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实质看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方向必须是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从“中美国”之间的经济循环看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极具重要性。从充分自主型的内涵要求看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因素，在生产力层面上，主要是科技的自主创新，在生产力源泉层面上，主要是形成科学的劳动力和资源、环境价格机制；在生产关系层面上，主要是真正做到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在对外经济依存度层面，主要是适当控制外贸、外资、外产、外源、外技的依存度和外汇的储备度。
我们在国内最早倡导“自力发展”、“自主发展”的概念，曾经发表关于“自力主导型开放制度”和“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的文章1。本文则是进一步在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下深化对这些问题的论述。
一、从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实质看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方向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科技条件下国际经济运行的客观趋势，是经济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并向全球拓展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使经济分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国际社会流动配置，可以带来巨大的分工利益，推动世界生产力和全球经济的发展。
但我们同时要看到，当代的经济全球化还反映了私人资本发展的必然逻辑，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私人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当国外存在着比国内更高的预期利润率的时候，资本必然要越出国境，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正是资本的这种性质，使它冲破国境，建立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体系，使经济生活逐步走向国际化、全球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私人资本无时空限制地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全球范围内加深了。跨国公司内部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与世界经济无政府状态、全球生产的无限扩大与世界市场容量的有限性、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资本积累过剩与劳动者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大自然、与人类基本生存条件之间的深层次矛盾不断加剧，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性正在造成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经济社会等危机，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与良性发展。
现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还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全球化，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悬殊的背景下展开的经济全球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凭借优势地位，在制定贸易和竞争规则方面具有近乎垄断的决策权，控制了众多的国际组织，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这种全球化除了具有优化资源配置等可能性外，实际上把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全球化了。它既给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国际市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给所有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风险和负面影响。
可见，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可从两个层面来描述和界定。一是从生产力和经济关系一般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描述的是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流动加快的趋势，经济活动在各国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二是从现阶段经济关系一个重要特征的意义上说，当今经济全球化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强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控制和扩张的趋势。
如果我们承认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性质和特点，那么作为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上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与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放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下，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要克服的重要矛盾与风险就是：克服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克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主导作用的负面影响，从而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运行的危害。
这就要求我国，必须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所谓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是指经济发展必须主要依靠中国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和管理能力。这意味着我国要适当控制对外经济的各种依存度、依赖性和风险性，不断完善独立与开放有机结合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加大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和自主发展，其科学发展成果让中国人民共享，同时对世界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
具体说来，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体现在生产力和交换力层面上，是要有足够的科技、品牌和服务的自主创新；体现在生产力源泉层面上，是要有足够的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所需的资源、环境和人才；体现在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层面上，是要有足够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制为主导的民族企业和民族经济，国民财富的储存和分配要有利于国内劳动人民；体现在对外经济依存度层面，主要是适当控制外贸、外资、外产、外源、外技的依存度和外汇的储备度。
由于帝国主义发动冷战和实行经济封锁，以及中苏友好关系破裂，因而我国在改革开放前20年基本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争取外援为辅”也难以实现，即被迫实行完全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新中国短短30年间，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门类初步齐全、依靠内循环可以基本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包括导弹、卫星、核武器在内的自主武装，经济增长速度年均超过6%，可以跻身同期世界发展最快的几个国家之列，取得了足以自豪的辉煌成就。但完全自主被迫形成了比较封闭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体制，再加上国内外其他种种挫折和干扰，使我国并没有达到最佳的发展状态。
为了实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我国毅然进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确实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不过，当前我国经济已呈现过度外向特征，形成了对外贸、外资、外技和“外源”（资源能源）等的过度依赖局面2。如不及时转变，我国有丧失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而沦入依附型的危险，实际上近年来我国的产业安全、经济安全以致经济主权等都已经受到了相当的威胁。不同于改革开放前我们是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即使经济有问题，财富往往是在国内不同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重新分配；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情况下，经济安全出了问题，财富会在国际间重新分配，甚至可能我们长期积累的财富一夜之间全被卷走，经济也会很长时间无法恢复元气。3
所以，我国转变对内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有着极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回到被破封闭的完全自主型经济发展老路上去，而是转变为开放的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
二、从“中美国”之间的经济循环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初期，在“发展”等同于“增长”的“硬道理”理念指导下，我国把促进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作为发展的主要任务，从而形成了全力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增长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方式。4这种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且出口是建立在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低廉的所谓“低成本优势”基础上（如图2所示）。
众所周知，生产成本主要是劳动力成本、原料成本、土地成本以及环保支出等等，其中我国最为明显的成本优势是劳动力成本优势。有文献指出，中国员工工资的总体水平仅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4%。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小时薪水只有美国制造业工人的3%，只及德国工人的2%，甚至大大低于泰国，泰国为每小时2美元，中国只有0.8美元（中国劳动力的极低价格绝非其“自然价格”）。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少数企业主更把这一“优势”发挥到了极至，即企业主让工人在有毒有害的劳动环境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没有任何补偿；在十几年里让工人的工资长期徘徊在略高于法定的最低工资额而不增加：在没有足够劳动保护的条件下让工人深井下挖煤而时常发生矿难。显而易见，这样的比较优势，不过是用劳动者的血汗补贴产品的出口。
在土地成本方面，前些年我国的许多地方出于竞争，竞相以低地价来吸引外资，也使外商在地价支出中获益匪浅。例如，在我国寸土寸金的长三角某个城市，当年为了招商引资，将每亩已投入开发成本达20万元的土地，以15万元让予外商。
在资源环境成本方面，我国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法制不健全、政策不到位，许多企业将其巨大的负外部性留给了当地社会，生产的社会成本增加了。比如，水、空气被污染了，各种稀缺的资源被大量消耗了，而厂商却因此大大降低了制造成本。我国人均资源缺乏，但我国经济的高增长，是用大量的资源消耗来实现的。廉价的“中国加工制造”，不但损害了劳动者权益，而且还严重透支了资源和环境。与此同时，我国政府部门还承诺给予外资企业相当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包括给予外资投资低息贴息的“配套”贷款资金等。
所以，我国使用外资的成本价格实际上是畸高的，与外资价格相对应，内资（这里主要指我国国家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价格可谓畸低。综合这些因素，才导致了“中国制造”产品出口的低价格。究其实质，中国实际上是以部分损害劳动、环境和资源为代价，为美国等国家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
由于中国内部要素的价格被人为压低，降低了投资成本，就使生产加速扩张，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不断缩小。生产扩张所带来的产能不能被低报酬劳动者的购买力所消化，就会产生生产过剩，并引发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同时，这又使外需依存度不断提高，进而导致我国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顺差越来越大，巨额外汇储备使得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导致外资的进一步流入，国际收支顺差随之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增强。这就形成了我国严重内外失衡的不良循环。
在对外出口上，由于采用低人民币汇率政策（人民币汇率从1979年0.67美元/元人民币一路下降到最低时即1993年0.12美元/元人民币或8.7元人民币／美元），企业只要生产出口商品，就能在国际市场低价卖出去，这实际上是国家通过汇率政策给予出口商补贴，但这种补贴实际是由全体老百姓来承担的：进口商品在低汇率下，在国内必然大幅度涨价，老百姓再一次承担了补贴责任。这是在商品进出口上中国遭受双重盘剥，或曰对美国的双重贱价奉送。
如果我们采用低汇率政策，只是作为一个便于交易的中介，即便于出口商品然后换回我们需要的物资和设备，倒也罢了，问题是我们的出口似乎只是为了外汇。而外汇，如美元，实际是美国的欠条，而这张欠条不断贬值。40年前，1美元等于一张欠1/35盎司黄金的欠条，拿1美元可以换回1/35盎司黄金；现在，国际市场上黄金价格每盎司超过1700美元，也就是说1美元只能换回1/1700盎司黄金了。40年前的美元欠条，现在兑现，能拿回来的财富只有当时约2％。如果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汇率和出口总额及人民币实际实行的汇率估算，1980-2008年我国总计奉送财富32.16万亿美元（2008年美元），相当于每个中国人奉送23800美元。这29年来，平均每年奉送财富超万亿美元，最多一年（2006年）奉送财富高达3.9万亿美元。
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由于发行流通的人民币代表了所有在中国土地上生产的商品价值（GDP），但实际上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早已贱价奉送给了美国（累积净出口+GDP—GNP），这部分价值不断增加，中国社会上流通的没有相应商品对应的超发人民币就越来越多，引起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同时，由于外汇不能在中国社会流通，只能再以微不足道的利率流回美国，主要是购买美债等，然后美国又拿着这些流回的美元再来贱买中国的商品，这是又一次免费奉送财富！
“中美国”之间经济循环的故事并未到此结束，即使中国持有的实际上仅仅是数字符号的美债，美国也是不断在想法赖账。如近年美国实行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中国持有“两房”的4千多亿美元的债券可能归零等，都是典型的例证。
更可悲的是，中国以巨额的经济牺牲来补贴全球，包括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美国，但如此巨额的牺牲并未换来国际社会的些许认同，相反，竟招来仇视和抵制。从1995年起中国已经连续16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中国是国际上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最大受害者，“中国制造”是外国反倾销的重点。
三、从充分自主型发展的内涵要求看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因素
其一，在生产力层面，必须坚持科技的自主创新，完善劳动力、资源和环境价格机制。
中国以较大的经济牺牲来补贴全球，出口低廉的产品，却得不到善待。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局面呢？由于“中国制造”不是“中国创造”，多为无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形成无核心技术、无自主品牌、无自主营销网络的“三无”产品，因而不少“中国制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容易同“廉价”产品划等号，容易被当作“地摊”产品处理。世界市场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扎堆在低端、低价市场上，低价出口又成诱发反倾销的导火线，靠“便宜”换美元，给人以反倾销的口实。“止痛”的良药是变“三无”为“三有”，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取得自主知识产权战略和策略上的突破，然后才能用自主先进技术改造国内传统产业，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完成在品牌、产品、服务、营销、管理、人才等方面的升级，切实降低资源能源的消耗水平，解决生态环保问题，实现民生取向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企业兴旺的生命。避免反倾销也好，走循环经济之路、避免制造污染也罢，都离不开创新。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即使有自己的品牌，这样的企业也不会“长寿”。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发展就要有核心竞争力，要有核心竞争力就要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而获得能力的惟一途径是自主自觉的技术学习，其中包括：企业在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努力，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事的基础研究，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投资，政府对技术学习的政策支持等等。主要靠引进、合资或出让市场，是难以真正换来先进技术的，往往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开放式技术爬行主义。必须大力发展“控股、控技（核心技术、技术标准）、控牌（品牌、名牌）”的三控型国有跨国公司。
从供给角度来讲，我国目前自主创新供给不足的重要成因之一是外来技术的“挤出效应”。 但与一般技术领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发达国家对我技术封锁最甚的产业，尤其是国防科技工业，如大型计算机、航空、航天工业等，反倒成了自主创新成果最为突出的生长点。这表明，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以及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的自主创新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从需求角度来讲，民品市场需求，绝不会自然而然地拉动对各种高科技武器装备的原始创新。但由当代战场需求转化而成的国防需求，却集中表现为对尖端科技产品的需求。因此，我军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我国建设强大国防的进程，恰好是对自主创新提出高端国防需求的进程。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高科技产业既是经济产业，也是军事、政治的战略产业。高科技自主创新，只有在经济、政治、军事综合需求的拉动下才能得到顺利发展。随着我国“军民深度融合和共享力度”的加大，以重大工程牵引军民融合发展，促进军事自主创新成果的大面积扩散，必将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生根本性和全局性的影响。
劳动力、资源和生态环境均属于生产力的重要源泉和要素，其价格机制直接涉及到转变对内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在劳动力价格方面，要逐步形成劳动报酬与资本回报合理分配企业收益的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要引导企业通过节约资源、技术进步、改进管理而不是通过压缩劳动报酬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应审视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所进行的过度和不合理竞争，避免地方政府为发展局部经济，而付出过大的资源环境成本，忽视对社会整体对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未来经济发展的着眼点，应从单方面对资本的优惠逐步转到同时对劳动的优惠上来，逐步转向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不是以劳动力价格的低下来吸引外资；应尽快形成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的经济机制，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调节过高收入者收入；应通过完善和严格执行劳动保护制度、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和工作日制度等，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应以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应调整税收结构，引导各级政府从GDP取向的传统发展思路转向民生取向的科学发展思路。在要素价格方面，需通过资源、能源、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改革来重新配置资源，改变资源配置扭曲的现状。应重点推进资源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引导市场主体在竞争中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其二，在生产关系层面，必须真正做到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有基本数量和质量的公有制作制度保证，这同时是充分自主型发展的内在要求。但中外一些舆论联合起来，否定社会主义及其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错误地论证国企低效，进而提出“化公为私高效论”、“国资流失无害论”等。其实，这些观点，包括其研究方法、论证逻辑、理论依据等都是有误的。造成我国国企绩效一度陷入困境的具体原因很多，政策负担、社会负担、历史负担过重和政策操作失误等，都是重要原因。近几年来随着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即使直接用微观经济效率指标作比较，我国国企绩效也超过了非国企。可见，把我国国企一度存在的困难和目前依然存在的一些弊端简单地归结为公有制或国有制，是找错了病根。
我国国有经济的数量底限，既不能以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化的“国际经验”为依据，也不能凭主观好恶为尺度。假如国有经济仅仅占到10%或20％，就得把重要的矿业、能源、交通、金融、大型设备制造业和军工等有决定意义的部门全部拱手让出去，只剩下赔钱和微利的公共服务产业（按西方计算，仅军队、学校、科研单位、政府机关、公共事业等消费提供的GDP就超过20％），那又怎么能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呢？5因此，要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的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保国有经济的控制力、竞争力和影响力，它占 GDP的３0％左右为宜，加上４０％的集体经济，公有制可以保持在７0％左右的比例，非公经济保持在３０％左右。这种“３４３产权模式”，既能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又能推动对内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与开放相结合的充分自主型发展。
事实表明，我国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几乎都是国有经济或国有控股公司；凡是国有经济退出的经济领域，我国的私有企业并没有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都被外商迅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国家舆论普遍确认，作为“金砖国家”的带头羊——中国，能够很快自主应对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并出手援救美欧国家，其主要原因是国有经济相对较强，国家调控有微观基础，比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要优越。可见，国家国资委强调要“做优做强国有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央企”，是完全正确的。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在发挥国家规划、产业政策等宏观调控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推进经济增长方面的经验，也可以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西方发达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6总之，无论是转变对内经济发展方式，还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只要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充分自主作用调整和发挥好了，其他各类企业都会被影响、被带动，便会在经济结构调整、创新型国家建设、国家经济安全、国际经济合作、民生取向改革等诸多方面，较快取得实质性的重要进展，否则，极易主次不分，事半功倍。
其三，在对外依存度层面，必须逐步地适当控制，进而积极提升自主发展的程度。
一是适当控制外贸依存度。我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进出口外贸依存度迅速提升，2003年首次超过50%达到51.9%，2006年达到最高的67%，2007、2008年有所回落，但均在50%以上，2011年仍在50%以上，达到50.1%。2009年中国工业品产量虽已位居世界第一，但产品增加值率只有日本的4.37%、美国的4.38%、德国的5.56%，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生产。中国自1995年起已连续17年成被发起反倾销最多国家。
二是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2010年我国利用外资突破1000亿美元，达到1057.35亿美元，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在日内瓦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吸收外资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发展中国家第一。2011年FDI继续增加，为1160.11亿美元。我国利用外资方面取得的成就,往往是以外资“超国民待遇”所隐含的巨大成本为代价的,而这种代价的付出并不总是对经济长远发展有益。
三是适当控制外产依存度。2009年外资企业产值已占我国工业产值的30%以上,出口占56%以上。仅以美国在华投资为例,据《人民日报》转述中美商会发布调查报告,2009年71%在华企业实现盈利,而46%的受访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利润率高于其全球利润率。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28个主要行业中，外国直接投资占多数资产控制的已经达到21个；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据商务部透露，2005年，中国出口总额的58%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外贸顺差中资和外资企业的比例为17％：83％。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净值844亿美元，占中国贸易顺差总额1019亿美元的83%，如果扣除这一部分，中国的贸易顺差仅为175亿美元。
四是适当控制外源（外国资源）依存度。从1993年开始，我国开始成为原油纯进口国。在此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原油消费急速上升，2009年原油净进口1.99亿吨,增长13.6%,对外依存度约为51.3%,超过50%的警戒线。2010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54.8%。到2011年上半年，原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了55%，达55.2%，已超越美国。这是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连年打破历史纪录后，首次超过美国。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在全球所占的份额从2004年的32.0%增加至2008年的49.8%。中国钢铁行业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从1995年的15.65%上升到了2008年的53.9%。2009年我国进口铁矿石62778万吨，占当年高炉生铁总量的62.3%。2010年中国进口铁矿石6.18亿吨，对外依存度为62.5%。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报告，2010年国产大豆的产量在1450万吨，但是进口需要4750万吨，对外依存度在76%以上，比2009年进口4109万吨、对外依存度达到72%继续有所提高。据估算，2011年我国石油、铁矿石、大豆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55%、63%、80%。
五是适当控制外技依存度。目前我国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约５0%，而美国和日本只有５％。2008年全社会R＆D（研究开发投入）总量达到4570亿元，比1978年增长40多倍，但研发投入比例较低，近几年甚至比印度还低，很多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我国原创性的重大科技成果屈指可数，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曾连续4年空缺，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也曾经连续6年空缺。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40％，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贡献率高达70％左右相比，差距甚远。而创新型国家的基本特征是技术对外依存度在30%以下，2006年我国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到2020年技术对外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不过，其中还有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的依存度问题。实践证明，国内企业只有兼顾自主创新和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技术互动与技术吸收的有效对接与相互促进，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发展。7
六是适当控制外汇储备度。中国的外汇储备在近10多年来快速增长,从1997年的1399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8473亿美元,而且从1999年起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而据计算，现阶段我国动态的适度外汇储备的基准规模大致在10000亿美元左右。2010年末,我国外汇储备高达2.84万亿美元,占到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7%，已经远远超过测算的适度规模。2011年3月份突破3万亿美元，达 30446.74亿美元，8月份增至 32624.99亿美元，此后略有下降。至2011年12月份为31811.48亿美元。外汇储备过多，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贬值，而且对国内宏观经济和政策调控形成一定的压力。应尽快加大直接或间接地用外汇购买国外实体性资产、参股和并购国外媒体、在主要国家设立基金会、改善国内民生和弥补国防欠账等战略性措施。
（曹雷是经济学博士，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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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承训：《论国有经济的数量底线与质量——兼及相关六论实证解析》，《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7期。
3、程恩富、尹栾玉：《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须实现“五个控制和提升”》，《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4期。
4、曹雷：《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及其根本动力》，《海派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4辑。
5、郭飞；黄雅金：《全球价值链视角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例》，《管理学刊》2012年第3期。
注释：
1、程恩富：《和谐社会需要“四主型经济制度”》，《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曹雷：《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及其根本动力》，《海派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4辑。
2、程恩富、尹栾玉：《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须实现“五个控制和提升”》，《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4期。
3、李铁映：《中国的改革》，《人民日报》2008年11月7日。
4、毛林根、曹雷：《从“增长主导型”向“科学协调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管理学刊》，2010年第6期。
5、杨承训：《论国有经济的数量底线与质量——兼及相关六论实证解析》，《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7期。
6、李成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及其世界意义》，《海派经济学》2011年卷第4辑（总第36辑）。
7、郭飞； 黄雅金：《全球价值链视角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例》，《管理学刊》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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