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课题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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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课题
2021-07-02
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课题
【摘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伟大实践表明，党在实践中必须形成坚强、正确的中央领导集体，全党要坚决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威，在此基础上，党还要始终高度重视培养一代又一代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毛泽东和邓小平在这方面做了艰难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和宝贵经验。我们要以苏联解体为殷鉴，防止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确保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最终完成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
2018年7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归根到底在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这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百年大计。”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的光辉历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党在实践中必须尽快形成坚强、正确的中央领导集体，全党要坚决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威，在此基础上，党还要始终高度重视培养一代又一代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只有这样，才能顺利进行并最终完成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的权威，首先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9000多万名党员和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去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胜利。回顾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维护权威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欧洲工人运动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始终强调“权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873年，恩格斯发表著名的《论权威》一文，认为权威和服从不是由人的主观愿望确定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无产阶级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夺取政权以后，都必须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利用这个权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并运用这个政权去组织社会主义建设。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不仅革命权威、政治权威具有重要作用，个人权威、领袖权威同样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列宁也高度重视维护党的权威和革命领袖的权威。他严肃批评了俄国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的不要任何权威的主张，明确指出，工人阶级要在全世界进行艰难而顽强的斗争以取得彻底解放，就必须有权威。他还指出：
“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正是因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和实行民主集中制，有以列宁为领袖、由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组成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运筹谋划，有斗争经验丰富、包括一批职业革命家在内的领导骨干队伍去宣传和组织群众，还有一支党创建和领导的强大军队去冲锋陷阵，才干成了十月革命。然而，也正是这个列宁缔造的党，在20世纪90年代初却瓦解毁灭。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党的民主集中制被抛弃了，政治纪律被动摇了，党中央权威没有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党内思想混乱、纪律松弛，在这种情况下，“哗啦啦轰然倒塌”也就成为难以逃脱的命运了。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在实践中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并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威，对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尤为重要。1935年遵义会议前，由于没有形成成熟的党中央，导致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我们党开始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从此中国革命便焕然一新。正是在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才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对于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说：“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只有一个核心”“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邓小平同志也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这一政治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深刻揭示，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的科学总结，对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毛泽东在前半生主要是发动、依靠人民夺取政权的话，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后半生则主要是想通过发动、依靠人民保持党和政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与宗旨永不变质。毛泽东后半生的这一主要想法，至少发端于1945年7月初他在延安与黄炎培著名的“窑洞对”。时任国民参政员的黄炎培在延安参加国共商谈，经与一群生活极其简朴但全都斗志昂扬的共产党人的短暂接触，他深信这帮昂扬向上的“泥腿子”在不久的将来必然要在全国执掌政权，但同时又深深担忧其在执掌全国政权后，能否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对此，毛泽东稍加思忖后回答：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三年解放战争，毛泽东全身心地投入，在三大战役顺利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十分郑重地警示全党：
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要警惕糖衣炮弹，要做到“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努力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征程上，毛泽东越来越重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毛泽东这一思想的产生，一是基于对我们党的建设任重道远现状的深刻认识；二是基于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即开始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殷鉴；三是基于逐渐对杜勒斯兄弟“和平演变”战略的高度警惕。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艾伦·杜勒斯详细勾勒出如何用和平办法促使苏联的演变：
“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
“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
“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
“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
电影、电视，老少皆宜，润物无声。他们把镜头放大、聚焦到一个秀丽少女脸上的青春美丽痘，说这就是这个少女。你还真不好否认这就是局部的真实。当他们把镜头完全聚焦到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壮丽事业进程中所犯的错误上，比如把整部电影聚焦到我们党在1957年领导的反右斗争中所犯扩大化错误中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上，这一局部现象便立即掩盖了整体的真实。你走进电影院，跟着哭哭啼啼，走出电影院时，就可能得出“那个时代真黑暗、干脆推翻算了”的结论来。这样的电影不是在我们的银幕上出现过吗？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美国都把其掌控的诺贝尔文学奖专门授给这样的文学作品。就这样，文学和艺术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便不知不觉地在广大普通群众之中弥散开来。这就是艾伦·杜勒斯给文学和艺术“赋予”的特殊功能。
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旨在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1957年6月，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
“如果它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第四代人身上。
尽管杜勒斯兄弟提出上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相当于当今流行所说的“软实力”，但美国当局还是更相信自己的“硬拳头”，这就有了美国在海外发动和领导的迄今为止最大的两场侵略战争即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使美国损失惨重，同时也促使其越来越倚重杜勒斯兄弟提出的“和平演变”战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渐在苏联内部找到了他们的同盟军，如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乃至叶利钦等人。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始终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与苏联共产党的演变进程紧密联系起来，继续深入思考中国共产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重大战略问题。毛泽东高度重视杜勒斯兄弟的“和平演变”战略，深感这一战略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有极大的可能性在可以预见的不久的将来变成现实。毛泽东为此而深忧。1958年11月3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指出：
“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应对杜勒斯兄弟的“和平演变”战略，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根本举措抓起。他首先从教育入手。1953年5月18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教育工作的会议，提出加强中小学教科书建设，当了解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当时仅有30多个编辑时，他明确指出：“目前三十个编辑太少了，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决配备。”毛泽东对教育脱离实际的现象更是深恶痛绝。1965年12月，毛泽东在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时说：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联系习近平批评当前教育领域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不能不说，毛泽东有先见之明。
在培养接班人的过程中，毛泽东又十分注重对干部子女的教育。1958年的一天，毛泽东同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毛泽东称赞说：
“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呀！”
“现在有些高级干部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不严格。根本问题是要自己带头，要严于律己。”
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
“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
毛泽东还认为，干部子弟有优越感，脱离群众，担心他们将来会变成工人贵族。1959年12月16日，毛泽东指出：
“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1967年4月中旬，毛泽东联系《战国策》中的“触詟说赵太后”一事评论说：
“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1967年5月28日，毛泽东看到中央文革小组办事处编印的一期《要事汇报》上面说，据云南公安厅报告，22日晚，17个自称红卫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机等物和现款、存折，取款时被抓获。参与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6个是北京学生，其余11人，除两人外，都是高干子弟。毛泽东当即批示：
“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毛泽东在理论上与实践上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也作出了深刻的思考。据吴冷西回忆，在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十年论战中，毛泽东对《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以下简称《九评》）的写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回忆《九评》写作过程时，吴冷西说：“毛主席召开几次会议讨论《九评》修改稿，也是逐段边讨论边修改，而且他自己也动笔修改。”吴冷西还回忆说：
“一次讨论中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后来我们根据毛主席6月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举了他提出的革命接班人应具备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始终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战略任务挂在心上。他想了各种办法，但往往效果不大。后来，他想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大民主的形式。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明知大潮一起，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甚至可能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但毛泽东不惜身败名裂，也要与杜勒斯兄弟的“和平演变”战略背水一战、决死一搏。世间很多事，往往与愿违。毛泽东原设想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形式，从青年一代中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但各地、各大院校的一些红卫兵却头脑膨胀，从私心出发，争当“领袖”，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各地派性武斗不断并致使工农业生产下降。1967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一国外代表团时指出：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笔者注）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
1968年夏，各地武斗加剧，甚至酿成流血事件。其中，北京各高校造反派组织派到全国各地的串联和联络站与各地高校驻北京的联络站则起到“煽风点火”之作用。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作为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负责人的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五人谈话。谈话从凌晨3时半开始，直到早上8时半结束，长达5个小时。毛泽东最后说：
“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现在是轮到一些小将犯错误的时候”。
培养接班人的事，下一步如何办呢？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说过：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通过与五位红卫兵负责人的谈话，老人家可能想到了，在父母温暖的怀抱里，从幼儿园门进学校门，再从学校门进机关门，是培养不出合格接班人的。但这些年轻学生最终是要接班的。老人家可能想到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易子而教”。毛泽东是农民出身，农民最苦，让生活最苦的农民给这些孩子当几年父母行不行？但老人家可能也深知，把数千万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吃苦”，甚至是吃大苦，这些青年中的不少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可能会对自己有不少怨言甚至怨恨直至忌恨，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为了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质的伟业，你们骂也好，恨也好，我这个老头子认了。这就是不计个人毁誉、敢于“反潮流”的毛泽东。经过5个月考虑，1968年12月，毛泽东大手一挥，毅然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文化大革命”中1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规模运动展开，这是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这其中虽有对解决城市人口就业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的考量，但毛泽东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经过上山下乡锻炼过的知青，逐渐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产生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占这个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是上山下乡知青，占比28%。而最高层的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位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57.1%。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北黄土高原一待就是7年。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中，有3人是当年的知青，有2人为工人出身，政治局常委7人中，有5人有工农的经历，占比71.4%。在政治局26名委员中，有11人为知青，占比42.3%；加上刚参加工作是工人和战士的10人，有工农兵经历的21人，占总人数的比重达81%。2004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接受延安电视台专访时说：
“插队本身是一个标志界定的一个阶段，在插队之前，如果我们有所知所获，我总感觉到了插队以后，是获得了一个升华和净化。个人确实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那么在之后我们如果说有什么真知灼见，如果说我们是走向成熟、获得成功，如果说我们谙熟民情或者说贴近实际，那么都是感觉源于此、获于此。”
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50多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中国最底层农民的朝夕相处，艰苦环境的磨炼，对中国特有国情的认识，已经并将是他们终生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这可能是打断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预言链条的最可靠的战略之举，是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难以逾越的一道根本的障碍。当然，我们也绝不否认，其中不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遭受了不应有的极大磨难，甚至有的还长眠于祖国的穷乡僻壤。这其中，有毛泽东本人和党政各级领导工作上的失误或错误，但有的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所致，有的甚至是党内腐败分子和社会上各种渣滓、罪犯的作孽。我们深深为这些年轻的生命惋惜。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如同在淮海战役中牺牲的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一样，是在艰难探索中国共产党永不变质的宏伟事业中所作出的“光荣的牺牲”。笔者接触当年的上山下乡知青，有一些仍对当年吃的苦有不少怨气，甚至一提起毛泽东，牙根仍是发痒。但相当数量的同志对此无怨无悔，甚至常说：
这是我毕生最难忘、最值得记载的岁月。有上山下乡“这杯酒”垫底，无论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能对付。
有人说，现在是信息时代了，知识分子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不需要与广大工人农民等生产劳动者相结合了。我们承认，一些专门人才通过自己的劳动本身就可以有所发明创造。但是，毛泽东以上所要解决的是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确保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质这一重大的战略问题。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将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多长，这个历史时期就有多长。普通工农等生产劳动者在这个历史阶段都会占绝大多数。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这三大差别，是一个相当长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因此，要培养确保党和国家永不变质所需要的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领袖集体，就必须走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之路。舍此，别无他途。如何确保我们党永不变质、长期执政，确实是我们党当前和今后所应努力解决的重大甚至是根本性课题，关涉我们党乃至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应当坚决贯彻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要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又要坚决防止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这就需要深入开展理论研究，用科学正确的结论来统一广大干部的思想并进而部署相关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干部子女与工人农民子弟一起成长起来。实践充分证明，绝大部分干部子弟都是好的，这也从一个侧面有力地保障了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走苏联党的道路。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与正确。但确实也有极少数干部子弟，特别是在金钱面前，背叛了父辈，这不能不让人唏嘘不已。接班人关系着党和政权的性质，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实质上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国内外敌对势力之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一场尖锐斗争。从一定意义上讲，艾伦·杜勒斯与约翰·杜勒斯兄弟俩和毛泽东都是大战略家，都有自己的理论。只不过杜勒斯兄弟创立的是“和平演变”理论，毛泽东创立的是“反和平演变”理论。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根本不同：前者是为着世界上的极少数人，而后者是为着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他们各自所创立的理论，都仍在实践中和较量着，这种实践和较量甚至才刚刚开始。在他们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界上任何其他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及相关著名专家学者，可以寻找他们哪一步迈得或早或晚，哪一步迈得或左或右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从本质上说，其他人对此有价值的新的实践和新的见解，都只不过是对他们各自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毛泽东与杜勒斯代表着不同阶级的根本利益，都站在了各自历史的最高处。当然，我们也决不排除并殷切地希望着，在永恒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产生新的更为杰出的代表人物。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这样的人物，也只能是在继承或扬弃他们的基础之上而产生。如何看待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其所犯的错误？应当说，毛泽东本人对此是十分敏锐的。1959年7月26日，他在一封信的长篇批语中指出：
“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
笔者认为，在具体部署和实施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战略中，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毛泽东个人的原因以及各级领导中有的领导刻意“瞒报军情”和“谎报军情”等，使得毛泽东出现过一些失误甚至错误。对这些失误和错误，我们必须引以为戒，避免重犯。但毛泽东见微知著，及时提出高度重视应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思想，极具战略性、前瞻性和重要性，无疑在这一重大而又根本的问题上，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国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与1991年前后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也充分说明，毛泽东有着无比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他所提出的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一个重大战略方针，是确保我们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根本理论基石，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但邓小平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作了充分的肯定。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时又说：
“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报告中还指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证明了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
邓小平这两个论述十分重要，这就坚定地划清了与苏共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全盘否定斯大林进而逐渐脱离、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行为的根本界限。这也就是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在探索确保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中的失误，同时也可以说是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过程中的失误。苏联党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重大问题上，是有着十分惨痛的教训的。1991年11月，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会见苏联访美石油代表团时说，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不出一个月，你们将从法律上听到苏联解体的消息”。
果然，第28天后，苏联解体了。撒切尔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呢？她说，
因为我们在苏联高层找到了我们的代理人，“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们对此人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
戈尔巴乔夫虚荣到什么地步？曾担任过他助手的博尔金（Valery Boldin）回忆道，
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经常“大声朗读国外对他在世界上的伟大改革使命的评价，这种东西他有时会读几个小时，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了，大量的文件还没有看”。
西方各国联合起来，投戈尔巴乔夫所好，开动所有宣传机器，为其戴上各种动人的桂冠。戈尔巴乔夫则熏熏然昏昏然。一个党的总书记，竟然虚荣到这个地步！
邓小平在晚年实质上从苏联亡党亡国的角度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深圳时说：
“中国出问题，不是出在其他什么方面，而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苏联东欧的问题，就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如果我们党出问题，整个国家肯定出大问题。”
“垮下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下来容易，建设就很难。苏联东欧垮得多快！苏联这么强的国家，几个月一下子就垮了。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个教训，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如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新思维’出来以后没注意那样，就会出事。”
由逄先知、金冲及任主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也认为：
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在实施过程中，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左’的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走向了极端。但无论如何，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
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投鼠忌器，王顾左右而言他，采取鸵鸟政策，这个必须说清楚。”
这从一个侧面，也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理论的正确性。笔者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是“必须说清楚”，一是组织上查清楚，二是理论上讲清楚。组织上是不是完全查清楚，笔者不好揣测；但理论上说清楚，可能仍需很大努力。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在理论上坚持与发展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思想，并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勇于探索，不断总结历史和实践经验，以找到一条确保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前进道路。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长期执政，直至最终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和最高理想。在邓小平时代，习近平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先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这一宏观决策部门开阔视野，然后沉入基层，从县委副书记干起，一级一级，历练多个岗位和多个区域，既坚守“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党的优良传统，又拓展世界眼光，不负党心、民心、军心，终于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这既是历史的偶然，同时又更是历史之必然。毫无疑问，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随着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者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随着人民群众的自觉活动的不断扩大、深入和增多，群众总是要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这样的代表人物，只能起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这就正如马克思所说：
“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
在这样的人物中，“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
列宁在这里还特别强调了“比较稳定的领袖集团来主持”。1921年列宁说：
“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毛泽东、邓小平都十分强调全党和全国的领导核心的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这一不同如同是血液、骨肉和灵魂的不同。不同国家在体制、机制、管理方式等方面当然可以也应当相互学习借鉴，但这其中也有着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如同衣服和皮肤，衣服可以随意置换，而皮肤与骨肉、血液和灵魂往往是生死相依的。
“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解决干部终身制的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经验，但从上到下的任期制中又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问题，特别是“杀鸡取卵”“过度举债”“吃光分净”“污染环境”“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创新放一边，以招商引资为纲”等短期行为。我们常说，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但在现实中，往往是一个地区或行业换一任党政领导，甚至是主要领导人一更换，就要换一张蓝图。前任规划的蓝图有问题，当然也必须进行适当调整，但前任的规划是正确的，有的后继者却不惜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各种名义进行调整。他们认为把前任蓝图接着绘，辛辛苦苦绘成了，也仅是在为别人的政绩“添砖瓦”。有人说，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任期制，为什么没有出现“杀鸡取卵”等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比如美国的总统及国务卿不管经济，仅仅分管外事和一定的社会运转等，而真正掌管其国内经济大权的恰恰是终身制并且是嫡传的资本家。美国建国240多年以来，实际统治美国的仅是罗斯柴尔德、洛克菲勒、摩根等几大家族。他们绝不会仅仅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牺牲自己的长远和根本利益。美国有立法权的参众两院基本上都由超级富豪组成，具有最后裁决资产阶级内部纠纷决定权的美国联邦法院9名大法官不仅是高薪制，而且是终身制。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一个总统”“参众两院”，行政、立法、司法这“三权分立”，“多党竞选”，“新闻自由”即笔杆子和“军队国家化”即枪杆子这“两杆子”，“司法独立”这“一独立”背后，全部都是金钱操纵。从本质上说，恰如前台表演者全是被背后金钱这根线或手操纵的木偶。这不仅维护了垄断资产阶级的眼前利益，又有力维护了整个资产阶级的长远和整体利益。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而中国共产党却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带领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制定落实经济社会运行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正因如此，列宁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论述，对于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的指示精神、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党的各级领导班子要做到上述这一点，除了个人的素养外，还需要作出制度性安排。因此，建议从现在开始，在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班子中，逐步恢复毛泽东时代已实行过的“老中青”三结合制度，并且建议党政各级领导班子不要轻易频繁调动，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以避免换一届班子就要换一张蓝图现象的出现。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际上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经济全球化正在深入发展，新冠肺炎疫情仍未见底。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既蕴藏机遇同时亦面临深层的挑战。从国内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党的十八大诞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成长起来的杰出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中央领导核心是什么？是政治的上层建筑中最为宝贵、最为重要的部分。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放入历史长时段中的一般规律。我们还应记住，在一定范围和一段时期内，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可以起着决定性的反作用，并对文化上层建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王岐山同志说：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使得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与活力。苏联共产党成立93年、执政74年垮掉了。中国共产党今年已诞生百年、执政进入第72个年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啃下了不少硬骨头，闯过了不少急流险滩，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局面，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为我们党、国家和民族争得发展的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了最大的机遇。正因如此，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过各种风雨最终诞生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我们要坚决维护。这是我们党和国家今后一些年紧紧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对世所罕见挑战的命脉所系，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赢得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所在，是保持党和政权永远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永不变质的根本保障。这对于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的指示精神、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任何重大事件及其后果，都不是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因为人类历史演进的最终原因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而不同国家的生产力发展赖以进行的历史环境也对其产生作用，从而使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除此之外，每个特定的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特定的代表人物，如果没有这些人物，它也会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伟大历史人物为人民和人类历史进步所建立的伟大功业决不主要是个人有限的天赋和努力，机会主义的罪过也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的偶然现象，而是也只能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苏共二十大及其以后的社会条件，决定了这个时候不出戈尔巴乔夫，也必然会有其他的替代者出现。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而历史的逆流，则会推拥出逆动的人物。其实，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领袖式人物，都是特定阶级或集团的代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阶级及阶层主要是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的概念。任何社会的阶级及阶层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也就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阶级及阶层一旦形成，对一定时代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则必然产生反作用。任何剥削阶级及其阶层一旦形成，则必然企图进一步建立最大限度有利于自己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甚至企图“终结”和固化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苏共中的特权阶层及其代表人物，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物质力量，甚至可以说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原动力。戈尔巴乔夫们和叶利钦们，是几十年间苏共党内和社会上企图在苏联最终确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力量的代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在苏共党内力量的代表。戈尔巴乔夫们和叶利钦们要最终在苏联消灭共产主义的动机，绝不是其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所决定的。
我们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曲折不会自己消除，光明也不会自动到来。两军对垒帅坐镇，从一定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是各自政治力量的代表，即领袖间的较量。资产阶级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我们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更加注重培养和选拔我们自己事业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历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经过一代又一代极长期的、复杂的、艰难困苦的斗争，最终把所有传统所有制和与其相适应的所有传统观念送进历史的坟墓，真正实现人类大同。这也又一次说明了毛泽东同志强调“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远见和正确，说明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的远见和正确，说明了在体制与人的关系上“关键在人”的深刻道理。有了千百万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才是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最可靠的组织保证和机制保证。在未来一二十年内，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战略任务，必然十分严肃、直接地摆在全党面前。从一定意义上讲，斯大林没有把这一重大战略问题提到应有的议事日程，导致他一去世赫鲁晓夫集团就点燃了苏联亡党亡国的导火索。毛泽东和邓小平都高度重视、艰辛探索解决这一问题，并为我们留下了各自十分宝贵的经验。我们坚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早已运筹帷幄，中国共产党必能解决好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课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原刊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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