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乱局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在这期间，暴徒们不断挑战人们的底线，升级暴力手段，使昔日繁荣美丽的香港变成了一个学校全面停课、商业几近瘫痪、社会近乎失序的暴力街区。随着暴力行径不断升级，人们对其背后的原因进行了剥丝抽茧般的分析，比如，主流价值观和国家意识培育缺失，去殖民化工作成效微弱，文化教育阵地全面失守，贫富差距过大，多年发展成果被利益集团攫取，年轮人发展艰难，外部势力干预，等等。这些分析均不无道理，都触及到了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但是，这些矛盾问题一直存在于香港社会，有些还是在回归之前就被种下的恶种。恶种生根发芽，及至结出恶果，经历20多年。在这20多年间，香港乱局的萌芽发展，必然有数个关键的转折进化环节，每个环节既是恶果转化发育的节点，也是消弥恶果的机会。相信许多人会和笔者一样心生疑窦，外部势力渗透支持导致香港乱局发生，但怎么着也远隔重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近在咫尺，综合发展蒸蒸日上，为何却对香港乱局的发展没有施加有效影响？专业人士可能会得出很多具体、复杂的结论，但当我们跳出这些具体结论，会发现一个简单却根本的原因：我们曾经主动放弃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巨大影响。回忆当初，我们是不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内地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良好，物质经济条件极大改善，香港自然心向往之；只要真心实意、不遗余力地支持香港繁荣发展，香港各界定能体会到中央的关怀，主动配合，合力发展；只要内地严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充分尊重“港人治港”的各项权利，各方势力也会信守承诺，在获得权益的同时也会承担责任；只要坚持“一国两制”不动摇，就意味着前港英当局留下的政治框架必须原封不动……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善良、简单的想法，才导致我们后来在许多问题上的策略失误。
在中国大家庭中，香港正如失散多年的孩子，在祖国母亲的不懈找寻下，终于回归到了大家庭中。考虑到这个“孩子”以前的生活环境、成长习性、教育经历等，给予其特殊的生活条件和待遇本无可厚非，但绝不能忘记后续的教育和帮助。从目前状态看，香港在我们的“溺爱”下走了弯路。
一是被惯坏了。回归后，香港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社会等各项制度没有大的调整变化，仅有的一些变化也是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连殖民主义色彩浓厚的地名、路名也都得到保留。当社会运行规则和社会力量结构按照西方某些势力的意图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反中乱港势力竞相发展，特区政府的有效治理行为举步维艰，动辄得咎。二是被宠坏了。为了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照顾广大香港人民的利益，内地给予香港持续大量的支援。就是这些支持举措，让一些人会错了意。有的人认为，内地必须依赖香港特殊的国际地位才能获得外来的金融和科技资源。这种说辞在新中国刚建立被西方国家封锁时，还有可取之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面开放市场，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14亿人口的巨大开放市场离不开香港？恰恰与此相反，香港之所以维持今天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中央政府善意安排和积极扶持的。当然，内地扶持香港，除了照顾港人的利益，还有为下一步两岸和平统一打下基础的战略意图。这让一部分人恃宠而骄，自信心爆棚，在某些方面漫天要价，制造香港与内地的隔膜，甚至以特殊地位谋求进一步的不轨图谋。三是被教坏了。当前，香港所谓的民主政治已经出现西方民主政治“极化”的发展态势。反对派为反对而反对，只要能获得利益，毫无底线和正义可言。在其位者也缺乏足够的权威和胆识行使权力。在网上流传的一些视频中，乱港分子面对警察、公职人员和大学管理者时，态度嚣张，歇斯底里，但管理者一律是慢条斯理的温吞吞、蔫乎乎，看不出多少正义与担当的底气。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暴乱持续如此之久，一线警察疲于奔命，而号称拥有世界一流效率和技术设备的有关部门，迟迟不能抓住其内外勾结的组织网络和行动规律而主动作为，而司法、教育和媒体界甚至还黑白颠倒、助纣为虐。香港整个社会，长期受殖民文化影响深重，对社会主义国家主体处于意识形态对立和排斥状态，大多数人奉行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除了少数正义群众，谋利者不择手段，得利者左右权衡，围观者静待其变。如此下去，香港绝无前途可言。
实行“一国两制”，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自信，既实现了和平统一，也照顾了港澳台地区的实际情况。从“一国两制”中的主体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来看，绝不是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或模式，而是党带领人民经过艰苦探索实践得来的。同样道理，“一国两制”中的另一种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制度。实践证明，
套用前港英当局留下来的制度框架，只能把香港搞乱、搞坏。
毫无疑问，香港社会已经出现严重的治理困境。社会阶层相互对立，各种组织、集团盘踞在利益要点，不断坐大，伺机而动。许多反中乱港分子打着“基本法”、“一国两制”的旗号破坏统一和稳定。连驻港部队战士自愿上街清扫卫生都被称为“违法”，叫嚣要港府出面解释和澄清，本月18日，高等法院原讼庭又公然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和法律赋予行政长官的管治权力。造成这种局面，源于香港混乱的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组织结构。目前，暴乱分子已经开始投降，更重要的是要着手改变这种局面，防止乱像重生。应根据中国的国情和香港的实际，结合当前国际形势，改革香港当前的文化、教育、社会组织和治理架构，探索出一条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香港资本主义治理模式。这是一项紧迫而又急不得的重大工作，需要从长计议，周密组织。不过，从当前情况看，有两个改变可以立即开始。一是自由竞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过去我们对香港的扶持支持措施，既是为了港人福祉，也有维护“一国两制”大政方针的战略意义。但是，这种以社会主义力量扶持资本主义发展，用资本主义成果证明社会主义优越的逻辑存在一定问题。在某些人的眼里，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繁荣发展，自然体现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现在搞成一团糟，自然又是回归之后社会主义的“锅”。倒不如让两种社会制度、各个城市自由发展竞争。事实上，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从未停止，看看国际上反华势力对我国发展模式的诋毁、抹黑和仇视、攻击，就能明白当前的严峻形势。而且，由于香港利益格局的关系，内地援港的资源大多被少数人攫取，扶持越多，反中乱港势力发展壮大越快。目前，国家已经决定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即将展现出来。除此之外，还可以进一步扩大范围，让其他相关城市参与自由竞争，平衡发展。二是走群众路线，大力培育新质爱中爱港力量。所有改革，都是利益的优化和重构。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基础上，改善香港现有政治和治理框架，不可能全部依靠现有利益格局的力量，必须在爱中爱港的基层群众中培育出新的支持力量。在走好精英路线的同时，将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向基层，让基层民众得实惠，让基层民众有力量，在基层爱中爱港力量的支持下完成香港治理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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