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电视剧《永远的忠诚》和电影《第一书记》，根据原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党委书记沈浩的真实事迹改编而成，它们讲述了沈浩在小岗村任下派书记期间的工作和生活。原本在省财政厅工作的沈浩，抛下优越的生活条件到小岗村任职，一干就是六年，他为小岗村争取项目、铺路、修桥、帮助贫困户、招商引资，让百废待兴的小岗村飞速发展，自己却因积劳成疾，牺牲在工作一线。观看这两个影视剧，不但被沈浩的事迹所感动，而且对沈浩的工作本身有很多思考，对影视剧的叙事和表达也有着诸多反思。

 

　　沈浩的事迹很感人，影视剧也几乎没有让人感觉到虚假和“故意拔高”，这首先因为其中呈现的乡村生活和村庄治理状况有强烈的真实感。笔者最近几年一直行走在中国农村基层，开展农村调研工作，对村庄治理有所了解和研究。偶然看到这两部影视剧，就被其中呈现的村庄治理的真实性所吸引。尤其是电视剧《永远的忠诚》，可以称得上近年来少有的一部反映农村社会现实的电视剧。

 

　　小岗村曾是一面旗帜，它走在时代的最前列，引领了中国农村的全面改革。当沈浩到小岗村时，贾治国领导下的小岗村，村庄治理无力、基层组织涣散、各种钉子户泛起、村庄公共品供给困难，农民无计可施。这也是当下部分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

 

　　沈浩刚一进村，村里正好停电。因为有人偷电，欠电管所几万元的电费，电线因此被电管所剪断了。村里仅有的小卖部里，冰柜里的雪糕都成了白汤水；村里的田眼看着该种了，却因为没电而不能灌溉。贾治国是村长，当然不能搁荒自家的地。偷电灌溉，被电管所派来的电工掐断了线，这激怒了贾治国。他递了一个眼神，几个地痞就冲上去殴打电工，电工被迫逃走。沈浩到小岗24小时之内，就掏自己的腰包垫付了一万元电费，为小岗村送去了光明，赢得村民的一片喝彩。而此时，正在试图托关系走后门来争取“光明”的“贾治国”却大发雷霆：“咋回事？这是谁干的？他们胆子太大了，不通过我就敢来电？”

 

　　通过这么一件事情，贾治国这么一个村霸干部的形象就已经得以充分表现，而贾治国霸道不仅仅这一件事。“小岗人绝不是好欺负的。”这是贾治国常说的一句话，他不仅暗示手下暴打电工，还对自己的妹夫大动干戈。妹妹和妹夫打架回了娘家，贾治国不但没有调解纠纷，反而对手下的地痞下令“你给我狠狠教训他”。于是，不仅前来接妻子回家的妹夫遭到一群村痞无赖的穷追猛打，就连劝架的沈浩也捎带着连真带假的被打了一顿。贾治国对沈浩明里拉、暗里打，沈浩上任当夜就遇到“鸣枪警告”待遇，第二天就被劝回家休息，贾治国还说是为了沈浩好。而贾治国作为农村改革第一村的“村霸”，更是好生了得，连县委书记都惹他不起。为了对付沈浩，贾治国甚至让手下的小兄弟于大伟找来的帮凶痛打了沈浩一顿，想以此将沈浩打走。

 

　　面对记者，贾治国侃侃而谈，突发奇想，认为小岗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没有实行“岗人治岗”，就是小岗人治理小岗村。他借“港人治港”的政治构想来反对上级给小岗村下派书记的做法。这种“岗人治岗”完全是一手遮天的村霸逻辑。如此村霸治理下的小岗村，其乱局就可想而知了。改革开放进行了20多年，小岗村连像样的办公场所都没有，连办公的桌椅板凳、文具信纸都要沈浩到财政厅去“乞讨”。那么，传说中小岗的“昔日的辉煌”到底去哪里了呢？当然是被历任村干部霸占分了。1978年建起的八间房，一个“红手印”的带头人，曾经被村民罢免了的村主任余本福，一纸假合同变成了自家财产；一台推土机，被余本福的堂兄弟余本立巧立名目弄到自家院里了。在一次会议上，贾治国的后台，他的舅舅余本华指责余本福贪污了上级下拨的20万款项。

　

　　电视剧中的一段对话，生动地反映了村庄治理的现状。在沈浩领着“红手印”们参观华西、大寨返回途中，余本福和余本华因看到华西、大寨的发展而郁闷至极，两人打起了嘴仗：

 

　　余本华：当年俺小岗村有名的时候，它华西还没什么名堂呢。俺们差哪了？是脑袋缺根弦还是缺胳膊少腿啊？

 

　　余本福：自个折腾呗。自个把自个折腾散架了。哼。

 

　　余本华：人家华西、大寨啊，都把心思一门的往集体上想，人家那两个带头人，众人服啊。俺们，谁上去坐那个台上啊，就光想着自个家那点事。啊？他能好么？

 

　　余本福：这些年啊，头回说这么句中听的话。嘿嘿，早干啥了？早咋不好好干呢？

 

　　余本华：你倒是好好干啊，你在位置上的时候都干什么了？啊？哈哈，还不是一门心思琢磨自个家那点事。你干什么了？

 

　　余本福：你少污蔑我。我当村主任的时候，咱们村第一次有工厂，咱们村第一次招商引资。谁不知道啊？

 

　　余本华：你引个屁！倒是说过，某某某大公司要投资几万、几万、几千万，要进咱们村。啊？“扑”吹的没影了。是不是啊？

 

　　余本福：大风吹的是我吹的？我招不招是我的事，招不着是客观的事，人家不投资我硬拽啊？

 

　　余本华：小岗村要是有你这样的搅屎棍子，它能好么？

 

　　余本福：你好？你下台了，小岗村成你们家的了。下台了不要紧，还把那个不着调的外甥（贾治国）整上去当主任了。

 

　　余本华：那是民主选举。大家投票投的。

 

　　余本福：谁投票了？你们家派人把四面八方的村口、路口都把住了，不投你们家的票都不让进村。有这么选举的么？有这么民主的么？

 

　　小岗村的“红手印”们，基本是盘根错节的亲属关系，窝里斗成了贫穷落后的小岗村的一台好戏。只有年迈的“余三爷”一身正气，成为沈浩在小岗村的盟友和靠山。

 

　　沈浩从省里要来了修路款项，准备用这笔钱动员村民的力量，为小岗修一条凝聚人心的发展之路。可是，贾治国盯上了这笔来之不易的钱，他想承包修路。承包，意味着什么？贾治国承包又意味着什么？余本福说到了点子上：“这条路要是包给那帮人，非给你弄成豆腐渣工程不可！”贾治国的如意算盘落空后，不但拒绝工程监理的职务，不尽村主任的义务，反而为工程“添堵”、制造麻烦。他暗中唆使弟弟贾治新，连夜扩大猪舍，在即将动工的村路上砌了一道墙。

 

　　小岗村的这种状况，在当前很多地方农村都可能存在。电视剧《永远的忠诚》没有回避矛盾，因此有强烈的现实感。在很多村庄中，村干部关系不和，主要干部各拉一派人，有时两派分别占据了村委会和党支部，互相不买帐，从而导致两委在工作中互相不配合，甚至对立与对抗。有时一派在村庄中占据了领导地位，另一派处于“在野”状态，“在野”的一派可能在工作中不予配合，甚至抓住在台上一派的弱点，尽行捣乱，让对方做不成工作。而在台上的一派，往往是借村庄公共权力给自己及同派系的人谋取私利，集体公共财产甚因此被侵占瓜分。这样在村庄治理时，一点小矛盾有时也可能因双方推诿而闹得不可开交。最严重时，甚至出现一个村里有两套治理系统，连广播都有两套，一派的广播不响，这一派的妇女甚至都不去孕检，只有自己派系的广播才能管到自己派系的人。因此，村集体干部软弱得很，只能做做基层政府的传声筒，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小岗村“一朝迈过温饱线，三十年不进富裕门”，原因就在于此。

 

 

 

　　影视剧生动再现的沈浩在小岗村的主要贡献和感人事迹，在这些事件中，沈浩为小岗村干事业的真诚、激情和奉献精神深深打动了观众。感动之余，我们不禁会思考，沈浩到底是如何在小岗村做成事的？为何前几任下派干部都干不好而打了退堂鼓，唯独他干好了，他依靠的是什么呢？中央宣传和影视剧的表达意图，当然是要表现沈浩在小岗村工作的敬业和无私奉献，影片也确实实现了这一意图。不过，对乡村工作了解的人要冷静思考沈浩为何能做成事，第一反应也许不是他的奉献精神，而是他的人际关系资源。事实上，影片深刻地显露了人际关系在沈浩的小岗村事业中的重要性。

 

　　沈浩虽然有着让人羡慕的工作单位——省财政厅，而却只是其中一个普通的科员。他也有强烈的事业心，想做点实事，却苦于没有施展的舞台。沈浩曾有辉煌的过去，“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学生党员，省级三好。”而今却是“在机关十八年，原地踏步”，年年考核都是“基本称职”。沈浩不甘于平庸，毅然抓住小岗村挂职的机会，他的事业也因此峰回路转，一改十八年原地踏步的人生窘境。正如他所说“这次来小岗，我要与小岗一起突围。”沈浩到小岗村以后如鱼得水，能够顺利开展工作，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在财政厅的工作岗位以及广泛的人脉关系。

 

　　沈浩在小岗村开展的轰轰烈烈建设，首先离不开省财政厅这颗“大树”的支撑，它是小岗村建设的强大后盾，尤其是物资、财政的主要来源。电影《第一书记》中，沈浩与妻子晓勤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这一点：

 

　　沈浩:“小岗村的名气,加上上头的支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晓勤:“做事需要花钱,那财政厅是你家开的?”

 

　　沈浩:“跑呗!”

 

　　而在省财政厅，沈浩与领导的关系非同一般，副厅长是他的同学和哥们。沈浩数年在小岗村的工作没有起色，年年“基本称职”，处境尴尬，因为没有“坑”来插他这个“萝卜”。好不容易机会来了，同学和哥们荣升为副厅长，沈浩有了被提拔的阶梯，但是梯子有了，人却不在岗位上。因此妻子埋怨说：“萝卜在的时候，没坑；有坑了吧，萝卜又不在了。”沈浩妻子的埋怨，不但揭示了沈浩十八年不得志的原因，还透露其重要的人际关系。无疑，可以“插萝卜”的副厅长，就是沈浩重要的人际关系。

 

　　一到小岗村，目睹坎坷泥泞的乡村道路，沈浩决定打报告申请修路，就让副厅长的同学帮着找钱，同学说：“后面坐着王厅长，你找他呀！”当天，王厅长向镇黄书记表示：“小岗的事，就是我们财政厅的事。”后来事实也印证了此言，正如沈浩说的，“凡是机关不要的，旧的，我全都拿走。还是那句话，什么都要。”沈浩不止一次从财政厅收集物资用于小岗村建设。沈浩在小岗村所干的大事中，如修建进村公路，整修大包干纪念馆，都得到了财政厅的大力支持。小岗村贫困户的修房款、大包干带头人的补贴，应该也来源于财政厅的支持。

 

　　沈浩干的最惊世骇俗的事情，可能就是为了小岗修桥而让火车停运。虽然只是一个村党委书记，但沈浩为了给小岗村搭建大桥，他竟然要求京沪铁路这个全国大动脉停运45分钟，这涉及到多列车的正常运行，甚至会影响到整个铁路网的运转。为此，沈浩辗转于北京、上海，找各级领导来来回回办审批，通过自己直接拜访感动铁道部部长，说服上海铁道局局长。最终，京沪铁路果真为他而停运，小岗村因此而搭建了大桥。这不是一个普通乡村干部所能做到的，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下派干部所能做到的。普通人想见铁道部长，恐怕都是天方夜谭。

 

　　2007年冬天，我在皖北李圩村调研，当时市里在每个村都安排有下派村书记，称为“第一书记”，村里的支部书记就叫书记。下派书记都是市县各行政机构和事业机构的工作人员。李圩村的下派书记是市里一所学院的体育老师，他在村期间与村干部的关系处理得并不好。在我调研时，村干部在我面前指责下派书记懒惰，不好好做事；村干部和村民都觉得他只不过混几年回去而已。而下派书记则认为，村干部希望他能给村里带来具体的利益，但他自己能力有限，并不能为村里带来什么。起初，他也想努力做点事情，但很快发现村干部反对他介入村庄内部的事情，于是他干脆什么也不做。由于市里要求下派干部必须蹲点在村里，在我调研时，他一直窝在位于村小学的住房里。在我调研期间，这位下派书记不断向我发牢骚，怨恨自己无所事事，抱怨自己完全使不上力，责怪下派制度让他在村里浪费光阴。

 

　　从调研经验来看，下派干部在农村基层所受到的尊重程度，很大意义上取决于他所能带来的资源多少。当前，很多地方都在开展机关干部下基层、进农村的活动。我们在调研过程中经常听到下派干部抱怨。不止一个干部对我讲过，下派当地的农民和村干部说，“你人可以不来，把钱给我们带来就可以了。”也有农民直接问下派干部“你给我们带多少钱来了”，当听说他们“没有钱”的回答时，甚至反问：“那你还下来干什么？”

 

　　回过头来想，如果沈浩不能给小岗村带来项目和钱，他在小岗村就很难获得那么高的支持，那么，尽管他工作耐心，一心为群众着想，群众也很难全心全意支持他，他的工作开展也不会那么顺利。试想想，沈浩再有能耐，在当前农村形势下，他能号召村民团结起来，投资投劳把村道修起来吗？而当沈浩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和财政厅单位的支持，拉来几十万项目款时，形势就大为不同了。可以说，不管电视剧《永远的忠诚》，还是电影《第一书记》中所呈现的，都是沈浩为小岗人要钱、要贷款、要援助、要投资的过程，而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尽管可能有“小岗村”这张特殊“名片”的作用，却都离不开沈浩的社会关系资源。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并不是要否定沈浩是个好干部，也不是说沈浩其实没什么，更不是要说影视剧对沈浩的宣传是错误的。因为沈浩为小岗人要钱、要贷款、要援助、要投资的过程，其实也是沈浩为小岗人奔波、操劳、伸手而以身殉职的过程。我想说的是，沈浩之所以有条件成为一个好干部，可以将小岗村的事情办好，与他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和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是分不开的。我们当然不可能否定沈浩是个好干部，因为他将个人的人脉关系和资源动员能力，用来为小岗村办事了，并且是以做事业的心态，竭尽全力来办的。就这一点，也并不是所有身处类似位置的下派干部都能做到。沈浩在小岗村开展工作，关心群众生活，一心为群众着想，这当然也是他获得群众广泛支持、有效开展工作的基础。

 

　　在电影《第一书记》中，至少有一件事情能够充分体现这一点。杨德福将村集体的铲车据为己有，沈浩试图要回，杨德福教唆人毒打沈浩。事后，沈浩不但没有记恨杨德福，反而特别关照他，帮助其开办“大包干农村餐馆”。在电视剧《永远的忠诚》中，就有更多的事例。他动用自己的个人关系，帮助徐胜利家申办了合肥到小岗村的客运线路经营证件，还帮助他家贷款买了辆新的大巴车；他热心地给韩桂英俩姐妹出主意利用园子开办幼儿园，从而让村里的小孩有一个一起玩耍的地方和一个好的教育开端；他半夜不辞辛劳地将濒临生产的余明亮媳妇送到医院，并帮助支付了3000元的医疗款；他亲自到合肥帮忙宣传和出售村民滞销的蘑菇。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表明沈浩关心群众生活，一心为群众着想，不遗余力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是一个好干部。

 

　　沈浩是农民出身，到了小岗如鱼得水。他在小岗村工作几年，工资一分也没拿回家，还倒贴了好几万。在电视剧中，沈浩42岁生日的时候，妻子王晓勤对妹妹、妹夫大发雷霆，原因是他们对沈浩的大公无私深表疑惑，认为沈浩太傻。王晓琴怒斥道：“你们老说共产党的干部出了哪个哪个贪官，咬牙切齿的，这不好那不好。好，现在轮到你姐夫了，人家好好干了，到你们嘴里有好话么？还傻傻傻、农民农民！跟你们这样说吧，共产党的干部要都是你姐夫这样的，就真就是和谐社会了！”

 

　　在当今社会中，能象沈浩在小岗村一样做的干部，凤毛麟角。毫无疑问，沈浩是好干部中的好干部。然而，一个好干部，优秀的共产党员，仅仅就是关心群众、帮助群众，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资源去争取各种项目？好干部沈浩对小岗村的村治，又真正触动了多少？共产党带领群众致富，难道仅仅依靠占有优势资源（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党员干部，利用这些资源为群众办事？

 

 

 

　　在电视剧《永远的忠诚》中，沈浩招商引资的GLG公司老总曾对沈浩说：“见到你以后，我发现做个好干部其实也不难，做个好人就行了。”这句话用来说沈浩，还真是十分合适。好干部沈浩真的是个好人，无论多难的事情，他都力图以情感人，在影视剧中的多数场合，他也成功了。他多次感动小岗村的村民，村民最初对他存有各种怀疑，但到最后都彻底信服，尊敬他、拥护他。

 

　　在电影《第一书记》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迁坟事件。村里好不容易引进一个工厂，需征地200多亩，迁坟工作十分难做。村里吴大妈的丈夫为革命事业牺牲，儿子饿死了，留下孤独的她。在迁坟的事上，其他村干部不以人为本、以情感人，强行偷迁，这使吴大妈很伤心。沈浩却不这样，他认为如果让吴大妈如此伤心，宁可不迁坟不上项目，他坚持以情感人，亲自在迁坟时披麻戴孝，还把妻子晓勤给他买来挤奶补身体的山羊送给了吴大妈。这一切感动了吴大妈，最后她主动支持沈浩的工作。

 

　　在电视剧《永远的忠诚》中，最典型的也是征地事件。一直到腊月二十九这天，钉子户余明亮一家还没签征地补偿协议。这事不解决沈浩年都过不好，他迟迟没有回家，带着本想带回家过年的两瓶酒和两只烧鸡送给了余明亮。这时，王晓勤哭着打来电话，问沈浩还回不回家了，沈浩让陈希盛接的电话，王晓勤在电话里说沈浩的老母亲一直在等他回家过年。此时，余明亮的眼眶一下红了，之后便答应了沈书记签了那份卖地的协议。

 

　　如此设置故事情节，影视剧固然达到了宣传的初衷，表现了沈浩的伟岸形象，用了巧妙的艺术处理手法，没有将沈浩置于矛盾的最前沿。尤其在迁坟事件中，影片先抑后扬，描写村干部的强制性迁坟，擅自扒了吴奶奶儿子的坟，吴奶奶哭倒在坟地里，使矛盾尖锐化。这时，沈浩才出场，以情动之：先以好言抚慰，后动员全村人为其夫披麻戴孝，最终使得吴奶奶心甘情愿地迁坟。这不过是征地过程中干部与农民矛盾冲突与解决的艺术再现，沈浩并没有处在矛盾的最前沿。如果果真如他所言，宁愿不上项目也不能伤害吴大妈的感情，那回避矛盾的最佳方式可能就是不征地不上项目也不发展。

 

　　现实比影片呈现得复杂得多，矛盾的化解也难得多。最近十多年来，中西部迈开了城市化进程的大步伐，农村工业化发展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影片对此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小岗村要发展，还是得引进工商业项目。为引进外资，建厂占地，需要征地、拆迁、迁坟。安土重迁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征地、拆迁、迁坟必然会引起农民的反对和抵制，必然引起与农民之间的尖锐冲突，这正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突出矛盾的生动体现。不可否认，政府工作人员态度好一些，更关心群众生活一些，很多矛盾可能会加以化解。但是，仅仅注意工作方法，关心群众生活，就能化解所有的矛盾，那也只是一种幻想。

 

　　事实上，从沈浩开展工作的村治基础中很容易看到，沈浩面对的不仅是小岗的贫穷落后，还有一帮你死我活窝里斗的“老英雄”们，是广大群众人心涣散。当沈浩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他难道真能靠做个好人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当然，在影视剧中，也有好几件沈浩做好人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在影片中，这些问题几乎都是由余三爷通过“骂街”来解决的。余三爷是小岗的“老祖宗”，在1960年自然灾害时领着余本华和余本福乞讨，对两个人有救命之恩，这两人后来成为了分田到户的“红手印”，只有余三爷敢说敢骂他们。

 

　　沈浩刚到小岗村不久，就从上面弄来了50万元村路改造专项资金，他组织村干部们开会，决定组织村民自己修路自己挣钱。这样，贾治国通过承包来挣钱的算盘落空了，他便出主意，让弟弟贾治新连夜将他家的猪圈外延，以此索要占道费。众人热火朝天地修路，到贾治新的猪圈时却不得不停下来。沈浩给贾治新怎么也讲不清道理，群众愤怒也没有办法，最后余三爷出来一顿臭骂后，贾治新就不敢动了，推土机顺势将他外扩的猪圈推到。

 

　　当沈浩面对挡在眼前的“火药枪”、“八间房”和“推土机”等阻碍小岗发展的堡垒时，他没有“各个击破”，而是试图采用正面进攻的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一举解决所有问题。结果，触犯了“红手印”们，“伤众了”，连会议都进行不下去了，沈浩被孤零零地扔在冷板凳上。不仅如此，当沈浩试图通过到法院起诉来解决问题时，他还被贾治国手下的小兄弟于大伟找来帮凶痛打了一顿，住进了医院。余三爷听说沈浩挨打，实在气不过，就踉踉跄跄跑到街上开骂：

 

　　你们都给我滚出来，没脸滚出来的给我竖起耳朵听着。啊？你们凭什么，你们都是什么的东西？啊？沈书记怎么你们了？自打沈书记进了我们小岗办了多少好事啊，你们咋没看见啊？啊？你们不要脸的，还找人打人家沈书记，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啊？就凭这你们是大包干的带头人，头上顶了顶红帽子，就觉得了不起了么？就觉得有功劳了是不是？人家过雪山爬草地的英雄都没怎么样，你们就是大包干按了个手印，就以为自己是开国元勋了？不要脸！话也不会说了，路也不会走了，人也不会做了，啊？你们办点正事没有？小岗村就容不下你们了？你们这些村干部别光顾的给自己家好事，要给村民办好事啊。打人的是哪家的混蛋？爹妈怎么教育的？丢人啊。你们整天对着报纸、电台、电视台说好听的，啊？装的像个人样，可你们底下呢？给我好好做人啊。做人懂不懂？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胡说八道。

 

　　本华家的给我听好了：你说你们家的火枪是烧火棍，你拿出来我瞧瞧，让大伙瞧瞧，你敢不敢拿你们家的烧火棍开自己一枪？你拿出来啊，都六十好几的人了，还胡说八道，本华你听见没有？本福家的请你出来，给大伙说说，啊？你不是经常给报纸啊、电视台啊讲故事作报告么？啊？你给大伙说说，你这两年给咱们小岗村办了些什么好事啊？干了坏事的都给我滚出来，你们是什么的东西？本福啊，你不好意思说，我替你说。这几年你根本就没给小岗村干好事。别的不说，村里的几间房什么时候是你们家的了？啊？你记得吧，咱们讨饭要吃的时候，人家给了你才算你的，什么时候村里给你房子了？啊？本立，小的给我听着：整天跟着本福屁股后面转，不学好。我问你，挖掘机什么时候算你个人的了？你们这些人啊，好了伤疤忘了疼。共产党给咱们好日子过，你们不好好的过，还想跟我老头子去讨饭要吃么？啊？这帮兔崽子没资格让我说，只能让我骂，骂个三天三夜我都不解恨！

 

　　后来借着公安机关的收缴枪支的大气候，“火药枪”问题得以解决。在沈浩后续的以情感人下，村里找了两间房给本福存放杂物，“八间房”问题算是得到妥善的解决。而挖掘机问题则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

 

　　沈浩为了发展小岗村旅游业，真是用心良苦。费尽了口舌，费劲了心血，辛辛苦苦说动省旅游局建起了一个大包干纪念馆，把“红手印”们的巨幅画像挂在了宽敞的大厅里，以供游人们驻足参观。可是，谁知道，却遭惹了“肖像钱”之争。刚从华西、大寨参观归来的大包干带头人，没能学到一丝一毫的集体观念，反倒商机意识增强了，他们琢磨着从纪念馆中能捞取什么好处。他们认为纪念馆里挂着他们的照片侵犯了他们的肖像权，应该向他们支付“肖像钱”。纪念馆开馆在即，他们却闹得不可开交，沈浩劝阻无效。此时，又是余三爷出来一顿臭骂：“有的人说，这张脸值五万，有的说值三万。你们这几张脸谁给的？我们这几张脸党给的，人民给的，这几张脸算什么？不就是二十几年前要饭的脸？穷也要，富也要，丢不丢脸？”于是众人散去，不敢再说什么。

 

　　沈浩以小岗村为家，一心为小岗村谋发展，关心村民生活，尽己所能地帮助村民，这感动了余三爷，因此，在关键时刻，余三爷都会站出来支持沈浩的工作。由于沈浩是个好人，做了很多好事，于是在村庄里就自然而然地有了群众基础，我们可以信服这一点。然而，沈浩面临的最困难的事情，余三爷都能解决，何至于要派沈浩来当书记？在村治混乱的小岗村，难道余三爷真能解决那些治理难题吗？也许，现实并非如影视剧处理的那样。

 

 

　　四、政治原则和组织基础在哪里？

 

　　沈浩是个好人，拥有很多社会关系资源，并用这些资源来帮助村民，为村庄谋发展。但是，好人做好事就是好党员、好干部？那作为党员干部，沈浩的党性在哪里？而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基础又在哪里？从影视剧中根本看不到这些。可以说，这些构成了描写沈浩事迹的影视剧的短板。

 

　　很遗憾，影视剧中首先就看不到凤阳县委的政治原则。在沈浩被打后，县委书记曾到小岗村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小岗村的村民们，同志们，昨天晚上有一伙人殴打了沈浩同志，致使沈浩同志受到了严重伤害。这是一起严重的治安案件，也是政治事件。我们滁州市委的领导同志对此事件都十分愤怒，也十分的重视。我现在告诉大家，市委林书记有十分重要的指示，要我们严惩凶手，彻底解决小岗村的问题。市委领导还要求我们，一定要抓获打人凶手和幕后指使，揭露出事件真相，并以此开展对广大群众的法制教育和政治教育，以彻底推进小岗村的各项工作，努力创造一个和谐的小岗村，团结的小岗村。今天，我在这里代表县委表明一个态度，沈浩同志在前一段小岗的工作是十分努力的，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我们县委是满意的，是抱着肯定的态度的。我们对沈浩和小岗村一班人下一步工作打算也是支持的。他们提出要在小岗村创建一个村规民约，打击歪风邪气，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我们以为这些想法都是及时的，也是必要的。今天我的心情很沉重，但也很感动。我们村民听说沈浩书记挨打了，一大清早就赶到县医院看望沈书记。有小岗村这样的好书记带领着大家，我们相信小岗村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解决。你们看，我们这里昨天还是阴沉沉的，今天就是一个大晴天。我们相信小岗村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

 

　　县公安局长也义正言辞地讲：

 

　　昨天殴打沈书记的人，我劝你主动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今天我带的民警就在你们村里办公，随时准备接待你们。只要是交代了，坦白了，我保证按照政策宽大处理。县公安局不侦破此案是不会离开小岗的！

 

　　然而，当事后案件得以侦破，真相大白，是贾治国制造了暴力殴打沈浩的事端。县委和县公安局却抓了一个于大伟这个打手来垫背，幕后指使者贾治国不但躲过了一劫，还因主动交出火枪而被县委书记说成是“有立功表现”，被免于追究责任，甚至还被记了一功，最后被调到镇上工作，这多少还是有些荒唐。即使说不上县委书记阳奉阴违、表里不一，至少也可以说他没有什么政治原则。对于贾治国的这种行为，至少应该批评教育吧？应该在党的会议或干部会议上进行批评吧？应该让他做自我批评吧？在这种没有政治原则的基层治理下，贾治国这种村霸型的干部，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不是偶然的。可以想象，当下派书记离开后，他能不重新统治小岗村吗？小岗的前途还能像县委书记慷慨陈词的那样“一片光明”吗？

 

　　同样，在村庄治理中，沈浩对几乎所有曾经反对他的人，都是以德报怨，他的宽宏大量感动了小岗村的人们。但是，小岗村人的感动似乎是抽象的，一碰到具体问题，他们就不能与沈浩力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了。沈浩的以德报怨本身并没有错，但在村庄治理中，这种以德报怨如果没有政治原则，那就是一味退让，真能让那些反对他的人进步吗？尤其是那些大包干的带头人，当他们犯了错误以后，沈浩几乎从来不批评他们。他们也都是老党员、老干部吧，如果他们的做法和想法是错误的，沈浩为何不在干部群众会议上给予批评，为何不能在党员会议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沈浩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吐露出深埋在心底的话：

 

　　通过修路，村民们信任我了，有话也愿意跟我说了。而且在这二十几天，通过大家聊天也知道了好多事。在小岗村要想把事情干好，关键还是那几个人。这几个人的事情还真是不好办。顺着他们不行，批评他们敢批评么？有些明明是他们的错，可我怎么批评他们呢？这事我得跟谁说？找县里不行。找省里，找谁？找党中央？算了，还是自己想车辄吧……

 

　　一个党的基层干部，对待党员、干部和群众所犯的错误，连批评都不敢，能说这是一个优秀的干部吗？为什么不敢批评他们？难道真如余三爷所说的，他们头上有着红帽子吗？就凭他们是大包干的带头人，不但基层党组织的干部不敢批评他们，甚至连县委书记都不敢批评他们。那他们到底又有什么功劳呢？难道真当他们如同“过雪山爬草地的英雄”，如同“开国元勋”？即便是开国元勋，犯了错误也应当是可以批评的，这才是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政治原则。

 

　　沈浩觉得批评这些“红帽子”不行，向上级反映也不行，还是决定自己来想办法，他又都想了些什么办法呢？无非是做好人，试图感动干部群众，而且他成功了。村庄治理矛盾的最前沿，一定是反对力量，此时怎么办？在《永远的忠诚》的编剧者笔下，大部分矛盾的化解都靠沈浩关心群众生活，耐心开展工作；而一些沈浩实在解决不了的矛盾，就靠让余三爷出来将当事人、钉子户臭骂一顿。这不符合现实，编剧者对沈浩的这种理解，是从人性的角度，而不是党性的角度来理解一个好干部，将好干部庸俗地理解成了一个好人。

 

　　在电影《第一书记》中，倒有一件事情体现了沈浩工作的政治原则。杨德福将村集体的铲车据为己有，沈浩试图要回。杨德福由于过去的背景在村里很霸气，甚至教唆人毒打沈浩，想给他个下马威。沈浩没有因此屈服，而是以法律为武器，为村里收回了铲车，终于解决了多年来许多驻村干部难以解决的难事。沈浩为了收回铲车，对杨德福做了多次且细致的工作，但均无收效，因此才诉诸法律，动用强硬的方法。在法院开庭时，沈浩组织了有兴趣的村民前去旁听，法院来村强制执行时，也有很多村民围观。沈浩动用国家强制力为村委会维权，同时也动用了民主手段，让广大村民群众说话，在村庄里有强大的民意基础。

 

　　一个优秀的党员干部当然应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但更关键的是，应当坚持政治原则，发挥党团组织基础，将群众组织起来，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在电视剧《永远的忠诚》中，为了笼络年轻人，将他们留在村里，沈浩曾设想，要发挥团组织的作用，事后这一设想似乎并没有实现。沈浩确实带领小岗村致富了，但这种致富只是从外面争取项目和投资，在村庄内并没有组织基础。村民群众也许确实可以从这些项目中得到好处，但未必真能改善村治状况。沈浩曾对GLG的老总说，“小岗村的村民是穷争，总盯着眼前的一块钱，而不知道放开眼界，前面有一万块钱”，所以他想通过引进投资帮助小岗村致富的方式来解决小岗村纷争不断的问题。然而，事实却像余三爷所说的那样，村民们“穷也要，富也要”。

 

　　如果没有这些政治原则和组织基础，沈浩带领小岗村致富的借鉴意义在哪里？通过关系争取上面的项目？上级政府投放的项目可以让小岗村致富，同样可以投放到其他村庄，也可以让其它村致富。而之所以投放到小岗村，也许只是小岗村“改革第一村”的名片，外加上沈浩的努力争取。不辞辛劳地争取外来的投资？小岗村可以招商引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政府在土地政策上对小岗村网开一面，批准了其农业土地的非农使用，小岗村可以享受土地非农适用的级差收益。如果其它村庄也能享受此政策，将农用土地转化为工业用途，招来投资是迟早的事情，致富也是必然的。况且，如果小岗村能像华西村、南街村那样自己开办实业，那就不仅仅是分享地租收益，还可以直接享受工商业收益。

 

　　如果沈浩只是辛劳地帮助一个村庄争取了新农村建设资金以及政策优惠，那么沈浩作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干部的又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呢？这个村庄到底可以让其它村庄从中学习什么呢？换句话说，沈浩在小岗村的工作如果没有政治原则和组织基础，他的意义是大打折扣的，甚至他的劳累殉职也不会有太多的意义。这样说有些残忍，因为沈浩确实因积劳成疾而牺牲在工作一线。不过，我的这一说法并非针对沈浩，而是针对沈浩事迹影视剧的编剧者们，这是他们应当深刻反思的问题。

 

 

　　沈浩到小岗村挂职担任的职务是“第一书记”。所谓第一书记，是指小岗村党支部的第一书记。但无论是电视剧《永远的忠诚》还是电影《第一书记》，我们都看不到党支部的活动。在两部影视剧中，小岗村的村主任都是贾治国，原来村党支部书记都没有出现。

 

　　如前面的分析，除了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之外，沈浩为小岗村所做的诸多好事都依赖于两点，作为省财政厅干部所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源，以及小岗村里的权威人士余三爷的支持。而这两点在成就一个好干部上，恰恰是不具普遍性和可复制性的特点，它们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不在正常的组织程序所能支持的范围之内。

 

　　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稍有了解的人，或者对建国初期发动农民进行土改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很熟悉共产党员发动群众的一个格式化的工作套路：先由上级组织派出一个得力的党员干部到某个村子，进村后他往往先找人谈话了解村里的情况，同时从中寻找积极分子；然后把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再通过积极分子影响村民，进而将村民动员起来，通过组织群众斗争作为“反面人物”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使村民紧密团结在村党组织周围；村党组织进而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之下，依据国家政策，领导组织起来的群众进行土改等社会改革措施。

 

　　在上述过程中，被派去工作的干部当然可以利用自己的个人社会资源和一些特殊的资源来支持自己的活动，但这些都是辅助性的。下派干部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而是靠个人的社会资源和某些偶然的因素来为村民做好事，在当时的条件下一般都会受到批评。

 

　　在沈浩事迹的影视剧中，沈浩在小岗村既没有发动积极分子，也没有召集党委会议，他一直是孤立无援的，自始至终都是他一个人在孤独地奋斗。这是因为村里没有积极分子、没有党支部吗？当然不可能。既然有党支部书记，就说明还有党组织，还有党员，只是他们已经变成了普通村民，没有人组织他们，他们也无法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当然，当前农村是社会状况早已不同于几十年前搞土改的时候。时下农村题材的影视剧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村里的“能人”靠着自己坚定的信念，利用个人资源，从外面找来商业资本，或者是上级政府的投资，发展旅游或者特色农业。如潘长江、赵本山等人主演的农村题材的电视剧，都是如此，能人们自己富裕了之后不忘乡亲们，想方设法带领着村民一起奔小康。应该说，这些电视剧也确实从某个角度反映了当前农村现实。

 

　　而在沈浩事迹的影视剧中，即使是对于杨德福、贾治国这样的反面人物，村民也只是敢怒不敢言，无计可施。沈浩费尽力气找来资金，要为村里修路却遭遇了阻拦；好不容易办起了“大包干展览馆”，红手印们还要肖像钱；沈浩做好人，为村民做好事，反倒被打。在这些时刻，即使是积极分子们，也只能骂几句了事，或者诉诸法律。而法律在农村常常显得苍白无力，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前文述及的，贾治国唆使他人殴打沈浩，却也并未遭到什么惩罚。

 

　　分田到户以来，农村集体解散，集体利益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个人利益和权利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即使是为了全村人的利益，要牺牲一点点个人利益，也很困难。更不用说像以前那样，发动群众，通过批斗落后分子来为集体利益开辟道路。时代变了，批斗行为，现代法律不允许，群众也不支持，被批评的人更不会就范。只要没有触及法律，个人即使再怎么损害集体利益，再怎么“落后”，也没有办法，只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被动地等待“良心发现”，很难采取什么积极措施。而基层的党组织则消极涣散，党员几乎没有组织活动，党支部几乎变成了给逢年过节给孤寡老人送礼物的慈善组织。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干部不用再收取农业税费，不再有求于农民，他们因此常常也懒得理会农民的实质需求，村干部的工作近来甚至有行政官僚化趋势，只应付上面交办的工作，不和普通群众发生联系，更不用说为群众排忧解难。

 

　　也许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近年来，党中央越来越强调群众路线，但真正的群众路线是什么？是贴近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但是一些地方的干部却将群众路线简单地实践为给老百姓发钱发东西，给这样那样的物质利益，将群众路线变成了“收买群众”。从群众路线出发，党和群众的关系应当辩证地理解，党要领导群众，但主体仍然是群众，而不是党来包办群众的事情，党在基层的领导作用最主要的应当是发动和组织群众，让群众自己办自己的事情，而不是由党组织来替群众办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共产党的好干部在基层最需要发挥的作用，就是把处于涣散或半涣散状态的基层党组织重新巩固，让党的基层组织重新发挥领导作用；让积极分子能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只发几句牢骚了事，成天概叹“英雄无用武之地”；用党组织的威信来代替“余三爷”们的个人威信。只有如此，沈浩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的好干部；也只有如此，沈浩这样的好干部才不会孤单。

 

　　本文原载于《天下》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