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平：中国共产党必须真正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导向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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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黎平：中国共产党必须真正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导向
2021-07-01
【提 要】执政导向问题，事关依靠谁，为了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党的初心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一个国家和民族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放松经济建设，但经济建设毕竟只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手段之一，是一个层面而非全部目的。当全局一旦带动起来，如果不及时调整执政航向，就难免以偏概全。在我国发展历程中，有三十多年时间主要是用经济导向和经济手段来管理社会，已经带来严重的社会弊端，必须从根本理念上把执政导向扭转到“以人民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是社会和谐的粘合剂，“利”是社会分裂的催化剂。新时代必须紧紧围绕民生、民权、民怨展开工作，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正落到实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精神需要和现实不断创新发展、满足这种需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当现实极大地阻碍着社会的普遍需求欲望，而执政团体又不能有效平衡和解决这一社会矛盾时，就会发生社会变革甚至社会革命。因此，从需要、创新（生产）到社会变革，人民群众都是认识和实践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作为一个执政团体，能不能顺应社会历史发展潮流，与时俱进地调整执政导向，不仅关系到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更关系到政权稳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策，把我国发展的航向扭转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极大地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举国上下到处呈现出团结一心，奋力拼搏，邪遏红扬，风清气正的新局面，充分证明了党的执政能力越来越强。
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决定了党必须以人民利益为中心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政党，人民和人民群众的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人民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也是《共产党宣言》所确立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就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奋斗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1921年党成立时通过的第一部《党章》——《中国共产党纲领》就提出：本党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1]”。这一党纲虽然没有“党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服务”的明确表述，但在党的目标上，已经提出“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消灭阶级差别”；“废除资本私有制”等，表明了党的初心就是为了天下劳苦大众的利益而奋斗。井冈山时期，党又确定把镰刀斧头作为党的旗帜标志，更进一步表明党就是工农群众利益的忠实捍卫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看一个人是不是共产党人，就是看他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做事”[2]。1938年 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又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3]。1941年 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时又进一步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4]。1945年 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再次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5]。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更是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确定下来。党的宗旨是党员干部的行动指南，是衡量党员干部是否合格的 “标尺”，也是一切工作必须围绕的中心。因此，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最原始的、也是最重要的初心。“标尺”一旦确定，就有了检验标准。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在政策和体制机制制度以致法律上，赋予人民监督党员干部的权力，因此，才有了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党的大多数干部都能时刻想着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形成了党群之间的“鱼水关系”；才出现了许许多多焦裕禄式的干部和雷锋式的共产党员；才涌现出一大批王进喜式的各条战线的带头人。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明确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党领导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和重要方针。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就是要“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6]”。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更明确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这些重要论述，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和执政为民的责任担当，为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提供了价值取向。列宁曾经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7]。以人民为中心，就必然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也就必然会把满腔热忱回馈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中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仅先后领导了高压反腐、打黑除恶以及其他一系列社会治理整顿措施，而且紧紧盯住老百姓最直接、最关心的利益，着力推进以脱贫攻坚为中心的小康社会建设步伐，使人民群众得到极大的实惠。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由此得到空前焕发，不仅以极大的热情参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秩序也成为近几十年来最好的时期。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后，全国人民表现出极大的自制力、自觉性和高度的责任心以及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风格。正是由于上下一心，才使新冠疫情短期内在我国得以有效遏制。在世界经济普遍衰落的情况下，唯有我国出现持续增长。这些情况充分说明，什么时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什么时候就民心顺，干劲足，社会安，政权稳。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永远坚守的执政导向。二、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毋需回避，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党在发展思想上，一直强调“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与“以人民为中心”在价值取向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如果不从理性上全面剖析二者的根本区别，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做深入剖析，就难以正本清源，从根本理念上把执政导向扭转到“以人民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及时提出要把全党的主要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并进而提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发展思想，在当时来讲是完全必要的。党在重大战略方针上的这种及时转移，对集中全党智慧和精力，从而集中全国人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成果带来的红利。但经济建设毕竟只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种初级本能，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手段之一。社会治理是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治理手段的系统工程，三大要素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一个国家和民族，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放松经济建设，但过分强调经济建设而忽视政治、文化建设，必然导致系统失衡，从而极大地破坏社会发展的基础。当经济建设成为全社会的一种自觉行动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应该已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如果不及时调整执政航向，难免以偏概全，显得力小而任重，难以担负。十八大前之所以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就是这种指导思想下的必然反映。其主要在于：其一，从社会价值取向的角度分析：当我们把经济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位置时，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政绩衡量标准，自然就会倾向于经济发展结果，其他社会需求和社会治理就会在实践中让位于这一中心。特别在普遍唯上不唯实的政治生态环境中，更会如此。一些人为了完成这一中心就会变得不择手段。许多带血的GDP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党的十八大后，各地扫黑除恶中揭露出大量以企养黑的重大黑恶案件，也追究了当地不少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但从历史环境的客观角度分析，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其实是有难言之隐的。因为从经济建设的角度看，这些涉黑企业，往往是当地利税大户和就业安置大户，出于当地经济政绩的考量，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有时明知这些企业有不规范甚至违法行为，为了完成地方利税指标和保证就业等，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深究。如此，导致这些涉黑企业越来越猖獗，而企业也就会越做越大。当这些企业的利税、就业以及对当地公益事业等方面的“贡献”越来越大时，上上下下的各种人脉关系就会越积越广，党政领导干部也就越来越下不了手或不敢下手。如此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许多黑恶势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滋生和壮大的。这种滋生和壮大，必然会伤及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最终把不少老百姓排斥到社会的对立面。其二，从社会资源形成的角度分析：追求效率是发展经济的天然属性。当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这种天然属性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使用，为社会高效率地创造了财富，极大地满足了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有一种排斥收益平等的自发行为。当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社会管理者从思想意识到现实需要，都很难对此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这就必然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又会反过来制约和破坏效率效应，并会引发其他一系列的社会反应。我国改革开放后至十八大前，存在的严重分配不公、官员腐败、群体性事件频发以及社会道德沦丧等等，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与我们过分地突出经济建设的地位而忽视社会公平正义、忽视人民利益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深刻反映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双刃剑”特性。党的十八大后特别是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党治国的战略方针，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而且保住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全部成果！
三、过分突出经济导向和手段必然带来严重的社会弊端
在我国发展历程中，毕竟有三十多年时间主要是用经济导向和经济手段来管理社会的，如果不从理性上全面剖析这种导向和手段带来的社会弊端，就难以正本清源，从根本理念上把执政导向扭转到“以人民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诚然，从严格的理论意义上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等同于完全用经济手段来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和进行社会管理。但不可否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核心内涵，就包括着以经济激励的手段来刺激人们的积极性。在十八大前，能在理论上廓清或者说愿意廓清、并在实践中正确把握“经济建设”与“经济手段”之间关系的地方官员不能说没有，但绝对不是多数。在不少官员的头脑中，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经济效益（利益）为目标”是没有多少区别的。而工作中，也就自然地以“经济手段”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动力。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实践中形成的政治思想工作、群众工作等优势已经没有多少干部记得、更不会去运用了。工作上的这种一切“以经济效益为目标”，辐射到不少官员和公职人员个人生活中，就是一切以个人得失为基准。不仅在工作上为了经济利益或效益，可以不顾群众利益和呼声；更在生活中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满足，不计一切后果，甚至丧失道德良心。出现这种情况绝不是偶然的，中国传统思维习惯及“经济”的本质特征，都决定了过分运用经济导向，必然带来这种恶性循环结果。中国有句古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8]。这句古话从根本上揭示了君子与小人不同的价值追求。在人性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自然本能，就是追求物质欲望的最大满足。这是人性给人带来的天然的也是最本质的“恶”的因子，也是一切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更是社会治理中的重点。马克思曾指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9]，“人类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10]，一语道破了人性的本质。正因为如此，善治国者，常常是把治国的主要着力点放在遏制人的这种天然“恶”性上，倡导社会去驱恶扬善。在这种情况下，人性虽然也有对物质欲望即“利”追求的一面，但受社会大环境的制约，大多数人都会用社会可以接纳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在这种社会风尚下，社会就因此而显得文明和谐，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好人扬眉吐气，坏人如过街老鼠，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准与和谐水准也就逐步提升。在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毛泽东时代治党治国的精要。虽然毛泽东在治党治国过程中也曾有所失误，但有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即除少数祸国殃民的野心家、阴谋家外，绝大多数人的是非观、荣辱观是非常分明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对党的事业和人民是异常忠诚的。“是”和“非”，“善”和“恶”，在一般的社会生活和以至在基层政治生活中是泾渭分明的。遵纪守法，老老实实的人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而投机取巧，强取豪夺的人却为社会价值观所不齿，也会受到大多数人的自觉抵制。这是 “毛泽东热” 时至今日越来越火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出现这种局面，固然与毛泽东时代各方面的环境条件有关，但有一个重要原因却不能忽视，即毛泽东在治党治国过程中，注重引导党员干部重“义”而轻“利”，突出用“义”来激扬全党和全社会。虽然在这种引导过程中，也曾一度出现过“纯精神”的偏差，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毛泽东治党治国的成功一面。
毛泽东的最伟大之处在于，没有简单地就“义”而论“义”，而是把中国传统的“义”，上升成为一种民族和人民的大义，即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下，与中国革命实践有机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其最本质的核心就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曾经指出：“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革命战争年代，有那么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威逼利诱，坚贞不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出生于优越家庭中的城市青年，放弃城市的舒适生活，自愿跑到延安的小山沟里去吃苦受累，奉献青春和生命；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时代怎么会产生许许多多雷锋焦裕禄式的无私奉献的英雄模范；同时也才能理解人民面对党的失误所表现出的宽容与谅解。
但是，如果执政导向提倡社会去追逐利益时，所产生的却是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社会效果。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曾经有句名言：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就大多数人而言，当条件环境需用自己去掩饰时，更多地表现出天使的形象；而当环境条件不需用去掩饰时，野兽的特征就会暴露出来。如果社会把追逐利益作为一种主要导向，无异于去激发人性中追求欲望满足的动物本能。人的欲望具有越刺激越强烈的特点，永无止境也永难满足。当社会环境允许人的这种动物本能毫无顾忌地释放时，人性中“恶”的因子就会被空前地激扬起来；当做“天使”意味着物质和精神的“双损失”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向往“野兽”。一般情况下，追求利益的带头响应者首先是社会上的唯利是图之徒。这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先富起来的人群主体结构就可以看出一斑。我们不否认这部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某些作用，但我们也不可无视这部分人对社会发展造成的难以挽回的严重危害。吃喝嫖赌抽、包二奶、养小蜜、偷税漏税、请客送礼、贿赂风行就是从这部分人中带头开始的。这是人性中“恶”的因子被激扬的必然结果。而这种“恶”的因子一旦被激扬，必然会像脱缰的野马，肆无忌惮地去践踏社会；最后直至泯灭一切道德良心，践踏人间一切公平正义。在人类社会中，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被普遍地遵循。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这种规则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由于经济发展导向刺激起人性中“恶”的因子，而这部分人又大多是趋利“小人”，因此，这部分人自然就成为社会的强势群体。但在这一群体中，也有层次的高低不同之分。受弱肉强食规则所左右，这些人都懂得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获得地位和荣誉，就必须在关键时刻下得了手，狠得下心，必须学会冷酷和无情。即使是有人想发善心，想坚守道德和良心，由于担心竞争的残酷性，也丝毫不敢有过分的慈善和怜悯，否则就可能被社会潮流所淹没。因此，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然不择手段。在这种不择手段的竞争中，自然有人通过不择手段取得成功。这必然又会导向更多的人去通过不择手段来应对残酷的现实。社会因此而进入一种“为了目的，不顾手段”的恶性循环状态。所以，这种弱肉强食的竞争，最后只能变成少数强势者之间的互相倾轧，而大多数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民群众只能成为这种倾轧的受害者。这种规则自然会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和左右人的思想，主宰着社会的一切。政治领域更是首当其冲。《厚黑学》之所以在我国官场和商界流行，正是这种社会心理需求的表现。渐渐地，社会的价值判断就会由道德良心为底线转化为以利益为轴心，社会风气在逐步走向恶化，社会道德在逐步坍塌，社会恶性循环的态势变得越来越严峻。正气和邪恶总是此消彼长的。当追逐利益成为社会主旋律时，讲究道德良心的谦谦君子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竞争过唯利是图的“小人”的，社会只能导致强势者更强势，弱势者更弱势的结果。而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民众，更被置于任人宰割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以人民为中心”无异于痴人说梦话。在我国，许多中小型国有企业由承包转向破产，许多乡办村办煤矿被“合法”地转为个人所有，许多矿产资源被廉价“圈占”，老百姓赖以生存的水源被污染或枯竭，事关子孙万代健康的环境越来越恶化，土地被廉价收购，房屋被强行拆迁…...，其受害最重的自然都是弱势的民众。而当现实告诉人们弱势就要受欺时，全社会的大多数人就会为了改变弱势境况而变得更加不择手段和毫无寡廉鲜耻。从卖淫吸毒在共和国国土上基本销声匿迹，到性病、艾滋病以及许多已经绝迹的传染病到处蔓延；从假药品、假食品、地沟油充斥市场，到无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豆腐渣工程；从买官卖官由私密走向基本公开，到欲壑难填的官员敲诈勒索；从人人对贪污腐败由心底里痛恨，到不少人羡腐、盼腐为能腐败而绞尽脑汁；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风尚，到坑蒙拐骗偷的随处可见；从老太太小孩子见到损害集体资财的人也会主动出面阻挡指责，到警察见到大街上杀人都要躲开走；从见义勇为成为不少人的向往和追求，到没有人敢去救助路旁跌倒的老人；从女大学生为了改变命运不得不去卖身，到儿女不赡养老人，父母遗弃自己的亲生子女......这一切无不是错误的社会导向下，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恶”的因子膨胀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同时，由于全社会都去追逐利益，因此，没有多大利益的事也就再没有多少人会去尽心竭力，认真负责地干了。不敢负责，不会负责，不想负责成为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的共同心理，社会普遍变得浮躁起来。一段时期内，各种矿难不断发生，火车飞机频繁失事，群体性事件时有爆发，都与这种普遍的不负责任有极大关系。上述分析无可置疑地证明：“义”是社会和谐的粘合剂，而“利”是社会分裂的催化剂。“义”具有明显的社会性特征，当社会提倡人们唯“义”是举时，人就会共同凝聚在高尚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道德周围，对违背社会道德的人同仇敌忾，促进社会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从而促进着社会和谐。而“利”却有着明显的自私性特征。当争取利益不仅关系着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关系着自己的尊严和地位时，人们就会不顾一切地去为利益而斗争。毛泽东曾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11]。人类从事政治活动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获取利益，而通过政治活动、运用政治权力获取利益的方式是强制性的。这种强制性必然触及到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上述论证足以证明，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导向下，最终必然导致社会发展脱离人民，伤害人民！上述事实也无可辩驳地证明：过分地依赖于经济手段去刺激社会发展，既刺激不来方志敏式的对清贫的淡定，也刺激不来董存瑞、黄继光式的对死亡的大义凛然，既吸引不回钱学森式的海外孜孜学子，也造就不了王进喜式的一代英雄。而只能使强者更恶，弱者更弱，最后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的发生，甚至导致亡党亡国！
四、赋予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新的历史内涵
2018年6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同时指出：“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大变局必然有大矛盾。特别是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这种大变局基础上产生的大矛盾更加凸显。要应对好这种大变局，首要的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全面抓好政治、经济、文化系统治理的同时，当前要注重围绕民生、民权、民怨三方面展开工作。民生是国家稳定的基石。在此方面党和国家已经下了很大功夫，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下一步，根据国情变化和国家实力的增长，除下功夫落实好中央提出的振兴乡村计划外，还应该着力推进人民群众关注度极高，呼声特别强烈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四项改革，切实将这些社会基本保障纳入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民权是人生的基本需求。习近平同志指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 ”[12]，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13]。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除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外，更有对人生尊严的追求。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一样，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人们的物质利益。没有政治参与就无法保障经济利益公平性和合理性。从另一方面看，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讲气节的传统，“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吃嗟来之食”等典故说明不少人对尊严的追求比对物质追求更甚。在现代社会下，追求民主权利，既是人类自我尊严的价值向往，更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现。但在目前，由于受历史余悸的影响，我们在这方面还显得畏手畏脚，在基层更甚。不仅建国初期行之有效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基层群众性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自治组织荡然无存，即使是党内民主监督、民主生活等基层党组织民主政治建设制度，也都流于形式。普通党员和普通老百姓在基层政治生活中基本没有参与权，更没有话语权。包括党代表选举、人大代表选举、政协委员推荐这样严肃的政治生活大事，都是由上级定好人选后，选举时走走过场。而被选举上的这些党代表、人大代表照样没有多少民主权利。在今年换届选举中，有的地市采取先以代表团选掉内定的差额人选，然后在代表大会上采取只要同意选票人选，就不用动笔的办法，实行正式选举。这种方式，简直让人无语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忽略民意的官员必然眼睛向上。只要有暗箱操作，少数人决定，腐败就难以避免。绝对的民主是可怕的，没有民主或让民主流于形式，则更可怕。因此，必须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积极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依法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着力推广基层党组织重大决策票决制；要真正恢复并发挥机关、企事业单位（包括民营企业）职代会的作用。同时，更要在地市以下着力推进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府官员（包括组成部门）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差额选举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才能激扬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关心爱护国家意识，才能保证官员将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预防用人腐败，从而从根本上切断腐败之源。民怨是颠覆政权的突破口。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加紧了对党和国家政权的颠覆，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应对新冠疫情期间表现出的强有力的组织能力和号召能力，更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国内“恨国党”的极度嫉妒与恐慌。而这些敌对势力颠覆政权的最佳突破口，就是利用一些民众对国内某些事务和某些突发事件的不满情绪，来蛊惑社会，瓦解民心，破坏稳定。党的十八大后，虽然政治生态有了极大改观，但普通民众生活的底层社会生态，仍然潜伏着对社会不满的极大戾气，诸如政策决策中的不接地气，面对民众诉求的官僚主义，部门办事中的处处求人，奇葩百出的司法腐败，随处可见的假冒伪劣，充斥城乡的卖淫吸毒，不堪承受的学生负担，令人气炸的医疗腐败，防不胜防的网络诈骗等等。这些大面积存在的戾气，成为潜伏在民间的“炸药包”，偶遇突发事件，极可能成为点燃“炸药包”的“导火索”。特别在现代通讯异常发达的今天，更是如此。因此，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警觉，对一些容易引发社会激动情绪的事件，诸如曾经吵得沸沸扬扬的明星偷税漏税事件、转基因问题、暴力强拆、大款奸淫幼女司法裁判不公以及攻击革命伟人、革命人物等，必须制定部门及时回应制度，以防止舆论发酵，引发社会动荡。而更重要的是要及时采取措施，对破坏基层社会生态的行为加大整顿力度，使民众中存在的普遍性戾气逐级消除。总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必须注重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要在执政理念上改变 “救世主”的旧有思维习惯，在法制规范的基础上，通过还权于民，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改变自己。从而真正激发人民群众对国家、对民族的主人翁意识，激发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极大创造性和积极性。[1] 参百度360百科：《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2] 转引至《党的根基在人民 党的力量在人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路线的重要论述》 作者：康凤云（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3]《毛泽东选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522页[4]《毛泽东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809页[5]《毛泽东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096页[6]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9]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39 页[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11]《<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12]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13]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五部分，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 （作者系山西省吕梁市党建研究会常务理事、特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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