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丨TikTok被迫出售提醒中国：必须加快数据立法！

乔新生丨TikTok被迫出售提醒中国：必须加快数据立法！

2020-09-19

服务外包与数据立法

美国总统特朗普2020年9月16日在白宫新闻记者会上表示，他并不喜欢TikTok与美国甲骨文公司达成的合作协议，理由是美国财政部门要从中获得补偿。

此前这位美国总统已经明确表示，要阻止中国的字节跳动公司在美国设立的子公司继续从事经营活动，除非把公司卖给美国企业，而且美国财政部要从中获取收入。美国总统一本正经，强调正是由于自己，促成了这笔交易，因此，美国财政部有权利从中获得报酬。天底下居然有如此厚颜无耻的商人，这个人居然是美国总统，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中国企业被迫出售美国子公司之后，中国国内一些新闻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中国企业只不过是把自己的美国业务交给美国公司，就好像把售后服务交给美国公司一样，因此，采取的是服务外包模式，中国企业并没有实际损失。这种说法可能是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

服务外包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提供售后服务，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服务方式；还有一种则是软件服务外包，这是在网络时代，发达国家计算机公司通常采用的经营模式。前者是指产品销售之后，把售后服务以及信息处理交给其他企业，让这些企业承接售后服务。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贵阳模式。

中国贵阳气候宜人，许多外国公司将自己的数据中心设置在贵阳，而贵阳则设立服务公司，负责数据的管理和售后服务。苹果公司采用的就是这个模式。这个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苹果公司享有绝对的知识产权，而中国贵阳的数据公司只不过是一个“数据仓库”，负责数据搜集整理和售后服务工作。所有苹果公司的中国消费者数据都进入中国贵阳的数据公司信息中心，而信息中心则向消费者提供后续服务。

这样做表面上看美国苹果公司并不掌握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信息，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商业的障眼法。也就是说，由于核心的知识产权并没有转移到中国，美国苹果公司随时可以利用自己的核心操作系统，了解所有中国消费者的数据，而中国贵阳服务公司只不过是一个傀儡，只负责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售后服务，如果中国消费者提出消费诉求，中国贵阳数据公司负责前台服务，根据苹果公司的授权，向中国消费者提供有关信息，譬如负责软件的升级工作，或者负责解决其他消费问题。中国贵阳数据公司既没有掌握苹果公司的知识产权，同时也不了解苹果公司的经营状况，只不过是把售后服务转移到中国贵阳公司，由中国贵阳的数据公司承接中国消费者的数据，并且根据消费者的需要，按照苹果公司的授权，向中国消费者提供有关信息反馈，如此而已。

如果苹果公司彻底切断对中国消费者的服务，或者苹果公司生产的移动终端设备运营速度放慢，中国贵阳的数据公司完全无能为力。中国贵阳数据服务公司只能向苹果公司反映问题，但是，永远无法从基础软件层次解决问题。如果苹果公司采用技术手段，为了增加自己新产品的销量，而改变服务的协议，减少对消费者的服务或者降低对消费者服务的效率，根据苹果公司的格式合同，中国贵阳数据公司只能向苹果公司反映问题，根本无权介入苹果公司与消费者签订的协议。

售后服务外包与产品的知识产权没有直接关系。中国贵阳数据服务公司只是根据苹果公司与消费者签订的协议，为消费者提供售后服务，因此，中国贵阳数据公司既不能掌握苹果公司的核心技术，也没有美国苹果公司知识产权的授权，甚至无法解决美国苹果公司与中国消费者围绕销售协议所产生的冲突。中国贵阳数据服务公司只不过是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管理苹果公司中国消费者的数据，并且根据美国苹果公司的授权，处理美国苹果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

正因为中国贵阳数据服务公司不具有任何技术含量，在为美国苹果公司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必须得到美国苹果公司的授权，因此，美国绝大多数科技公司为了解决中国市场售后服务问题，多数选择采用贵阳模式，也就是把中国的消费者数据转移到中国贵阳数据服务公司，中国贵阳数据服务公司设立专门的售后服务系统，负责接收中国消费者的投诉，并且在美国科技公司的授权下，通过非诉讼的方式解决售后服务问题。如果中国消费者向美国苹果公司提起诉讼，那么，中国贵阳数据服务公司是否会获得授权，参与诉讼，并且与消费者达成协议，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与中国贵阳公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的服务外包模式。印度是“世界办公室”。印度的软件产业十分发达。印度软件产业包括以下三个部分：计算机软件系统，推动计算机应用软件系统，软件售后服务。

美国科技企业生产的许多自动化设备，需要大量的软件，而这些软件相当一部分来自印度，印度从一开始就掌握核心知识产权。美国为了将软件交给印度公司，必须将所有的技术资料转移给印度的企业，而印度企业则根据美国客户的要求，为自动化设备编制软件，如果印度工业基础相对完善，那么，印度完全可以借助于自己编写的自动化设备软件，发展自己的现代人工智能产业。正是由于印度的工业基础薄弱，因此，印度虽然编写大量的自动化设备软件，但是，印度内部并没有实现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

自动化设备的软件装入自动化设备目的是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因此，当印度为美国的自动化设备编制软件的时候，就形成了天然的技术优势或者技术垄断。如果购买自动化设备，那么，就会主动与印度的软件公司联系，根据实际需要，让印度软件企业继续编制自动化设备的应用软件。自动化设备的软件和自动化设备的应用软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如果自动化设备的软件具有开放功能，那么，自动化设备使用过程中，印度企业很容易获得客户的自动化设备应用软件的订单，印度的软件产业由此形成。

印度的软件产业，实际上是建立在技术性软件基础之上。由于美国生产的许多自动化设备，软件主要来自印度，因此，形成了产业路径依赖，印度在人工智能产业应用软件领域，具有独一无二的技术优势，印度软件产业成为印度的支柱性产业。

当然，如果美国的科技公司销售产品，需要为消费者提供售后服务的时候，同样可以与印度企业签订协议，由印度企业提供售后服务。印度软件企业还可以为美国公司提供数据的管理和分析以及其他服务。不过从目前来看，印度之所以成为软件行业大国，根本原因就在于，印度的软件产业是建立在基础性软件基础之上的，是“生产性软件”的大国。而中国只不过是“消费性软件”的大国，或者说，中国的贵阳只不过是一个售后服务中心。

中国和印度在软件服务业领域的差距显而易见。印度掌握知识产权，因为生产性软件来自印度，因此，印度在软件产业发展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和明显的领先地位。中国只不过是为一些科技企业提供服务。美国科技企业将商品销售之后的一部分服务项目承包给中国企业，中国企业从中获取劳务费用，而不是软件编写费用。当然，提供售后服务的过程中，可能会由于商品譬如美国苹果公司的移动终端设备需要适应中国应用软件，中国企业提供打补丁服务，但是，这些服务是否会得到美国苹果公司的授权，中国贵阳数据服务公司提供的服务是否具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所有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究。

比较中国和印度在服务业领域的差异，人们就会发现，美国甲骨文绝对不是中国企业售后服务中心，也不是中国设立在美国子公司的售后服务中心。最有可能达成的协议是，中国企业在美国子公司的经营业务全部交给美国企业，美国企业具有自主经营权，而中国企业只是股东，享有股东的权益。美国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当然了解所有的经营信息，了解所有的经营数据。至于中国企业是否会将自己的算法交给美国企业，还要从具体的协议条款中找到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企业绝对不会甘心情愿成为一个产品售后服务中心，一定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美国联邦政府施加的压力，要求中国企业作出更多的承诺，放弃在美国企业的经营权。如果中国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经营权完全交给美国甲骨文公司，美国甲骨文公司获得了自主经营权，那么，中国企业只剩下股东的权利。

当然，由于美国消费者的信息是一笔庞大的资产，因此，美国著名超级市场沃尔玛公司愿意加入其中，其目的就是要获得美国消费者数据，扩大自己的商业地盘。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企业只不过是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而美国企业不费吹灰之力，获得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经营权。如果中国企业不得不将自己的经营诀窍或者算法交给美国企业，那么，美国企业将会在形势极其有利的情况下，全面接管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业务，这对中国企业来说，绝对不能说是胜利，而是签订城下之盟。

美国政府绝对不会允许美国消费者的信息转移到中国境内。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让中国企业把获得的外国消费者信息交给中国政府。美国企业掌握美国消费者的信息数据是肯定的，关键就在于，美国消费者的信息是一笔庞大的财产，如果美国企业掌握了美国消费者的数据信息，那么，中国企业还有多少筹码，与美国企业周旋下去呢？

中国企业出售在美国的业务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把美国的经营业务交给美国甲骨文公司，中国企业充其量不过是扮演印度软件服务外包的角色。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只不过是转过身来成为美国的服务承诺商，向美国甲骨文科技公司提供有关算法等软件服务。当然，由于中国企业仍然享有美国公司的股权，因此，这笔交易按照笔者的说法，实际上是类似于“股权存托”凭证交易，也就是中国企业在美国子公司的股权，交给了美国甲骨文公司，中国企业获得的只不过是股权收益。如果中国企业继续提供技术支持，那么，中国企业扮演的只不过是类似于印度的角色，向美国科技公司提供算法服务或者软件服务而已。

这起国际事件提醒人们，必须加快数据立法，充分借鉴欧洲议会制定的通用数据条例，一方面严格禁止中国消费者的数据出口，另一方面必须对数据的管理和服务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外国企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获得中国消费者数据，也只有这样才能在跨国交易过程中，确保数据这个重要的财产，不会因为缺乏明确的法律保障而迅速贬值。到目前为止，中美两国企业关于这笔交易的具体情况尚未公开，而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开始审查交易的细节。美国总统公开抱怨，美国财政部没有从中获得利益，这究竟是对外施放烟幕，还是真的希望从交易中获取“佣金”。如果美国总统要求美国财政部从中获得收益，那么，不仅反映出美国总统的无耻和贪婪，同时也反映出美国道德的下限。这样的国家随时都可能会发动战争，国际社会不得不有所防范。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乔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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