过程本身决定的）技术进步对那部分不是来自劳动和资本投入的产出“余数”做了说明。于是，索洛余值理论诞生了，并演化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
按照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全要素生产率所说的额外增长也被比作天上掉馅饼，但巨大的不明增长真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吗？全要素生产率究竟是个增长来源问题还是个财富的分配问题？
一、全要素生产率是个伪命题
全要素生产率与人们的经验和常识不符，说明它是个伪命题：
首先，它与垄断世界硬通货，尤其是充当世界的中央银行，也能带来巨大的不明增长的共识不符。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道理。既然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来源于垄断世界硬通货，那么全要素生产率来源于技术进步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
其次，它与新中国两个三十年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经验和常识不符。新中国两个三十年高速经济发展和飞快技术进步证明，全要素生产率是个分配问题，是一个依靠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知识产权，对世界财富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问题。
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前三十年低，甚至为负数是因为几乎没有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知识产权，我们基本是孤立的，没有参与世界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基本上没有获得额外的增长，也基本上没有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知识产权带来的财富流失；后三十年较高是因为有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知识产权，我们参与了世界财富的分配。
所以只是较高而不是高，是因为我国在知识产权垄断、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决定的。
以知识产权垄断为例：中国作为产品国，一方面花钱从发达国家“租借”知识产权；一方面在对资源国的贸易中又可以向资源国“转租”知识产权。通过“租借”和“转租”知识产权，中国可以赚个差价。这个差价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之一。蔡昉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从 1995年－2009年每年以3．9％下降到了2011年－2015年时期的3．1％”。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进出口增速降低，中国赚的“差价”少了。”当然，产品国为转租知识产权进行的相互竞争越来越激烈，导致转租价格降低也是全要素生产率降低的原因。
再次，其它因素也能带来巨大的不明增长，比如输出民主、掌握教育现代化的标准等，不能因为经济学解释不了就无视其存在。
综上所述，全要素生产率与人们的经验和理论不符，是个收入分配问题而不是增长问题，因此是个伪命题。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知识产权垄断来源
技术进步引起的财富增长实质上是个财富增长加财富分配和再分配问题。纯粹财富增长可以用要素投入增长带来的增长来说明，而财富的国别分配带来的额外收入和额外增长则不能。就财富分配和再分配问题来讲，
首先是财富中信息财富（比如技术）的占比增加，资源以及普通产品的占比减少。其次是财富的国别比例发生变化，发达国家的财富增加了，其他国家的财富则减少了。这种分配可以从技术更新、知识产权不正当垄断以及人为扩大信息财富在总财富中的占比三个角度认识。
（
一）、技术更新带来的财富分配
知识的增长不是通过知识的积累而是通过知识更新完成的。这决定了：
1、相对于旧技术对应的旧知识产权，新技术对应的新知识产权发生了价值增值。这是一个价值增长和新财富的分配问题。这个价值增值分配给了新知识产权的所属国。
2、知识更新意味着新技术取代旧技术，以及与之对应的新知识产权淘汰旧的知识产权，使其贬值甚至归零。这意味着财富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再分配，即一国的技术进步和财富增长导致他国的相对技术退步和绝对财富减少。这不同国家财富的一增一减，不能通过计算一国的GDP得到说明。其中，至少技术进步国的财富增长中对应他国财富减少的那一部分，就不是通过增长取得，而是通过分配取得。假设技术进步国的货币币值不变，由于技术进步国同时是世界硬通货垄断国，这种分配就可以通过该技术进步国货币升值转移到该国，该国为了汇率稳定，就可以通过增发货币并让增发的货币在体外循环，保持国内物价稳定，具体做法是增发货币买进口货或者对外贷款或者廉价收购他国优质资产等等。这部分收入就是不能要素投入增长解释的额外收入。另外，技术进步带给技术进步国纯粹的价值增值，也包含了不能要素投入增长解释的额外收入，收入总额完全可以大于能用要素投入增长解释的数量，超出的量便贡献了全要素生产率。
（二）、知识产权垄断带来的财富分配
世界经济交往包括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这决定了谁垄断了知识产权和世界硬通货，谁就垄断了世界经济交往，谁就可以通过垄断获得额外收入。以知识产权垄断为例，依技术进步水平划分，全世界分为发达国家、产品国和资源国。产品国只是“租借”了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进步，通过转租从资源国获得额外收入。发达国家则通过直接的国际贸易从产品国与资源国同时获取额外的GDP。资源国则承担了知识产权垄断带来的所有额外损失。
通过知识产权垄断，发达国家不仅可以获得投入增长带来的巨额垄断利润，而且可以获得非投入增长带来的额外收入。为什么知识产权垄断带来的额外收入不可计量为投入增长带来的增长呢？因为
这些额外收入是通过发达国家、产品国和资源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话语权综合性博弈实现的，知识产权垄断只是获取这些额外收入的工具之一和条件，无法或不能正常计入投入增长带来的增长，只能理解为所谓纯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另外，知识产权垄断带来技术垄断行为，特别是通过合法而不正当的知识产权布局等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给产品国和资源国的技术进步造成不当障碍和经济损失，形成发达国家损人利己的收入。这些收入去除投入增长带来的增长就是发达国家的额外收入。
（三）、通过提高技术在全世界财富价值中的占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或知识产权的价值与其垄断程度和需求程度成正比。
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控制技术或知识产权的垄断程度和需求程度来提高技术价值在整个财富价值中的占比，然后通过金融等手段占有这些价值。这也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来源。提高技术或知识产权的垄断程度的方法有包括贸易制裁的各种制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国际条约（如TPP）、推动各国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等等。提高技术或知识产权的需求程度的方法也有很多，比如一场战争就可以提高军火的价格和需求。再比如垄断现代大学的标准、大学排行榜和顶端科研杂志就可以垄断世界名牌大学，利用名牌大学的品牌优势高价招揽全世界的学生。这是一个利用强化对名牌大学需求，借以谋取额外收入的成功例子。“美国每年的外贸逆差大约5000亿美元，恰好是中国的留学生要付出的成本。”[1]美国的大学真的那么好吗？显然不是。不说其哲学和社会科学本质上是伪科学和准科学的混合物，其余学科的实力也被大学排行榜夸大了。但是，这给美国带来了额外增长。
技术价值在整个财富价值中的占比，具有人为的性质，可以通过不当行为，比如控制和提高技术或知识产权的垄断程度和需求程度，来人为提高其占比，进而增加发达国家的收入，包括额外收入。
三、全要素生产率的世界硬通货垄断来源
垄断世界硬通货，尤其是充当世界的中央银行，也能带来巨大的不明增长。以美联储充当世界的中央银行为例。美国借此可以让自己的金融业不仅为美国服务，也为全世界服务。结果是
全世界都向美国金融业支付“佣金”，这种佣金远远大于美国金融业为提供国际服务所进行的要素投入增长带来的增长。其差额就是所谓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额外收入。然而，
美国获取的上述这些收益与所谓纯技术进步无关，因为：从美国国内看，
美国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让绝大多数货币在金融领域空转，只有极少一部分进入美国实体经济，导致美国经济空心化，没有先进可言，更谈不上技术进步。从全世界看，
美联储充当世界的中央银行，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周期波动和损失，就更加有目共睹了。
除合理“佣金”外，美国还可以利用自己充当世界的中央银行的垄断地位，获取不正当金融利益。这种不正当金融利益折合进入GDP时，理所当然地包含所谓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额外收入。比如：
1、美国增发货币就能导致他国人民手中美元财富的减少，同时导致本国财富变相增长。这就是美国的额外收入。
2、美国降低国债收益率导致他国人民手中美债财富的减少，同时导致本国财富变相增长。这也是美国的额外收入。
3、美国通过加息减息导致美元的流入流出，引发世界经济波动，从而剪世界的羊毛。通过剪羊毛获得的收入，很多是额外收入。这些收入代表的增长不能解释为资本和人力投入增长带来的增长。
四、全要素生产率的制度根源和基础
等价交换背后有一个陷阱：法律把财富转化为财产，财产用货币度量，货币成了财产的符号，而货币等于一定数量的社会必要劳动。于是问题来了：劳动只为人类创造了一小部分财富，而我们却按劳动分配了我们所有的财富。这意味着，
当发达国家用技术交换落后国家的产品时，发达国家是用劳动和信息资源换取落后国家的劳动加自然资源。由于高技术背后的复杂劳动可以换算成落后国家的N倍的劳动，这种等价交换本质上是不公平的，因为发达国家用少量的资源换取了落后国家大量的资源，还不计算落后国家提供资源所承担的治理环境破坏所支付的成本。
在这里，等价交换给了富国和富人一个N倍的杠杆。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社会法人的缺位造成的。洛克的劳动价值论和卢梭的先占先得论都不能解释财产起源的正当性。资源不是无限的，也不是无主物，是自然对社会集体（社会法人）的有限馈赠。要获得财产，个人除了作为社会法人的股东平均分配的那一部分，他必须用自己的劳动与社会法人交换，而且交换必须在竞争中进行，由社会法人按价高者得的原则分配。这样，便产生了资源的原初价格，而且一切剩余通过等价交换归社会[2]法人所有，全要素生产率就消失了。现实中，人们把资源作为无限丰富的无主物分配，形成了赃物私有制和赃物市场[3]。赃物私有制和赃物市场是包括全要素生产率在内的一切不平等的制度根源。
全要素生产率的制度基础是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同所有财产权一样，知识产权也来自创造人与社会整体的交易或者说契约。背离该契约的知识产权不受社会的尊重和保护。科学构建的知识产权应该是一个以社会整体、社会公众、知识产权人和知识产品利用者为平等主体的知识法律关系体系。但是
现行知识产权法却把这个知识法律关系简化为以知识产权人权利为核心的法律关系，忽略了知识产权人对社会的核心义务——充分实施的义务。按照充分实施原则，当知识产权人违背其充分实施的义务，国家就有权把其专利拍卖，以满足本国对该专利的需求，比如，如果一种高效抗癌药因为知识产权垄断造成价格畸高，国内患者买不起，本国政府就可以根据本国需求量，向本国药厂拍卖生产配额，按价高者得的原则许可生产，把拍卖生产配额所得作为专利许可费支付给知识产权人，让患者获得平价药。再比如，一种专利由于自然的垄断构成对所在国的技术封锁，该国就可以依据专利人没有履行充分实施的义务而拍卖其许可权，从而打破其构成的技术封锁。这样，知识产权人只能获得合理的高利润，而且垄断权是被限制的，知识产权人和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平衡的。而
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下，知识产权人的权益被过度确认和保护，知识产权不但成为技术垄断和技术封锁的工具，而且成为国别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的工具，因而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制度基础。
五、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
技术进步本身就意味着美元的增值和价值高估。技术进步产生的高技术输出导致美元增值，使美元在国际结算中成为最抢手的货币，他国为进口美国的高技术大量买进美元，其方式就是用出口换美元并储备。这为美元垄断国际结算货币奠定了基础。然后凭借综合实力确立大宗商品结算权，当石油等大宗商品按照协议以美元结算，美联储作为世界的中央银行的事实就确立了。除了政治上打出民主、法治和宪政旗帜，推行相关外交，军事上推行冲突战略外，经济上，美国伸出知识产权、世界硬通货和国际贸易三只手攫取额外收入和额外增长。通过技术进步知识产权撬动世界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为美国利用知识产权攫取额外收入和额外增长奠定基础，然后通过正当和不正当行使知识产权，包括利用知识产权参与国别财富分配、通过知识产权布局形成技术封锁和垄断以及人为控制知识产权和高技术的垄断程度和需求程度攫取额外收入和额外增长。
通过垄断世界硬通货和充当世界的中央银行这一货币之手，配合其知识产权之手，同时利用美元高估的币值与他国进行货币与货币的交易，从中攫取额外收入和额外增长。通过国际贸易之手，高举制裁大棒攫取额外收入和额外增长，并为其知识产权之手和货币之手保驾护航。
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制造业容易转移，产业空心化，因为美国在对外贸易中输出先进技术和高价美元的时候，提高了他国制造业的技术和质量，使其获得比较优势，同时美国的高工资又使得美国产品成本降不下来，这样外国廉价的工业产品流水般的进入美国，在让美国享受低物价和低通货膨胀的同时冲击美国的制造业，导致美国制造业外移，产业空心化。而美国制造业外移和产业空心化又使得美国的科技创新失去产业能力和产业需求基础，导致其科技创新的能力和动力降低，无法维持其科技创新第一国的地位，其综合国力必将走低。而综合国力走低，无法支撑其世界中央银行的货币地位，最终导致其货币地位崩溃。最终是国家地位崩溃。
六、结语：全要素生产率的本质及中国道路
全要素生产率不是增长问题，也不是增长的分配问题，直接就是财富的国别分配问题，是由技术进步引发的、以知识产权、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为工具，并由国际政治、国际军事斗争配合的、不正当的国别分配问题。赃物市场和赃物私有制是其制度根源，不正当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其制度基础。
如果把中国代入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公式，中国将失败得很惨。陈平教授倡议中国占领产业、科技、教育和军事制高点，笔者同意，但这需要一个基础：探索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复兴，也没有世界的未来。
[1]参见张捷，《教育谋国是一场中外金融战》，察网中国。
[2]参加李东宏，《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研究》，中国知网。
[3]参加李东宏，《政府调控市场的经济学原理》，察网中国。
（作者单位：李东宏，山东泰诚律师事务所；李宇辰，中国人民银行泰安中心支行；来源：昆仑策网，根据作者来稿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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