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有志：确立大时代唯物主义党史观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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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有志：确立大时代唯物主义党史观
2021-04-19
【提 要】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的征程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时代。在这一大时代背景下，尽管面临的敌人很骄狂，面临的形势很复杂，面临的未来还有诸多的不确定性，但只要全党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透析党的血液，强健党的筋骨，净化党的肌体，凝聚党的魂魄，我们这个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马克思主义大党，团结拥有14亿具有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人民，就一定能够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时代洪流中，发挥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示范基地作用；就一定能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壮丽事业中，再创独领风骚越千年，大时代、新时代的新辉煌！
（一）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时代
在西方以文艺复兴为旗帜的思想文化革命、工业主导取代农牧主导的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登上统治舞台的政治革命基础上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所处时代是西方列强掀起殖民世界狂涛恶浪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19世纪末，当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时，马克思主义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已由垄断的资本主义所取代。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19世纪末，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作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部突破的论断。并于1917年11月7日，在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的俄国，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在列宁和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指导下成立的。自1921年“红船”启航到2021年百年华诞，都是航渡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大时代潮流之中。中国共产党百年矢志不渝、高歌猛进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开启新时代的光辉历史，就书写在这个大时代的长卷上。
（二）战争与革命，打碎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世界的30年
中国共产党是在积贫积弱长达80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革命初心，加入国际共运洪流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跨时代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恩格斯预言过未来中国将建设“有别于欧洲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但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革命道路给出具体答案。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列宁成功领导了半资本主义半封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给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但没有也不可能结合中国的实际，对中国革命胜利开出具体药方。因此，中国革命道路要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从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去探寻、去开辟，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首先，在实践开拓方面。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共两党合作的大革命，方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几乎被国民党反动派赶尽杀绝。危机时刻，是谁敢于冒抗旨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精神的风险，寻路、探路，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是谁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新型人民军队的军魂？是谁在遵义会议后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将战略大溃退正名为长征？是谁柳暗花明开新局，倡导建立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谁发起和领导了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和整顿党的作风运动，强化了党的自身建设？是谁在全民族抗战期间，连续化解蒋介石三次投降危机、打退蒋介石三次反共高潮，防止了统一战线的破裂？是谁在1945年4月党的“七大”上，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号召？是谁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指挥人民军队摧枯拉朽，横扫顽敌，完成祖国大陆的解放和统一？又是谁递进式设计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答案很明确：是毛泽东和毛泽东为代表、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在理论创造方面。有无经典论著和经典论著在实践指导中的价值，是能否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主要标志。那么是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革命中研究革命，把战争与革命血的经验教训升华为理论，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之作，从多个领域（主要包括：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战争与革命，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关于政策与策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关于统一战线，关于党的自身建设，等）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从这些理论中为全党、全军，引导和衍生出一整套全新的行为规范和指南（包括宗旨与使命、法宝与原则、作风与纪律、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等等），创造了一整套全新的话语体系，并在对敌斗争中牢牢掌控着话语主动权？这个答案更明确：毛泽东的贡献独一无二！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28年间，作为“红船”舵手和党的灵魂人物的毛泽东，从实践开拓和理论创造的伟大结合上，从超人智慧与无敌气概的有机统一上，从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上，率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中流击水，劈波斩浪，闯过一个又一个急流险滩，驾驭“红船”驶达胜利的彼岸，创造了翻天覆地的人间奇迹。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作为党魂、军魂和民族魂的铸造和升华者，是没有任何理由受冷落，特别是在党内受冷落。可是，主流媒体回避和淡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几十年，甚至在非毛反共妖风被有效遏制的今天，仍有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偏偏要捏造毛主席战争与革命时期的“错误”，制造谣言，扭曲史实，挖空心思抹黑毛主席之能事，与人民群众中掀起一浪高过一浪敬仰毛主席热潮形成鲜明的对比，岂非咄咄怪事！
（三）打赢立国之战，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30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阵线，开始探索和开辟如何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新征程。然而战争与革命尚未收尾，中国人民尚未站稳，美帝国主义就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主席一生最艰难的战略决策。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实在没有与世界霸主美国一决雌雄的资格。党和军队的大多数领导同志不同意出兵是非常正常的。但毛泽东看得更远，想得更深，以“参加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充分理由，力服众议，下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1900年，不足2万人的八国联军血洗北京和天津，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50年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将两个八国联军（17国）打趴在“三八线”上，赢得一场中华民族百年雪耻之战，新中国的立国立威之战。从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直到毛泽东主席逝世的20多年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至少有六大方面开创性战略决策和重大贡献：一是打赢了“准战争”时期对内对外的一切战争。东南沿海地区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力量的作战，持续到60年代中期。对外作战有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作战,60年代中后期援越抗美作战等等，收官之战，是1974年从越南南方伪政权手中收复西沙之战。二是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三是弯道超车，以大跃进速度完成了工业化补课。50年代初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比欧美落后200年，比日本落后80年，比印度也要落后30年以上。毛泽东把工业化称之为“第二个革命”，于1953年启动了以工业为主导，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三个五年计划之后，我国就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科研体系，取得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世界顶级成果，一举超越印度，跻身世界强国行列。四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各项建设成绩显著。毛泽东主席亲自制定了农业八字宪法和发展农业60条，发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号召，期间全国范围更修建各型水库84000多座。五是制定和实行新的外交政策，打破封锁，突出重围。新中国长期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全面封锁之中。继战争与革命用22年完成夺取政权大业之后，又用了22年纵横捭阖，文攻武备，于1971年昂首挺进联合国。1972年，毛主席又用小球拨动大球，打开了封闭23年之久的中美关系大门。六是继续革命，实施反和平演变战略。同旧意识形态彻底决裂，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国际共运的历史表明，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即使完成了政治革命和经济（工业）革命，如果放弃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文化革命，复辟和倒退随时可能发生。当年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相继完成政治革命和经济（工业）革命的苏联，但由于缺少一个思想文化革命，便在外部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全面攻击下，激活了建立于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社会苏联党内的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使苏联党思想上政治上丧失了灵魂，特别是当苏联党领袖人物带头走向党的宗旨的反面时，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党亡国破的惊天悲剧。毛泽东主席一贯重视党自身的思想政治文化建设。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发出警告：一些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称号的共产党人，可能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1953年，当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叫嚷“中国牌子的共产主义比苏联牌子的共产主义更危险”，叫嚣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发誓一定要让帝国主义的预言破产！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抛弃了列宁主义路线，更引起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极大忧虑。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建长波电台、组建联合舰队的无礼要求被毛主席拒绝后，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相彻底暴露，于1959年下令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并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方位加入帝国主义对中国全面封锁和施压的行列。此时的毛泽东主席作出两项战略决策，一项是立即上马研制“两弹一星”的“59.6”工程；一项是组织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彻底揭露了苏共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蜕变为修正主义，抛弃社会主义，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1960年代中期前后，面临苏、美两霸都与我为敌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主席又作出两项重大战略决策：一项是刀刃对外，为防止侵略、制止战争，实行“山、散、洞”的工业布局，启动全国范围内的大小三线建设，“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实行“六亿人民六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全民国防体制。一项是刀刃向内，是他自称一生所做两件大事之一、不惜摔得粉身碎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件大事第一件很成功，在遏制了可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同时，西部地区崛起40多个新兴工业城市，改善了我国的工业布局。第二件大事失败了。文革失败了，但反和平演变战略很大程度上是成功了。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的几十年来，帝国主义花样翻新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之所以能将苏联党及其兄弟党悉数歼灭，政权悉数改变颜色，却难以从根本上撼动中国共产党，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主席为我们筑起了一道任何内外敌人都难以逾越的精神长城。当然，这30年，由于内外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始终没过温饱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四）经风雨，见世面，中国共产党经历空前严峻考验的30年
当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时代推进到20世纪中后期，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对立的双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帝国主义在国内阶级矛盾、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综合作用下，战乱频频、危机重重，不得不从马列主义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中接受警示教育，对其内外政策作一次次的局部调整，又在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助推下，风风火火几十年，以几百年积累起来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强大实力，形成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压倒性优势。而无产阶级革命方面，随着苏联党的演变，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我国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开启的改革开放，既是尽快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准，证实“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也是国际共运处于低潮时，如何坚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方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勇敢探索。改革，主要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进行必要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向以美国为首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进行开放。通过开放，引进资本主义长期验证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运营制度、管理经验以及资金和技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开放，不是改辙易帜抛弃社会主义，而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坚守的红线。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改革开放划定了底线红线。改革开放的决策是正确的，改革开放的成绩更是显著的，亿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迅速迈上温饱线，我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壮大，是谁也不会否认的事实。不足20万人的广东省宝安县，魔幻般变成2000多万人世界级超大城市深圳，更是改革开放大业呈献给世界最耀眼的地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要革命就得付代价。改革开放作为国际共运史上破天荒的伟大尝试，作为对中国共产党空前的一次大考，同样会付出牺牲和代价。就拿意识形态领域来说，当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和人员进来的同时，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精神领域里的一切，也一股脑儿涌进来了。更恐怖的是，帝国主义“分化、西化、弱化、矮化、妖魔化”的和平演变战略，可以明目张胆在中国实施和展开。一段时间，急促的社会转型导致的信仰危机，西风劲吹猛烈冲击导致的价值观错乱，一批接一批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被糖衣炮弹击倒在地；各级党校不信党、抹黑党的现象司空见惯；各级各类学校的教科书中几乎将红色文化内容删得精光……在全社会包括我们执政党内，沉寂已久的殖民毒素和封建糟粕又有了复活的天赐良机，被推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大有在社会某些领域卷土重来之势。我们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行为导向领域付出的代价之惨重，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改革开放30年间，我们党连续诞生了三个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也说明从理论指导上攻坚克难、排污清障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党的十五大时，当执政党内出现了带普遍性的公仆变主人、大面积腐败现象，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节节降低时，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适时的、必要的和完全正确的。很显然，诞生于党的十七大的“科学发展观”，也是胡锦涛同志针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不科学、伪科学、反科学现象提出来的，也是适时的、必要的和完全正确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成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成果。
（五）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责任更重大，使命更光荣
自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的170多年来，全世界范围内陆续出现了100多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党。但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绝大多数党不是失败就是变质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的真理。可是为什么这一“玉宇澄清万里埃”的“千钧棒”，在绝大多数的共产党那里却玩不转，用不灵呢？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唯独偏向中国共产党呢？这其中有很多实践和理论问题值得研究。此处表达的意思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共产党的“能”来支撑和印证的。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主席就作出过这样的预言和判断：“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正好处在毛主席预言的时间节点上。会议确立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及开启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有近似遵义会议般的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胆略和智慧，在实践中所作的高压反腐、整党整军、全面肃教、科技兴国、扫黑除恶、精准扶贫、一带一路等一系列战略决断；在理论上构建的包括治国理政思想、强军思想、党建思想、国家安全思想、外交思想、生态文明思想等在内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系，从理论与实践的伟大结合上，拨乱反正、校正方向，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领域大大提升了综合国力，取得了可以平视世界的骄人成就，同时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的征程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时代。在这一大时代背景下，尽管面临的敌人很骄狂，面临的形势很复杂，面临的未来还有诸多的不确定性，但只要全党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透析党的血液，强健党的筋骨，净化党的肌体，凝聚党的魂魄，我们这个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马克思主义大党，团结拥有14亿具有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人民，就一定能够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时代洪流中，发挥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示范基地作用；就一定能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壮丽事业中，再创独领风骚越千年，大时代、新时代的新辉煌！（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研究员、少将；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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