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也谈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从人大哲学教授陈先达先生一文谈起
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也是笔者一直尊敬的一位理论界老前辈。3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陈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见附文）一文，重点是谈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如何在高校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应该说，近些年来高校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问题太多了，固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作为高校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中就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进行了多方面的阐发。其基本观点笔者是赞同的。但文章内容与题目不完全符合：其一，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仅指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也应该包括各级党校、宣传部门、社会科学院等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文中实际只指高校理论工作者。其二，即使是高校的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也不仅仅是在高校如何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应该包括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全部社会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文的具体内容比其题目无论是外延还是内涵方面都大大缩小了。本文借陈先生这一题目，也谈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社会生活中有两类人，比其他任何阶层更应该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一是握有权力的各级领导干部，二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社会职责和社会职能有两点：一是追求真理、追求真善美。二是引领社会高尚。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过：“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是每一个人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整个社会的最终目标，而且也是学者在社会中全部工作的最终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又是研究人类最先进的文化内容且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知识分子，由此就应当具有更高的具体的要求、职责和使命。笔者简要归结为六个方面：
1、宣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任何知识分子都应该宣传和传播本学科、本领域里人类已经取得的文化成果特别是最先进的文化成果，但马克思主义又不是普通的一般文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直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解放的发展的、开放的科学体系。实践证明，它是人类最先进的文化成果。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从1921年一成立，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1945年又规定毛泽东思想也是党的指导思想，1949年建国之后，又在宪法中确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国家的指导思想。正如毛泽东1954年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第一个社会责任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通过多种途径、方式、方法最大程度地让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去掌握，特别是代表社会未来的当代大学生。一方面因为这一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一理论的内容和显著特点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一诞生，就不是以救世主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而是坚信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掌握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就会形成巨大的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这种物质力量就是无产阶级，就是人民群众。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毛泽东说过，让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和课堂上解放出来，使之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作为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职业，就是从事这一理论的教学研究工作。因此，其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如何通过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特别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让大学生在深刻理解其基本内容和精髓的基础上，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掌握和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一任务十分重要也极其艰巨。陈先达教授一文已经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阐发。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能仅仅停留在学校和教育领域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传播，还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形式、手段、方法如通过报刊杂志、网络媒体、微博微信等努力宣传，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国际国内的现状，更加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重要性。
2、自觉参加到现实的斗争实践中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他首先是一位革命家，而且是一位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与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777页）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也应该向马克思学习，不应该把自己单纯看作一个学者和教授，或者是一种单纯的社会职业，而应该首先看作是一名为无产阶级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而冲锋陷阵的战士。
今天的中国正在进行极其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同时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里的激烈大搏斗仍然在进行中，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必须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必须关注和投身到现实的斗争实践中，必须投身到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中，投身到反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和反复辟的斗争中。作为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还要在教育改革实践中努力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路线，反对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所谓纯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3、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研究社会现实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这种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运用大量历史和现实资料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更重要的是运用这种理论去分析社会现实，去指导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能仅仅充当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传声筒，自身也应该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说明、解释实际问题。毛泽东早在1942年《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文中指出，理论工作者要确立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研究方针。他还说，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你就有了成绩，被你说明的问题越多，你的成绩就越大，就应该受到称赞。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更应该如此。
近几十年来，整个国际、国内出现了与马克思、列宁时代有许多不同的新的状况和特点。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有书本上是找不到现成的具体答案的。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甚至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信仰危机、腐败愈演愈烈、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生态环境越发严重、人们思想混乱、社会是非善恶美丑观念颠倒、社会矛盾加剧等等，而且达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时期。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现象？这些现象的实质是什么？其经济、政治、思想根源是什么？解决的根本途径是什么？等等，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从现象到本质，从个别到一般，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给予科学的说明、解释。特别是对于人们认识混乱、模糊的地方，应该给予是非、真假、善恶、美丑的旗帜鲜明的科学判断和分析。能否对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前沿问题、“敏感”问题，做出科学而深刻的说明和解释，是衡量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理论水平、能力高低的根本标准和试金石。
毛泽东1942年特别批判了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好箭、但就是不会去射中国革命之“的”的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学风。应该说，毛泽东所批判的这种现象在当今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仍然存在，甚至有过之而不及。例如201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活动中，理论界发表了那么多的研究和颂扬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但真正运用毛泽东思想解剖、分析中国当今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却凤毛麟角。
4、自觉批判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和歪曲、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社会思潮
马克思说过，辩证法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建立在辩证法基础上的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也是批判的、革命的。笔者2011年曾经写过专门文章《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与革命性》（《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从其产生和发展的全部过程中，就始终是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特别是各种反马克思主义、修正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批判了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潮。《资本论》批判了多种多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哥达纲领批判》批判了拉萨尔主义，《反杜林论》批判了杜林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猖狂进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批判了新形势下的种种唯心主义思潮及其变种。
人类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同于马克思、列宁时代的新的状况和特点，同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等，整个世界各种新的修正、歪曲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一步泛滥和猖狂起来。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和平演变”政策始终没有改变，其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把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力图影响和改变领导人的路线和重大决策。同时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文化影响根深蒂固，且与开放后涌入的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相结合，构成了中国当代最腐朽的思想文化内容。如拜金主义思潮、普适价值思潮、权力至上思潮、奴性文化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等等，不仅导致中国部分领导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扭曲认识，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错误扭曲认识，也导致改革开放实践中的许多错误的决策方式和内容，而且对整个社会是非、善恶、美丑观念的颠倒、对整个社会风气的衰退和恶化，起到极其严重的影响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绝对不能对这些错误思潮袖手旁观、置若罔闻，而应该如同董存瑞、刘胡兰、黄继光那样，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刀光剑影”、“鼓角铮鸣”的激烈大搏斗中，勇敢地冲锋在第一线，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认识、揭露和批判其错误实质，努力划清与这些错误思潮的界限，帮助干部和群众认识其实质、根源及其危害性，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方法论，树立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的思想，引导人们走向光明、走向进步、走向高尚。特别是作为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不应该回避这些错误思潮，而应该主动地将其引入课堂上，在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中认识其错误实质和危害性，并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认识和理解，帮助学生提高对各种错误思潮和假马克思主义的辨别力和批判力。
5、自觉为各级领导包括中央领导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调查材料、建议和批评意见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于各级领导来说，也是一名普通群众。同时，其绝大多数人都是共产党员。毛泽东早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28-529页)同时，党章、宪法也规定了基层党员和普通群众有对各级领导者批评、建议、监督的权利。按照唯物史观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从事思想上层建筑工作的人员在积极宣传贯彻政治上层建筑所确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同时，也有对政治上层建筑有建议、批评和提供新的理论依据的权利。尤其当今中国正处在发展的极其重要时刻，在整个社会包括各级领导层思想比较混乱、社会是非善恶美丑颠倒、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更有责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中，调查了解社会最基层的基本情况，并做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分析解释，提供给各级领导，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同时利用各种途径、方法对各级领导包括中央领导的重大决策和理论提出各种合理化建议和批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具有马克思当年那种“临到触犯当权者也不退缩”的精神，积极带头行使党章、宪法赋予的各种民主权利。
6、自觉在实践中丰富、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
实践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仅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有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权利，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也有丰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权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应该只是充当领袖人物思想的诠释者和传播者。尤其近100年来，世界形势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个时代不同的许许多多新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在详细占有这些客观发展的事实材料基础上，拓展和深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这也是由马克思主义实践和真理的特性所决定的。但作为一个普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这一问题上需要特别强调几点：
第一，任何发展和创新都必须建立在继承基础上。牛顿说过，他之所以提出力学三定律，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恩格斯也说过，任何新的学说都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也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也就没有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理解、掌握的基础上，必须对所发展的前人某个具体观点有科学的评价和分析。如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知半解，或只知皮毛性的表面词句，就轻易质疑马克思主义原理或观点的不正确性，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发展。
第二，必须真正深入实际详细占有感性和事实资料。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任何理论上的丰富、发展，都必须是对新事实、新材料的概括总结。这就要求创新者必须深入实践，调查研究，努力占有十分丰富、合乎实际的感性和事实资料。否则也不可能丰富发展。
第三，必须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对事实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综合、提炼、概括，才有可能创新。
第四，必须真正行使好前述的五种基本责任，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创新。如果前五种基本责任都不能做到，脱离人民群众火热的现实的斗争实践，脱离对各种反马非马、修正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种种错误思潮的批判，孤立地坐在屋子里苦思冥想去如何创新马克思主义，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从当前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出发，认识自身极其艰巨而伟大的历史和社会责任，努力为我们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我们自身应有的贡献。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根据作者来稿编发，有文字修改）
【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陈先达：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原载：光明日报）
在实际生活中，各行各业的人都有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们的社会责任就是他们的工作目的。一个厨师钻研烹饪技术，提高厨艺，一个木工提高工艺，制造最好的家具，一个理发员研究发型，提高技术，皆为使顾客满意和高兴。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可以说，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知道自己工作岗位、自己承担的责任。作为高校人文社会学科的教员，我们不是同样应该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吗？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写过一本书《论学者的使命》，谈的就是学者的社会责任问题。学者不一定都当教员，但教员应该兼备学者的品格，懂得自己的社会责任。
说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前沿，十分确切。高校肩负着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任务。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毛泽东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演讲中关于“系好第一个扣子”的名言，都是论述青年重要性的。高校有两千多万在校学生，接受各个层次的专业教育，每年都有几百万应届毕业生。他们是未来中国的精英。不仅专业水平重要，政治立场、价值取向更重要。他们的状况如何，与未来中国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我们的大学生代表中国的未来。未来的中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我们一定要让半个多世纪以前杜勒斯的“魔咒”落空。
如果说，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那教员就是坚守前沿的战士。战士当然是个比喻，说明责任重大，而非要金刚怒目。当我读到孔子《论语》中“乡愿，德之贼也”时，有点吃惊。在我的印象里，孔圣人一贯主张温良恭俭让，可他却如此旗帜鲜明地反对不分是非的乡愿作风。孔子终究是圣人，他并不过激。他既反对“乡愿”，又说“过犹不及”。由此我想到，我们处在意识形态领域前沿，如果我们不作为或乱作为，祸害无穷；但又要有水平，道理一定要讲清、讲明、讲透。空话、大话、套话，无济于事，甚至适得其反。战士的水平决定于枪法，而我们的水平决定于是否能有的放矢。
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应该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各个专业的共同任务。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专业，各有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内容。但人文社会学科又有共同点，即任何人文社会学科专业都有一个指导思想问题，不可能非意识形态化，不可能价值中立。历史学有历史观问题，新闻学有新闻观问题，文学艺术有文艺观问题，社会学有社会观问题，如此等等。“观”，是全局性问题，是关系这门学科的基本立场、价值取向、研究方法和结论的客观性问题。可以说，“观”是人文社会学科的灵魂。
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强调的是指导。指导不是取代，也不可能取代。任何一门具体人文社会学科都有自己领域中的专门学术问题。各专业的学术问题，应坚持“双百方针”，进行自由平等的学术探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不是拒斥学术探讨，更不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取代各门学科的学术问题的研究和结论。专业问题是专业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越俎代庖。从根本上说，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人文社会学科的指导地位，就是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和价值取向。只要这样做，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能坚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或者说就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守住意识形态前沿。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可以说是前沿的前沿，这是由这门学科的内容和任务决定的。这门课直接讲授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任务重大、艰巨而且困难。在某些专业课教员看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学术含量，是“卖膏药”的，这是由学科壁垒形成的误解。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门课的学术水平要求，决不比其他专业课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能够结合中国实际，能够结合社会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讲正确、讲深透、讲出新意，并不容易。我一生在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工作，深知其中艰辛。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效，不能仅仅归结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问题。它要求人文社会各学科的相互配合，不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但更重要的是，它同时是一个社会性问题。我们处在发展最快的年代，是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叠加和纠结的年代，又是一个开放的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学生能从各个方面得到信息。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尤其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些负面问题，不可能不影响到学生。教员在课堂上不要无原则地发牢骚、骂堂，特别是抹黑，这种要求完全应该，符合教师法，也符合作为一个教师的道德底线。但我们无法隔绝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受到来自外界的信息和影响。教师无力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清除引起不满的社会阴暗面；也没有什么魔法让学生闭目塞听。杜绝学生从不同的渠道受到影响，在互联网时代几乎不可能。但教师有教师的责任，我们既要增强自身使命感，守住高校这个意识形态的前沿；又要有能力守住这个前沿。责任是使命，能力是水平。所谓能力，就是要讲清道理。
在讲课中，要着重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知道如何分辨是非对错；要培养能分辨是非对错的立场、观点、方法，培育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不是给学生一桶水，而是舀水的勺，可以使学生终生解渴。当然也要结合课程有关章节，以理论结合实际的方式，对学生们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讲明白、说清楚。不要回避现实，要敢于面对问题。我以为，凡是问题都是可以分析的，可以在理论上找到答案的，否则不成其为问题。问题总是与问题的回答相关，而回答会有是非对错。关键在于我们要研究，而且有些问题要发挥集体的力量共同研究，这就是创新团队。经验证明，照本宣科、教条式灌输，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会产生拒斥心理和逆反心理。一定要抓住问题，把道理讲到学生的心坎里去。如水灌园，泽及根底，把讲课当作一门艺术。
要守住高校这个意识形态的前沿，教员本身应该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如果自己东倒西歪，不可能要求学生站直；再则必须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可能。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中有理论问题，既不是文人相讦，更不是村妇吵架；在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和解释中，同样存在理论问题，存在真理与谬误问题，不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不同话语权的争夺。而话语权并非制造概念，其背后是由不同理论支撑的；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和解释，同样存在理论问题。
政治思想理论课当然要着重进行基本理论教育，进行正面的、积极向上的教育。要让我们的学生看到我们的先烈创业之不易，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途。这决不是西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诬称的“洗脑”或“辩护士”。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是讲是非、讲道理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批判锋芒指向与社会主义本质不符合的东西、与人民根本利益不符合的东西、与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不符合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必须能对某些不合理的存在之所以仍然存在、如何改革，给以科学的、合情合理的解释。这才是理论教学。理论是有感召力、有感情、有感染力的，真理是能打动人的。只有理论才有说服力，只有创造性的理论才具有最充分的说服力。马克思的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这些我们都耳熟能详。
在课堂上，不可能不涉及当代中国政治和理论中的重大争论，因为学生就生活在社会中。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最关心的是肚子问题。当国家开始走出贫困，人们越来越关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问题。这种关心与追求本身是合理的，但其中存在复杂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就我所读到文章来说，公开主张在中国要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学者不多见。虽然有个别人宣称，“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和者实寡。但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问题上仍不时会有杂音。这些观点，对我们一些没有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的年轻学生，会产生影响。
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领导层都不能拒绝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应该是现代国家的共识。一个压制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国家，最终必然失败。但我们必须理解，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不是抽象的“共名”，不是单纯的概念，而是有实际内容的。它的内容决定于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的性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现实。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维护广大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武装斗争，不少革命先烈就是为建设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新中国而浴血奋斗。在社会主义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原来奋斗争取的东西，并逐步走向更高的水平。
我们并不讳言，路并不平坦。在左的路线下，我们有过“反右”“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个教训应该牢记。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方面我们在逐步改进。特别是近十年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倡导依宪、依法治国，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尽管仍然存在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但我们正在朝前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是一个人建成的。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如何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如何有效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权和自由，既有理论问题，又有实际政策措施问题，应该欢迎任何建设性意见和批评。我们要向学生说明白，历史唯物主义者并不否定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上取得的成就。《共产党宣言》中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曾经赞扬“给资产阶级现代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的启蒙精神。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制度比起封建社会的专制、等级、特权、人治是历史的进步。但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与资产阶级先驱者的启蒙主义的理想，并不完全符合，恩格斯甚至说它是启蒙主义的“华美诺言”的“讽刺画”。我们可以借鉴和吸取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中的积极因素，但我们反对把它说成是普世的、唯一的模式。“革命输出”论是错误的，“民主输出”论难道就正确吗！
正因为这样，我们一定要向学生指明，不能停留在第一层面，即要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而不管它的实质内容。这会落入“普世价值”论的图套。一定要同时深入第二层次，即要什么性质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我们不能抽象地提问题：你要不要自由？在当代世界，没有人不要自由，甘愿被奴役的人是没有的。可要什么样的自由，却大相径庭。马克思说过，“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实现自由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还说，“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权利而已”。
自由人人需要，关键是谁的自由，什么样的自由。应该懂得区分自由和什么样的自由，多数人的自由和极少数人享受的自由。西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双重标准，暴露了它们的虚伪性。在中国，只要有人敢于在“自由”问题上对社会主义叫板，就被冠以“斗士”，受到热捧，是非对错已经无关紧要。把这种人称为“民主斗士”，实在缺少理性思考，有点太离谱！我们要防止个别人在群众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正当要求中夹带私货，甚至意有所图。我相信，把问题像剥葱似的层层剥开，一定能讲清、讲透。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理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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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可以说是前沿的前沿，这是由这门学科的内容和任务决定的。这门课直接讲授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任务重大、艰巨而且困难。在某些专业课教员看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学术含量，是“卖膏药”的，这是由学科壁垒形成的误解。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门课的学术水平要求，决不比其他专业课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能够结合中国实际，能够结合社会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讲正确、讲深透、讲出新意，并不容易。我一生在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工作，深知其中艰辛。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效，不能仅仅归结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问题。它要求人文社会各学科的相互配合，不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但更重要的是，它同时是一个社会性问题。我们处在发展最快的年代，是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叠加和纠结的年代，又是一个开放的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学生能从各个方面得到信息。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尤其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些负面问题，不可能不影响到学生。教员在课堂上不要无原则地发牢骚、骂堂，特别是抹黑，这种要求完全应该，符合教师法，也符合作为一个教师的道德底线。但我们无法隔绝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受到来自外界的信息和影响。教师无力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清除引起不满的社会阴暗面；也没有什么魔法让学生闭目塞听。杜绝学生从不同的渠道受到影响，在互联网时代几乎不可能。但教师有教师的责任，我们既要增强自身使命感，守住高校这个意识形态的前沿；又要有能力守住这个前沿。责任是使命，能力是水平。所谓能力，就是要讲清道理。
在讲课中，要着重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知道如何分辨是非对错；要培养能分辨是非对错的立场、观点、方法，培育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不是给学生一桶水，而是舀水的勺，可以使学生终生解渴。当然也要结合课程有关章节，以理论结合实际的方式，对学生们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讲明白、说清楚。不要回避现实，要敢于面对问题。我以为，凡是问题都是可以分析的，可以在理论上找到答案的，否则不成其为问题。问题总是与问题的回答相关，而回答会有是非对错。关键在于我们要研究，而且有些问题要发挥集体的力量共同研究，这就是创新团队。经验证明，照本宣科、教条式灌输，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会产生拒斥心理和逆反心理。一定要抓住问题，把道理讲到学生的心坎里去。如水灌园，泽及根底，把讲课当作一门艺术。
要守住高校这个意识形态的前沿，教员本身应该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如果自己东倒西歪，不可能要求学生站直；再则必须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可能。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中有理论问题，既不是文人相讦，更不是村妇吵架；在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和解释中，同样存在理论问题，存在真理与谬误问题，不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不同话语权的争夺。而话语权并非制造概念，其背后是由不同理论支撑的；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和解释，同样存在理论问题。
政治思想理论课当然要着重进行基本理论教育，进行正面的、积极向上的教育。要让我们的学生看到我们的先烈创业之不易，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途。这决不是西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诬称的“洗脑”或“辩护士”。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是讲是非、讲道理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批判锋芒指向与社会主义本质不符合的东西、与人民根本利益不符合的东西、与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不符合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必须能对某些不合理的存在之所以仍然存在、如何改革，给以科学的、合情合理的解释。这才是理论教学。理论是有感召力、有感情、有感染力的，真理是能打动人的。只有理论才有说服力，只有创造性的理论才具有最充分的说服力。马克思的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这些我们都耳熟能详。
在课堂上，不可能不涉及当代中国政治和理论中的重大争论，因为学生就生活在社会中。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最关心的是肚子问题。当国家开始走出贫困，人们越来越关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问题。这种关心与追求本身是合理的，但其中存在复杂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就我所读到文章来说，公开主张在中国要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学者不多见。虽然有个别人宣称，“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和者实寡。但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问题上仍不时会有杂音。这些观点，对我们一些没有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的年轻学生，会产生影响。
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领导层都不能拒绝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应该是现代国家的共识。一个压制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国家，最终必然失败。但我们必须理解，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不是抽象的“共名”，不是单纯的概念，而是有实际内容的。它的内容决定于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的性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现实。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维护广大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武装斗争，不少革命先烈就是为建设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新中国而浴血奋斗。在社会主义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原来奋斗争取的东西，并逐步走向更高的水平。
我们并不讳言，路并不平坦。在左的路线下，我们有过“反右”“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个教训应该牢记。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方面我们在逐步改进。特别是近十年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倡导依宪、依法治国，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尽管仍然存在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但我们正在朝前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是一个人建成的。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如何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如何有效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权和自由，既有理论问题，又有实际政策措施问题，应该欢迎任何建设性意见和批评。我们要向学生说明白，历史唯物主义者并不否定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上取得的成就。《共产党宣言》中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曾经赞扬“给资产阶级现代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的启蒙精神。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制度比起封建社会的专制、等级、特权、人治是历史的进步。但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与资产阶级先驱者的启蒙主义的理想，并不完全符合，恩格斯甚至说它是启蒙主义的“华美诺言”的“讽刺画”。我们可以借鉴和吸取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中的积极因素，但我们反对把它说成是普世的、唯一的模式。“革命输出”论是错误的，“民主输出”论难道就正确吗！
正因为这样，我们一定要向学生指明，不能停留在第一层面，即要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而不管它的实质内容。这会落入“普世价值”论的图套。一定要同时深入第二层次，即要什么性质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我们不能抽象地提问题：你要不要自由？在当代世界，没有人不要自由，甘愿被奴役的人是没有的。可要什么样的自由，却大相径庭。马克思说过，“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实现自由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还说，“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权利而已”。
自由人人需要，关键是谁的自由，什么样的自由。应该懂得区分自由和什么样的自由，多数人的自由和极少数人享受的自由。西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双重标准，暴露了它们的虚伪性。在中国，只要有人敢于在“自由”问题上对社会主义叫板，就被冠以“斗士”，受到热捧，是非对错已经无关紧要。把这种人称为“民主斗士”，实在缺少理性思考，有点太离谱！我们要防止个别人在群众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正当要求中夹带私货，甚至意有所图。我相信，把问题像剥葱似的层层剥开，一定能讲清、讲透。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理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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