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电波》背后，不发言的才是真大佬

 

《永不消逝的电波》前段时间传出了编剧署名的争议

 

 

10月10日，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维权部在微博发表《编剧署名权不容侵犯》，称近日复映的经典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海报将编剧署名删除，与原海报将“编剧：林金”排列在第一行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要求相关方立即停止散布海报，恢复编剧署名，否则将采取法律手段。

 

 

下面是当年的演职员表，用的改编而不是编剧，因为这是个集体创作。

 

 

 

编剧里的大佬

 

林金并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这个电影的编剧是三个人，杜印、李强、黄钢。林金这个名字，是从杜印取了一个木，从李强取了一个木，从黄钢取了个金，然后就有了一个叫林金的编剧。其中的李强，就是大家心目中的那个疑似穿越者李强，关于他的疑似穿越经历，请大家去百度，我以前写过就不搬来凑字数了。李强是特科交通科科长，1929年春研制成了我党第一部无线电台，是我党无线电双雄之一，代号“工匠”，电影原型李白烈士，是他的后辈，这个电影是1958年拍摄的，1955年的李强早已是中科院院士、广播事业局局长、外贸部副部长、国家科技委员会副秘书长。这个身份在电影里如果署名，那给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压力太大了，都是他的后辈和下属。李强并非单纯参合，他还有另外一个剧本，不过没有拍。对他来说，人生中随便找个片段，就是电影剧本。

 

 

 

另一个编剧黄钢，黄钢既是红一代，也是红二代。他的父亲是一大成立时候的全国57名党员之一，因此算红二代。但是他也是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可算是红一代。黄钢是文学世家，父亲黄负生武汉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妹妹黄铁是《阿诗玛》的作者。黄钢的一个儿子是哈佛MIT北大清华的经济学教授黄亚生，10年前以叛逆者的身份鼓吹印度模式，认为中国模式不能持久而名噪一时。下图是黄钢黄铁兄妹。

 

 

 

第三个编剧杜印，是三个编剧相对资历最浅的，他的资料也是最少的。

 

道具里的大佬

 

《永不消逝的电波》这个电影里，李强这位大佬的名字署名了一个偏旁，而另一位我党的无线电双雄“木匠”涂作潮，则坚决拒绝了剧组要他署名的要求。前面提到的“工匠”李强，是报务的开创者；“木匠”涂作潮，则是机务的开创者，在敌后艰难的环境中，组装、维修，隐藏电台的技巧都是他带出来的。李白烈士是涂作潮的战友和徒弟，李白的电台则是他亲手装起来的，为了这部电影，涂作潮亲手1:1复刻了李白的工作电台，电影里出现的，就是这部复刻品。涂作潮曾经在李白的一部收音机上加装了几个线圈，使其成为一台收发报机，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破坏那次，也就是电影里著名的“老资格”那次，李白迅速毁掉了线圈，导致日本人最终也未能找到证据，最后被营救出狱。涂作潮的三儿子也精通无线电，晚年为了展览曾经教给儿子复刻了一部电台，但是儿子装的电台怎么都不工作，问乃父技术细节，涂作潮就是不说。

 

 

上面这张照片，是1944年涂作潮和当年的特科战友合影。

 

涂作潮曾经在第三次反围剿时期，开创了红军最早的电子战，方法是在缴获的电台上进行改进增加工作频段，因为我们的电台是缴获的，国民党方面很清楚其性能，可以针对性的监听。涂作潮教大家在原频段发假情报，在新增频段发真情报，把国军逗得不亦乐乎。至于用日本收音机改装电台，他在西安事变之前就玩过了，改装一部电台只需两天。

 

地下工作里，李白夫妻是假夫妻真同志，而涂作潮夫妻则是真夫妻假同志。直到涂作潮暴露不得不撤出上海的时候，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只以为涂作潮是个小老板。涂作潮为了地下工作必须有个家作掩护，他自己想办法成了个家，要求老婆必须是文盲，以免将来看出他是在组装电报机。

 

后来，李白被捕，涂作潮在撤退前才跟老婆说了实话：“李先生被捕了，我也要走了。万一以后我回不来，你要记清楚一件事：我是共产党。我不叫蒋林根，我叫涂作潮。你不认字，想办法把这几个字记下来。日后如果共产党坐了天下，你就去找毛泽东，他会管你们娘儿几个吃喝拉撒睡的。如果共产党没有坐天下，带着孩子嫁人。不要再提涂作潮三个字。”

 

 

 

这张珍贵的照片是我党早期无线电群英及家属们的1979年的合影。前排中间坐轮椅的是木匠涂作潮，涂作潮背后带黑框眼镜的是工匠李强，照片来自网络。不要看涂作潮病恹恹的，核实文革期间的干部情况，有人在和他交流时提到他在受审查的时候因为拒不交代总理电台的波长呼号等信息被殴打而有人交代了，涂作潮立刻目露凶光，质问对方，除了你们两个人还有谁知道这些，立刻报总理办公室，完全变了个人。

 

默默无闻的摄影师，是李白案的亲历者

 

这部电影的摄影师薛伯青，其实是李白案的幸存者，但是和前面几位大佬不一样的是，他的情况在拍摄的时候别人并不知道。李强、涂作潮是前辈大领导，王萍、孙道临是电影圈里的知名演员，也是早早公开的地下党。但是薛伯青的这个共谍和他们不一样，当时根本没人知道他的身份，大家不是一个系统的。李白是社会部系统的，王萍孙道临是文艺届的，薛伯青是军队系统的。他被牵涉进去完全是个意外，也正是因为没有暴露，才能侥幸从这个案子里幸存。李白案，毛森的态度是一个不留，全杀。

 

薛伯青在上海摄影届的地位极高，以水平出色，为人正直，有义气而知名。30年代没有测光计，全靠肉眼。薛伯青拍片快、准、便宜，老板、导演、演员都喜欢他。老板图成本低，导演希望拍的好，演员希望拍的快，少受罪多挣钱，大家的要求，他都能靠自己的技术一一满足。这为他挣下了很好的人际关系，多年后的成功脱险，就有这时候打下的基础。抗战期间，他所在的新华影业公司孤岛时期出品的电影里，有约四分之一是他担任摄影。这期间，他第一个开始用国产摄影机拍片，显示了他扎实的功底和极大的勇气，解放后，第一个用国产胶片的，也还是他。也就是在孤岛期间，他成为了任泊生情报小组的成员，正式成为了新四军的共谍。日军进占租界后，作为新四军地下情报人员，同时考虑到他的知名摄影师身份，他被留在上海，继续潜伏

 

薛伯青是南方人中少有的大个子，因此颇出头了一些事情，比如罢工，在党国那里有很大的赤化嫌疑，但没想到他其实就是红的。薛伯青摄影水平很高，电影《夜半歌声》《二泉映月》都是他担任的摄影。因为地理关系，上海的地下党和新四军的关系很密切，他就是新四军四师的。只是因为他早已经是知名的电影摄影师，又在上海有工作有家庭有地位，一直没有给他办理入党手续。

 

薛伯青的上级，是新四军四师联络部长任泊生，没有下线，他是个非常特殊的共谍。因为他有公开合法的身份，可以采购很多别人不能买的物资，也能打着给日本人拍电影的旗号去别人去不了的地方，比如组装电台用的手摇发电机，或者多次往返根据地和上海送物资和拍电影。

 

新四军因为在发达地区，很洋气的，新四军四师因为有个能文能武的师长彭雪枫，文艺工作也开展得有声有色，拂晓剧社就是他们的，1944年后，薛伯青帮他们搞到了拍摄器材和摄影师，从此他们也能自己拍电影了。彭雪枫师长牺牲后，薛伯青还被临时调去拍摄了他的追悼会纪录片。不知道这个珍贵的片子能不能修复再现。这里补充个信息，彭雪枫和罗炳辉的墓解放战争期间都受到过国军的毁坏，后来都是老乡帮忙收敛的尸骨。薛伯青后来还拍摄了《新四军的部队生活》，其中就有不少彭雪枫创立的骑兵团的镜头，军调期间，电影里新四军的训练有素，让人非常惊讶。

 

拍摄完纪录片，薛伯青返回上海，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结拜为十兄弟（其实是九男一女），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只是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只留下交情较好的陈洛和毛铁民长期交往。任泊生考虑到他的安全，避免被牵涉进意外事件。但是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事上被牵扯进了李白案。联系点是这十个人中的老五陈洛，因为他俩私交不错。后来三个人都走上了共谍的道路，但分属于不同的系统，大家假装互相不知道。陈洛是社会部系统，毛铁民是在艺术界入党，薛伯青是军队系统的，虽然他是文艺圈的名人。有趣的是，薛伯青因为太关键，反而是最后入党的。当时他的位置关键到什么程度呢？他在上海找不到工作，香港有导演三发电报请他去香港拍片，但他的去留需要由总理决定，一般人都不行，总理要求他留在上海。

 

李白电台是1948年12月29日夜里（30日凌晨）被国防部二厅的特务破获的。在被破坏之前，国民党方面，通过分区停电的方式基本锁定了李白电台的位置，备用电台也已经建立调试，但还没启用，李白正要安排撤退。李白被捕的时候，可以说已经是最后一次发报。李白电台的破获，与三方面的原因有关：1. 华北李政宣叛变后，提供了李白电台的波长信息、手法特征的关键信息，这有助于当时从美国引入的测向机迅速查找定位；2.国防部二厅从美国引进了新型的测向机，结合了分区停电；3.曾破坏北平电台的叶丹秋11月被调来上海，捕捉到李白电台的信号后，又专门调来马国勋和王庆生两个高水平的特务进行侦测，前者破坏了李白电台，后者破坏了秦鸿钧电台。

 

李白被捕后，副台长俞复和陈洛为躲避抓捕30日夜里躲在了薛家，陈洛的弟弟陈俊是薛伯青的摄影助理，在查抄陈洛家的时候，抄走了薛伯青的联系方式。陈洛脱险后，让弟弟给了薛伯青一张机票，要他去香港。但是薛伯青考虑到自己和李白并不是一个系统的且一时联系不到上级，同时还有一大家子要生活，自己在国民党的上层也有关系，平时也是一副讲义气的样子，于是决定赌一把。他没去是对的，地下党出了叛徒，去了机场就当场被捕。

 

1949年1月1日，薛伯青当天回家后即被特务抓捕去了警备司令部，只来得交代老婆去找关系。他的靠山是国民党在电影界的高官吴树勋，两人从抗战起，已经十几年的交情，薛伯青在被特务带走之前，只来得及告诉老婆去找吴树勋。吴树勋曾经是胡宗南的政治部主任，1943年起担任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后来担任中华电影制片厂厂长，是国民党在电影业举足轻重的人物，又有军队背景，不是一般的国民党宣传部的人可比。薛伯青的共产党身份，他的同行心里都有数，但是大家都不说，都是熟人谁比谁傻。

 

吴树勋早已在我党的工作对象目录里，作家阳翰笙、导演应云卫都曾经做过他的工作，但是效果不好，薛伯青和吴树勋是十几年的交情，留他在上海，做吴树勋的工作是一个重要原因，没想到的是，恰好救了他一命。

 

第一天夜里被捕，审到第二天上午，然后被押走关了起来，看到了毛铁民。警备司令部的人还不知道他的情况，所以把毛铁民、李白的房东、陈洛的学生朱松鹿、还有三个日本人两个白俄人关在了一起，这算是特务的一个失误，把他们关在一起，正好串供。第二天老婆摆脱了特务的监视，联系上了吴树勋。吴树勋是很用心的管这件事，但是李白这个案子国防部二厅、军统、上海警察局、警备司令部都很重视，因为李政宣这个叛徒之前的交代已经告诉了他们，李白台是非常重要的电台，与其他电台不可同日而语，关押地点甚至警备司令部司令陈大庆一开始都不知道。第三天吴树勋才找到人托上关系。幸好审问他的副大队长是吴树勋的学生，这个副大队长悄悄把和他有关的口供以及叛徒的交代从审案资料里抽出来烧掉，这才救了他一命。

 

几个月后，薛伯青也救了吴树勋一命。当时特务要吴树勋留在上海，并给了他几十条枪，待上海解放后搞破坏。薛伯青几次说服他，终于他交出枪支，前往香港，避开了灾祸。

 

拍摄《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时候，薛伯青经常指点道具师房间的位置，道具的摆放等等细节，大家都只当他是出于摄影的需要，却不知道这些都是他的亲身体验。因为地下工作的经历，他们这些人都有不该说的不说的习惯。

 

 

 

顺便提一下，当时和他关在一起的，毛铁民出来了，别人不清楚。毛铁民也是走关系被保释出来的，他岳父是上海的钟表大王，关系还是比较硬的。只要不是碰上徐远举这种变态，那时候家里有点背景的差不多都能敲诈点钱或者给点面子也就睁一眼闭一眼。

 

补充，《永不消逝的电波》背后的爱情故事

 

看过《潜伏》，有人可能会把翠萍和余则成的情况当作当时地下党的情况，其实并非如此。李白的妻子裘慧英回忆过，假扮夫妻的时候，很久晚上根本睡不着，吓的，因为敌人随时可能来，一点也不可能大大咧咧。李白发报的阁楼，不准当时还是假妻子的裘慧英上去，裘慧英果然就从未上去过。裘慧英虽然已经是党员，也明确她的职责就是掩护李白，但是李白是做什么的，绝不让她知道。两人真正产生感情到结婚，是很久以后的事。李白电台的最后时刻，没有像电影里那样，电影是艺术加工，实际情况是发报，突然停止，然后拍发等一等，之后静默一段时间，突然拍来再见。那段静默其实是李白在布置报警信号，再见之后，是安排妻子带着孩子迅速下楼躲避。西柏坡接收李白最后一份电报的，是另一位知名的女地下党、作家、才女关露的外甥女，接收这份电报的时候，她的爸爸妈妈也还战斗在上海的地下战线。

 

 

上图为李白一家

 

上图李白最后一份电报收报员的父母李剑华胡绣枫夫妇，当时他们也战斗在上海的地下战线上，他们等到了解放。

 

李白的师傅涂作潮，则是另一种情况。他的老婆是自己找的，找老婆的时候明确要找个文盲，就怕老婆发现自己做什么，没有什么志同道合，甚至什么都不让老婆知道，哪怕两人已经生了好几个孩子。下面照片是涂作潮把家人接到延安后拍照的。

 

 

涂作潮一家，1944年

 

薛伯青的妻子一开始也是什么都不知道，是薛伯青要求的。先是带她做工具人，后来陆续做交通员和望风等事情，几年后才默默成为了地下工作人员。

 

 

 

为了情报工作，他们牺牲了太多。

 

小作补充，李白是中央红军最早的电台学员之一，长征时期的红五军团的电台台长兼政委。作为抗战初期的团级干部，如果不是被派往上海做地下工作，留在陕北，少将很稳。

 

 

 

来源：黄河故人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