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翠举老首长担任总后军需部长期间（1995年8月～1999年12月），我是广州军区后勤部军需部一名助理员，见证了那段可以说是中国军队和平年代军需事业最辉煌的历史，尤其是老首长心系士兵的情怀，留下了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
图片来源四川遂宁射洪中学网。
2021年10月16日，从北京解放军总医院传来噩耗，原总后勤部军需部部长张翠举少将的告别仪式在这里举行。一位军需战线的老领导“湘公”告诉老夫：“前来送别的人很多，他是最优秀的军需部长，没有之一，无论做事还是做人”，很有几分“盖棺定论”的味道。
据了解，张翠举老首长是患胰腺癌于10月10日去世的，享年81岁。
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老夫深感悲痛，可惜得到消息晚了，不然必须送上一个花圈，以寄托哀思！
这就奇了怪了，人家是京城高官，你一个广州小兵，八竿子打不着，你悲痛个啥？你有所不知，在张翠举老首长担任总后军需部长期间（1995年8月～1999年12月），我是广州军区后勤部军需部一名助理员，见证了那段可以说是中国军队和平年代军需事业最辉煌的历史，尤其是老首长心系士兵的情怀，留下了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
部队军需工作，就是管吃管穿那些事，军需工作者自古就有一个“美誉”——粮草官。虽然工作繁杂，但事关部队战斗力，因为“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张翠举部长任职期间，适逢和平年代部队生活保障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但是也是军队军需工作最有成就的时期之一。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后，地方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是时任国家最高领导人要求部队服从改革开放和国家经济建设大局，要求部队忍耐，因此部队经费保障供需矛盾非常突出，部队生活保障受到很大冲击，军地生活水平反差不断扩大。
1994年，战士伙食费标准一类区一类灶为每人每天3.25元，当时在广州大致可以喝早茶买一碟凤爪。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广州某通信总站一位给养员买菜，每天都等到菜市场收档的时候去收“处理货”。
针对这种情况，张翠举部长领导总部机关，从开源、节流两方面下力气，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确保了部队官兵生活水平在标准缺口大、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保持稳中有升，实现了“保障有力”的目标，确保了部队各项战备训练任务的完成。
一是搞好调查研究，争取军费总盘子向“保生活”倾斜。
总部每年都会派出工作组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我作为军区机关分管部队伙食管理的助理员，总是陪同配合调研，跑连队伙房饭堂、猪圈菜地，了解基层官兵的生活水平和对供应保障的意见；跑地方菜市场和城调部门，了解市场物价和地方居民生活水平情况。然后向总后和军委首长写报告，争取有限的军费总盘子向官兵生活保障倾斜。
据我所知，1995年到1999年全军士兵伙食费标准提高了78.5%，1999年一类区一类灶达到每人每天5.8元。
二是大抓“菜篮子”工程建设，生产补助生活。
总后军需部于1996年初提出了建设军队“菜篮子”工程三年规划，多次召开全军农副业生产电话会议，广泛发动，张翠举部长亲自带领机关干部下部队检查指导，部队各级主官亲自抓，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全军第二次“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老夫印象最深的是，广州军区1996年2月召开军区农副业生产会议，原定分管首长军区文国庆副司令员讲话，后来军区陶伯钧司令员主动提出要亲自讲，他在会上强调：“部队农副业生产要实行领导责任制，集团军搞不好打你军长、政委的板子，师里搞不好打你师长、政委的板子，团里搞不好打你团长、政委的板子……”
1996年11月25日，老夫以《解放军报》四分之一版面发表长篇报道《把生产收益切实补到战士碗里》，反映
广州军区部队农副业生产平均每人每天自给猪肉90.2克，自给率达到90.2％；自给蔬菜724克，自给率达到96.5％；生产补助伙食平均每人每天达到0.99元。
1998年2月广州军区召开“菜篮子”工程总结表彰大会时，军区在家的6位常委全部出席，陶司令员作指示，总后军需部领导到会指导并讲话，这是历史以来没有过的。
1999年4月13日，总后军需部召开电话会议，表彰全军三年“菜篮子”工程建设，总政、总后首长亲自出席，军委张万年副主席讲话，规格之高历史罕见。
三是建设好旅团副食品生产基地和生活服务中心，为连队供应价廉物美的主副食。
部队“菜篮子”工程的重点是抓好连队农副业生产，提高肉菜自给能力，“标准加补助”改善官兵伙食。同时，建好旅团副食品生产基地，通过规模化生产，为连队提供廉价的肉禽蛋和耐储蔬菜。
生活服务中心主要两大功能：一是从市场批量采购副食品，让连队享受批零差价；二是加工豆制品、面包、蛋糕、面条等食品，以原材料成本价供应连队，为连队节省伙食费开支。
据老夫所知，从1995年至1999年，总部和部队各级每年投入数千万元用于“基地”和“中心”建设。印象最深的是，1995年春节过后上班第一天，广州军区后勤部陈添林部长就来到我们军需部现场办公，他说：后勤工作的重点就是“保生活”，生产生活搞好了，后勤工作就完成了一半。当即拍板当年从军区机动财力拿出1000万元解决部队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重点投资20个旅团副食品生产基地和20个生活服务中心。
四是落实张副主席指示，保证每个士兵每天早餐吃上一个鸡蛋。
在1996年12月的全军军需工作会议上，张翠举部长传达了军委张震副主席的指示：“我每天早上都吃一个煮鸡蛋，感觉对身体很好，能不能让全军官兵每天早上都吃上一个鸡蛋呢？”
各大军区、军兵种军需部长在一起讨论如何抓落实的问题，讨论很热烈，有的提出炒着吃行不行，是不是非得煮着吃？有的说是不是非得吃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算不算蛋？……最后达成一致意见，保证全军士兵每人每天早餐吃到一个煮鸡蛋，作为部队伙食保障一项“硬指标”抓落实。
五是管好用好标准伙食费，减少“跑冒滴漏”。
重点是落实总部颁发的订食谱、给养逐日消耗登记、厨房值班和帮厨、伙食账目公布、饮食卫生等伙食管理五项制度，用制度堵塞各种漏洞。
老夫从1996年初开始，花了一年多时间对14个建制旅团的连队节余伙食费管理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发现，连队节余伙食费被挤占挪用非常普遍，有的师所有建制团被挤占挪用、拿不出来的结余伙食费占比25.6％，少数单位占比一半以上，个别单位甚至被全部占用，严重影响了基层官兵的伙食改善和节约积极性。
为此，我写了一篇长篇报道《管好用好战士伙食费》，在1997年4月6日《解放军报》发表，引起张翠举部长和总部机关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张部长马上召集局领导开会：“你们看到了没有？广州军区肖志夫写的文章……”，他要求总部机关马上组织一次全军节余伙食费被挤占挪用的情况调查，摸清情况后采取措施，切实维护基层官兵的利益。
1994年底，广州军区针对个别连队干部侵占士兵伙食费问题专门下发通报，并组织全区部队伙食费使用管理整顿，针对问题制定措施，有力地保障了基层官兵的伙食费专款专用。
老夫采写了一篇报道《士兵利益不容侵犯》，于1995年2月23日发表在《解放军报》头版报眼，在全军部队引起强烈反响。总后军需部以“广州军区动真格加强部队伙食管理”为题，以《军需简报》第6期加按语转发全军部队，要求各部队学习广州军区的做法，敢于“小题大做”，抓住问题不放，下狠劲整治，确保伙食费吃到战士嘴里。
六是加强军地沟通协调，改善军粮供应质量。
改革开放后，全国粮食价格逐步全面放开，市场经济大潮对军粮供应这块“自留地”发起猛烈冲击，地方粮食部门的经营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突出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一度造成军粮供应质量的不稳定，尤其是驻南方非主产区的黄豆欠供、断供现象时有发生。
为此总部机关积极与国家粮食储备局等有关部委沟通，把军粮供应的各项财政补贴全部收归中央财政，实行“国家兵国家养”，修改了军粮供应办法。同时协调各大单位与各省区政府部门制定相应的补充规定，比如1995年广州军区协商地方政府出台了中南五省区《军粮供应与管理补充规定》，解决了吃晚籼米、供应特制一等小麦粉和吃绿豆难等问题，让部队官兵获得了实惠。
七是表彰奖励先进单位，调动基层“粮草官”的积极性。
旅团生活服务中心主任、连队司务长是部队饮食保障的骨干力量，付出了艰苦的劳动。1997年7、8月，总后军需部组织了“全军先进食堂标兵、先进生活服务中心表彰暨夏休活动”，表彰了全军50个先进食堂标兵和30个先进生活服务中心，张翠举这位全军最大的“粮草官”带领这些部队基层最小的“粮草官”，参加了庆祝建军70周年系列大型活动，参观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还到我国著名的避暑胜地北戴河疗养。
老夫当时担任广州军区代表队“领队”，据我所知，组织这样大规模、高规格的“粮草官”活动，在我军历史上是第一次，截止到目前也是唯一一次，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基层后勤战线的官兵做好保障工作。
八是周密筹划驻港驻澳部队进驻饮食保障，确保“吃好第一餐饭”。
张翠举部长任职期间，经历了1997年香港回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两大历史事件，对于驻港部队、驻澳部队进驻后的饮食供应保障，特别是确保“吃好第一餐饭”，老首长没有少操心。他亲自部署，亲自筹划，直接派遣总部机关干部到港内、澳内调研，与我们广州军区机关共同研究制定保障对策，确保万无一失。
1997年7月4日，我与港内部队打通了首个电话，驻港部队军需处王处长跟我介绍了部队进港后的给养保障情况，由广东省驻香港的一家公司给他们提供主副食品，价格很便宜，比当地便宜很多，都是从内地直接运过去的，基本上没有赚部队的钱；深圳基地供应站已经正式启用，每天有冷藏车向港内部队运送食物……7月1日，保证了部队进驻后“吃好第一餐饭”，当天中午吃上了四菜一汤，晚上会餐吃上十菜一汤。
总部还单独为驻港驻澳部队制定了伙食费标准，当时陆、海、空勤灶分别是每人每天40、50、60港元，每星期可以吃上1次活的水鱼、1次活的龙虾，而当时为港内提供保障的深圳基地官兵执行深圳市9.10元人民币/人日标准。
此外，老夫在这里还要透露一个个人的小秘密——我曾经“辜负”过张翠举部长对我的“知遇之恩”。
1998年12月14日，我收到时任总后军需部张翠举部长为我的第一部著作——《部队生活保障浅论》写的序言，给予我很高的评价：“我了解小肖，他是一个有事业心、勤奋刻苦的‘笔杆子’，近年来先后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300余篇文章。记得他在《解放军报》发表的反映部队生产生活情况的几篇文章，我还让机关的同志好好研究过。现在他从发表过的文章中精选出60余篇汇编成册，这很有意义。以前我很少为别人的书写序，但这本书义不容辞，主要是表示对作者多年来辛勤从事部队生产生活问题研究的感谢，也希望更多的同志来关心支持军需工作，为加强部队全面建设作出努力。”
他在序言的最后说：“肖志夫同志作为一名普通干部，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克服困难，坚持学习研究，提出对工作的看法和建议，精神可嘉。他奉献给事业的，不仅是对工作的一片热情，也是一份力量。我衷心希望大家都来读读这本书，从中得到启示。”
总部机关有些领导同志曾经向我透露过一些信息，说是张翠举部长对我很欣赏，很想把我调到总部去工作，在一次听取给养局领导汇报工作时还专门提到过我：“广州的肖志夫不错嘛！你们不要总是从院校调人！”
那年到北京开会时，给养局领导专门找我谈过话。后来听说我不愿意去，张部长还表达了一些遗憾。今天回想起了，我那时确实有些“不识抬举”。
需要强调的是，当年我请首长写序言只是给他写了一封信，没有任何表示。我的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后，总部机关主动购买了2000本发全军部队。
我深深怀念老首长高尚的人品德行，更怀念已成过往的那个风清气正的年代。
最后，借用成都山人一首藏头诗寄托对张翠举老首长的哀思：
怀志子昂乡，
念兵京城将。
翠柏品高洁，
举军难相忘。
（注：张翠举老首长与唐代文学家、诗人、右拾遗陈子昂是四川遂宁射洪同乡）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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