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星清：中国应从苏联解体中吸取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教训

 

 

苏联解体，毫无疑问是20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它不仅代表了20世纪冷战的结束，而且还导致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虽然苏联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在中国，对苏联解体的讨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解体毫无疑问将给社会主义中国以深刻的警示。

 

一、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世界完成对苏联“和平演变”的“致命武器”

 

1、 从苏联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就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敌视和瓦解。

 

苏联建国初期，资本主义世界就纠集14个国家试图把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西斯德国又进攻苏联。但是，这些都无法从外部打垮苏联。在西方围堵、攻击、打压、瓦解苏联的过程中，曾经搞过“经济战”、“金融货币战”、“军备竞赛”、“舆论战”，然而这些都没能摧毁这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到上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走上了西方国家的政治舞台，特别是美国，不仅把新自由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而且还以它作为其实现全球霸权的战略工具。此后，西方世界开始改变了对苏联的战略。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说过：“我们知道，无论施加经济压力还是进行军备竞赛，甚至用武力也拿不下来。只能通过内部爆炸来毁灭它。”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证实了这一说法，他指出：“西方国家原来每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宣传资金达600亿美元。美国政府著名顾问基辛格讲：‘干什么还要进行宣传？不如直接在苏共党内建立第五纵队，培养代理人’。”新自由主义旗手之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证实说：“我们一直采取行动，削弱苏联经济，但是遗憾的是，无论我们怎么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我们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我们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以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

 

2、大量的事实证明，西方国家在苏联培养了一批“代理人”，然后通过他们在苏联推动否定社会主义的“改革”。

 

培养“代理人”从内部瓦解苏联成为新自由主义登上西方政治舞台后最成功的战略。其中，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就是这些“代理人”中的关键人物。

 

“代理人”戈尔巴乔夫攫取最高权力之路耐人寻味。在1982年至1985年这三年间，苏联的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同时，一批坚持社会主义的接班人被各种谣言或者其他原因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其中包括当时的乌克兰领导人谢尔比茨基、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等人。俄罗斯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苏联领导人变动过程中有西方势力操控的迹象。对于这样的研究结果我们无法完全确信。但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确实在客观上为戈尔巴乔夫攫取苏联的最高权力扫清了障碍，于是苏联共产党和人民的悲剧开始了。对此，撒切尔夫人后来十分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总书记的。”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与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撒切尔夫人的交流也的确“十分深入”。俄罗斯独立电视台在苏联解体20周年的纪录片中曾播出，1984年戈尔巴乔夫与撒切尔夫人进行了一番密谈，戈尔巴乔夫甚至违背保密原则，向撒切尔夫人出示苏联对英国的核攻击计划，这是苏联的最高军事机密。撒切尔夫人随后告诉另一位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美国总统里根，“可以和他打交道。”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回国后开始推动了一系列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尽管戈尔巴乔夫这么评价自己的政治主张：“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但是，从他后来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中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是极大的，新自由主义瘟疫让他的世界观“病入膏肓”，而且还通过他把这种瘟疫传播给了“巨人”苏联。

 

在苏联解体前夕，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演讲时骄傲地宣布：“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布什通了电话，依依道别。布什赞扬戈尔巴乔夫：“使苏联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而里根后来也高度褒奖戈尔巴乔夫的功绩。

 

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推行，苏共内部的分化越来越严重，而叶利钦却在苏联政坛迅速崛起。西方决定同时支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于叶利钦当上俄罗斯苏维埃主席，撒切尔夫人是这么说的：“经过多次接触和约定，还是决定‘推出’叶利钦。叶利钦费了很大的力气，勉强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随即便通过了俄罗斯主权独立宣言。”

 

1989年9月，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的叶利钦访问美国，美国政府竟然以国家元首的极高规格接待他，不仅安排到纽约等11个城市发表讲话，而且还安排总统布什、国务卿贝克、国家安全顾问思考克罗夫特以及前总统卡特等一大批政要“亲切”会见叶利钦。而叶利钦亦对美国“十分友好”的高规格接待投桃报李。在访美期间他大肆诋毁共产主义是“一张幸福的乌托邦支票”，盛赞资本主义“繁荣至上”。以至于他后来说：“从那时起，我已经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不再是一个共产党人了。”撒切尔夫人说：“在1991年‘8·19’事件期间，我们也给叶利钦以极大的支持。当时苏联上层少数人隔离了戈尔巴乔夫，企图恢复维系苏联统一的制度。叶利钦的支持者坚持住了，并且掌握了控制强力部门的绝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实权。”

 

二、新自由主义瘟疫是如何从各个方面影响苏联共产党的

 

自从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共产党就受到了包括修正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但到了1984年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侵入到苏共领导层。在诸多错误思潮中，以新自由主义对苏共影响最为严重，也最为直接，新自由主义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主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是苏联共产党在政治路线上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党内的新自由主义者公然放弃马列主义作为苏共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转而把体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放弃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戈尔巴乔夫大肆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模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无视生产资料所有制而大谈“人道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原则的妥协，“任性地”地推行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其实就在政治路线上宣告了苏联当时进行的所谓改革已不是社会主义改革，而是在向资本主义蜕变。这种改旗易帜的改革，为苏联解体提供了政治思想准备。

 

２、放弃党对国家的领导，是苏联共产党在政治制度上受到新自由主义严重影响的表现。

 

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内新自由主义者先是把权力中心从党的组织转移到苏维埃，取消了党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直接领导，使苏共由“领导核心”变成“政治先锋队”。同时鼓吹“党的民主化”，要求苏共完全沦为资产阶级议会党，还美其名曰“自治的社会主义政治组织”。1990年3月，苏联人代会修改了宪法第六条，正式取消党的法定领导地位，确定了实行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多党制和总统制。在“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口号的鼓动下，开始实行多党制，大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被召唤和集合起来，组成3万多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非正式组织和党派。在取消宪法第六条和实行多党制后仅一年，联盟一级政党出现约20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达5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成为最终推动苏联亡党亡国的政治力量。由此看出，放弃党对国家的领导，使得苏联共产党完全丧失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的权利，是苏共垮台最直接的原因，新自由主义拥戴势力替苏共掘墓是不遗余力的。苏联共产党放弃对国家的领导为苏联解体提供了政治制度的准备。

 

３、提拔重用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干部，是苏联共产党组织路线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苏共垮台同它在组织路线中的一系列错误是分不开的，这种错误主要是干部选拔任用上以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代替体现民主集中原则的选举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的任命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基本上抛弃了民主集中制，任人唯亲；更为严重的是，对干部的政治甄别工作形同虚设。这种违背马列主义组织原则的干部路线，使得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敌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政权的新自由主义者被任命到党的最高领导层，这是导致苏共从内部被攻破、最终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前提。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彻底打开苏共的组织大门，使得更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者混入党组织内部，并在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中占据重要岗位，为了减少推动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阻力，像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叶利钦等人都为埋葬苏联立下了“盖世奇功”。因此，提拔重用新自由主义者为苏联解体打下了组织基础。

 

４、放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搞所谓的“军队国家化”，是苏共在军队建设方面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上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所谓的军队改革。对军队的改革从削减军费开始，进而对其使命任务和体制编制进行调整，撤销总政治部、政工机关，清理政工干部，并用法律形式剥夺苏共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苏共从组织上放弃对军队领导的直接后果是，“一个人可以拉走一支部队”，军队在国家危难关头倒戈。

 

历史真是让人无限感慨，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近20万布尔什维克党员领导不足3万人的武装力量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拥有200多万党员的苏共领导人民和红军，战胜了德国法西斯；70多年后，拥有近2000万党员和530万军队的苏联共产党却在新自由主义者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自我否定、自我缴械，丧失政权、亡党亡国。苏共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搞所谓的“军队国家化”，为苏联解体奠定了军事基础。这也是苏联垮台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５、实行动摇和颠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经济改革”，是苏共在经济建设上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表现。

 

上世纪80年代，苏联一大批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经济学家，打着“市场至上”的旗号，刻意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模糊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界限，鼓吹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经济”转变。他们从极少数垄断资产阶级的角度，为最广大的苏联人民群众论证了实行私有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们大肆鼓吹经济状况不佳的根本原因是公有制的垄断；他们恶毒地妖魔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将其斥之为“僵化的”经济体制。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造成了苏联经济思想的混乱。在戈尔巴乔夫等政治力量和这些别有用心的舆论的影响下，苏共领导集团完全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并以之作为“经济改革”的行动指南，接受新自由主义的“500天计划”，推行“经济改革”，在苏联掀起了“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的浪潮。

 

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同叶利钦达成协议，决定成立由经济界的新自由主义者沙塔林等13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在俄联邦的“500天计划”的基础上，制订一个全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计划”。该计划提出，经济改革的根本原则是实现所有制“非国家化”和“私有化”。非国家化应当具有综合性，同时包括大型工业企业、中小型工商业企业、服务领域。要把大型国营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除了股份化之外，还采取其他种种形式使财产非国家化：一次性赎买，以分期付款办法赊销，先租赁后赎买，外国投资。使小型商业企业、公共饮食业、生活服务业私有化。转让（变卖）部分住房和地块，使之成为公民的财产。他们主张，从国家拿出可能拿出的一切，归还给人民。在把经济改革红利分给人民群众的冠冕堂皇的口号下大肆兜售私有制。叶利钦在答记者问时说：“我坚决主张增加私有制，大力发展私有制。”“500天计划”的起草者沙塔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头脑中对社会主义的概念就是要实行财产私有、企业经营自由、实行市场经济。”

 

此时，苏联的“经济改革”已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在新自由主义者的蓄意引导下，对几代人为之奋斗了70年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颠覆。加拿大的经济学家迈克尔·莱博维茨说：“当苏共党内的主导势力更多地趋向于遵从资本主义逻辑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定走向终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彻底颠覆了社会主义经济，直接地在经济基础上促使了苏联的解体。

 

６、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是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把意识形态工作交给他的“亲密战友”雅科夫列夫等人，使得这个极端重要的领域始终由新自由主义势力掌握。戈尔巴乔夫与这些人的思想不谋而合，先是提出“意见多元化”，接着发展为“舆论多元化”，最后毫不掩饰地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这些新自由主义者声称：“只有这样，苏联才能由僵化变成自由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实质就是主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让新自由主义思想占领这块极其重要的阵地。从此以后，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就理论混乱、舆论失控，报刊和新闻广播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专发反党文章，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专发反政府文章。

 

同时，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浊潮中推波助澜，带头否定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1987年他应美国一家出版商的约请写作并出版《新思维》一书。《新思维》一方面美化资本主义，主张重新评价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丑化社会主义，主张根本改造社会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进行“历史性妥协”。这样，苏联的思想理论彻底被搞乱了。当时，在苏联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世界社会主义中心变成了世界反社会主义的中心。最后，连西方媒体都承认苏联媒体反社会主义超过我们的宣传程度，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批判主义开始风行，刮起一阵阵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历史和苏联共产党党史的妖风。

 

７、对民族分裂势力妥协退让，是苏联共产党民族政策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由来已久。由于自斯大林开始，苏联长时期地推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导致在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之间、各加盟共和国和联盟中央之间的矛盾比较尖锐。而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执行了一系列体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民族政策，对打着“民族主义”幌子的民族分裂势力大唱“民族和解”的歪调，毫无原则地对分裂势力迁就妥协，一再退让，最终酿成了民族危机。带头闹独立的有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格鲁吉亚紧随其后，纷纷发表“独立宣言”和“主权宣言”。戈尔巴乔夫对这些独立宣言采取默认和纵容的态度。民族间的裂痕尽管发展到如此程度，但联盟的凝聚力在群众中仍未失去。在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中，76%的人仍赞成保留苏联。可是，在同年12月，由叶利钦导演的俄、白、乌《别洛韦日协议》，不顾多数公民的意愿，宣告联盟已不复存在，直接导致联盟解体，民族分裂势力成了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代理人”“完美地、创造性地”完成了西方势力交付的“历史使命”——从内部分化瓦解苏联。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痛心地说：“苏联的崩溃，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三、中国应该从新自由主义对苏联解体的影响中吸取深刻教训

 

1992年，邓小平同志讲：“一场冷战结束了，美国跟苏联的。另一场冷战又开始了，就是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的美国为了实现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霸权战略，还会继续利用新自由主义作为其理论工具向全世界传播瘟疫，兴风作浪。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同样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苏联的解体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精确无比的历史警示表，无论是所谓的“民主化政治改革”，还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经济改革”，亦或是“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应该从苏联解体汲取经验教训。

 

1 、必须坚持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毫不动摇。

 

社会主义改革必须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必须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改革中的严重影响，反对打着“改革”的旗号，推崇“市场万能论”、搞“金融自由化”、“国企私有化”。必须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并形成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1978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又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即改革开放阶段。30多年来，改革开放成绩举世瞩目。但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一批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不断地干扰和误导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试图把改革的方向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他们的手段就是“民生市场化”、“金融自由化”“国企私有化”，这跟苏联解体前进行的所谓“经济改革”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其目的就是彻底动摇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动摇社会主义事业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伟业，这是党和全国人民绝对不会允许的。

 

对于经济改革中的重大事项，比如国企改制、国有资源改制、核心行业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特别是依照根本大法—宪法；同时，必须由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才能执行，以体现“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改革权在人民”这一原则。

 

２、必须坚持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毫不动摇。

 

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领域，我们要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以“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为口号鼓吹西方“普世价值观”，坚决反对以“言论自由”为由从事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稳定的行为。党对意识形态的绝对领导是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特别要注意培养和重用坚持马列主义的得力干部，避免像雅科夫列夫一样的新自由主义者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对媒体的管理工作，对于一切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稳定的媒体要依法严肃处理。对于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表现要敢于批判、敢于亮剑。

 

网络平台是党加强意识形态管理的极端重要的阵地，无论何时，都必须坚决反对西方势力和新自由主义者利用网络平台散布“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打击各种谣言在网络上的传播。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网络平台建设，从组织上、机制和手段上有效落实对网络平台的管理，包括大力支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人和言论，坚决打击和清理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